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中的三個問題

陳占安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思想基礎。認真學習和領會毛澤東哲學思想，不僅關系到對毛澤東哲學思想和毛澤東思想本身的理解，而且關系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及其科學體系的認識，關系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把握。

一、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以毛澤東的科學哲學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哲學，它的形成大體上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體系形成。前者應該以毛澤東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作為標志；后者應該以毛澤東1937年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作為標志。

（一）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初步形成

《反對本本主義》在毛澤東哲學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篇著作的發表應該看作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初步形成的標志。

《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著作最初的題目叫《調查工作》，1930年在紅四軍中有油印本流傳，可是后來在戰爭年代失傳了。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縣茶地鄉農民賴茂基向福建龍巖地委黨史辦公室獻出了珍藏多年的石印本《調查工作》。1958年11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征集到了這篇文章。1961年1月，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十分高興。他在一個說明中寫道：“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是1930年春夏，已經三十年不見了。”[1]1961年3月，他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負責人和這三個地區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上講：“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覺得還有點道理，別人看怎么樣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歡，這一篇我是喜歡的。”[2]此時，毛澤東將文章的題目改為《關于調查工作》并印發參加廣州會議的同志征求意見。在隨后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對這篇文章進行過比較詳細的解讀。他在講話中還提到：“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忽然找出一篇來了，我是高興的。”[3]

1964年6月，這篇文章編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此時毛澤東又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寫作時間確定為1930年5月。翌年，這篇文章又增加到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和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這篇文章是1991年第2版《毛澤東選集》中唯一加選的文章。

為什么說《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初步形成的標志呢？因為它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開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學論證。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組織事宜、黨的主要文件都要報請共產國際批準，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對我們黨行使著領導權，采取一種包辦代替式的領導方式，這不僅培養和助長了我們黨內一些人搞教條主義，自己不想動腦筋、只想照抄照搬的不良風氣和習慣，而且嚴重阻礙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進行革命實踐和理論創造。1927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是很堅定的，而且逐漸明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諸如革命的敵人、革命的朋友、革命的領導者、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步驟等重要問題，但是對于中國革命的道路并不清楚，一提起中國革命道路，就是走西方國家和俄國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這個問題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才有了轉變。1928年，在黨的六大上，共產國際曾經表示，以后不派代表到中國來。事實上在一段時間里也的確很少來，來了也不起大作用。以鄉村為中心的中國式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開辟的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1930年1月，毛澤東通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這條新道路進行了初步的論證。同年5月又通過《反對本本主義》對這條新道路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哲學上的論證。

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第一次初步界定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即“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4]。在這里，“從斗爭中”講的是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想象出發，不能搞本本主義；“創造新局面”，講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應該有創造性。思想路線是哲學思想的轉化形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它的基本內容是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結合。

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了三個重要觀點：一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二是“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三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5]這三個重要觀點構成了后來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雛形。

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嚴肅批評了“本本主義”的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唯書”，即“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傾向；一種是“唯上”，即“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6]針對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毛澤東大聲疾呼：反對本本主義，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鄉村為中心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毛澤東的貢獻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以及他對這些認識的哲學概括就處于全黨超群的地位。毛澤東在此之前雖然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著作，但是這幾篇著作畢竟只是滲透著哲學思想的政治論文。而《反對本本主義》卻是一篇以調查研究為由頭、專講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哲學專著，它的問世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沒有叫“形成”，這主要是考慮到《反對本本主義》對一些問題的闡述還是初步的、提綱式的，還沒有展開，還沒有形成體系。它有待于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也有待于哲學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化。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對本本主義》比起《調查工作》來有幾處修改：一是題目的改動；二是刪去了原先第五節中“我們的主要調查方法是‘橫斷法’而不是‘縱斷法’”一句。三是增寫了第三節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7]這幾個情況在研究思想史的時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雖然毛澤東在1930年就已經有了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但是當時并沒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寫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體系形成

