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抵制與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努力
陳東林
“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這是毛澤東面對“大躍進”困難時高度評價陳云的一句名言①[①薄一波回憶說，1962年中央委托陳云主持經濟調整時，“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這種做法喻之為‘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4頁）。1980年10月29日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張執一（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發言指出：1959年隨毛澤東赴廬山會議的柯慶施告訴王任重，毛澤東在途中感慨地稱贊陳云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真仔細，如果是陳云當家不可能出這些亂子。因此，這段評價應當是毛澤東的。]。用這句話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陳云，也是非常合適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一直處于“養病”狀態的陳云，遭到了極左路線的排擠和打擊，其間還一度被下放到江西兩年多。他雖然一直保留著中央委員名義，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始終沒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盡管如此，陳云仍然利用各種機會，努力抵制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一、堅持原則，以柔克剛，在逆境中和極左勢力進行不懈的斗爭
1966年8月，隨著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批判，1962年協助劉少奇進行經濟調整的陳云，也遭到康生攻擊，說陳云“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以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報告，就懂得他的經濟學是什么貨色。他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①[①《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頁。]會后，陳云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起被實際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職位。隨后，大字報出現“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陳云”的口號。紅衛兵沖擊和查抄了陳云在北長街的家，還成立了“徹底批判陳云聯絡站”，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下，他才幸免于難。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團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掀起了圍攻老同志的風潮，謝富治又“揭發批判”陳云說：“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發言，他說沒調查沒發言權，后來不到一個月做了個黑報告反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陳云“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東西都要清算”。②[②《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頁。]
在逆境中，陳云雖然不得不多次作出“檢查”，但絕不違背事實，更不打擊同志，仍然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抵制極左錯誤。
他對污蔑天津工學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袁血卒有“歷史問題”的學生說，“黑幫”這個詞可不能隨便用啊。說袁自首叛黨、叛國談不到，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在陳云三次去信耐心誘導下，這些原來要打倒袁的學生后來改變了態度，要求把袁樹為革命領導干部。陳云的這一態度竟被康生攻擊為“又一次包庇”袁。1969年9月陳云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蹲點調查，面對砸爛規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他致信葉劍英，并請轉周恩來報毛澤東，指出規章制度有些不該廢除的也沖垮了，安全操作規程“絕不能廢除”③[③《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52頁。]。
1969年10月根據中央緊急疏散在京老干部的指示，陳云被疏散到江西。離開了政治風云中心北京，他仍然關心著國家的生產。1971年9月他在聽匯報時指出：凡是對“抓革命、促生產”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凡是對“抓革命、促生產”不利的就是錯誤的！當聽到兩派群眾組織都有過打人現象時說：打人在歷代都是犯法的！④[④《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1972年4月20日，陳云離開江西。臨行前，他還對與他共事兩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談了近兩個小時的意見和建議，特別強調說：工廠就是要搞生產，如果工廠只搞革命不搞生產，我們吃什么？國民經濟怎么發展？國家怎么發展？
陳伯達、林彪一伙相繼敗露后，陳云在中央有關會議上就自己所知進行了積極的批判揭發。1972年6月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周恩來在巨大壓力下被迫在會上做了檢討自己“歷史錯誤”的報告。在周恩來困難的時刻，陳云針對江青集團給周栽贓的“伍豪事件”發言說：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他還寫出書面發言說：“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①[①《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1頁。]
回到北京，陳云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協助周恩來開拓外貿工作，當時斗爭的焦點就是如何糾正外貿領域的極左錯誤。有人擔心借外匯資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以及同現有規矩相矛盾。陳云堅決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②[②《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20頁。]1973年10月，他在聽取外貿部匯報時，指出進口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進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遲生產，很不合算。江青集團不敢直接反對毛澤東已經批準的進口設備計劃，就反對進口有關附件，說這是“洋奴”。陳云憤然而起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指使上海港碼頭貼出“要做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攻擊擴大外貿是“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陳云經過冷靜思考，堅持說：對去年利用國外交易所買糖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問題，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余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并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①[①《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頁。]。
陳云的大膽糾“左”遭到了“四人幫”的仇視。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驟起，鄧小平被迫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1976年春，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又指使新華社派出大量記者前往各個部門搜集陳云、萬里等復出的領導干部材料。在3月至6月的國家計委匯報會上，張春橋攻擊陳云主管的外貿部“問題嚴重”，“在外貿工作上執行的是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江青破口大罵：“真是洋奴、買辦、漢奸！”姚文元說：“中國勞動人民的果實，部分送給了外國資本家。”②[②國家計委黨的核心小組文件，1976年10月31日。]陳云痛心地看著費盡心血才有所好轉的經濟形勢又毀于一旦，同時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層去“蹲點”的精神準備。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把手伸向了最高權力。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考慮除掉這個毒瘤。當時，可供選擇的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采取何種方式，頗費思慮。
