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為迎接新中國成立所做的兩件大事

孫東升

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為迎接新中國成立，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將革命進行到底，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在新解放區建立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變革；二是籌備建立新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克服困難，開始籌劃工業化建設。毛澤東說過：“人民革命的勝利，人民政權的建立，是決定一切的。”①[①《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做好這兩件大事，正好完成了這兩方面的任務，從而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的起步開了一個好頭。

一、將革命進行到底，取得軍事上的完全勝利

徹底打敗國民黨反動派，摧毀其統治基礎，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在軍事戰線上乘勝追擊，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成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1949年要面臨的第一件大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挑起內戰，人民解放戰爭開始。頭兩年，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基本處于防御階段；但兩年后，到1947年10月，敵我形勢發生了“基本上的變化”（毛澤東語），人民解放軍開始向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5頁。]，戰爭形勢出現轉折。1948年9月，毛澤東曾預計準備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五年殲敵500個旅左右”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4頁。]。遼沈戰役打響后不久，毛澤東根據敵我力量發生的急劇變化，在11月14日的一篇評論中，對解放戰爭勝利的時間重新作了估計：“只需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頁。]。從1948年9月開始，人民解放軍連續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在4個月零19天的時間里，共殲敵154萬余人，大大加速了全國勝利的到來。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發出“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③[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頁。]的號召；在軍事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

軍事的勝利取決于實力的對比，更取決于人心的向背。1949年春季以后，國民黨只剩下一百六十幾個師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編成或被殲后補充起來的，或者是戰斗力不強的。更為重要的是，這時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是大群大群地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而站到我們方面來。自由資產階級向我們找出路，跟國民黨走的很少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代表們已經或正在成批地來到解放區。整個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崩潰，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是處在極大的混亂和崩潰的狀態中。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范圍內戰勝國民黨。”所以，毛澤東說：“1949年和1950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勝利的兩年。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④[④《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頁。]當然，“輕敵的觀念無論何時是不應該有的，我們決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⑤[⑤《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頁。]

從黨的文獻反映的革命戰爭進程來看，這一年的勝利比預想的還要順利。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向人民解放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部署下，各野戰軍全面出擊，敵人潰不成軍，全國解放已指日可待。

在華東戰場，劉伯承、鄧小平等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領導的第三野戰軍，從4月20日夜開始到21日，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余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徹底摧毀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4月23日，南京解放。接著，二、三野戰軍又分路向南挺進，5月之內連續解放杭州、南昌、上海，7月進軍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廈門。

在中南戰場，林彪、羅榮桓等領導的第四野戰軍，從5月14日開始，在武漢以東團風至武穴間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強渡長江，相繼解放武昌、漢陽和漢口。接著，又南下湖南，程潛、陳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義，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戰軍在9、10月間進行衡（陽）寶（慶）戰役，殲滅國民黨白崇禧軍的主力以后，向廣東、廣西進軍。10月14日解放廣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寧。

在華北戰場，聶榮臻、徐向前等領導的華北各兵團，4月24日攻克太原。

在西北戰場，彭德懷、賀龍等領導的第一野戰軍，在5月20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團繼續向西北國民黨統治區進軍，在8月和9月連克蘭州、西寧、銀川，全部殲滅了國民黨馬步芳、馬鴻逵軍。9月下旬，陶峙岳、鮑爾漢宣布起義，新疆和平解放。

在西南戰場，劉伯承、鄧小平等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同賀龍、李井泉等領導的第十八兵團和第一野戰軍一部，于11月初開始向西南進軍，月內解放貴陽、重慶，12月下旬全殲國民黨胡宗南軍，27日解放成都。12月9日，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宣布起義，云南、西康兩省和平解放。

到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軍已經全部殲滅了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軍隊，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

