對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思想的再考察

馬云飛

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劉少奇提出過許多極有價值的經濟思想。其中，“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一個重要的觀點。這一觀點的基本點，是主張運用價值規律、市場調節、經濟競爭、專業化管理等經濟手段（并不完全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引導和管理國民經濟的運行，使之按照經濟建設自身的客觀規律正常發展。

在已發表的回憶文章和研究文章中，一般認為劉少奇的這一觀點是在60年代初期為調整國民經濟而提出的，筆者也曾贊同這一說法，并在有關文章中作過論述。近來更為系統地研讀了劉少奇有關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論著，感到上述說法并不全面。統觀劉少奇建國前夕及建國后十幾年的經濟思想和實踐活動，應當得出這樣的認識：“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劉少奇經濟思想中貫穿始終的核心觀點，是他對如何領導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思路的一種理論表述。

本文試就這一新認識對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思想作一簡略考察。

一

劉少奇的這一觀點在他為新中國經濟建設構思藍圖的時候就已作過明確表述。

中國共產黨人對新中國建設藍圖的具體構思工作，是在與蔣介石反動政府進行軍事戰略決戰的同時展開的。1948年9月，即三大戰役發動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詳盡討論了對新中國經濟的設想，標志著經濟建設事業已經正式列入黨的議事日程。以此為開端，到建國初期的最初幾年中，中共中央對新中國經濟建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在基本思路和大政方針上取得了共識。

這一時期，也是劉少奇理論思維比較活躍的時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之一，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方針的探索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他不僅參與了黨中央對經濟建設方針的制定，而且在他的講話和著述中，系統地闡述了對新中國經濟的構想。這些構想，在總體上同黨中央制定的建設方針是一致的，在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側重點上，又有著獨到的見解。

劉少奇關于新中國經濟的構想大體是：新中國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這個階段既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同于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帶過渡性的“特殊的歷史形態”①，在我國將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②新民主主義社會由5種經濟成分構成，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這5種經濟成分在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都將得到相應的發展。由于國家在資金、人力、物力上的集中支援，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會發展得很快，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得到發展，但發展速度相對要慢些，比重相反會減少。以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為主體的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也會發展，并更多地以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正確引導各種經濟成分的健康發展，并積極創造條件，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如何引導以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為主的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

這兩個問題也是劉少奇思考的重點。他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用“和平的經濟競爭”的辦法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用商業的辦法，用組織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引導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的主張。

劉少奇認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新中國國民經濟中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國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適當發展，對于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它又處在和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競爭的地位，“它的發展方向是要走舊資本主義道路”。③劉少奇提出，對于它有利的一面，我們應當采取扶持和幫助的態度，并且是在較長的時期內“城懇地發展它”。④而對于它不利的一面，我們則應采取限制和斗爭的態度。“我們與資產階級有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個斗爭的結果，將決定新中國的性質。如果我們對這點不覺悟，在方針上犯了錯誤，是危險的。”⑤但同時，也要防止過早地采取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用對待封建主義的辦法來對待資本主義同樣是危險的。

那么，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我們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呢？劉少奇在1948年9月寫的《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一文及當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12月召開的華北財經委員會會議上多次提出：要用“和平的經濟競爭”的辦法。他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經濟競爭，“就是不以行政手段為主”，“是在大體相同的條件下，看誰經營得好”。⑥之所以采取這個政策，是因為對于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官僚資本和阻礙國計民生的投機資本可以采取沒收或禁止的措施，但對于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對經濟發展仍然起到積極作用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卻不能簡單地沒收或禁止，“必須在和平的合法的經濟競爭中證明了新民主主義制度優于舊資本主義制度之時，舊資本主義才會讓位于新民主主義”。⑦

