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的新視野

單秀法

20世紀產生的在中華民族文化史和世界軍事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發揮了巨大的理論指導作用。盡管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軍事領域里發生了革命性變革，但人們仍然能感受到其思想光輝和理論的滲透力；仍然在不斷地體悟那深邃的思想和傳奇的軍事實踐。本文僅就深化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談些認識。

一、研究重點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轉變

什么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普遍的論述是這樣講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主要回答了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和奪取武裝斗爭勝利，以及在取得勝利后如何建立現代國防的問題。由此可見，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由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兩部分內容組成的。人們對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比較深入，通常以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進行概括。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則顯得薄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軍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編輯出版還沒有全面展開。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所收錄的建國后文獻，不到20萬字。毛澤東的許多軍事論述散見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等著作中，還有些軍事文獻資料還散存在各檔案館或職能部門的檔案室。有些論述，甚至一些很有影響的說法還需要斟辨。如“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是否是毛澤東講的，還沒有充分材料說清楚；“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提法，實際上出自傅秋濤的文章①[①傅秋濤：《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進一步做好兵役工作》，載1959年7月30日《解放軍報》。]。如果不能全面準確掌握文獻資料，也就難以科學地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編輯出版《建國后毛澤東軍事文集》是一項亟待展開的工作。

二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重大的軍事實踐活動和戰略決策還沒有進行歷史的深入的和系統的研究。如建國以來的邊境自衛反擊戰的經驗就沒有很好地總結。為什么對印自衛反擊戰到1962年才進行？為什么20世紀60年代末，在東北方向大張旗鼓地開展政治宣傳配合對蘇自衛反擊戰，新疆方向卻相當克制？為什么毛澤東總是強調邊境自衛反擊戰打的都是軍事政治戰，甚至是政治軍事戰？又如對1964年4月份兩個報告的評價問題。一個報告是國家計委制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初步設想》。這個報告規定“三五”期間，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第三，加強基礎工業。這就是著名的“吃穿用計劃”。另一個報告是總參作戰部呈報的。這個報告分析了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問題，認為有些情況相當嚴重：（1）工業過于集中。（2）大城市人口多。（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巨大災害。這個報告的核心思想是主要工業城市和交通樞紐都在沿海地區，而且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正是這個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深入思考，才有后來的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匯報提綱（草案）》。這里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澤東由“吃穿用計劃”急速轉變為“準備打仗”的計劃？是按照“吃穿用計劃”建設和發展經濟的思路符合當時的實際，還是“三線”建設決策符合實際？

三是建國后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的研究尚留有較大空白。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協調發展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可在實際工作中卻是不怎么協調。有的時期國防建設投入過大，既影響經濟建設，又不是國防安全與社會穩定所必需；有的時期國防建設投入不足，不能滿足國防和軍隊建設需求，從而影響軍隊現代化建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是因為國防建設規模是由國家安全需求所決定的思想并沒有形成理論共識，而對國家安全需求又缺乏理性的科學判斷及其機制。又比如我軍在20世紀50年代就多次舉行現代條件下集團軍級戰役演習，反映和體現了現代戰爭訓練意識。到了60年代以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為標志，只著重連、班、單兵訓練，現代戰爭意識反而淡薄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如何評價和總結我軍建國50年來教育訓練的經驗？這些都需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理論上進行深層探索。

文獻資料搜集、整理、編輯出版，重大軍事實踐和戰略決策研究，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這三方面是相互聯系的。文獻資料和軍事實踐及戰略決策研究是基礎性的，只有在這兩者基礎上才能進行科學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文獻資料和軍事實踐是相互印證的。建國后，毛澤東并沒有軍事方面的長篇宏著，他的思想一方面在各種文獻資料中得到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在重大的軍事實踐中得到體現。這一情形使我們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必須在方法論上有別于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研究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可以以毛澤東的文獻資料為主要的直接對象，文獻資料蘊涵了他的全部思想，軍事實踐只是在背景意義上起作用。對建國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則必須以文獻資料和軍事實踐為對象，并且在兩者相互印證中才能深刻領會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實質和真諦。

