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重大軍事實踐及思想

孫小葉單秀法

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軍事實踐及思想的研究，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開拓的領域，本文只是對其中幾個重大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以滿足國家安全之必需，統籌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

深入研究毛澤東關于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關系的實踐與理論，對于統籌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仍有重要意義。毛澤東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10月至1955年。這階段以爭取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為主要內容，其特點是戰爭第一，經濟建設服從戰爭需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最關心的是國民經濟能否迅速地恢復和發展，極度嚴重的經濟困難能否盡快渡過。同時毛澤東也強調：“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后來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經濟工作服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明確規定：“戰爭第一，這是無疑問的。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沒有戰爭的勝利，其他就無法說起。”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削減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投資，著重發展軍事工業，加大軍隊建設規模。1950年～1953年國防費開支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30％以上，1954年～1956年達20％以上。為了戰爭勝利，必須加強經濟建設，沒有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就不可能支持戰爭，也難以取得戰爭勝利。為了統籌兩者關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建設的發展，保證了戰爭勝利所需。事實證明，經濟建設服從戰爭需要，一切為了戰爭勝利，是當時的必然選擇和正確應對，也是國家安全需求對經濟建設的客觀要求。

第二階段從1956年至1962年。這個時期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為標志，其特點是通過降低國防費用，加強國民經濟建設。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束，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提出要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步伐。由此毛澤東提出“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好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這一時期國防費支出只占國家財政支出的14％左右，加上全軍員額由1953年的350萬降至240萬（1958年），軍隊建設不僅沒有受影響，而且由單一陸軍發展成為一支包括陸、海、空軍諸軍兵種合成的軍隊，具備了在現代條件下進行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能力。

第三階段從1963年至1976年。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強調：“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國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848～8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特別是1964年以后，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政治、軍事斗爭形勢，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略思想，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由和平轉入臨戰狀態，國防費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1964年為18％，1965年占19％，1968年上升到26％。1969年軍費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繼續遞增15％和16％。這種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工作”并非空穴來風，同樣是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戰略應對。不能因為扎扎實實做好戰爭準備，遏制了可能發生的戰爭，就否認戰爭準備的必要性。

從上述三個階段看，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基本上是協調發展的。有人認為，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敵情判斷嚴重失誤，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嚴重失調，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是否協調發展，首先看能不能滿足國家安全需求。20世紀60年代，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嚴重威脅中國安全；中蘇關系惡化，邊境沖突不斷，西南邊境的緊張局勢也沒有完全緩解。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進行戰爭準備，保證國家安全是理所當然的。正如毛澤東所說，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

統籌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有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必須先搞清楚，即國防建設規模是由政府財政收入狀況決定的，還是由國家安全需求決定？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我們這樣經濟實力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國防費不能超出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其實，國防建設規模取決于國家安全需求，而非國民經濟提供的財政狀況。國防建設、軍隊建設提供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這種公共產品所需的投入，無論在戰時，還是和平時期，都是一種需求約束經濟，其規模是由對安全穩定的消費需求決定的。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首先必須滿足國家安全需求。國家安全需求超出國家財政承受能力，就要調整財經政策，使經濟建設服從國防建設，以保證國家安全需求。如果國防建設投入超過國家安全所必需，雖然經濟能夠承擔，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之關系也是不協調的。國家安全需求是一個依據國內外形勢變化而變化的變量，財政承受能力也是依據經濟發展狀況而變化的變量，因此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表現了一個動態的過程。如何在這個動態過程中使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是一個需要不斷認識、不斷調整的戰略問題。

二、以客觀形勢變化為依據，不斷調整對戰爭與和平的判斷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一系列戰略判斷，為正確制定軍事戰略和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依據和基礎。