在上述各個戰役中，作為中國共產黨軍事統帥的毛澤東，時刻關注著戰事的進程，給予了詳細的指導。比如關于渡江時間、地點的考慮，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談判策略，關于總攻上海的時間和步驟，關于擊退胡宗南部和馬步芳、馬鴻逵聯合反撲的作戰部署，關于湖南、新疆和平解放的談判，等等，寫了大量的電報和指示。毛澤東甚至還親自為前線指揮員撰寫瓦解敵人官兵的廣播稿，起草鼓舞士氣的新聞稿，起草并發布新解放城市的通令，等等。因此，全面指揮并取得軍事斗爭的偉大勝利、打敗國民黨反動軍隊，奪取全國大部分城市，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1949年做的一項主要工作，從而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巨大的政治基礎。

二、籌備建立新中國，為新中國的起步做好政治準備

隨著解放戰爭在1947年出現重大轉折，建立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隨即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必須承擔的另一項重大歷史任務，也隨即成為1949年他們要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1947年10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毛澤東審時度勢，發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頁。]的號召。1948年3月20日，在《關于情況的通報》中，毛澤東更進一步具體設想說：“本年內，我們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為時機還未成熟。在本年蔣介石的偽國大開會選舉蔣介石當了總統，他的威信更加破產之后，在我們取得更大勝利，擴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個頭等大城市之后，在東北、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區連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時機大約在1949年。”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頁。]

隨著戰場形勢的日益明朗，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認為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口號的其中一條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③[③《人民日報》1948年5月2日。]

在1949年成立新中國及其中央人民政府，就這樣確定了下來。隨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部署開展了一系列相關工作。

（一）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

“五一口號”發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邀請。全國知名民主人士紛紛響應，并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通過各種渠道陸續到達東北、華北解放區，參與籌劃新中國建國大計。

1948年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進一步確認了這項歷史任務。毛澤東就此指出：“現在，我們正在組織國民黨區域的這些黨派和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準備在1949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頁。]1949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1949年的17項任務，其中第12項任務就是“必須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以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②[②《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國家建設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國防建設、文化建設等等，召開新政協會議、籌建新中國實際上成為1949年黨和全國人民最重要的政治建設任務。

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文獻，已經公布很多。本文僅舉三份文電為例，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重大任務的歷史進程。

一是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關于歡迎民主人士工作致東北局并轉李富春、張聞天電。當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等到達沈陽后，如何舉行歡迎大會、如何確定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代表名單，歡迎會之后如何作新聞報道等等，由于事關重大，中央非常重視。在劉少奇起草的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周恩來均做了修改。其中要求：在開歡迎會前，須有很好的政治準備，以保證大會上講演的人能夠堅決贊同我黨新年獻詞的基本主張；大會上設法使李濟琛、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章伯鈞、蔡廷鍇、李德全、馬敘倫、彭澤民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講話；在取得他們同意之后，可由新華社記者發表對于他們的訪談。③[③中共中央關于歡迎民主人士工作致東北局并轉李富春、洛甫電報，1949年1月6日。]電報中還詳細安排了已到達的33位人士的宴會座次。由此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對這些民主人士的安排多么慎重，工作做得多么周到和細致！

對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還體現在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各級政府領導班子作合理安排，發揮他們在建設事業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候選人問題給東北局的復電中，指出39名候選人中“非黨人士僅占四人，太少了，應再補充幾位黨外人士，如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可留若干空額，俟政協會后，可考慮從此間派些民主人士去”。毛澤東還特意加上一句：“此點很重要，應使黨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則更好。”①[①中共中央關于同意東北人民政府候選人問題致東北局的電報，1949年8月3日。]