二、研究維度由條塊結構向層次結構轉變

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人們通常側重于從條塊結構的維度進行。人民戰爭、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的概括，就是條塊結構研究的成果。這種條塊結構的研究最早起于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內容的概括。后來葉劍英元帥又以人民戰爭的思想、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和人民戰爭的作戰指導思想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內容進行了條塊式概括。改革開放后，宋時輪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中，把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體系概括為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三個部分。條塊結構的明顯優勢是能夠把博大精深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用精練的語言概括出其最基本的思想內容并便于人們學習和運用。不過這種研究方式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一是難以全面概括其內容。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概括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合適的，而以此來概括建國后毛澤東軍事思想就難以勝任了。后來就出現不斷地加條、加塊的現象，有“三塊說”、“四塊說”、“五塊說”等不同的體系建構，都反映了條塊結構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內容概括的局限性。二是難以反映思想的普適性。理論的普適性一般表現為理論體系基本內核的普適性和反映普遍規律抽象度高的思想觀點的普適性。一個科學理論基本內核具有普適性的特征，而其派生的結論或真或假并不具有必然的普適性。反映一般規律的抽象度高的結論具有普適性，而只是反映特殊規律的抽象度低的結論其普適性就受限制。條塊結構難以區分哪些是反映普遍規律的具有普適性的基本觀點，哪些只是反映個別現象的觀點，而不具有普適性。

其實，毛澤東軍事思想本身就是一個多層次的科學體系，大致可區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科學總結所形成的屬認識論、方法論層面的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戰爭與戰略問題》、《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章就是毛澤東對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直接總結。這些總結有的直接用哲學語言對軍事問題進行了哲學層面的概括和敘述，有的雖然用的是軍事術語，但對軍事問題的分析達到了哲學層面。如戰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認識規律和指導規律，軍事戰略的轉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條件的關系，戰爭消亡的辯證法，戰爭勝負問題上的人民的決定性作用等。第二層次是在論證中國革命戰爭合理性過程中所形成的戰爭觀方面的內容。如戰爭根源、戰爭性質、戰爭目的以及對待戰爭的態度等方面的思想。這一層次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不僅直接在他的軍事文獻資料中得到反映，許多思想還存在于政治類文獻中。第三層次是從宏觀上指導中國革命所提出的一些軍事思想和戰略決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每個歷史階段，為指導革命戰爭撰寫、起草了許多專著和文電，提出許多著名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如積極防御思想、持久戰思想、游擊戰思想、十大軍事原則以及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思想。第四層次是指導重大戰役所體現出的軍事戰略決策及戰役指導思想。如指導中央紅軍反“圍剿”斗爭中所提出的誘敵深入思想，指導華北抗戰的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思想，指揮陜北戰場粉碎胡宗南進攻的“磨菇”戰術，濟南戰役的攻點打援，遼沈戰役的南下北寧線封閉東北大門的決策，淮海戰役的全面包圍、逐次殲滅的戰役思想，平津戰役的隔而不圍、圍而不殲的戰役方針，以及抗美援朝后期的“敲牛皮糖”戰法。所有這些無不反映毛澤東軍事指揮的高超藝術，不能不使人不佩服，不能不使人肅然起敬。

這是對毛澤東體系作層次結構的分析，對毛澤東個別結論和觀點也可以進行層次結構的分析。如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就是一個多層次的思想系統。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思想基石是：“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在這兩個思想觀點基礎上派生出的其他觀點，如殲滅戰與擊潰戰、消耗戰的關系，殲滅戰與喪失土地的關系，集中與分散的關系，兵力集中程度的不同處置等。一個理論的基本結論真實，并不意味著派生的結論也必然真實；反過來說，一個理論派生的結論被證明為假，或者“過時”了，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基本結論也隨之為假或“過時”了。很顯然，毛澤東關于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有些派生性觀點（如3倍4倍于敵）過時了。但你不能籠統地說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思想也過時了。

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進行層次結構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抽象度高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哪些是個別結論和觀點。這樣就可以很好地解決條塊結構的缺陷，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提供方法論指導。

三、理論指導研究由著重“打贏”向“打贏”和“遏制”的雙重功能轉變

軍事理論具有打贏和遏制戰爭兩重功能。在戰爭年代，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軍事理論指導功能主要表現為贏得戰爭的勝利。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一切軍事行動，“總以打勝仗為原則”。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最堅定、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靈活的斗爭藝術，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曲折復雜的環境中，取得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新中國建立后，人民當家做主，鞏固政權，發展經濟，全面推進社會進步，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成為黨和政府的根本任務。軍事斗爭的主要任務，也由原來的奪取政權，變為保衛政權、保衛國家的安全統一和人民的和平生活。這種歷史性轉變，決定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指導功能由原來的打贏為主轉變為打贏和遏制戰爭并重，特別是1954年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決策后，制止戰爭和遏制戰爭成為軍事指導的重要著力點。

對毛澤東關于制止戰爭和遏制戰爭的思想，基本上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也未能取得深刻的系統的研究成果。深化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除了繼續研究打贏的理論外，還要加強和深化毛澤東關于遏制戰爭思想的研究。這種研究要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展開，并在兩者相互作用中做到理論上創新，形成系統的科學的遏制戰爭思想，以指導軍事斗爭實踐。當前，關于毛澤東遏制戰爭思想研究有幾點特別要引起重視。

