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大軍事家周恩來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

汪浩

摘要：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確認的杰出軍事家。他是一位大軍事理論家、戰略家、實踐家。他在革命軍事史上有諸多“最”、諸多“第一”。除毛澤東外，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最主要貢獻人，也是除毛澤東之外中國革命軍事史上的大軍事家。

關鍵詞：周恩來；軍事家；紀念；建軍節

關于周恩來軍事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較豐碩的成果。1996年周恩來研究述評學術研討會及其以后出版的文集，對此已有總結性評論，這里不再重復[1]214。其后又有李連慶、金新果《大軍事家周恩來》問世和斷斷續續這方面論文的發表，應該說這是周恩來研究成果較多的一個方面。但同周恩來精神、“文革”中周恩來、周恩來外交和統戰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參與者沒有那么廣泛，成果也沒有那么多。周恩來是全黨楷模，周恩來精神廣為傳頌，周恩來是中國外交第一人、統戰第一人等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大軍事家周恩來，了解者顯然較少，甚至有人認為，在中國革命軍事領域里，只知有“朱毛”而不知有周。今年是建軍80周年，是南昌、秋收、廣州三大起義80周年。周恩來軍事生涯將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為了紀念，這就有了我們探討怎樣認識大軍事家周恩來這一話題。

一、關于“一個者”、“三個一”、“四個家”的評價

對于周恩來的歷史定位，最初在1976年的訃告和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詞中是這樣說的：“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2]這個評價，人們不太滿意。主要有四點：其一，沒有承認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二，在以毛澤東為是非標準的年代里，沒有認定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其三，沒有確認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人民軍隊締造者之一的地位；其四，沒有揭示周恩來與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區別，沒有突出周恩來在外交、統戰、軍事等方面的特殊貢獻。

周恩來逝世后十年，中外研究者和廣大人民群眾一直關注這個問題，并一再要求中共中央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法。1986年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周恩來”詞條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撰寫，對周恩來的評價有所前進，但仍不能令人滿意，而且也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又過十年，1996年，周恩來逝世20周年，在周恩來研究述評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又提出這個問題，要求中央作出令人滿意的對于周恩來的評價。1997年春，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前夕，中辦9號文件作了明確的回答：“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者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這就是延用至今的關于周恩來歷史定位“一個者”、“三個一”、“四個家”的表述。周恩來是杰出軍事家被黨中央正式確認。

二、在革命軍事領域的諸多“最”和“第一”及相關問題

周恩來在中國革命軍事史上有諸多“最”和諸多“第一”。趙春生同志指出：有人歸納出幾個“最”：“最早懂得武裝斗爭和革命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最早明確提出創建革命軍隊”，“最早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革命道路的理論”，“他是我們黨最早的軍事領導人（1924年任兩廣區委軍事部長，1925年5月任中央軍事部長，后長期任軍事最高領導人）”，“他是我們黨最早獲得少將軍銜的軍事將領”[3]。

另外，周恩來還是中國革命武裝的早期雛形——孫中山大總統府鐵甲車隊的組織者，這支武裝在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后成為北伐軍主力——葉挺獨立團的骨干力量；周恩來在兩次東征中，最早創造了革命武裝一些基本的政治工作經驗，這成為他和中共早期領導革命武裝的重要財富；周恩來是城市工人武裝暴動最早成功組織者和領導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周恩來是三大起義（八一、秋收、廣州）的最高組織者和領導者；周恩來是最早以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宣傳和推廣朱毛紅軍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經驗而不要迷戀于奪取中心城市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是中共唯一一位從中共武裝力量的最初組建、直到逝世，長達半個多世紀，一直是人民革命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人或最高領導人之一。