二是毛澤東1949年7月31日發給正在蘇聯訪問的劉少奇、王稼祥的電報，指示劉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其時，新政協籌備會議已經結束，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并定于9月份召開。劉少奇當時擔任黨內五大書記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當時正率團在莫斯科同蘇聯商談新中國建設的一些具體事宜。電報要求：“少奇可先回國，留稼祥在莫斯科，幫助劉亞樓、張學思等接洽創辦空海兩校事完畢，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國一行參加政協，然后再去蘇聯。”請劉少奇暫離莫斯科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正說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此外，毛澤東還對蘇聯專家的去留發表意見：“我認為阿洛夫、米大夫（均為當時受派幫助中國工作的蘇聯醫生——引者注）二人仍以留在中國工作為好，因為他們對中國情況已相當熟悉，他們已學了許多中國話，他們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們的某些缺點是可以改正的，惟他們須統一在柯兄（即柯瓦洛夫，當時為來中國幫助工作的蘇聯專家組負責人——引者注）領導之下”。②[②中共中央關于參加新政協會議致劉少奇、王稼祥的電報，1949年7月13日。]電報透漏出的關于蘇聯專家的信息，也反映了當時蘇聯黨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真誠友誼。

三是毛澤東1949年8月30日寫給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的親筆電文。這年8月19日，程潛致電毛澤東，對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包括湖南省人民政府人事安排等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毛澤東認為“尊見極好，完全同意”，并說：“新政協召開在即，擬請我公及仇亦山（即仇鰲——引者注）、陳子良（即陳明仁——引者注）出席，共商國是，倘能命駕，無任歡迎。”①[①毛澤東關于參加新政協會議致程潛的電報，1949年8月30日。]這類的電報大多已為公眾所熟知，如毛澤東、周恩來寫給宋慶齡的幾封著名信函等，都表明了中共領導人對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對協商建國的真誠態度、博大胸懷。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不懈努力和具體領導下，經過充分的籌備，新政協會議于1949年9月在北平勝利舉行。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施政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了新中國的基本制度，解決了新政府成立的一系列問題，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儀式，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開辟了歷史新紀元。

（二）主持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的一切工作，包括形勢的發展變化，似乎都在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預先設計在有條不紊地進行。1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1949年的任務時，第17項是“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還規定這次會議的任務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2、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準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②[②《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頁。]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屆二中全會如期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毛澤東在向大會作的主題報告中，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全國勝利以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報告中指出的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于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以及告誡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的這一告誡，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聾發聵，警示猶存。

七屆二中全會最重要的文獻是毛澤東向大會做的主題報告和總結，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和《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廣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新聞稿》，這是毛澤東在胡喬木起草稿的基礎上修改定稿的，也即會議的新聞公報。在修改稿中，毛澤東重新親筆改寫了其中的第一段，著重申明“全會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并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以及關于“以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與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問題。在文中，加寫了“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接起來”的重要思想。在文末，還加寫了一段“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對于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①[①《人民日報》1949年3月25日。]的論述，給人以信心和力量。

通過閱讀這篇新聞稿，再結合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可以發現，七屆二中全會的主要思想，比如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必須學會管理城市和領導城市，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要鞏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創造條件使治國盡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等等，和毛澤東寫于同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共同構成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因此可以說，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是建國前夕我黨一次意義極其重大的會議，為新中國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政策準備。

（三）不斷總結經驗，學習領導和管理城市。

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革命斗爭，經驗是豐富的，但一旦進入大城市，就會面臨很多困難。怎么辦？毛澤東向全黨大聲疾呼：“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毛澤東特別重視收集各地經驗，多次要求地方負責同志注意調查研究，寫成報告，再由中央轉發各地參照執行。1949年，為了給新中國建設事業積累經驗，在戰事間隙，毛澤東寫了很多這樣的電報。比如，這年2月18日，他致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要求每五天至七天給他寫一次報告，談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等。這是毛澤東領導方法中的重要一環。

1949年8月24日，彭真就北平開展城鄉貿易及恢復發展生產工作，向毛澤東并華北局寫了一份約3500字的報告，詳細匯報了五、六、七三個月來北平市經濟工作概況，城鄉貿易，勞資問題與資本家的情緒及生產狀況等等。毛澤東饒有興趣地仔細閱讀全文，并在兩天后轉發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華中局、西北局，作為研究材料，指出“其中有些經驗是各地可以采用的”。還高興地回函彭真：“八月二十四日的報告收到閱悉，很高興。已轉各中央局參考。請你將此報告抄一份送給黃敬（當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引者注）同志看一下，并請你轉告他我希望他寫一關于天津情況的報告給我，同時抄給華北局。”②[②中共中央關于轉發北平工作情況報告致東北局等電、毛澤東關于轉發北平工作情況報告給彭真的信，1949年8月26日。]