在這里，劉少奇實際提出了執政黨如何對待多種經濟成分的基本思路。這就是不應簡單地使用行政干預的手段來禁止或限制某種經濟成分的發展，而應當采用經濟手段，使各種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經濟實體在平等的條件下，在法律的保障下展開競爭，在競爭中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以實際成效證明新民主主義制度（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劉少奇的這個思想，不但在當時對指導我們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在今天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我國是一個小生產占極大優勢的農業國家，這是新中國建立之后面臨的基本國情之一。在這樣的國家中，如何把小生產者組織起來，納入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之中，并為以后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創造條件，是我們黨如何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又一關鍵問題。劉少奇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用商業的辦法，用組織供銷合作社的辦法”組織小生產者的重要思想。

劉少奇認為，在小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中，千千萬萬分散的、獨立的小生產者是經過一種商業關系把他們相互聯系起來，并把他們與大工業聯系起來，構成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整體。“商業在這種經濟體系中占有極端重要的地位”。⑧如果我們把握住商業這個國民經濟運行鏈條中的重要環節，我們就能掌握領導的主動權，“小生產就能發展，并能與整個國家經濟配合，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向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發展。”⑨顯然，劉少奇在這里所說的商業，就是市場經濟的另一種表述。他在這一時期還說過：“誰領導了市場，誰就領導了國民經濟”。⑩劉少奇提出，在農村中掌握市場的最好形式，就是在廣大范圍內組織供銷合作社。

合作社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在根據地內大力提倡的一種農村經濟組織形式，在構思新中國經濟藍圖時又把它列入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分之一。但在以往的實踐中，更多地是注重生產合作社，而忽略了供銷合作社。劉少奇提出的組織供銷合作社的思想，在我們黨的合作社理論中是一個創見。這個思想提出后，黨內曾有些同志提出“生產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哪個重要”的問題，這實際反映了黨內一部分同志對供銷合作社的重要性認識不清的傾向。針對這種傾向，劉少奇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思想：商業是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但反過來又可以支配生產。我們要重視工業，重視農業，同時也要重視商業，“這三者是有機體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在我國歷史上，有“重農輕商”的傳統觀點，在我們黨內，也有重視工農業而忽視商業的傾向，這是不對的。在資本主義占有商業絕對優勢的今天，組織供銷合作社更是一個關鍵，“因為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須用商業的方法戰勝資本家”。（11）

劉少奇在這里提出的在農村中要重視商業，重視市場，用組織供銷合作社的辦法把廣大的分散的小生產者組織起來，引導他們走向集體經濟的設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方面它點明了中國農村的發展趨勢，這就是要加強商品意識和市場機制，走出封閉落后的自然經濟狀態，同社會化大生產緊密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我們對廣大小生產者的組織途徑，這就是要利用商業等經濟手段逐步地加以引導，使這些分散的落后的小生產者在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軌道上，在自覺自愿的前提下（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組織起來。可以設想，如果我國的農村經濟能夠按照這樣一條思路發展下去，將會少走許多彎路。當然，歷史是無法假設的。

由于種種原因，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的一些構想，包括用“和平的經濟競爭”的辦法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用“商業的”、“組織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引導小生產者等重要思想，在實踐中沒能完全得以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工商業公私合營運動的開展，使得我國的經濟以行政命令、甚至是群眾運動的方式較早地進入了社會主義。關于較早在全國范圍內采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得失及經驗教訓，超出了本文所要議論的范圍，不加評說。就劉少奇本人而言，雖然他的一些設想被否定，他也接受了既成的事實，但“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想卻一直沒有放棄，并在新的形勢下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二