為什么說《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形成的標志呢？

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兩篇著作中系統闡述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特別是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結合著中國的歷史實際和現實實際，對中國革命的經驗進行了哲學角度和哲學層面的概括和總結，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實踐是認識的源泉、認識的動力、認識的目的、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的理論，具體分析了認識發展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辯證過程，精辟地概括了認識運動的總規律，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8]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深刻地揭露了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認識論根源，即它們“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毛澤東提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9]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堅持并論證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觀點；提出了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精髓的新論斷，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10]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詳細闡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統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對立統一規律學說形成為一個科學體系。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兩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們的問世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其自身的發展中達到了理論化和系統化，為全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此之后，毛澤東的軍事哲學、政治哲學、藝術哲學以及黨的建設中的哲學、工作方法中的哲學等等，都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不同領域中的具體運用和進一步展開。

需要指出的是，《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1937年講授哲學時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兩個部分，要真正理解這兩篇著作的思想真諦，還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澤東1937年講授的哲學特別是他編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把兩篇著作放在整個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澤東應抗日軍政大學的邀請去講授哲學課。為了講課的需要，毛澤東自己編寫了一本教材，題目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這本教材一共分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論與唯物論。這一章分為4節：一，哲學中的兩軍對戰；二，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區別；三，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四，唯物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辯證法唯物論。這一章分為11節：一，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辯證法唯物論；二，過去哲學遺產同辯證法唯物論的關系；三，在辯證法唯物論中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四，哲學對象問題；五，物質論；六，運動論；七，時空論；八，意識論；九，反映論；十，真理論；十一，實踐論。第三章是唯物辯證法。按照原定計劃也應該寫11節，其中包括三個根本法則和八對范疇：一，矛盾統一法則；二，質量互變法則；三，否定之否定法則；四，本質與現象；五，形式與內容；六，原因與結果；七，根據與條件；八，可能與現實；九，偶然與必然；十，必然與自由；十一，鏈與環。不過，因為“七七事變”爆發，毛澤東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計劃，第三章只寫了第一節，其他10節沒有完成，也沒有講。　

《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當時在延安有油印本流傳，1938年4月起，曾經在廣州統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戰大學》雜志（半月刊）第1卷第6期開始在“新哲學講座”專欄里連載，并標明是“毛澤東主講”。上海出版的《民主》雜志在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署名刊載過部分內容。此后，延安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在1940年、冀中第四軍分區政治部國防出版社在1941年、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在1942年、上海中國出版社在1946年都先后翻印出版過。新中國成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單行本。

《實踐論》、《矛盾論》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兩節，不過這兩節寫得很詳細，是比較完整的論文，其他各節都比較簡略。當時，《實踐論》和《矛盾論》還曾經單獨油印過。中共中央書記處1941年12月編印的《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收錄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新四軍四師政治部的《拂曉報》在1942年8月26日印的第320期和同年9月8日印的第321期連載了《實踐論》（未署名）。新中國成立后，《實踐論》和《矛盾論》經過毛澤東的刪節、補充和修改，先后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重新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隨后收進正式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在第一篇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多處摘編了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實踐論》、《矛盾論》之外的論述，反映了毛澤東1937年在很多重要觀點上的原創性闡述。我們在學習和研究《實踐論》、《矛盾論》時，應該結合這些內容。

二、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由來

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現在已經被人們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過，歷史地看，這個概念的提出特別是對這個概念的涵義的科學規定卻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粗分起來，這個過程大致有三個階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醞釀階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開始使用并和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概念同等對待的階段；1978年以后是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明確使用并逐步給予科學規定的階段。

（一）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醞釀

人們開始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進行研究是在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時期。