難以決斷之際，葉劍英想到了在黨的歷史上久經風浪、立場堅定、長于謀略的陳云，請王震多次找陳云商量。據姚依林回憶，他去陳云家遞交關于江青問題材料，看到陳云在家里反復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算來算去，覺得并沒有完全的把握。通過子女傳話與葉帥交換意見后③[③姚錦：《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頁。]，10月1日晚上④[④陳云去見葉帥時間，各書不一。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頁）寫作9月19日；朱佳木主編：《陳云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頁）下卷寫作“十月初”。經朱佳木同志提示筆者：陳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人民日報》1992年7月23日）中說，他去葉帥家，正好遇見鄧穎超出來。經查金鳳著《鄧穎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頁）中說：鄧穎超去葉帥家是10月1日晚上。該書系中央有關部門委托作者撰寫，曾多次采訪鄧穎超，并經中央文獻研究室審閱，所述時間應當比較可靠。]，陳云冒著被“四人幫”發現的危險，穿上大衣，把帽子壓得低低的，身子蜷縮在車子后座里①[①此描述為李丹慧告訴筆者，系陳云之子陳方對她提供的回憶。]，前往葉劍英的西山住所面談。葉先給陳看了毛澤東關于“四人幫”問題的談話記錄，然后問陳怎么辦？陳云堅定地說：“這場斗爭不可避免。”②[②陳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人民日報》1992年7月23日。]中央下了決心，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黨和國家。
粉碎“四人幫”后，不少參與者甚至只是與聞者都曾經撰文回憶自己在這個關鍵時刻的作用，而陳云，卻直到時隔十六年后才在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中淡然提及此事，表現出處變不驚、居功不爭的高風亮節。
二、立足現實，放眼世界，“文革”后期積極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一場大規模經濟危機，商品資金積壓，工人失業，市場蕭條；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家的極度不安。這樣，東歐國家集團和西方國家集團之間的壁壘開始出現一些松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增多。
從1973年到1974年，陳云協助周恩來進行了外貿工作的領導和研究，他敏銳地看到了世界形勢這一變化，以他特有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帶有真知灼見的戰略性意見，為我國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抓住時機，大膽地提出“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外資的新課題。
1973年6月7日，陳云在家中約見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陳希愈等人。他說：“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百分之二十五對蘇聯、東歐。”“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領我們應占的地位。”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18頁。]
陳云的這個定位判斷，在當時動輒批判“對外投降賣國主義”的壓城黑云中，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他還提出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的10個具體問題：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發行量、黃金儲備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赤字等，并且要求銀行研究西方領導人尼克松、康納利、德斯坦、舒爾茨等的講話、文章，利用外資。1973年，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了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的工作，一年中籌措到10億美元，這在一年引進幾百億的今天只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卻邁出了中國利用外資的非凡一步。
其次，積極支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利用國際期貨市場等手段為國內服務。
1973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了國家計委提出的引進預算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廠等項目。陳云堅決予以支持，還指出：買舊軋機要慎重從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準備好新配件。并且要求學習舊中國永利化工廠、太原鋼鐵廠等買設備的經驗②[②國家計委：《關于銀行利用國外存款承擔一部分成套設備進口外匯支付任務的請示報告》， 1973年9月。]。
過去，外貿部門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國內急需物資時，常常是直接購買現貨，外國資本家一看到訂單，就大幅度抬價，使我們吃了不少虧。在陳云指導下，外貿部門開始利用國際期貨市場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購買砂糖47萬噸任務，外貿部門先不急于購進現貨，而是購進26萬噸期貨，再購買41萬噸現貨。待到交易市場上得知中國購買消息，砂糖價格上漲，再拋出多余的期貨。這樣，不但順利完成了采購任務，而且還為國家賺取了240萬英鎊的外匯。陳云總結這次經驗說：“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但也是一種大宗商品的成交場所。”“對于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還指出：“在今后兩年里對交易所要認真進行研究。”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頁。]今天，中國不僅全面參加了國際期貨市場，而且有了國內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這個開創，可以追溯到陳云當年的指導工作。
再次，主張進口原料，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再進口國內急需物資。
早在1961年，陳云就提出并主持了從中東、東非“全球購棉”，加工成紡織品出口換匯，再進口糧食的戰略，為克服國內糧食嚴重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②[②周永嘉：《一項不為人們所知曉的業績》，《中國紡織管理》， 1989年4月號；周永嘉：《我參與了紡織事業在六十年代的兩項重要工作》，《中國紡織工學院校友回憶文集》。兩文承程中原同志推薦。]。70年代初，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偏低，而國內棉花欠收，棉布供應緊張。但在極左思潮壓制下，有人卻認為進口外國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云再次主張，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長期這樣搞，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③[③《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頁。]。同時，他還主張，在整個外貿工作中，都可以這樣做：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和化肥，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和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是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1973年外貿部門進口了1600萬擔棉花，進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換匯，一部分解決了國內需要。陳云的這個思想，由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中發展為以補償貿易方式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大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更擴大成為“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圖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利用外資重要手段。