從5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的，以強調中央高度集權，按行政區域、行政層次的組織原則，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經濟為基本特征。在這個體制下，生產計劃由國家統一下達，生產資料由國家統購包銷，物價由國家統一制定，勞動力由國家統一安置。這種體制在產生和建立的過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經濟建設剛剛起步的階段也起過一定的作用，但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不斷提高，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劉少奇逐漸感受到現行經濟體制的弊端。從他50年代中后期的著述和講話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深入實際，從調查研究入手，參與了我國重大經濟建設方針的制定和實施，另一方面他又對國家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切中時弊的意見，并試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以糾正，探索一條新的道路。盡管在這個時期中，我國剛剛起步的經濟還處于上升階段，在實踐中沒有受到大的挫折，主觀上對經濟體制的變革要求還缺乏迫切感，再加之國內政治氣候和國際環境的干擾，劉少奇的主張和建議在全局上沒有形成重大影響，但深入考察他的思想脈絡，可以看出，“按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仍是他的基本思路。

1955年底至1956年3月，劉少奇為準備起草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先后約請了國務院30幾個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座談。在座談中，劉少奇詳細了解了國家經濟的實際情況，并對各部門各行業今后的發展和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重要意見。在同商業部和供銷合作總社的負責人座談時，劉少奇針對我國商業系統不了解市場情況、強行用行政命令向下壓貨的官商作風批評說：這不叫做生意，這是戰爭年代供給制的分配方法，應當批判。他要求，我們的商業部門“必須做大量的工作，去了解人民的需要”，“對于人民的需要，你們應當比資本家更敏感”。（12）在同紡織工業部負責人的座談中，他針對輕工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式樣陳舊，品種花色單調，造成產品積壓的現象提出：“工業部門要根據人民的需要進行生產”，“這是客觀規律，不能違背”。（13）不言而喻，劉少奇所說的人民的需要就是市場的概念，也就是說，我們的生產部門、商業部門不能憑主觀想象辦事，應當按照市場的需求和變化來安排生產和銷售，如果我們對市場狀況熟視無睹，不會做生意，那么就必然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之后，劉少奇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八大以后，我國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發展的同時，矛盾和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特別是在高度集權的、以行政命令為主要管理手段的計劃經濟同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之間，矛盾和問題暴露得更為明顯。針對這種情況，劉少奇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的重要思想。這個思想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

首先，這一思想是對單純實行計劃管理體制的反思。他在1957年3、4月間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五省調查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多次提出，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人們對商品的需求有幾萬種、幾十萬種，而我們的經濟計劃只能計劃那么多少類，這就把經濟搞得簡單了，呆板了。再加上我們的經濟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問題就更加突出。他告誡全黨，我們一定要避免蘇聯走過的老路，以蘇為鑒：“蘇聯在這方面的教訓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只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只講究計劃經濟，搞得呆板，沒有多樣性、靈活性。”（14）

其次，這一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內在要求的表述。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社會化大生產，它應該也能夠做到比資本主義經濟更具有優越性。計劃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特征，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靈活性、多樣性，比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真正體現。正如1957年5月他在高級黨校關于整風問題的講話中所說的：“如果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的經濟靈活、多樣，而只有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15）

第三，劉少奇從這一思想出發，結合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建議和主張。這主要包括：（一）要利用自由市場。劉少奇認為，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來說，自由市場有破壞性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對自由市場不能簡單采取取締的辦法，而要采取“經濟競爭的方法”。在同自由市場的競爭中，國營經濟可以從中學到好多東西，并且由于國營經濟有雄厚的實力和國家的支持，一定可以競爭過自由市場，而不會被自由市場所操縱。用經濟競爭而不是用取締的辦法對待自由市場，好處就在于可以使我們的經濟搞得更靈活和更多樣，更大程度滿足人民的需要。（二）要利用價值規律指導生產。劉少奇認為，經濟計劃是主觀的，市場需求是客觀的，客觀實際要比主觀計劃豐富得多，只依賴經濟計劃指導生產，不可能完全滿足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因此，“我們不能用計劃指揮生產的東西，就讓價值法則來指揮它生產”（16），在價格、資源配置、商品分配上采取靈活的政策，這樣，就可以使生產符合客觀的要求。（三）要給企業以更大的自治權利。上級行政機關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妨礙了企業的主動性和機動性，是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弊端，也是把經濟搞得呆板、沒有生氣的重要原因。劉少奇多次提出，國家經濟機關應該超脫些，“認真把該管的事搞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該管的事”。（17）