周恩來是中國外交第一人，統戰第一人，已有定論。既然周恩來軍事方面有如此多的“第一”，為什么不提周恩來是“中國軍事第一人”？

在中國革命軍事史上，早期是“周負責、毛幫助”，后期是“毛負責、周幫助”。這種模式大體上可以說從上世紀30年代初到1976年周毛相繼逝世。“周負責、毛幫助”是在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后，毛澤東受到臨時中央執行“左”的“國際路線”領導人的排擠那個特定情況下形成的。在中國革命軍事史的前期，周恩來的貢獻是無人可比的。但到了“三大起義”后，特別是朱毛紅軍會師以后，中央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朱毛的軍事地位顯著上升。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別人難以替代。后來發生贛南至寧都會議排擠毛澤東的事，從上海到中央蘇區的周恩來，被境外研究者說成是銜臨時中央之命，奪了毛澤東黨權和軍權。近十多年的研究證明，這種說法是對周恩來的有意中傷。在臨時中央排擠毛的過程中，周恩來在臨時中央與毛澤東之間，做了大量維護毛的工作。但結果毛仍被排擠，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對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湘江戰役后，黨內軍內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左”的路線的危害，包括周恩來也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對紅軍的不可替代性，這就是后來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率先推舉毛出山領導紅軍的背景。雖然遵義會議的決議結果仍然是“周負責、毛幫助”的格局，但周恩來主動讓賢，處處支持毛澤東充分施展無人能及的軍事天才，創造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軍事奇跡。在此期間，發生古城戰役失利，博古、王稼祥等人懷疑毛指揮能力；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場問題上，毛澤東的意見與絕大多數人意見相左，毛辭職，張聞天同意并舉手通過讓毛辭職，后經毛再找周恩來，周恩來從中斡旋，才使毛辭職未致弄假成真等曲折，可見周對毛軍事領導地位確立的舉足輕重的貢獻。就連攻擊誣蔑周恩來的高文謙也不得不承認，遵義會議前后，周恩來作出支持毛澤東的重大抉擇是周恩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至深至巨”[4]。在四川沙窩，周恩來病重不能視事，1935年8月19日中央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陜北下寺灣會議，張聞天推薦毛澤東任軍委主席，王稼祥推薦周恩來任軍委主席，毛澤東附和王稼祥意見，但周恩來堅持讓毛任主席，他與彭德懷任副主席。至此，軍事領導格局由“周負責、毛幫助”轉變為“毛負責、周幫助”，直到革命勝利。毛澤東曾說，解放戰爭中，周恩來是他的主要助手。解放后，形式上不存在這個格局了，但本質上依然如此，這從朝鮮戰爭以及臺海之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軍事行動，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沒有提周恩來是軍事第一人，不僅僅是因為周后期軍事貢獻無法與毛相比，更重要的還有兩點：

其一，周恩來在中國革命早期軍事方面的貢獻，雖然是無人可比的，但此時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所取得的軍事方面的成功，僅是局部的成功，沒有全局的成功。全局的勝利是其后在毛的領導下取得的。

其二，同周恩來任何其他方面的貢獻和成功一樣，周恩來的成功是因為有毛澤東。正如金沖及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不會成為今天這樣的周恩來。當然從青年時代起，周恩來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還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領導。”[5]這就是不能說周恩來是中國軍事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三、大軍事理論家

大軍事家，不僅要求有偉大的軍事業績，還要求有軍事家所處的那個時代重大的系統的軍事理論。就周恩來來說，在軍事理論方面有如下幾方面重大貢獻：

第一，1922年，周恩來就論述了革命武裝對于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6]104

第二，在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中，他創造了一整套革命軍政治工作經驗，特別是他對創建新型軍隊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初步解決了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建軍的宗旨，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規定軍隊的紀律，處理軍民關系等。毛澤東曾指出：“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7]1925年6月，他曾為黃埔軍校學生作“軍隊中的政治工作”[6]116的講演，明確指出“軍隊是壓迫階級的工具，而也可以作為被壓迫階級的工具”，“這軍隊便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6]116。說明他很自覺地進行這方面的理論研究。