第一，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對戰爭的判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從1950年初到1956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提出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思想。第二階段，從1957年至1963年，提出“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個可能性”。第三階段，從1964年至1976年，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學術界對第三階段的分析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認為毛澤東并沒有“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判斷，只是在兩個可能性中偏重于“不可避免”這種可能性；對于核戰爭，毛澤東還是認為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對戰爭形勢分析和判斷不僅關系到毛澤東關于遏制戰爭思想的科學性，而且涉及到對毛澤東晚年思想及實踐的評價問題。

第二，打贏戰爭和遏制戰爭的關系。從毛澤東指導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實踐看，“打贏”是為了制止戰爭的升級，最終目的是遏制雙方爆發大規模戰爭。如中印之間毛澤東是根本不想打、不愿打的。1959年5月13日，他在我外交部關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談話的答復稿上親筆加寫了一大段話：“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①[①《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76、377頁。]1960年，毛澤東還制定了使西南地區成為和平穩定邊境的總方針，要把我國西南邊境地區迅速安定下來，既要使內部安定下來，又要使外部安定下來，使西南邊境成為和平穩定的邊境。當時總參謀部制定的《西南地區邊防守則》還具體規定：“不主動惹事，不挑起爭端，不越出國境”，“鄰國武裝人員向我進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釁，在未超過我三十公里時我概不開槍”，“停止邊防部隊在邊界線附近巡邏”。但是印度決心以武力改變邊境現狀，一定要打，導致我通過政治、外交努力制止戰爭無效后，才于1962年10月實行自衛反擊戰。在自衛反擊戰取得重大勝利時，我又單方面主動實行停火和撤軍并交還我軍繳獲的印軍武器裝備。當時是讓印軍打著綠旗來接收被我軍繳獲的武器裝備。這既給對方一個面子和臺階下，又表明我和平的誠意。所以，毛澤東講打了一個政治軍事戰，至少可以保持中印邊境十年的穩定。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也體現了通過“打贏”以制止戰爭升級、遏制雙方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戰略思維。珍寶島戰斗結束后，毛澤東一方面強調要準備打仗，另一方面又把珍寶島戰斗作為調整中美關系、防止中蘇全面沖突的契機。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又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后來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會見，達成了關于維護邊界現狀，避免發生新的武裝沖突的諒解。事實證明，打贏珍寶島這場仗，拉近了中美關系，遏制了中蘇全面沖突的危險。

第三，戰爭準備和遏制戰爭的關系。毛澤東遏制戰爭是以充分做好戰爭準備為基礎的。這種準備既表現為直接的當前的戰爭準備，也包括間接的長遠的戰略武器裝備的準備。毛澤東認為，要不受人家欺負，說話算數，使人家害怕而不敢動，必須要有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核潛艇等戰略武器。以直接戰爭準備遏制戰爭的發生這一戰略構想，在中央謀劃三線戰略后方建設中得到充分體現。1965年11月，毛澤東講：“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設起來，敵人如果不來，也沒有什么浪費。”①[①《六十年代三線建設決策文獻選載》，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劉少奇說得更明確：“我們準備得快一點，好一點，戰爭就可以推遲，它就不容易來。如果我們準備得很好，甚至它就不敢來。”②[②《六十年代三線建設決策文獻選載》，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對三線建設，有人認為是對戰爭過度反應，是勞民傷財。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現在通過一些解密材料來看，當時戰爭的危險確實存在。如果沒有以三線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戰爭準備，中國歷史進程也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現在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樣的戰爭準備？怎樣進行戰爭準備？才能發揮遏制戰爭的最大效益。

第四，政治外交斗爭和遏制戰爭的關系。遏制戰爭除了做好戰爭準備外，還必須有政治、外交乃至經濟斗爭的配合，才能更好地遏制戰爭。離開戰爭準備談遏制戰爭是危險的；只有戰爭準備而缺乏政治、外交、經濟方面的配合，遏制戰爭也是難以成功的。新中國建立以來，在帝修反四面包圍、面臨兩個超級大國戰爭威脅的嚴峻國際形勢下，中國能夠避免大的戰爭，保衛了國家的安全和統一，這與毛澤東政治、外交、軍事斗爭諸方面相互配合的高超藝術分不開。遏制戰爭要有軍事準備，還要有政治外交的配合，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制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戰爭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范例。當時蔣介石制定了“旭光作戰計劃”，準備陸、海、空在廈門、潮汕、青島登陸，全面反攻大陸。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劉安琪后來回憶說：“那時一鼓作氣，可能就上去了。”總參謀長羅瑞卿當時則強調：“現在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怎么打的問題，是拒敵于大陸之外，還是誘敵深入。”在這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的危急關頭，中央一方面緊急向福建前線集結兵力，各方面做好戰爭準備，同時讓王炳南立即返回華沙（當時在國內休假），爭取讓美國來制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王炳南對美國大使卡伯特講，蔣介石一旦向大陸挑起戰爭，其結果絕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卡伯特表示：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③[③參見程遠行：《風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08頁。]。這就是有名“聯美制蔣”策略。毛澤東遏制戰爭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是極為豐富的。在通過戰略威懾遏制或延緩戰爭爆發，或制止戰爭升級，避免或減少戰爭破壞，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戰略威懾已經成為當今國際軍事斗爭的重要內容的今天，深化毛澤東關于遏制戰爭思想的研究是極有現實意義的。