除上述思想外，劉少奇在50年代中期還提出了許多具有改革意義的思想。例如在農村中注意調整生產關系，生產單位和分配單位要小一點，以利生產力發展的思想；要允許私人開辦工廠，在95%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有5%的資本主義經濟并不可怕的思想；改變由國家統統包下來的用工制度，根據生產需要采用合同工、臨時工的思想等。可以看出，在這些主張和建議中，都蘊含著要遵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用經濟手段來領導經濟的理論內核。但是，劉少奇提出的這些主張和建議，由于50年代后期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錯誤的發展而失去了繼續試點和推行的條件，繼而劉少奇本人由于種種原因也卷入了“頭腦發熱”的渦流，沒能在實踐中取得成效。這是沉痛的教訓，也在我國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遺憾的一筆。

三

進入60年代以后，“左”的指導思想在經濟戰線上造成的惡果愈來愈明顯暴露出來，國民經濟陷入危機之中。嚴酷的現實，使劉少奇很快冷靜下來，他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采取果斷措施，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阻止了國民經濟的大滑坡，并在三年調整工作之后，使國民經濟呈現了上升趨勢。

但是，復蘇之后的國民經濟很快又走上了過去的老路，一些舊的弊端仍然存在，并且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矛盾愈來愈尖銳，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劉少奇敏銳地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

在這個時期，劉少奇再次提出“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想。同建國初期及50年代中期相比，劉少奇再次鄭重提出這個思想，既是他一貫思想的延續，又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經過十多年經濟建設實踐的錘煉，“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想不僅僅是一種帶有某種理想色彩的構想，也不僅僅停留在理論的層次，而是充盈著對走過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對現實問題的緊迫要求，具有很強的實踐性。

1963年10月，劉少奇在同薄一波等工業部門的負責人談論我國工業戰線的問題時，曾充滿憂慮地說：我們現在實行的領導經濟的辦法是一種“超經濟的辦法”，“不是資本主義的辦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18）兩個月后，他在另一次談話中又說：我們現在實行的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的辦法，實踐證明不行。這個問題，蘇聯沒有解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解決，我們也沒有解決。我們是個大國，將來工廠越來越多，究竟怎樣管理，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從劉少奇表露的這些思想中可以感到，正是對現實狀況的擔憂，促使他下決心來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

應當看到，在這個時候提出解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同50年代相比，難度要大得多。一方面，由于我們舊有的經濟體制積弊已久，改變它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承擔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來，“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政治因素對國家經濟活動的制約和沖擊愈來愈大。但正是在這種困難的境地中，體現出了劉少奇勇于實事求是，勇于承擔風險的可貴精神。

“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劉少奇試圖變革我國經濟體制的總體設想。從這一設想出發，他在實踐中主要抓了工業管理體制和流通管理體制的改革。具體來說，就是在當時引起較大影響的試辦托拉斯的嘗試和對物資工作的改革試點。

托拉斯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為了適應市場的激烈競爭，由許多生產同類產品和與產品有密切關系的企業合并組成的專業公司，是一種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組織形式。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曾對這種經濟組織形式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在我國經濟建設剛剛起步之時，劉少奇等人也曾談論過這種經濟組織形式。這次，劉少奇重新提出這一設想并付諸實踐，其主要目的，就是試圖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先進的管理經驗，盡可能減少行政機構對生產企業的干預，使我國的生產活動能夠在符合經濟規律的正常軌道上運行，實行專業化、標準化、系列化，實行獨立經濟核算，最大限度地發揮各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正如他在同薄一波的談話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特別是搞壟斷企業的經驗要學習，”“組織專業公司管企業，可能比行政機構管得好一些。”（19）