（一）新的世界戰爭能夠制止。新中國的建立與鞏固不能不考慮國際形勢及戰爭與和平問題。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剛剛形成，就表現出嚴重對立的局面；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扶植日本等一些亞洲國家并建立軍事基地對中國進行圍堵；蔣介石一方面利用東南沿海島嶼對中國大陸進行軍事騷擾，派飛機轟炸沿海城市，另一方面拉攏美國，不斷叫嚷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新中國來講，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爭取和平的環境搞經濟建設，并從總體上使國家穩定。正是基于這樣的國際形勢和國內需求，新中國領導人急需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正確判斷。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就國際形勢和戰爭與和平問題進行會談。毛澤東鄭重并明確提出：中國重大問題能否解決，取決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中共中央委托我向你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障國際和平。對此，斯大林作了明確回答：中國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戰爭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穩腳跟，它對戰爭沒有準備好；美國盡管叫喊戰爭，但它最怕戰爭；歐洲各國被戰爭嚇怕了。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和平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不僅能夠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十五至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斯大林的談話，堅定了毛澤東關于和平問題的認識。毛澤東回國后，在《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態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中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了分析，他指出：盡管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的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國民黨反動派所散布的戰爭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據的。”（《毛澤東文集》第六卷，67～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根據這個戰略判斷，中共中央把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作為主要任務。同時為了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支援國民經濟恢復，作出軍隊復員150萬人的決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議論再次蜂起。毛澤東認為，立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可能，因為美國的軍事準備尚未完成，而和平勢力大于美英勢力；美國并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說馬上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1956年他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提出：“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毛澤東文集》第六卷，26頁）他批評有的領導人不敢在沿海搞工業建設時說，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不要說三千公尺的上空沒有原子彈，就是一萬公尺的上空也沒有原子彈。對沿海工業建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兩種可能性。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形勢的認識，從1957年開始發生一些變化，不再只是強調戰爭打不起來，而是提出戰爭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總的傾向還是認為戰爭打不起來。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對國際形勢“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我們要把工作“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此后他又多次強調：“現在還要估計到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和平與戰爭問題上，毛澤東認為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加大了。1963年9月，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中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毛澤東著作選讀》下，849頁）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戰爭威脅的判斷要比以前嚴重了。1964年4月25日，總參謀部作戰部在一份報告中對如何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有些問題相當嚴重。一是工業過于集中。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52％的國防工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國14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個50萬至100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防空問題尚無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鐵路樞紐、橋梁、港口碼頭、水庫還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這個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講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是教訓。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出新的判斷，他講道，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后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在原子時期，沒有后方不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從存在著嚴重戰爭威脅的估計出發，開始部署三線建設。此后，中共中央、毛澤東鑒于戰爭威脅不斷加重的形勢，明確提出了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略思想。雖然對戰爭形勢作了嚴重估計，但毛澤東也是留有余地的。1965年4月28、29日，毛澤東同賀龍、羅瑞卿、楊成武談話時講：戰爭仍有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但我們必須做到的備無患……現在蔣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錢，什么反攻大陸都是假的。不僅蔣介石是機會主義，美國也是機會主義，它才不那么冒險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當然，我們要準備他們冒險。6月26日，他同汪東興談話時說：“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毛澤東傳》（1949～1976）下，139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總的說，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戰爭形勢、對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危險性估計得比較嚴重，突出強調了戰爭不可避免性和緊迫性。

（三）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對戰爭形勢判斷發生新的變化。當時，美蘇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中蘇兩國關系急劇惡化，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還私下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1968年7月，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部隊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大規模突然襲擊，進一步加重了中國對蘇聯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嚴重性和緊迫性的判斷，但毛澤東認為，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發生。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中國立即做出強烈反應。3月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要準備打仗”。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時說：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3月22日，毛澤東明確批示，要“堅決反擊，準備談判”。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我們要準備打仗”，并且強調“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釁，你請我去我也不去。那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可見，毛澤東對戰爭的危險性和戰爭準備是留有余地的。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指示由陳毅牽頭，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元帥參加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從戰略高度分析一下國際形勢。7月11日，陳毅等四位老帥提出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及美、蘇在全球爭霸的態勢和重點，提出了若干關系中國戰略方針的重要建議。報告認為，珍寶島事件的發生，并不意味著對方馬上就要開始戰爭，并不意味著對方馬上就要開始從空中、海上和陸地向中國大舉進攻。原因不是對方不想快干，而是沒有準備好。而且，不論是從美國還是從蘇聯來看，它們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歐洲，鞏固歐洲，控制歐洲，這也就是說，它們爭奪的重點仍然是在歐洲。珍寶島事件并未改變這一基本戰略格局，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報告同時也指出，不能低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要抓緊時間搞好戰備，時間已經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要素。