第三，周恩來對于中共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思想這一重大理論有著突出的貢獻。關于這一理論，概括周毛逝世以后30年的研究成果，我們應確立四點認識：1、這一重大理論，是中共老一輩革命家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應簡單地歸納為哪一個人的功勞；2、毛澤東、朱德等人開創革命根據地，是這一理論實踐的先導，有開創之功，是打破臨時中央執行國際路線——堅持城市中心論的開始，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邁出的第一步；3、當時處于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地位的周恩來最早敏銳地察覺朱毛紅軍這一重大實踐的巨大意義，并從理論的高度加以審視。“八七”會議以后，中共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兩大指導方針，但在實踐上如何將這二者結合起來，當時中共領導人一時還很少有人去做。周恩來最早在這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他研究了廣州起義的教訓和廣東黨內的分歧以及三大武裝起義后中共黨組織的狀況，思考了“八七”會議以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1928年1月，他指示賀龍、周逸群等前往湘鄂邊創建革命根據地時提出“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方針[6]198。1928年4月，他指出：“中國革命因為農民占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與俄國的不同。”他批評那種只重視城市工作而忽視領導農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觀點說：“過去城市的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形式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要這樣，必致引到鄉村（對城市）的等待，這是不好的。”他認為，現在需要加緊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6]201。這是周恩來聯系中國實際，逐步拋棄城市中心論的開始。1928年6月，他在六大發言中強調，中國革命有武裝割據局面的可能。他說：“對于南中國的幾省中，在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因為這與全國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關聯。同時，我們要組織廣大群眾于蘇維埃口號之下，以總暴動來實現蘇維埃政權。”[6]2101929年3月，周恩來在給賀龍、周逸群的信中指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主要任務，還在游擊區域之擴大，群眾發動之擴大，決不應超越了主觀的力量（主要的還是群眾的力量，不應只看見武裝的力量），而立刻企圖占領中心之工商業的城市。”[6]2401929年9月，他在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信（“九月來信”）中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1930年4月，他在德共《赤旗報》上寫道：“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9月，他糾正立三路線，明確指出“紅軍向中心城市發展這一路線是不會實現的”，“你們的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布置暴動上做文章”[6]270。所有這些，我們看到了周恩來關于這個問題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以“九月來信”為標志，周恩來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核心內涵，已經基本架構起來。“九月來信”是周恩來、李立三、陳毅共同研究，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當然不能否認陳毅、李立三這方面的貢獻，但主導者是周恩來。4、毛澤東、朱德等人創立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上把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結合起來。1930年，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毛澤東開始把這一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來認識。周恩來較早地從理論上思考這一問題，這同他處于黨的實際負責人的地位有關。正如有些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一理論的開創時期，周恩來比同輩人提出要早些，論述也較深一些，當然，這一理論形成科學體系并臻于成熟，則是到抗戰時期，毛澤東集中全黨的集體智慧，總結全黨的革命實踐經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完成的”[1]218-219。金沖及同志指出：“周恩來在引導全黨重視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貢獻。”[6]269

第四，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主要有：1、關于建軍理論：他指出人民軍隊的階級成分應以工農為主體，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人民軍隊必須無產階級化，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軍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是靈魂。2、關于人民戰爭的思想：周恩來一貫認為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放手發動群眾進行人民戰爭，才是革命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3、關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反復強調依據具體條件和客觀形勢確定作戰方針；在力量相對而言較弱時，堅持積極防御的方針；堅持不斷發展和正確運用作戰形式；戰略上更強調原則性，戰術上更強調靈活性等。他還重視軍事實踐的理論研究。1948年春，他寫了《軍事原則》提綱，提出貫徹十大軍事原則，要實行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內線與外線結合，大步前進、后退和機動與發動群眾創造戰場相結合，要注意提高技術和戰術，節省人力、物力和彈藥、用于殲滅敵人。這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論水平的軍事論述[1]218。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這些理論貢獻與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貢獻相互輝映，有些是他獨自貢獻的，更多的是他們共同創造的。當然也還有其他領導人的貢獻，但延安時期及其以后，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貢獻更多、更系統。