四、軍隊建設思想研究由開拓創建到保持發展的轉變

毛澤東開拓創建的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能否保持發揚光榮傳統，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壯大，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解決的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就人民軍隊而言，客觀上存在著一個由開拓創建到保持發展的歷史進程。人們對毛澤東軍隊建設思想的研究，更多著力于開拓創建時期的思想研究，對毛澤東關于人民軍隊繼續發展思想的研究，并沒有真正進入理論層面。其實毛澤東關于人民軍隊在奪取政權后，如何保持其性質和傳統并繼續發展的思想也是極為豐富的。

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把中國軍隊的近代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軍。第二代是黃埔軍。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第三代。毛澤東認為，奪取了全國政權后，作為中國軍隊近代化第三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先要擺脫那種缺乏嚴格軍事紀律、不集中、不統一的游擊性；改變武器裝備簡單低劣和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現在已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要掌握現代技術，把我軍建設成為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簡言之，毛澤東這個時期關于軍隊建設思想主要著力于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和軍隊組織編制及管理的正規化。

在毛澤東這些思想指導下，20世紀50年代，我軍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直接刺激下，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飛速發展。當時的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呼：“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世界空軍強國之一。”可是這個很不錯的開端，在批教條主義之風影響下并沒有繼續向前邁進，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受到嚴重干擾。50年代后期，毛澤東提出“以我為主”的建軍思想。認為蘇聯打敗過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蘇聯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我們打敗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我們有豐富的戰爭經驗，比蘇聯多。把自己的經驗看得不那么值錢，是不對的。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同時還要研究敵情、友情①[①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的講話，1958年6月29日。]。20世紀60年代，林彪提出政治掛帥，政治至上，政治工作第一的“空頭政治論”，并還要作為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后來，在毛澤東支持下，“突出政治”被置于全軍工作的主導地位。

“以我為主”和“突出政治”成為我軍建設的指導思想，對軍隊的建設和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復雜的，要作具體分析。“以我為主”的方針，強調在軍隊建設上要突出中國特色，保持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和作風，把學習外國經驗同自己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反對照抄照搬外國的做法。這些都是正確的，但在實際貫徹過程中，“以我為主”變成了以我軍以往的經驗為主，過于強調對過去經驗的繼承，不重視在新條件下的創新和發展，不重視學習和研究世界軍事變化發展的經驗。到了“文革”，“以我為主”實際上變成了自我封閉。政治思想建設和政治工作是我軍的優良傳統，是戰勝敵人的重要法寶，政治是統帥，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生命線，這些提法本身也沒有什么不對。我們要反對的只是把突出政治變成了只講政治，不要軍事、不要業務的“空頭政治”和利用突出政治來整人的“整人政治”。

對毛澤東軍隊建設思想的研究，一定要把重點放在新的歷史條件如何發展壯大人民軍隊的問題上，當前特別要深刻認識軍隊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人民軍隊與我們黨一樣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現在已經從在黨的領導下奪取全國政權的軍隊，成為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和國家的軍隊；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建設的軍隊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建設的軍隊。具體說我軍建設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社會背景和主體企求。戰爭年代，農民是人民軍隊的主要成分，其個體企求——翻身求解放與整個軍隊乃至整個黨、民族的企求是一致的，這是我軍建設那些基本原則和優良傳統得以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基礎。計劃經濟條件下，軍隊、軍人的主體企求及物質利益是既定的統一的按計劃實現的，軍人只是一個革命工作崗位。這些特征與戰爭年代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因此形成于戰爭年代的那些基本原則和傳統可以直接得以延續和承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獲取物質利益方式的多樣性。軍人成為人們的一種職業選擇，由此對軍隊建設帶來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人民軍隊要發展壯大，既要堅持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更要研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治軍的特色和規律，特別要研究如何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策制度，使軍隊、軍隊的主體企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與國家、民族的企求相融合、相統一。只有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策制度，才能為建構與信息化戰爭相適應的編制體制提供外部社會條件和內部動力，才能使武器裝備的效率得到最大化、最優化的發揮。

（作者單秀法，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所長）

（來源：《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全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