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毛澤東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的思想

仝華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其中包括他提出的“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頁。]的思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時候，重溫這一思想，對我們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有重要意義。

一、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提出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提出了“在全黨推行調查的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的思想。這篇報告標志著黨的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開始。從報告的全文及黨的歷史和當時的狀況看，毛澤東提出這一思想，主要出于以下考慮：

第一，從黨的歷史看，因缺乏科學的調查研究，許多同志雖然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書，“但是消化不了”，致使“我們走了許多彎路”。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教條主義在較長時間內的盛行，使黨的事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真正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強調查研究。

第二，從現實看，認真地研究現狀和研究歷史的空氣“在黨內是不濃厚的”，這種狀況也亟待改變。毛澤東指出，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于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于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了，忘記了。“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7頁。]糾正這種作風，必須加強調查研究。

第三，“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②[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頁。]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而做好這兩件事都需要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把調查研究看作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這不是一般地講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它對轉變黨的作風，特別是克服主觀主義以轉變黨的學風，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特殊重要性。其原因在于：

首先，調查研究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基礎，它自始至終是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是黨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③[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7頁。]雖然，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這一完整、準確的表述是黨的十二大完成的，并被黨的十三大至十六大黨章所沿用。但這條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都已由毛澤東提出，此后不斷豐富和深化，并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黨的七大得以確立。如果舍棄調查研究，堅持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就成了空話。

其次，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和紐帶。因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交匯點既不在理論這一端，也不在未被認識的經驗事實這一頭，“而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實在的經驗事實的交匯處”。④[④李景源主編：《毛澤東方法論導論》，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8頁。]這也如毛澤東所說：“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他還講道：“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他表示，“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1－792頁。]

再次，調查研究就是“實事求是”中的“求”，沒有這個環節，黨就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從而也就不可能正確地領導人民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不斷從必然走向自由。

最后，沒有調查研究就不可能求得真理，因而也就談不上“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總之，離開了調查研究，堅持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就會落空，黨對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也不可能正確地、充分地發揮。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提出的“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的思想，科學地揭示了調查研究在黨的思想路線內涵中的地位，它把中國共產黨人對調查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二、這一思想的提出對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促進和指導

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的思想，極大地促進和指導了延安整風運動中全黨調查研究之風的勃興。

第一，促進和指導了黨中央設立專門領導機構及正式發布專項指導文件，調研工作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決定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②[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11頁。]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了這一問題。決定成立中央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局長，任弼時為副局長；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黨務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下設根據地、大后方、敵占區、海外四組，任弼時任主任兼根據地組組長；政治研究室下設政治、國際、敵偽三個研究組，毛澤東兼主任，陳伯達為副主任。會議還決定：中央情報部隸屬中央調查研究局等。①[①《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6頁。]中央調查研究局的設立，對黨中央領導好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在討論中央調查研究局成立之前，8月1日，黨中央向全黨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由毛澤東起草，以下簡稱《決定》）。《決定》首先實事求是地總結和評價了建黨以來，黨在調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它指出：“二十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著。……對于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②[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頁。]《決定》甚至寫道：黨內許多同志“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于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正因為如此，《決定》強調：“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談，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的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③[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4頁。]《決定》并提出了6項加強調查研究的辦法，其前5項分別為：

（1）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2）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3）關于收集材料的方法：“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采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于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于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游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5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干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4）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于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并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5）向各級在職干部與訓練干部的學校，進行關于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要供給干部與學生關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并實行考績。”①[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4－176頁。]

在發布上述決定的同日，黨中央還發布了《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對從中央到地方的調查研究實施辦法逐一做了相應的要求。

上述兩個文件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對調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視和精心部署與指導的情況，這在黨的調查研究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促進和指導黨的干部組織各類調查團，廣泛、扎實地開展調查研究活動，深入了解社會歷史和現實，使全黨獲益匪淺。

據延安時期曾在中組部任職的一位同志回憶：“我在延安期間，聽到毛主席反復強調的就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他還說我們不了解外國，又不能到外國去調查研究，可是有外國人在延安，應該向這些人做調查研究。他當時講，印度援華醫療隊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華在前線死了，另外幾個人走了），現在還有個巴蘇華，就在延安醫院里工作，你們要了解印度的情況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情況，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況，就要找日本戰俘。那里延安辦了一個日本工農學校，前方送回來的日本戰俘都在這里學習。”②[②《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0頁。]

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反復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而且在調查研究實踐方面，仍然是全黨的表率。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工作，內容方方面面，形式多種多樣，并且隨時隨地，不拘一格。他不僅善于抓住同各方、各界、各類人士談話、聊天的機會進行調查研究，甚至能從個別百姓一時對他的詛咒中發現黨的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并責成有關部門及時深入了解，合理解決。他更善于對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專項調查。他在這一時期寫出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1943年10月1日）以及《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等文章，即是他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和財政等問題進行深入專項調查的結果。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指導和帶動下，整風期間，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屬機關，以及延安地區成立了多個調查團，他們帶著各自的任務，分赴不同的地方，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調查研究工作。