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這個戰略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許多研究者沒有注意到毛澤東贊同這個判斷，認為毛澤東只是強調“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其實毛澤東心里是很有數的：一是針對中國的戰爭不會輕易發生；二是做一些戰爭準備是必要的。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的“828”備戰命令可佐證這一點。命令指出：要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加強軍民聯防，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大敵當前，要加強軍民、軍政及軍隊內部的團結，鞏固革委會；反對一切分裂活動，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解散各種專業武斗隊，拆除一切武斗據點，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沖擊人民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備動員命令，又是一個措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國內形勢的命令。這個命令以準備打仗為號召，對于制止武斗，穩定國內局勢，起了重要作用。

三、以符合實際的戰略判斷為基礎，指導軍事行動和軍隊建設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炮擊金門及多次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等軍事行動，按照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目標，大力推進軍隊建設。在這些重大軍事實踐中，毛澤東表現出高超的戰爭指導藝術和獨到的軍隊建設思想。擇其要者有：

（一）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指導。朝鮮戰爭對于中國來講，是不期而遇的戰爭。對于不期而遇的戰爭，能否及時正確作出戰略判斷，對戰爭的勝負關系極大。中國人民志愿軍之所以能夠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無不得益于毛澤東的戰略判斷和指導。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向南挺進。6月28日解放漢城，7月20日攻占大田，到8月中旬即解放了朝鮮百分之九十的地區，將美國軍隊和南朝鮮軍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由于朝鮮人民軍的勝利，許多人對朝鮮戰爭持樂觀態度，有些人甚至判斷朝鮮戰爭8月份就可以勝利結束。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朝鮮戰爭卻有清醒的判斷，認為朝鮮戰爭不可能輕易結束，將是持久的復雜的斗爭。根據這個戰略判斷，中央于7月10日通過“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成立由25萬人組成的東北邊防軍，爭取了戰略主動。

進入8月，朝鮮戰局出現新情況：朝鮮人民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攻勢作戰，進攻勢頭減弱，對洛東江三角洲久攻不下；美軍主力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憑借堅固工事堅守，既不撤退，也不反擊；在日本的美軍兩個師組成新的軍團，美國軍艦頻繁調動。根據這些新情況，中國有關部門于8月23日作出“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登陸成功，就會切斷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形成南北夾攻和包圍人民軍主力的態勢，朝鮮戰局將發生逆轉”的戰略判斷。在聽取匯報后，毛澤東認為這些判斷有道理，很重要；朝鮮戰爭很快結束戰爭是不可能了，戰爭肯定是持久的、復雜的、艱苦的；但是目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可能，因為美國還沒有準備好。這三個戰略判斷為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提供了依據和基礎。

9月15日，美國軍隊在麥克阿瑟指揮下，從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10月7日，美軍開始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進犯。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周恩來當時在莫斯科），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在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這個戰略判斷，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只要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形勢就變為對中國有利了。

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之所以敢于出兵朝鮮并最終取得勝利，在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一系列正確戰略判斷。毛澤東認為：（1）從國際主義的整體利益出發和反對美帝稱霸世界的需要，必須出兵支援朝鮮人民。如果整個朝鮮被美國占去了，則更猖獗，于整個東方不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兩國的戰略利益、戰略重點和斗爭焦點主要在歐洲，美蘇雙方都不想直接對抗，對亞洲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誰也不會輕易投入全力。當時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蘇聯，未必敢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這是決定朝鮮戰爭規模和前途的國際因素，也就是說朝鮮戰爭處理得好，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2）從中國戰略利益考慮，也必須出兵支援朝鮮人民。美帝擴大侵略戰爭，不僅危及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生存，而且也是針對中國的。新中國成立后，中美之間不可避免會有一場較量，那么，與其坐等美國在東北逼近中國邊境，東南“放蔣出籠”，兩面受敵，不如主動迎戰；與其坐等對手登堂入室，不如在國門之外打；在朝鮮與美國較量，要比在臺灣或越南與美國較量更有利一些；與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安心搞建設。（3）從到朝鮮與美軍作戰的情況考慮，可以出兵支援朝鮮人民。美國在世界上到處橫行，樹敵太多，兵力分散，士氣不高。在朝鮮戰場上美軍戰線太長，要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戰斗力不如二戰時期對德、對日作戰時強。志愿軍盡管現代化裝備較弱，卻可以依靠直接和雄厚的后方支援在一個局部戰場與美國較量；中國進行的是正義戰爭，有世界人民的支持，士氣高，通過努力能夠與美軍作戰并能贏得勝利。在對以上三個問題分析判斷的基礎上，毛澤東又把這三個問題歸結為一個問題——志愿軍在朝鮮境內能否殲滅美國軍隊？毛澤東講，首要的問題是志愿軍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只要志愿軍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殲滅第8集團軍，形勢就變得有利，其他的情況就不會太嚴重了。如果不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軍，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戰略判斷和指導是完全正確的。