四、大軍事戰略家

周恩來研究者關于毛澤東、周恩來的關系有一共識，毛周合作一般地說：“毛是決策者，周是執行者”[5]；毛多從戰略上考慮，周多從戰術上考慮。周恩來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一般地說，這是對的。但不能絕對化，更不能以此否定周恩來是個大戰略家。說周恩來是大戰略家的根據是：1、在中央蘇區，毛澤東與執行“左”的國際路線的同志發生分歧，毛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等錯誤戰略，周恩來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并在對待毛澤東問題上，盡力維護毛澤東，堅持認為毛澤東留在前方“對戰爭有幫助”[6]315。2、湘江戰役后，周恩來主動承擔軍事指揮的責任，特別是在通道、黎平會議上，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并讓毛澤東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出席最高軍事會議，并能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后實現了“通道改向”、“黎平轉兵”。其后才會有遵義會議。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重大的決定。這一決定其影響十分深遠，可見周恩來戰略眼光之深邃。3、遵義會議上，他與毛澤東配合默契，以后較長時間與毛澤東保持這種默契。遵義會議上只解決軍事領導權，暫不涉及政治路線和黨的領導問題，以團結張聞天為代表的一大批從王明宗派團體中分化出來的領導人，并逐步實現軍事領導權、黨的領導權向毛澤東過渡。后來的實踐證明，毛周的這一默契具有深遠的意義。迪克·威爾遜引用西方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遵義會議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此前“周毛之間達成了一致意見”[8]116。他還用一句話概括了毛周這種默契關系的意義：“這種引人注目的關系決定了人民中國的整個輪廓和進程。”[8]300保持這樣的默契，在當時中共領導人中，是極少見的。4、不僅長征中，周恩來提出北上“川陜甘”，中共中央兩河口會議“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6]356。抗日戰爭中，挺進華北、太原保衛戰等重大決策，周恩來也參與了戰略謀劃；解放戰爭中，像西北戰場、三大戰役、渡江戰役等等，周恩來協助毛澤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就是像平型關大戰、臺兒莊大戰，也是在聽取了周恩來的意見和建議后，進行戰役計劃的設計的。總之，周恩來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大軍事戰略家。

五、大軍事實踐家

周恩來的軍事實踐，幾乎貫串他的一生。他的軍事生涯比中共自己的武裝力量建立的歷史還早。在中共老一輩領導人中，他作為武裝力量的領導人或領導人之一的時間最長。在革命戰爭年代，他領導或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前文涉及的那些重大軍事活動。就是在建國后，他依然在軍事領域作出了許多重大貢獻。建國初，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朝鮮戰爭爆發，他參與了出兵決策；其后自始至終協助毛澤東制定抗美援朝的戰略和戰役方針，并保障后勤供給；50—60年代，臺海之間的軍事行動，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就是“文革”動亂的年代，他一也如繼往地協助毛澤東，粉碎了林彪、“四人幫”一個個篡黨篡軍的陰謀，保障人民軍隊領導權和指揮權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作為大軍事實踐家周恩來除了上述這些實踐活動以外，另有如下幾點，我們應該注意到：

第一，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的早期工作有重大關系。1929年，朱毛紅軍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后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決議，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其后周恩來到中央軍區，形成了“周負責、毛幫助”的軍事領導格局，使紅軍多次粉碎蔣介石的軍事圍剿，直至長征前夕。前文已經涉及，紅二方面軍的前身，紅二、六軍團，賀龍肖克所部，從派賀龍、周逸群等到湘鄂邊創立根據地起，周恩來就一直就建軍思想、發展方針多次給予指導，甚至具體指示他們學習朱毛紅軍，包括將黨支部建在連隊、游擊戰十六字訣[6]241等。就是第四方面軍，也是在周恩來組織領導下發展起來的。1929年中央派徐向前等人到鄂豫邊，1930年3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鄂豫皖邊特委和紅一軍軍部正式成立，這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紅四方面軍的前身。1934年春，在第五次反圍剿極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應鄂豫皖省委的要求，派程子華到鄂豫皖邊區，臨行前，周恩來叮囑他學習和貫徹朱毛紅軍創建根據地的經驗。后程子華任紅25軍軍長，不久西征[6]339。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一方面、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這些也同周恩來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軍委的指導和支持很難分開。”[6]242