除了在陳云指導下已經進行了初步實踐的上述方面外，陳云當時對國際形勢的預見性分析，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戰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73年，他在聽取外貿部匯報時指出：現在，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誰也不敢輕易打。這樣，生產力越來越大，而市場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來越大。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各個因素，如次數、周期變化都要好好研究，這對我們的外貿特別是進口關系很大①[①《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頁。]。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世界生產力迅速增長，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別成為時代主要矛盾，證實了陳云的這個判斷。
1974年7月，陳云撰寫了“關于七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兩份提綱”，第一份是“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第二份是“這次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的比較”②[②《陳云關于七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兩份提綱》，《黨的文獻》2000年第3期，第3－6頁。]。在提綱中，陳云提出的國際形勢判斷，不僅符合當時的形勢發展，而且對比以后的30年，與他的許多預見也出現了不少驚人的吻合。例如，關于世界新格局，他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新的國際關系”，“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雖然遇到經濟危機，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仍然是有較大發展的”；“一度出現過的社會主義陣容”“不存在了”；“現在是三個世界。廣大第三世界出現是最大的變化”，“帝國殖民主義地區和力量已縮小了”。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解體后出現的多極化世界格局證實了他的遠見。關于未來的戰爭，他認為，首先是“部分戰爭”，如“挑撥第三世界之間發生戰爭。武力占領中東產油國”。這已經被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90年代海灣戰爭和2003年美國占領伊拉克戰爭所證實。關于經濟危機，陳云判斷說，“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是輕微受害者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勞動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進口貨國家是得利者。資本主義大國的大壟斷資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沖擊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后果正是如此，明顯不同于過去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危機，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的特點。這兩份提綱，反映出陳云在“文革”條件下仍然保持著敏銳的國際問題洞察力和長遠的預見性。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在周恩來、李先念、陳云和隨后復出的鄧小平的共同領導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進蘇聯156項援助項目后的第二次引進高潮。這一期間引進的重要成套設備，到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生力軍。更重要的是，陳云在“文革”后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寶貴思想和實踐，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當時的開放探索一起，匯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噴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基礎。
三、登高疾呼，冷靜思考，推動全黨繼續糾正“文革”遺留的錯誤
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兩年里，由于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領導結構沒有得到徹底的調整，因此“左”的指導思想仍然束縛著前進的步伐，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文革”的錯誤路線仍然在繼續。
在政治上，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要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按照這個方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仍然統治著全黨，“文革”造成的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被錯誤打倒的老干部難以出來工作。
在經濟上，“文革”造成的經濟混亂狀況沒有得到調整，反而又出現了急于求成的傾向。1978年3月，全國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要求到本世紀末工業方面建成120個大項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和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先進水平。這個規劃在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辦法，一是繼續提高積累率，擴大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使“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結構持續嚴重比例失調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繼續“抓革命促生產”的老模式，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抓綱治國”、“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國普及大寨縣”等政治運動和大會戰。
針對這兩方面的嚴重問題，還沒有進入中央決策層的陳云，以他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影響和推動著中央，進行了糾正“文化大革命”遺留錯誤的努力。
1977年3月，陳云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交書面發言指出：天安門事件的“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會議工作班子要求陳云按照華國鋒講話的口徑修改這篇發言，被陳云拒絕，結果會議簡報竟不予刊登。但這兩篇發言都在會內外傳開，產生重要影響。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后，陳云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必須由中央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包括：重新審查所謂“六十一人集團”和陶鑄、彭德懷等人的結論，肯定天安門事件，結束專案組的不正常狀態，審查“文革”中有嚴重問題的康生等。他強烈表示：“這些問題不解決，在黨內黨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糾纏歷史舊賬，“不是要搞運動！只是要中央開個口！”②[②《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陳云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使會議突破了原定的框框，開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集中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成為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的一個偉大起點。
為了糾正經濟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傾錯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發言指出：不能到處緊張，要多進口一些糧食，把農民安穩下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③[③《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調的問題擺到全黨面前。全會對陳云的意見給予了高度重視，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不久，陳云、李先念又聯名寫信給中央，建議用兩三年時間調整經濟，把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大體調整過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后表示贊同。1979年5月，國務院將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了調整降低。6月，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用三年時間完成這次調整。