再如，1949年9月3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詢問裁減舊人員、工廠學校內遷、召集各界代表會議情況等問題，并要求轉發康生、張鼎丞、譚震林及各區黨委書記遵照執行。9月9日，饒漱石為回答毛澤東所提問題，將上海與華東概況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詳細報告。其中談到：裁減二萬七千舊人員問題由于過于急迫、處理馬虎簡單，確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決定馬上調查研究，照顧由于被裁而生活無著者，停止裁員，遵照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的原則辦理；工廠、學校內遷是一件復雜而艱巨的工作，不但必須遵守自愿原則，而且必須事先有充分周密的計劃和準備；召集各界代表會議問題，根據上海的經驗，提早召開不但有更好的影響，而且也有把握保證領導，大大鞏固和加強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和減少反對派的阻力，在新區各縣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當先選擇上海附近一兩個縣去做，積累經驗；為粉碎敵人封鎖、建設新上海，及時頒布了《關于私營企業勞資爭議調處程序暫行辦法》和《關于復業復工糾紛處理暫行辦法》，上海勞資關系已開始納入正軌；堅決采取整理稅收、增加收入，發動全市各界勞軍運動，進行精簡節約、緊縮開支，全力突擊煤炭運輸等等，保證了上海物價平穩；江南各新區均在集中力量進行剿匪和開展農村工作，建議正式頒布減租條例，以發動群眾和安定人心；在目前上海及江南各地接管工作已告一段落時，為加強思想政策與組織的領導，建議華東局與上海市委分開工作，華東軍區似應加強，民主政府似應建立。①[①饒漱石關于上海與華東近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49年9月9日。]

毫無疑問，對上海這座中國超大城市的關注，關乎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未來。從饒漱石報告中回答各點，可以想見毛澤東當時急于知道的各種問題。9月12日，毛澤東復電饒漱石：“完全同意你申佳電各項意見和辦法”，“你們這樣做，就有了全部的主動權了。”并欣喜地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報告，此外不須做另外的綜合報告。”②[②毛澤東關于同意九月九日電報各項意見和辦法致饒漱石的電報，1949年9月12日。]

在初進大城市的這一年內，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轉發了許多這樣的報告。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向實踐學習，向專家學習，通過總結經驗進行普遍推廣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也是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后大規模建設事業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

此外，關于如何接收國民黨政府舊機構，如何留用舊人員、解決其職位和工薪問題，使他們愉快參加新中國建設事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在吸收平津等地經驗的基礎上，采取了適當措施。

三、配合上述兩件大事，陸續開展其他工作

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共產黨除要繼續完成與國民黨殘余、地方土匪武裝進行軍事斗爭的艱巨任務之外，還將面臨成為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嚴峻考驗，也面臨著如何處理國際、外交問題的嚴峻考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取得他們的經濟和技術支援。從1949年初開始，就多次派劉少奇等高級領導人到蘇聯學習、取經，談判援建事宜，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并恰當地處理了一些國際糾紛，培養了新中國所需要的外交人才。實踐證明，這一切都是行之有效、適合中國當時情況的明智選擇。

這一年里，各主要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陸續建立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選舉了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各主要解放區內健全黨委制，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在中原解放區和長江以南新解放區逐步實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的工作，等等。面對紛繁復雜的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社會等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容應對，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宣布：“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的社論。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問題，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和國都問題等，在討論中做了發言。具有開國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在起草和定稿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毛澤東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說：“中共28年，再加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就是鏟地基。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功夫。高級干部要懂得，全國打開，事情方開始，那時會感覺比打仗還難。”①[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新中國建設的路還很長，但歷史已經證明，黨在1949年確實開了一個好頭。

（作者孫東升：中央文獻研究室黨的文獻雜志社常務副主編、編審）

（來源：《毛澤東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下）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