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為迎接新中國成立所做的努力

孫東升

1949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為迎接新中國成立，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將革命進行到底，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二是籌備建立新中國，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開始工業化建設作準備。

關于第一件大事——將革命進行到底，人們已經熟知。本文結合本期《黨的文獻》首次公布的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迎接新中國成立的9份重要文獻，著重介紹第二件大事——為籌建新中國所做的巨大努力。

籌備建立新中國，是解放戰爭在1947年出現重大轉折后即預想到的任務。到了1948年，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建立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務更為迫切。其決策發展過程大致是：

1947年10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毛澤東審時度勢，發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①（注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頁。）的號召。1948年3月20日，在《關于情況的通報》中，毛澤東更進一步具體設想說：“在本年蔣介石的偽國大開會選舉蔣介石當了總統，他的威信更加破產之后，在我們取得更大勝利，擴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個頭等大城市之后，在東北、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區連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時機大約在1949年。”②（注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9頁。）

隨著戰場形勢的日益明朗，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著名的“五一口號”，認為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③（注③：《人民日報》1948年5月2日。）隨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部署開展了一系列相關工作。

（一）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

“五一口號”發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邀請。全國知名民主人士紛紛響應，并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通過各種渠道陸續到達東北、華北解放區，參與籌劃建國大計。百川歸海，眾星拱北，與各民主黨派人士、各界名流、地方代表在民主基礎上共同協商建立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即將承擔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

1948年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進一步確認了這項歷史任務。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正在組織國民黨區域的這些黨派和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準備在1949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①（注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7頁。）1949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1949年的17項任務，其中第12項任務就是“必須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以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②（注②：《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文獻，已經公布很多。本期《黨的文獻》新發表的文電中，有三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重大任務的歷史進程。

第一份文電，是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關于歡迎民主人士工作致東北局并轉李富春、張聞天電。當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等即將到達沈陽，如何舉行歡迎大會，如何確定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代表名單，歡迎會之后如何作新聞報道等等，都需要慎重考慮。由于事關重大，中央非常重視。在劉少奇起草的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周恩來均作了修改。其中要求：在開歡迎會前，須有很好的政治準備，以保證大會上講演的人能夠堅決贊同我黨新年獻詞的基本主張；大會上設法使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章伯鈞、蔡廷鍇、李德全、馬敘倫、彭澤民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講話；在取得他們同意之后，可由新華社記者發表對于他們的訪談。電報中還詳細安排了已到達的33位人士的宴會座次。由此可見，中央對這些民主人士的安排多么慎重，工作做得多么周到和細致！

對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還體現在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各級政府領導班子作合理安排，發揮他們在建設事業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候選人問題給東北局的復電中，指出39名候選人中“非黨人士僅占四人，太少了，應再補充幾位黨外人士，如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可留若干空額，俟政協會后，可考慮從此間派些民主人士去”。毛澤東還特意加上一句：“此點很重要，應使黨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則更好。”③（注③：中共中央致東北局的電報，1949年8月3日。）

第二份文電，是毛澤東1949年7月31日寫給正在蘇聯訪問的劉少奇、王稼祥的，指示劉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其時，新政協籌備會議已經結束，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并定于9月份召開。劉少奇當時作為黨內五大書記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要求他暫停在蘇聯的訪問、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正說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電報中提到一些蘇聯專家的名字，也反映了當時蘇聯共產黨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真誠友誼。

第三份文電，是毛澤東1949年8月30日寫給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的，電請他和陳明仁將軍、仇鰲先生命駕北上，共商國是。這類的文電還有很多，比如毛澤東、周恩來寫給宋慶齡的幾封信函等，表明了中共領導人對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對協商建國的真誠態度、博大胸懷。

關于新政協會議的來往文電、信函、講話、報告很多，僅《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就收有周恩來的有關文稿近30篇。這里發表的中央和毛澤東的三份文電，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二）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的一切工作，包括形勢的發展變化，似乎都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預先設計有條不紊地進行。1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1949年的任務時，第17項是“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還規定“這個會議的任務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2.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準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①（注①：《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35頁。）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屆二中全會如期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毛澤東向大會作主題報告，提出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全國勝利以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報告中指出的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要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侵襲；告誡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至今振聾發聵、警示猶存。實踐證明，七屆二中全會是開國前夕我黨召開的一次意義極其重大的會議，為新中國的成立做了充分準備。

本期《黨的文獻》發表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新聞稿》，是毛澤東在胡喬木起草稿的基礎上修改定稿的。他親筆改寫了其中的第一段，著重申明“全會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并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以及關于以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與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問題。在文中，加寫了“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的重要思想。在文末，還加寫了一段“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對于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的論述，給人以信心和力量。

通過這篇新聞稿，再結合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可以發現，七屆二中全會的主要思想，比如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必須學會管理城市和領導城市，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鞏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創造條件使中國盡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等等，和毛澤東寫于同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共同構成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

（三）總結經驗，學習領導和管理城市

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革命斗爭，經驗是豐富的，但一旦進入大城市，就會面臨很多困難。怎么辦？毛澤東向全黨大聲疾呼：“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②（注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1頁。）毛澤東特別重視收集各地經驗，多次要求地方負責同志注意調查研究，寫成報告，再由中央轉發各地參照執行。比如，1949年2月18日，毛澤東致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要求每五天至七天給他寫一次報告，談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等。

8月24日，彭真就北平開展城鄉貿易及恢復發展生產工作，向毛澤東并華北局寫了一份約3500字的報告，詳細匯報了五、六、七三個月來北平市經濟工作概況、城鄉貿易、勞資問題與資本家的情緒及生產狀況等等。毛澤東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全文，并在兩天后轉發給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華中局、西北局，作為研究材料，指出“其中有些經驗是各地可以采用的”。還高興地給彭真回函：“八月二十四日的報告收到閱悉，很高興。已轉各中央局參考。請你將此報告抄一份送給黃敬同志看一下，并請你轉告他我希望他寫一關于天津情況的報告給我，同時抄給華北局。”

在初進大城市的這一年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轉發了許多這樣的報告。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向實踐學習、向專家學習，通過總結經驗進行普遍推廣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也是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后大規模建設事業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

此外，關于如何接收國民黨政府舊機構，如何留用舊人員、解決其職位和工薪問題，使他們愉快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事業，中共中央也是在吸收平津等地經驗的基礎上，采取適當措施的。

（四）其他工作

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共產黨除要繼續完成與國民黨殘余、地方土匪武裝進行軍事斗爭的艱巨任務之外，還將面臨成為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嚴峻考驗，也面臨著如何處理國際、外交問題的嚴峻考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取得他們的經濟和技術支援。從1949年初開始，中央多次派劉少奇等高級領導人到蘇聯學習、取經，談判援建事宜，協商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并恰當地處理了一些國際糾紛，培養了新中國所需要的外交人才。

這一年里，各主要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陸續建立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選舉了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各主要解放區內健全黨委制，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在中原解放區和長江以南新解放區逐步實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的工作，等等。面對紛繁復雜的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社會等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容應對，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宣布：“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的社論。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問題，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和國都問題等，在討論中作了發言（參見本期《黨的文獻》）。具有開國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在起草和定稿過程中，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9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兵團發布指示（參見本期《黨的文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與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各地應舉行盛大熱烈的慶祝。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規定每年10月1日為國慶日。

毛澤東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說：“中共28年，再加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就是鏟地基，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功夫。高級干部要懂得，全國打開，事情方開始，那時會感覺比打仗還難。”①（注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新中國建設的路還很長，但歷史已經證明，黨在1949年確實開了一個好頭。

〔作者孫東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