張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積極評價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題為《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別提到毛澤東在哲學方面的貢獻。他說：“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不僅關心全黨的培養干部的工作，經常提供許多天才的意見，而且還親自領導學校工作（如抗大），親自講授提綱（如戰略學、哲學等）。”“毛澤東同志的講演與著作便是馬列主義中國化最好的體現，它的內容和形式正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張如心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中不僅介紹了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顯著例證，而且強調指出：“這里還要特別指出，毛澤東同志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為他能夠真正唯物地具體地理解我國的情況，真正掌握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證法。從毛澤東編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徹地了解唯物辯證法的本質，如何善于把他長期的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以辯證法的方法科學地綜合起來。他在該提綱中，不僅通俗地簡明生動地敘述了馬、恩、列、斯的唯物辯證法，而且善于把辯證法主要的法則與次要的區分清楚，善于把辯證法與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活動與過去中國革命實踐經驗最密切地結合起來，這與過去中國出版界關于辯證法許多‘枯燥無味’、抽象的公式主義的敘述，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區別。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在辯證法唯物論上是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在對立統一法則的具體應用上面，他的許多創作，特別是軍事理論與實踐，及整個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都是唯物辯證法最精彩最生動的運用的結晶體。”[12]

和培元在1941年6月寫的一篇題為《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的文章，發表在1941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我們在毛澤東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可以看出他怎樣深刻地靈活地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闡明中國革命的規律性，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抗大的哲學講座，迄今猶膾炙人口，他的講授提綱——特別是對立統一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國化了的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他對辯證法原則的闡述之所以那樣爽朗、生動、有力，這不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暢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間洋溢著活的中國革命經驗。這就指示著新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13]

艾思奇在《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發表了《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戰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應用和中國化方面有著許多新的成果，“而在這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毛澤東及朱德同志的關于游擊戰爭問題的著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應用的最大的歷史收獲”[14]。

張如心寫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一文在1942年2月18、19兩天出版的《解放日報》上連載了。他在這篇文章中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即思想路線或思想方法論、政治路線或政治科學、軍事路線或軍事科學。他指出：“這三個組成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組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底體系。”[15]他認為，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或思想方法論是毛澤東的全盤理論和策略的基礎，是他長期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全部實踐活動的基礎。在這篇文章中，他還列舉了學習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或思想方法論的主要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

陳毅于1942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1周年發表了《偉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他從五個方面論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創造，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16]

中共中央總學委于1943年7月11日發出了《關于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體干部和黨員認識和擁護毛澤東同志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他提出的‘既團結又斗爭’的正確路線”。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17]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作出系統的闡述，對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涵義作出科學的規定。他特別提到：“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18]

黨的七大后，人們對毛澤東在哲學方面的貢獻更為重視，他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豐富的哲學思想的其他著作被爭相閱讀。周恩來1949年5月9日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了“向毛澤東學習”的口號，指出毛澤東在哲學上有很多創造。

從上面的回顧來看，從延安時期開始，人們已經開始重視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已經把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作為我們黨的理論基礎來對待，已經把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來看待。但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在建國之前還沒有提出，當時使用的概念多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澤東同志的宇宙觀”等等。

（二）“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伴隨著《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特別是《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重新發表，在全國范圍，特別是哲學界、理論界、教育界興起了一場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熱潮。不過，這個時期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論文”等等。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人民日報》在同年6月19日公開發表了這一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新的代表作。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全國各方面很快出現了新中國又一次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熱潮。開始是在干部中，繼而在廣大群眾中，出現了不少哲學學習小組，在一些大專院校（比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很快籌建了“毛澤東同志哲學思想學習會”、“毛澤東同志哲學著作研究會”，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工農學哲學的群眾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報刊雜志在發表的文章中開始出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概念。

據現在看到的材料，“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1958年。這年8月3日出版的《新建設》雜志8月號上發表了嚴北溟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文中指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我們時代精神的精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在中國革命具體條件下的創造性的發展。它有著無比精深博大的內容。這些內容包含在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中，也體現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部勝利進程以及一切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中。”[19]這大概是公開發表的使用“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的第一篇文章。同年9月，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學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編輯的論文集，書名就叫《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

