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百姓,治人先治己
——閑說南宋名臣王十朋
心中有百姓,治人先治己
——閑說南宋名臣王十朋
孫東升
有宋一代,名臣輩出。愛民敬民的王十朋便是其中之一。
王十朋(1112—1171),字龜齡,號梅溪,浙江樂清人,南宋高宗時進士。他少時學通經史、詩文遠近聞名,但因南宋政治腐敗、科場黑暗,屢試不第。公元1157年3月,已46歲的王十朋“時來運轉”,高宗皇帝趙構在主持和批點殿試時,認為王十朋“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故錄為狀元。
王十朋政治上的主張是反對與金人議和,因而受到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排擠。公元1164年,他被迫離京,擔任饒州知府。次年7月,移知夔州,后又知湖州、泉州。他一生的政績主要在饒州、夔州、湖州、泉州州牧任上。他曾屢次奏請為農民減免租稅,抑制豪強,獎勵農桑,倡導綠化,興辦學校,且嚴于自律,兩度“割俸”,得到百姓的好評。當他調離饒州時,饒州百姓上書請留,并把他必經橋梁拆掉,王十朋只得改道而行。百姓復修此橋,并改名“王公橋”。調離湖州時,湖州百姓焚香拜送。離夔州時,百姓為其立生祠奉祀。泉州任滿,離開之際“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涕”。同代名士汪應辰在為王十朋撰寫的墓志銘中這樣評價說:“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
王十朋46歲狀元及第,60歲去世,為官時間只有十多年。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員,為什么能夠得到百姓如此的擁護呢?在《湖州到任謝表》中,王十朋說過這樣一句話:“但思治己以先人,豈忍奪民而生事!”也就是說,他認為為官者心中要有百姓,不可做“奪民”之事,治人必須先治己。這是王十朋治道的思想基礎。
因為心中有百姓,王十朋為官做事,把撫愛黎民百姓作為首要任務。他初任紹興僉判時,就將自己的官署命名為“民事堂”。他在《民事堂賦》中云:“啖民脂以飽妻子兮,猶雀鼠之偷太倉。茍不民事之是思兮,又將奚逭乎天殃。”當時紹興正遇水災,他深入民間賑濟救災,組織恢復生產。為了防止貪官污吏欺壓百姓,他常親臨納稅收捐現場進行監督。他要求對百姓“撫字為先,催科次之”。他關心黎民的疾苦,一到夔州任上就停止向竹筒引水民戶收費,使“義泉”名副其實。戶部責夔州、湖州虛逋錢甚急,作為知州的王十朋為民請命,抗章不允,兩度辭職。1168年,王十朋出知泉州,任期不到兩年,卻經常下鄉勸農,遇風暴親巡救災,并且倡修晉江田塘,灌田十余萬畝。
王十朋行事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早在任紹興僉判時,王十朋曾不顧京官張侍郎的惡勢力,為紹興平民魯六平冤。另據《宋史·王十朋》載,王十朋出知饒州,宰相洪適回鄉拜訪,提出要占用公學地盤擴建自家私宅后花園,王十朋不畏其為當朝宰相,也不因洪適的弟弟洪邁是自己好友,斷然予以拒絕:“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此事一時朝野皆知,傳為佳話。
王十朋自己心中有百姓,也要求屬下官員要心中有百姓。為此,他特別重視對官吏進行愛民教育。在泉州,他一到任,就在府署召集所屬七個縣的縣令開會,作《宴七邑宰》詩宣示做官為民愛民之旨:“九重宵旰愛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殷勤端為庶民斟。”事后還對他們的政事進行考核。僚屬間誰有錯誤,他“反復告誡,俾之自新”。晚年在泉州任上,他與同僚共立戒賄的“戒石”,其《修戒石》詩云:“君以民脂膏,祿爾大夫士。脂膏飽其腹,曾不念赤子?貪暴以自誅,誅求不知恥……一念茍或違,方寸寧不愧!清源庭中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敕己。”警示官吏不得害民。他在一首詩中抒發自己的襟抱:“要令列郡法清白,了無一吏橫索錢。”
王十朋深諳治人先治己的道理。他為政廉潔,律己甚嚴。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不欺室”,其《書不欺室》詩云:“室明室暗兩何疑,方寸長存不可欺。勿謂天高鬼神遠,要須先畏自家知。”他常以“清白”自勉,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他的夫人賈氏,品德高尚,要求他除薪俸外,不要向公家多取一分錢。十朋身為知州,薪俸不低,卻由于他和夫人憐貧好施,割俸義助,家中十分清貧。史料記載,隆興元年(1163年)他辭官歸里,妻、子在家竟然“有饑寒之號”。泉州任上,一次王十朋向夫人嘆窮,夫人勸他:“君今勝作書會時矣,不必言窮。”幾天之后,夫人就因病不治,遽然辭世。悲痛之余,王十朋將原話記錄在《悼亡》詩“注”中。妻子死在泉州任所,因路遙無錢,靈柩不能及時運回家鄉。他在給皇帝寫的《乞祠不允》詩里記述云:“臣家素賤貧,仰祿救啼饑。”“況臣糟糠妻,蓋棺將及期。旅櫬猶未還,兒女晝夜悲。”結果靈柩在泉州停放了兩年。他嚴格教子,兩個兒子在他死后“猶如布衣”。
王十朋十多年為京官、為知州,他關心的是國家,是黎民。由于他品德高尚,朱熹將他與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論,說海內有志之士對他“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宋孝宗評價他為“南宋無雙士,東都第一臣”,《四庫全書總目》更是推崇他“立朝剛直,為當代偉人”。撿拾、了解王十朋的生平事跡,800年前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員尚能如此,其言其行不也值得今天的我輩后人清夜而思么?
[作者孫東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