為了使全黨深刻理解調整的必要性，陳云給中央領導人印發了1950－1979年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緊張和波動的歷史資料，請大家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基建投資在財政支出中的合適比例。他總結說，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我們應該探索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的較快發展速度①[①《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2頁。]。這個意見得到全黨的高度評價。到1982年，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趨于協調，為以后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飛躍發展打下了穩固基礎。
經過糾正上述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遺留的錯誤，黨和國家解脫了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這是和陳云的重要貢獻分不開的。
四、著眼根源，處理慎重，實事求是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當選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他面臨著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及這一時期的人和事、如何處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大量問題。當時曾經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另一種認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團的犯罪內亂，只能通過審判處理。經過平反冤假錯案、指導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兩案”審判工作，陳云提出了有獨到見解的一系列看法，可以用他一段精辟語言來集中體現：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但這是一場政治斗爭。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斗爭。這場政治斗爭被若干個陰謀野心家所利用了。在這場斗爭中，有許多干部、黨員、非黨人士受到了傷害。但“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斗爭。因此，除了對于若干陰謀野心家必須另行處理以外，對于其他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斗爭的辦法來處理。對于這場政治斗爭，不能從局部角度、暫時的觀點來處理，必須從全局觀點、以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這種處理辦法，既必須看到這場斗爭的特定歷史條件，更必須看到處理這場政治斗爭應該使我們黨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產黨人，在黨內斗爭中取得教訓，從而對于黨內斗爭采取正確的辦法。這是處理這場政治斗爭的前提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頁。]。
陳云這段話，包含著以下幾個原則：1.“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特定的政治斗爭，必須用政治斗爭的辦法來處理。2.必須從黨的全局、最高、長遠利益來處理。3.處理的前提，是為黨取得教訓。
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陳云提出了幾個具體論斷：
（一）要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后果區別開來。陳云說：關于對“文化大革命”的估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為了防止中國變修、出現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這個問題需要作一個總結，總結時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幫”等人的破壞作用估計進去。他還說：關于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毛澤東沒有一點責任，但我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會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在這個問題上，要平心靜氣，要掌握分寸，慎重考慮，不能感情用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②[②《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頁。]在指導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國前28年歷史的建議，對鄧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澤東歷史功績的原則，給予了有力支持。
（二）要從制度方面認識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陳云說：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這關系到民主集中制。從七大到全國勝利前，我們黨都很民主。建國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貫徹得很好。從一九五八年起，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民主集中制傳統被一點一點地破壞。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說什么“頂峰”、“一句頂一萬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這其中有許多幫倒忙的人。③[③《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頁。]后來，他又一針見血地說：“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④[④《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頁。]。
（三）對“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同志，要批評和幫助，樹立正確的黨內風氣。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有四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其后兩年犯嚴重錯誤的政治局委員提出辭職。陳云指出，對這些同志應該全面地考察，看到這個同志犯了什么錯誤，也應該看到他在黨內做過什么好事，還必須看到當時黨內的整個情況。不贊成“扭住不放”，檢討沒有完沒有了。同時，他也嚴肅地指出，這些同志不要自己覺得委屈了，應該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這樣的錯誤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頁。]。同時，他又多次堅決地表示，要警惕“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但是可以給他們一般的工作。
（四）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區別對待處理。陳云說：“處理‘四人幫’與處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要有區別，‘四人幫’這些人禍國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盡壞事。而在戰爭年代，他們也沒有任何戰功。林彪反革命集團則有些不同，他們主要是部隊的，像黃、吳、李、邱他們，包括林彪，過去這些人都打過許多仗，也立過各種戰功。他們現在犯了罪，應該處理，但與‘四人幫’應該有所區別。”②[②鐵瑛：《陳云談“文革”、糧食、父母官》，《中華兒女》1995年第6期。]即使對江青集團的首犯，陳云也不主張完全按刑事犯罪處理。審判“四人幫”前，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江青判死刑。陳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陳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③[③《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頁。]事實證明，不殺的處理在國內外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斗爭”，陳云在復雜形勢下善于冷靜思考，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說：我是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④[④《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頁。]，為黨和國家渡過急流險灘，走向勝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導和支持。歷史證明，無論在“文化大革命”動亂迭起的“國難”中，在國民經濟處于停滯倒退的“家貧”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處理復雜歷史問題時，陳云都無愧是黨和國家、人民的“良將”和“賢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200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