在此之后，使用“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的文章就逐漸多起來了。比如，《理論與實踐》雜志在1958年9月15日出的第9期上登有杜國庠寫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勝利》一文；《哲學研究》雜志在1958年12月10日出的第8期上登有黃遠寫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戰斗性》一文，其中指出：“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新時期和中國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從而就大大豐富了、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光明日報》在1960年3月13日發表了孫叔平寫的題為《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一文。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天津師范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等單位還分別以《毛澤東哲學思想》（上、中、下）、《毛澤東哲學思想學習資料匯編》（上、下）為書名編印了資料集。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在這期間，“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已經在一些論著中開始使用，但是總的來說，使用得還不普遍，通常比較多的還是“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而且，當時人們對這兩個概念含義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樣的。就在發表了嚴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設》雜志上，同時還刊登了湯一介的題為《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容》一文，用的概念則是“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就是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論文集中，也只是書名用的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還是“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新建設》雜志在1958年12月號上發表了李光燦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也是談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體會，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他給這個概念下的定義是：“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就是結合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業經充實、豐富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20]這個定義同嚴北溟給“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所下的定義差不多。孫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說：“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毛澤東同志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是中國革命經驗的最高的哲學概括，而毛澤東同志的其他著作則是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的哲學。”[21]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和研究陷入混亂，走入了歧途，這期間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或“毛主席的哲學思想”。

（三）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概念內涵的科學界定

嚴格說來，普遍使用“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并對這個概念的涵義作出科學界定，還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事情。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當時的主要負責人的談話中，不僅明確使用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而且還作出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22]的科學論斷。他堅決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熱烈支持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積極提倡研究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新情況，為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恢復、運用和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多次號召全黨尤其是黨的干部要學習哲學，特別是毛澤東的哲學著作。鄧小平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毛澤東同志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在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他完全贊成陳云關于要提倡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的建議，他認為，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這是“打下根底”的好辦法。他指出：“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3]

1981年，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給予了科學的評價，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黨中央和鄧小平的號召下，在《決議》精神的鼓舞下，我國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勢。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研究方向的專業理論工作者隊伍；在高等院校、部隊院校、黨校干校中普遍開設了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內容的課程；各地乃至全國范圍開展了各種形式的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專題的學術研討活動，發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研究課題的論文和專著。

也就是在這種新的學習熱潮中，很多理論工作者不僅使用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給這個概念的含義加以科學界定的問題。經過1981年10月在廣西桂林召開的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第一次討論會的討論，比較多的學者接受了龔育之提出的一個看法，即“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經驗的哲學總結和概括”。[24]黨的十二大之后，學界普遍又在“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設”三個字。這個定義比較好地說明了毛澤東哲學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的關系，也說明了毛澤東哲學思想與毛澤東的關系、與黨和群眾集體智慧的關系。這個定義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本質特征。

經過這樣一個過程，“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概念就與“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這個概念區別使用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實際上講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哲學，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以毛澤東那些科學的哲學思想為主要代表。毛澤東哲學思想是經過實踐反復檢驗證明為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毛澤東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學思想和他晚年的錯誤認識當然不能屬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內容。

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概念從醞釀到提出、再到明確使用和對其含義給予科學界定的歷史過程，反映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史的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認識的不斷深入。

三、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歷史地位

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一是看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二是看毛澤東哲學思想對現代中國哲學發展的貢獻，三是看毛澤東哲學思想對以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意義，四是看毛澤東哲學思想對當代中國哲學思想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作用。

（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認識論、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等幾個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創性的貢獻。這其中包括，毛澤東通過《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著作，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更加明確、更加充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認識與實際關系問題的科學理論系統。毛澤東通過《矛盾論》等著作，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特別是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觀點更加明確、更加充實，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上形成了一個科學的理論系統。毛澤東通過《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特別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如今，毛澤東在這些著作中所闡述的觀點已經成了哲學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內容。