這段時間的調查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張聞天任團長的“延安農村調查團”。他們于1942年2月26日從延安出發，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同月27日，張聞天向中共中央寫了此次調查研究的總結報告——《出發歸來記》，我們從中可大致了解他們的調研情況：1942年2月28日至4月12日，他們在神府縣直屬鄉賀家川調查，隨后整理出調查材料《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晉西北興縣高家村區調查，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調查》、《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大綱式的），此外，還有13個自然村的調查材料；9月26日至11月21日，在綏德警備區米脂縣楊家溝村調查，整理出的材料有《楊家溝地主調查》，此外還有劉家峁、高廟山二村地主的調查等；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米脂城內調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未整理出；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在西川、雙湖峪市鎮鄉調查，搜集有雙湖峪市鎮鄉各花戶經濟狀況及公糧材料，未整理好（附帶調查有張家寨子戶地材料、馬蹄溝鹽灘材料、徐家溝炭窯材料及西川各區地主材料，均未整理）；1943年1月18日至2月24日，在綏德市調查商業，搜集了一些材料，未及整理。①[①參見《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8－189頁。]由上可見，這次調研，目的明確，獲得的實際材料十分豐厚（其中，在米脂縣楊家溝的調查材料后來匯編成《米脂縣楊家溝調查》一書，于195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公開出版。此外，《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楊家溝地主調查》后來均收入《張聞天晉陜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6月版）。不僅如此，這次調研同時獲得了更重要的思想成果。如同張聞天所寫：“這次出發，從調查研究中得來的一些材料，一些具體知識，當然就是我一年來工作的結果。但最重要的，還不在這里。最重要的，還在于我最后認識到：我以后有向著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的方向不斷努力的必要……其次，還在于我實際開始使用了馬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了一下中國的實際。不容諱言，因為我是開始學著射箭，所以我覺得我的箭術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著上次總覺得要熟練些。求得射箭術的進步，除實際練習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須幾百次、幾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練些，射得更加正確些。”①[①《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0頁。]他告訴大家：“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②[②《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0頁。]

這一時期，在延安先后組成較大型考察團，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的，還有中央青委考察團、中央婦委婦女生活考察團、八路軍政治部戰地考察團等。此外，一些地方機關和個人開展的各種各樣的調查研究活動及其收獲不勝枚舉。這些調查研究活動為黨的各級組織制定和實行科學的決策，提供了寶貴的依據和參考。

三、這一思想的提出與黨的調查研究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深化

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黨的調查研究思想豐富和深化的表現之一，而且在新的調查研究實踐中，又推動了黨的調查研究思想進一步豐富和深化。

第一，進一步論述了調查研究的必要性、艱巨性、長期性和反復性。

在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思想提出之前，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一文的“序”中即指出：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資料的工作不可。他在另一篇講話里，還聯系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的經歷，強調“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①[①《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8頁。]在這里，毛澤東強調了調查研究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反復性。

經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后，張聞天在《出發歸來記》中寫道：調查研究工作，“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貫穿在全部工作過程中的基本工作”；“調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決定一項工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一個共產黨員只有在實際行動上能夠把這個工作當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礎，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他的整頓三風才算有了實際的成效。”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所以決不要夢想，以為一年半載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實際，聯系了群眾。“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系群眾，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②[②《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5－196、209頁。]這種發自肺腑的深刻認識，今天讀來仍備受啟迪。

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艱巨性及長期性和反復性的科學認識，使黨作好調查研究工作的自覺性、主動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進一步論述了調查研究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毛澤東曾指出：要了解情況，惟一的方法是向社會做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而“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③[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790頁。]他總結自己進行調查研究的經驗，強調“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④[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0頁。]對此，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張聞天也深有感觸。他寫道：我們是生活在實際中，在群眾中，只要有決心去同他們接觸，我們是可以到處找到他們的。不愿同實際、同群眾接近，熟視無睹，才是我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基本原因。“把我們的工作同群眾、同實際結合起來，應該是我們全黨的戰斗任務。”①[①《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8頁。]

第三，進一步總結和論述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

毛澤東在《關于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一文的第二部分，著重講述了兩條帶根本性的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其一是“對立統一，階級斗爭，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②[②《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頁。]毛澤東指出：假如同志們把這觀點用去分析農村，你就可以知道農村有什么階級，它們主要的特點是什么，以及它們彼此的關系怎樣。“這樣分析了農村中的各個階級、階層及其生活概況，然后才能對農村有正確的全面的了解。”③[③《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1頁。]其二是“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④[④《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2頁。]他說：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用，而只是采用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因此，“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這樣，我們做綜合工作時，就不至陷入狹隘經驗論。