第二，周恩來為軍事現代化、國防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1、以兩彈一星為主要內容的國防現代化，他殫精積慮、孜孜以求，在前后僅幾年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從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三級跳；2、協助毛澤東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單一兵種向諸多兵種合成軍隊的戰略轉變；3、為了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他協助毛澤東領導了人民解放軍的授銜、軍委所屬軍事院校的組建、軍隊高級干部的輪訓，以及保持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有關制度的建立，等等。1952年后，周恩來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黨的八大以后不再擔任軍委副主席，但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他仍然關心國防事務，始終是黨和國家的軍事領導人。

第三，在實戰上，在具體戰役的指揮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圍剿，他與朱德、劉伯承等人與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蔣介石最親信的將領陳誠對壘，創立了誘敵深入、預設戰場、大兵團伏擊、大規模殲滅戰的輝煌戰例，后成為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的典型范例。把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歸結為王明路線或毛澤東軍事路線的勝利，這兩種說法都嫌牽強，應該說是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大軍事家聯手創造的杰作。

第四，周恩來長時期是將毛澤東軍事戰略付諸實施的最高、最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這一點為老一輩軍事領導人共同稱道。正如長征中任紅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后來回憶所說：“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的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6]350周恩來的思維方式與工作作風是舉輕若重，但又不被繁忙的事務所困。尼克松曾經指出：“即使他在親身護理每一棵樹時，也總能夠看到森林”[9]331-332，“周所具有的這種精微之處，大大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的世界領袖”[9]330。周恩來所具有的注重調查研究、知己知彼、謹慎嚴細果斷的思維方式和工作作風，正是大軍事實踐家極為可貴的品質。

六、結論

綜上所述，周恩來從1924年擔任中共軍事領導人起的半個多世紀中，一直處于黨和國家的軍事領導人的位置上。毛周合作是中共早期約半個世紀軍事實踐的顯著特點。前期“周負責、毛幫助”，后期“毛負責、周幫助”。在這過程中，“周恩來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在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發展人民戰爭、靈活運用戰略戰術、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的道路、建設現代化國防方面，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216。

軍事家一般不僅要有長期的軍事指揮實踐，還要有卓著的軍功，更要有系統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思想。大軍事家與一般軍事家的區別，不僅在于軍功的更高更大，理論的更系統，還在于其理論的系統、軍功的高大，足以影響歷史的進程。毛澤東、周恩來就是這樣的大軍事家。

中共黨史、中共軍事史，毛澤東、周恩來的名字是相互輝映的。江澤民同志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講話中指出，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在軍事上也是這樣，周恩來更多的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特別是從領導全局走向勝利的角度來看，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這一點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作為大軍事家周恩來，他在中國革命軍事史上地位，如同他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樣，不論你如何肯定他、歌頌他，都不為過，但有一點，那就是必須擺正他與毛的關系，不能把他與毛并列起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周恩來是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中，僅次于毛澤東的大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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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海文，費虹寰.周恩來研究述評[M].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

[2]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訃告周恩來同志逝世[N].人民日報，1976-01-09（1）.

[3]趙春生.把周恩來研究引向深入[M]//汪浩.周恩來研究：第1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7.

[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M].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50-51.

[5]張素華，等.金沖及談毛澤東和周恩來[J].瞭望，1993（42）：18-19.

[6]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7]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

[8][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9][美]理查德·尼克松.領導者[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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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汪浩（1942-），男，江蘇漣水人，研究員，主要從事哲學與黨史研究。

（來源：《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