（二）炮擊金門的戰略指導。炮擊金門有1954年和1958年兩次。炮擊金門是毛澤東從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這一根本利益出發，貫徹有理、有利、有節的戰略方針，軍事與政治相配合的政治軍事仗，是對美國戰略企圖難以作出判斷而又必須作出正確判斷的戰略偵察性行動。

1954年炮擊金門，是在美國推行“放蔣出籠”政策，蔣介石加強東南沿海軍事行動，并與美國就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展開磋商的背景下進行的。1953年2月，美國政府開始推行“放蔣出籠”政策，國民黨軍隊加強對大陸沿海的軍事攻擊。9月，美國同蔣介石集團簽訂“軍事協調諒解協定”。協定規定：國民黨軍隊的整編、訓練、監督和裝備完全由美方負責；如果發生戰爭，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指揮須獲得美國方面的同意（這一點蔣介石是不愿意的）；協定涉及的地區，包括臺灣、澎湖、金門、大陳、馬祖；在臺灣成立一個由美國主持的“協調參謀部”。在協定的基礎上，臺灣當局又向美國政府正式提出美臺共同防御條約草案。美蔣在共同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美國又擔心蔣介石利用這個條約把美國拖入一場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使美臺共同條約談判拖延了一年。當蔣介石表示愿意滿足美國的要求，采取重大軍事行動前必須征得美國同意時，訂立條約的進程加快了。

當時中國對條約的適用范圍難以作出判斷，認為美臺條約將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島嶼，而且有可能將封鎖中國大陸的范圍擴大到廣東沿海及北部灣等地區。如果是這樣，不但會造成臺灣的長期分離，而且對中國大陸構成更加嚴重的安全威脅，甚至無法完成預定的奪取沿海島嶼的計劃。為了宣示對臺灣的主權、完成奪取沿海島嶼計劃、阻止美臺簽署共同防御條約、消除美臺利用沿海島嶼威脅大陸安全等目的，毛澤東決定在東南沿海開展包括炮擊金門在內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同時以政治斗爭和外交斗爭相配合。

第二次炮擊金門是1958年。1954年包括炮擊金門的一系列軍事行動，雖然未能阻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簽訂，但取得了解放浙東沿海島嶼的重大勝利。國際社會希望中美兩國坐下來談判以和緩臺灣海峽緊張局勢，中美關系有所緩和。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發生后，美國對華政策從稍有松動又重新強硬，臺灣海峽局勢重新緊張起來。1957年11月，美國第7艦隊在臺灣海面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臺灣舉行了有11萬人參加、代號為“昆陽”的全島軍事演習。臺灣當局把1/3的地面部隊配置于外島，并加強了對大陸的襲擾活動。1957年底，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1958年5月，美國把在臺灣的“軍事援助顧問團”、“美國臺灣協防司令部”等17個機構合并，設立“美軍駐臺協防軍援司令部”。對于美國的這些動作，是否預示著美國準備進一步在臺灣海峽地區制造緊張局勢？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不僅不能完成奪取大陸沿海島嶼的戰略目標，而且面臨很大的威脅，全面的經濟建設也難有可靠保證。正在這時，中東地區出現了反對美國的斗爭。1958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舉行反對親美國的夏蒙政府的武裝起義。7月14日，伊拉克發生推翻親西方的費薩爾王朝的軍事政變，建立共和國，并宣布退出由美國炮制的“巴格達條約”。7月15日，美國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干涉，在黎巴嫩登陸并占領其首都貝魯特。在美國出兵黎巴嫩的同時，英國傘兵進入約旦。