其次，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應用哲學的層面上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其中特別表現在毛澤東的軍事哲學、政治哲學、建設哲學等方面的著作中。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中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研究戰爭的方法論；戰爭中的客觀規律性與自覺能動性；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的辯證法，以及兵民是勝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等著作中所闡述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又統一又斗爭的方針；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原則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中所闡述的，中國社會的性質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前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辯證法；革命轉變論和革命階段論的統一；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等思想。如他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等著作中所闡述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重點與非重點；統一性與獨立性；獨立自主與學習外國等思想。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滲透的、體現的唯物論、辯證法思想，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用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再次，毛澤東哲學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人民群眾中的廣泛傳播進行了重要探索。毛澤東多次講過，要使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里和課堂上解放出來，使哲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手里的銳利武器。這里特別應該提到，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同實際工作相結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我們現在從毛澤東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條》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學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實質就是哲學的問題，它們是哲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和轉化形態。毛澤東提倡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學點哲學；要想做好工作，必須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等等。

毛澤東為哲學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在全世界范圍內是前所未有的。

他破除了哲學神秘論，哲學在人民群眾的認識領域甚至日常生活中，從來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影響大。

（二）在現代中國哲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

我們不能說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中只有毛澤東哲學思想，而沒有別的哲學。事實上，除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哲學的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外，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還有其他一些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的思想家，其突出代表包括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等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識論》，改造了佛教唯識宗的學說，建立了一個新的哲學體系。金岳霖著有《論道》、《知識論》，運用邏輯分析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學體系和知識論體系。馮友蘭著有《新理學》，將西方的新實在論與程朱理學結合起來，也形成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們都是愛國主義者，他們的哲學體系雖然總體上是不科學的，但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和哲學體系中還是有著一些有價值的思想，具有參考意義。另外，梁漱溟、張東蓀、賀麟等的哲學著作也有一定影響。在現代中國哲學的研究中，研究領域不要太窄，不能采取簡單肯定和簡單否定的辦法，應該在比較中認識真理。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需要明確的，那就是誰是現代中國哲學的主流？誰代表著現代中國哲學的方向？憑心而論，那只能是毛澤東哲學思想，或者說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現代中國哲學是在中西古今哲學的沖突和融合中形成的，因而流派眾多，學說紛繁。在這繁多的學派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最為中國人民所歡迎。在20世紀30年代，辯證法唯物論開始成為中國哲學界的主潮流，任何其他的哲學流派都無法與之相匹敵。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反映了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需求，代表了現代中國哲學的前進方向。

（三）對以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

應該承認，正是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才有了自己的一套科學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和政策，才有了一套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正是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乃至我國人民才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形成了空前的團結。

在這里，我們應該珍視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實事求是的論證和提倡。如果說得再展開些，還包括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等。這些思想、觀點成為我們黨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指南。我們黨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特別是犯過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究其思想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哲學思想方面發生了動搖，用毛澤東的話就是：“唯心主義盛行，形而上學猖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原理被肆意歪曲、篡改和踐踏，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卻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在宣傳著、泛濫著。在新中國的哲學發展史上，這是一段被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

成為歷史悲劇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和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與發展曾經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毛澤東，自1957年下半年起卻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同程度地違反了自己以往闡述過的許多正確的哲學觀點，主觀主義失誤日益嚴重，以至于形成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延續。但是，我們在經驗教訓的總結和反思中，認識到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觀點的真理性，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又重新恢復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權威，毛澤東哲學思想成了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開辟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思想武器。