張聞天在進行了深入的農村調查實踐的基礎上，不僅對毛澤東提出的調查研究方法做了進一步的論證，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寶貴的思想。其中特別是：（1）“不要把調查的東西從它的具體環境中孤立出來看。”（2）“盡量搜集書面材料”，因為“關于過去的歷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記憶清楚，以書面材料較為可靠。”（3）“發現被調查方面的各種矛盾”，“利用這些矛盾進行調查。”（4）調查來的材料，應經常加以整理。“這樣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補充，缺乏的增加，發現中間有矛盾的，不確實的，給以校正。”（5）“調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當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發現問題還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應該緊跟在調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調查的地方進行。”⑤[⑤《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6、207、208頁。]

張聞天告訴大家：“據我個人經驗，看人家寫的、聽人家說的關于調查經驗之類的文章或講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過聽過之后就會忘記的。但自己親自調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會有點‘經驗’，不大容易忘記。在自己有了一點經驗之后，再來參考參考他人的經驗，得益就多些。”①[①《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8頁。]

在毛澤東“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思想的激勵和指導下，全黨調查研究之風的大興，及在新的調查研究實踐中，黨的調查研究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深化，為黨科學地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根本性的有利條件。

四、在新形勢下學習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大部分時間內一如既往地要求全黨重視調查研究，并堅持以身作則。如1950年5月20日，他就“如實查報蘇南征糧、春耕和救災情況”問題，要求有關領導“派員詳查，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報。”②[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頁。]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對大家說：“最近，我去武漢、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況，很有益處，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么，以后還要出去走走。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制造思想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就沒有半成品，怎么能夠制造出產品？”此后，他又反復談到了這個問題，并堅持擠出時間，多次到各地了解實際情況。1956年4月前，為研究十大關系問題，他用兩個半月時間同34個部門負責人討論，每天一個部門或兩天一個部門，聽他們的報告，跟他們討論，“然后得出十大關系的結論”。③[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1頁。]

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為切實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嚴重錯誤，1960年12月至1961年3月，毛澤東在黨中央召開的多次重要會議上大講調查研究問題。1961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議：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4頁。]“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以“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②[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7頁。]這次會議為1月14日至18日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作好了準備。

八屆九中全會結束后，圍繞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若干重大問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分別親自帶隊赴各地調查。為了進一步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3月11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負責人和這三個地區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將他在1930年5月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印發給大家，并寫了說明，供同志們參考。3月13日，他在會上做了《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的講話，突出強調了“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③[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3頁。]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號召大家牢固樹立起“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④[④《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頁。]的思想。

也是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其主要內容是：（1）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1930年春寫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要求“縣以上領導機關，都應該聯系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的討論。”（2）指出最近幾年，“在農業、工業等方面的具體工作中”發生缺點錯誤的根本原因及其教訓。即“許多領導人員放松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夸夸其談，以感想代政策的惡劣作風，又有了抬頭。“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全黨各級領導同志，決不可忽略和忘記這個付出了代價的教訓。”⑤[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5－226頁。]（3）對縣級以上的黨委的領導人員，提出了進行調查研究的明確要求。即：從現在起，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來，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中央強調：“調查工作所以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因為一切工作都必須從實際出發，調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而“第一書記親身進行調查工作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第一書記擔負責任最重，他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確，是否從實際出發，最足以影響全局，他們重視了調查研究，別的同志就會跟上來。”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6頁。]（4）進一步指出了進行調查研究應遵循的正確原則。即：“調查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調查應該采取客觀態度，不應該抱定一種成見下去專替自己找證據；應該發現事物的真相，不要為各種假象所蒙蔽；應該對調查材料作全面的綜合和分析，不要滿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發展規律的觀察。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②[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6頁。]對此，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及黨的調查研究思想的進一步豐富。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指導及帶動下，黨的歷史上又一次波瀾壯闊的調查研究活動得以展開，這對切實糾正1958年以來黨在實際工作中的“左”的錯誤，使黨的工作重新轉到基本正確的軌道上來，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分別以江澤民、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要求全黨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特別是要求黨的干部身體力行。如1993年7月5日，江澤民在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會議上講道：“無論在調查研究的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都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堅持做好調查研究這篇文章，是我們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①[①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1、85頁。]他并強調“越是領導職務高的人，越要親自下工夫對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更沒有決策權。”②[②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4頁。]2003年7月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特別是要到最困難的地方去，到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開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和群眾一道，努力排憂解難，化解矛盾，打開工作局面。”③[③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0頁。]

可以說，這些要求是建立在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對黨的歷史經驗科學總結基礎之上的。因為，82年來黨能夠領導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結合的過程，始終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為依據的。也就是說，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實現并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和統一的。”④[④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9頁。]

固然，我們現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手段、條件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但是調查研究在黨的決策工作和全部領導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同以往相比，黨面臨的各種挑戰更激烈、更全面，人民對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要求也更高。讓我們進一步認識毛澤東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的思想，大力弘揚黨的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不斷爭取新的勝利。

（作者仝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全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