中東局勢的緊張，為第二次炮擊金門提供了戰略時機。炮擊金門的戰略目的除了顯示中國政府和人民解放臺灣的決心外，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奪取大陸沿海島嶼的戰略任務，摸清美國的戰略底牌，即美國在臺海地區涉及沿海島嶼和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政策底線；另外還附有支援中東人民革命斗爭、給國內大躍進鼓勁等目的。1954年美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后，美國的戰略意圖到底如何？它在臺灣海峽的介入程度到底有多深？能否把其拉回到談判桌上？當時中國政府并不摸底。所以毛澤東講，決定炮擊金門，不是要偵察國民黨軍的防御，而是偵察美國當局的決心，考驗美國當局的決心。8月23日炮擊金門后，臺灣國民黨當局估計，人民解放軍會登陸金門，并有可能攻占臺灣。27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發表公開聲明，聲稱他將行使國會1955年通過的“福爾摩薩決議案”，命令美軍援助中國國民黨軍。根據艾森豪威爾的命令，美國第7艦隊主力（包括4艘航空母艦）開赴臺灣海峽。到9月3日，經過10天的封鎖作戰，中國政府實現了對金門的封鎖。9月4日，中國政府宣布停止炮擊3天。同時宣布中國領海為12海里，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不得進入中國領海及其上空。同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我們已經認識到確保金門、馬祖已經同保衛臺灣日益有關。對美國的這一聲明，仍難以判斷美國的戰略企圖。9月7日，國民黨軍艦艇在美國軍艦護航下，向金門運送物資。對此，毛澤東下令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并且特別強調就是美艦開火，也不許反擊。9月8日，國民黨軍在美艦護航下，再次向金門運送物資。人民解放軍對其進行猛烈的炮擊，美國軍艦根本不顧國民黨軍艦，急忙退到料羅灣以南5～12海里，始終未發一炮。9月9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又聲明，美國決定使護航的美艦保持在沿海島嶼3海里外。9月11日，美軍又重演了8日的情況，在炮擊一開始，就退向外海。至此，終于摸清了美國的戰略底牌，搞清了美蔣所謂的“共同防御條約”的效力有多大，美軍在臺海介入到什么程度。

在炮擊金門這場特殊的政治軍事仗中，毛澤東把政治、軍事、外交、宣傳等手段綜合運用，武打與文打緊密結合，做到張弛有度，開合有節，始終處于主動地位，并作出一系列戰略判斷：（1）美國和中國都怕打仗，美國怕得更多一些，中國與美國都不愿發生彼此間的戰爭。（2）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向民族主義進攻，而不是向社會主義進攻，美蘇之間也不會發生戰爭。（3）緊張局勢對西方和中國都有利有害，但對中國有利多一些，這就是說現在沒有戰爭，對緊張局勢不要害怕。（4）世界上的事要搞個保險系數，事情要想到極點，不要害怕戰爭，但要做好戰爭準備。（5）美國干涉臺灣將長期化，臺、澎、金、馬“一攬子”解決的方案，更利于阻止美國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6）金門、馬祖放在蔣介石手里好，在臺灣問題上主要是反對美國的“一中一臺”和“劃峽而治”的兩個中國政策，并不急于解決統一問題。這些戰略判斷對于正確制定臺海政策和國際戰略提供了科學依據。

（三）以我為主，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在建國后和平環境下人民軍隊能否保持并發揚光榮傳統，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壯大，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戰略問題。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把中國軍隊的近代化分成為三個階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軍。第二代是黃埔軍。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第三代。稔熟歷史的毛澤東知道，清王朝的軍隊經歷了一個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先是能征善戰的八旗軍，后是綠營，接著是湘軍、淮軍（包括北洋水師），最后軍隊走向清朝的反面——晚清政府苦心經營的新軍成為自己的掘墓人。清王朝軍隊由盛到衰的教訓是深刻的。毛澤東指出，奪取了全國政權后，作為中國軍隊近代化第三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擺脫那種缺乏嚴格軍事紀律，不集中、不統一的游擊性，改變武器裝備簡單低劣和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要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要掌握現代技術，把軍隊建設成為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簡言之，毛澤東關于軍隊建設思想主要著力于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和軍隊組織編制及管理的正規化。

在毛澤東這些思想指導下，20世紀50年代，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取得飛速發展。1958年，毛澤東提出“以我為主”的建軍思想。毛澤東認為，蘇聯打敗過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那是很久的事了；蘇聯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我們有打敗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的戰爭經驗，比蘇聯多；把自己的經驗看得不那么值錢，是不對的；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同時還要研究敵情、友情。“以我為主”主要強調在軍隊建設上要保持和發揚人民軍隊光榮傳統和作風，把學習外國經驗同自己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反對照抄照搬外國的做法。軍隊建設堅持“以我為主”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加強軍隊建設認識上的深化，為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后來中國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發展國防事業指明了方向。

（作者：孫小葉，軍事科學院博士研究生；單秀法，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軍事歷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