（四）對當代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和人們思維方式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基礎部分、靈魂部分，它的基本原理不會因為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失去價值。事實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哲學，毛澤東哲學思想至今對于我們的哲學理論工作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都依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就中國共產黨哲學思想的歷史發展來講，是先有毛澤東哲學思想，后有包括鄧小平哲學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學思想、科學發展觀哲學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放在中國共產黨的哲學思想發展中來看，它與毛澤東哲學思想具有怎樣的關系呢？這也是需要回答的問題。目前，我國學術界大體上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它與毛澤東哲學思想相比，是一個獨立的理論形態。另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并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而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即是說，它們是同一個理論體系中的兩個發展階段。我贊成第二種意見。

應該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哲學思想自然而然地也實現了第二次飛躍。

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所使用的概念、命題基本上都是從毛澤東哲學思想那里沿用過來的，所闡述的道理也基本上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基本原理的恢復和發揮。鄧小平當年所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動員人們重視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從而恢復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權威；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明確闡述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并用了很大氣力去闡述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關系以及如何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鄧小平的這個思想在江澤民、胡錦濤那里也有很好的表達，他們都十分重視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都一再強調要從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我們這里不是說，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沒有自己的哲學，也不是說后來思想的提出只是毛澤東原先思想的簡單邏輯推導，事實上它們包含著后來人對很多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但是就哲學理論體系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與毛澤東哲學思想還是同一個理論構架，后來的發展是一個體系中的發展。

至于有人說，毛澤東哲學思想講“斗爭哲學”，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講“和諧哲學”，其實這是一種簡單化和片面性的看法。毛澤東哲學思想強調的是對立統一，是矛盾的統一性與斗爭性的結合。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有時強調斗爭，我們不能離開當年的歷史條件去看這個問題。翻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那里收有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報告，其中就說明了“斗爭哲學”的由來。毛澤東指出：“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25]放在當年的語境下，不難理解講“斗爭哲學”的針對性和真正用意。看看講話的上下文，毛澤東講“斗爭哲學”是在講我們對國民黨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時說的，其中特別強調我們講的斗爭，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反對的是要么放棄斗爭只要團結、要么斗得不恰當這兩種錯誤傾向。至于毛澤東晚年有些片面講斗爭的話，那是不能包括在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有人說現在我們改成“和諧哲學”了，其實，和諧與斗爭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統一。離開矛盾、斗爭，一味地講和諧，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正是因為有矛盾才提出社會建設的任務，而構建和諧社會，其中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別的，而是正視矛盾、研究矛盾、化解矛盾。我們所能夠構建的和諧社會，也不是有人說的那樣“沒有矛盾、沒有斗爭”，而是一種有矛盾但不激化的社會狀態。又統一又斗爭，對于社會矛盾的解決來說，是一對永恒的關系，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比起政治理論的發展來，哲學思想的發展要艱難得多。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哲學思想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哲學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領域發展規律的認識，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知識體系。這種理論特點就決定了它的發展有賴于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發展規律的理論抽象和升華，包括我們對這種規律概括的語言更新和層面更高。這種工作我們一直在做，而且還在繼續做，它寄希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進一步積累，寄希望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寄希望于廣大哲學工作者的理論創新。

注釋：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頁。

[2]《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頁。

[3]同上書，第257頁。

[4]《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16頁。

[5]同上書，第109、115、115頁。

[6]同上書，第111頁。

[7]同上書，第111—112頁。

[8]同上書，第296—297頁。

[9]同上書，第295—296頁。

[10]同上書，第319—320頁。

[11]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載《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20日。

[12]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載《解放》周刊第127期，1941年4月。

[13]和培元：《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載《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14]艾思奇：《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載《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15]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載《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連載）。

[16]載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

[17]艾思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載《解放日報》1943年8月11日。

[18]《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頁。

[19]嚴北溟：《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載《新建設》1958年8月號。

[20]李光燦：《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載《新建設》1958年12月號。

[21]孫叔平：《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載《光明日報》1960年3月13日。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7頁。

[23]同上書，第303頁。

[24]《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頁。

[2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頁。

（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