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共同薦小平

單秀法

林彪集團覆滅后，中國處于一個第一代領導集團如何向第二代領導交班的非常時期。對于毛澤東來講，經過“文化大革命”，他打倒了自己選擇并由黨組織確定的第一位接班人劉少奇后，第二位由他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卻要謀害他老人家。面對如此局面，選擇新的接班人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便成為他晚年思考的兩個根本問題。

周恩來心明如鏡，察之秋毫。他之所以再一次以忍辱負重的姿態接受一切，乃有他自己的戰略思考：不能把黨政大權交給“四人幫”；要保證鄧小平順利出任副總理，掌黨政之權。周恩來去世前，對葉劍英的囑咐仍然是：要注意斗爭方法，無論如何，大權不能落在他們手里。為達此目的，周恩來早在鄧小平復出前，便煞費苦心地進行工作：1972年1月，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對張茜說，鄧小平的性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早日復出作準備。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進一步檢查自己的錯誤，并提出愿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毛澤東對此信做了批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要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信中談了其他問題后，好像就便提到：鄧小平同志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3年2月，鄧小平終于返回久別的北京。3月10日，經過周恩來的努力，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2月22日，周恩來親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有人說，“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撐了整整8年的周恩來，終于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鄧小平復出，能夠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既是周恩來的心愿，更是對他的最大安慰。既然1973年底已經安排好鄧小平的工作，所以周恩來對1974年初江青的所作所為也就不那么在乎了：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批就是了，只要小平在就行。

鄧小平復出后，必須抓緊時機，提高他的聲望，使他握有實權，這是周恩來思考的大問題。為此，周恩來在癌癥復發、每天便血100毫升的情況下，仍不住院治療。后來鄧穎超說：那段時間里，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往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周恩來準備安排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外交部提出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并代表中國政府發言的建議。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由于江青反對，對此事議而不決。第二天，周恩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將該件送毛澤東及政治局成員傳閱。由于周恩來的努力和毛澤東的支持，鄧小平終于踏上紅地毯（周恩來為使鄧小平增添光彩而特地安排的）登上去美的飛機。7月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帽子。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4人小宗派。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指出“四人幫”的問題。10月14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對此，“四人幫”是絕對不能接受的。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難，對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大鬧政治局，企圖鬧得鄧小平不能工作，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會后，他們又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說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總理雖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在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江青等人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打成搞政變的“反革命”，通過毛澤東的手通通搞掉，以便讓他們組閣上臺。毛澤東聽后，批評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匯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達了周恩來的看法，說明事情并不像江青他們所講的那樣，而是預先計劃好要整小平，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毛澤東聽后說：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又一次提議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2月23日，周恩來和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再次強調讓鄧小平任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關照周恩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后，你安心養病，國務院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12月26日，毛澤東又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毛澤東談到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們共同審定了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安排，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長沙決策”。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后，鄧小平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頓。這時候，毛澤東的心態大致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需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才出來支撐局面，整頓面臨崩潰的政治、經濟秩序；周恩來的病重，張春橋、王洪文的難以勝任，是毛澤東起用和支持鄧小平進行“整頓”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必須維護“文革”的成果和肯定“文革”的正確性，這就決定了“整頓”的界限和他支持鄧小平的限度——不能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這時并沒有認識到要整頓“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必然要系統糾正“文革”的錯誤，包括它的指導思想；如果在全面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進行整頓，那整頓是不可能進行的。毛澤東這一思想認識上的矛盾，實際上在“長沙決策”中已明白表露出來了。他一方面完全同意周恩來關于四屆人大的安排，起用鄧小平，另一方面又與周恩來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澤東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8級工資制，等等，這些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成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要使全國知道”的忠告，實際上是要周恩來、鄧小平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是修正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林彪一類。周恩來當然理解毛澤東的思想。他回北京后，讓鄧小平把毛澤東關于學習理論、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安定團結的指示作為整頓的“綱”，雷厲風行進行“整頓”。兩位老人在起用鄧小平這個共同點上是有嚴重分歧的。毛澤東讓鄧小平進行有限度的整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支持鄧小平進行全面的整頓，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年10月下旬，周恩來進手術室前，拉著鄧小平的手，字字千鈞地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幾乎是同一時間，毛澤東卻不無感慨地批評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還是“白貓、黑貓”啊。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而，為時不久，歷史終究掀開了新的一頁：鄧小平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這兩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曾決定鄧小平命運的兩位巨人，最后也是由鄧小平來蓋棺論定的：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摘自《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秀法著，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