在劉少奇的建議下，我國于1963年3月建立了第一個具有托拉斯性質的聯合企業—一中國煙草工業總公司。到1964年下半年，又相繼成立了鹽業、煤炭工業、汽車工業、紡織機械工業、橡膠工業等12個托拉斯式的總公司，托拉斯試點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開。在這期間，劉少奇多次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對我國托拉斯企業的性質、作用、特點，托拉斯企業同行政領導機關的關系，托拉斯企業內部新產生的各種矛盾，以及在試點過程中同舊有經濟體制的協調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述，指導了托拉斯試點工作。在短短的兩三年中，托拉斯試點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2個試點行業的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明顯得到提高。

當然，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我國在60年代所試行的托拉斯管理體制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沒有突破計劃經濟的框架，不是面向市場的產物，而是一種主要對政府經濟計劃負責的組織形式；其次它過分強調了中央的高度集中統一，而忽略了調動地方及其他經濟組織的積極性。但就其組織專業公司、減少行政干預的思路來說，已為當時的經濟體制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對傳統的工業管理模式是一個有力的沖擊。

生產資料的管理和流通是國民經濟體系中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環節。長期以來，受蘇聯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式的影響，我們一直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在國營企業范圍內，實行的是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縱向管理體制和產品統一調撥的分配方法。這種方法，人為地造成了很多矛盾：首先生產部門的經營自由權和獨立核算權得不到承認，成為行政機構的附屬；其次由于單純的行政手段無法及時預測復雜的市場情況，造成一些企業物資積壓而另一些企業物資短缺的混亂狀況，各企業的采購人員“滿天飛”。

劉少奇在50年代就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傳統觀點提出了疑問。在1956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在一次插話中曾提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個觀點恐怕還值得研究。”1959年在海南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學習討論會上，他又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把生產資料當作商品來搞，我們應比他們搞得更好。”1962年以后，隨著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各項重大措施的落實，國民經濟逐步恢復，對物資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劉少奇感到，在這種形勢下，物資工作的改革已經勢在必行。

從1962年到1965年，劉少奇親自抓了物資工作的改革試點。一方面他組織調查組，布署了石家莊、無錫等城市的調查試點工作，一方面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一起對試點工作的途徑和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先后8次召開物資工作的專門會議，發表了許多指導性意見。這些意見的基本點是：（一）要改變物資管理工作“散”的狀況，要集中統一管理，但集中統一管理的目的是為生產建設服務；（二）物資部門要學習商業部管理商品的辦法，“實際上物資部門也是商業部門，是管理生產資料的商業部”（20），“物資工作就是個市場，是生產資料的市場”（21）；（三）物資部門要“干預生產”（22），按市場需求安排生產，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在這期間，他還設想成立“第二商業部”，把物資工作納入商品管理的范疇。在這里，劉少奇實際提出了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可以作為商品流通的思想，為我國物資管理工作沖破單純行政管理的老框框，引進市場機制開拓了一條新路。

從劉少奇60年代抓工業管理體制和流通管理體制的思想軌跡和實踐活動可以看出，經過十幾年經濟建設的實踐，特別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曲折道路，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路更加深化、更加具體了。當然，在計劃經濟的框架還沒有被觸動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改革思路還不可能帶來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在這方面，要走的路還很長，還很艱巨，還需要更加成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因，但就劉少奇提出的“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路和他為此所做的努力來說，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無疑是一次可貴的探索，并為我們留下了極有啟迪意義的思想財富。

注釋：

①②《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47頁。

③同上書，第10頁。

④同上書，第48頁。

⑤同上書，第46頁。

⑥同上書，第51頁。

⑦同上書，第15頁。

⑧⑨同上書，第12頁。

⑩（11）同上書，第55頁。

（12）同上書，第286頁。

（13）同上書，第284頁。

（14）（15）《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78頁。

（16）《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34頁。

（17）《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33頁。

（18）《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28頁。

（19）同上書，第526頁。

（20）同上書，第517頁。

（21）同上書，第548頁。

（22）同上書，第513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199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