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試論毛澤東、鄧小平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探索

廖心文

要把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應該通過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來實現，是應該選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應該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早已形成共識，并且在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建立并還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而，中國共產黨人作出這樣的選擇，在思想上達到這樣的統一，并非易事，其間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辛探索，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探索中，毛澤東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而鄧小平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什么他們會作出不同選擇，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他們的選擇？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些分析。

一

研究或評價一個人物包括領袖人物在內的思想認識和行為選擇，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否則就不能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對當年毛澤東選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建設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同樣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

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之所以選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是在理論上遵循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理論，即把計劃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把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毛澤東曾經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艱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的，這是定了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二是在實踐中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有人說，當毛澤東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時，面對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不僅是指當時的中國還缺乏社會主義制度賴以鞏固的工業化基礎，只能走邊建設邊發展邊鞏固的道路，而且還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循，哪怕是失敗的經驗。唯一可以借鑒的，便是蘇聯的經驗。毛澤東后來在總結歷史經驗時，也多次談到這一點。他曾經說過：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他還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頁。】毛澤東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所面對的實際情況。

那么，當時情況是怎樣的呢？

新中國成立時，國際上是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格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采取的是包圍和封鎖政策，只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就像毛澤東所說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么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357頁。】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出于這樣的分析和認識，新中國在外交上實行了“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政策，在經濟建設上提出了向蘇聯學習的口號。

在經濟體制上，蘇聯提供的經驗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蘇聯的選擇，一方面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理論；另一方面是蘇聯自身所處的具體環境的客觀需要。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發生了經濟危機，各種矛盾迅速激化，戰爭一觸即發，備戰和抵御外敵入侵成為蘇聯的首要任務。因此，蘇聯必須在經濟上高度集中財力、物力、人力由中央使用。采取這種辦法，蘇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國民經濟計劃化，保證了后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勝利。蘇聯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個時期內充分展示了其優越性，而其弊端則暫時被掩蓋下來。蘇聯在短短二三十年內，由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一個能與資本主義國家抗衡的強國，對于社會主義陣營有著強烈的示范作用。二戰后所誕生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照搬了它的經驗，其中也包括新中國。

新中國經濟建設起步時，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實行全國財政和經濟的高度統一，最大限度地組織和調動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而由國營經濟和國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財政經濟的高度統一，使中國的經濟建設之路自然而然逐步走向計劃經濟的軌道。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在當時物資短缺而需求緊迫的嚴峻形勢下，這只能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選擇。這種選擇，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時不采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取得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一系列成就。事實證明，新中國學習蘇聯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建國初期基本適應了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并且在一個時期內明顯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強調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并不排斥西方經驗，他曾多次指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357頁。】另外，毛澤東對蘇聯經驗的認識也并非一成不變。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長期積累下來的許多矛盾暴露出來，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照搬蘇聯經驗產生的弊端也日益明顯。毛澤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提出要沖破蘇聯經驗的束縛，并對蘇聯的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等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在這個時期的著名代表作《論十大關系》，就是對學習蘇聯經驗的再思考。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是，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具體到經濟體制問題上，毛澤東當時的認識沒有也不可能離開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應該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相聯系這一基本理論，也就沒有能夠超越蘇聯經驗的核心內容——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這是毛澤東認識上難以避免的局限，正如他自己所說：“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98頁。】從此出發，我們應該站在總結經驗的立場上來看待毛澤東的選擇，看待毛澤東在探索中的成功與失敗，而不是用現在的認識去苛求前人。

二

鄧小平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到后來，越來越僵化，以致被推向極端，阻礙和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才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考慮的第一條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而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特點”。【《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2頁。】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改革，鄧小平指出：“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所說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96頁。】。而改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當時，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計劃和市場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

然而，要沖破計劃經濟的藩籬談何容易，它不僅涉及到在理論上如何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這個重大問題，而且在實踐中也是前無古人，沒有先例可循的。在這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以巨大的勇氣，迎接了這一挑戰。首先，他領導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1頁。】其次，他在思想觀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強調“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2頁。】。

當然，對鄧小平來說，一個成熟的思想和決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對計劃與市場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關于在經濟體制上究竟是采取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經歷了14年的時間。鄧小平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講話所準備的手寫提綱上寫著：“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446頁。】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對改革經濟體制的最初思考。一年后，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頁。】這篇講話，第一次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1980年1月，鄧小平更明確地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觀點，并把它看作是正在尋求的“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7、246頁。】鄧小平的這個思想被寫進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就是：“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隨著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對改革計劃體制有了更明確的思路，提出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要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決定為進一步掃清計劃經濟傳統模式造成的思想障礙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鄧小平稱贊這個文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06頁。】。然而，這個決定解決了社會主義同商品經濟統一的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統一的問題。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從是否有利于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高度，進一步闡述了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的關系。他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149頁。】1987年，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期間，鄧小平對這一思想有了更為明確的論述，他說：“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特別強調“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有人評論說，這離確認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只隔一層紙了。這次會議以后，“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提法不再出現在黨的文件上。1989年中國國內出現政治風波。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國內外新形勢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受到嚴峻挑戰，對“市場經濟”的責難越來越多。鄧小平沉著應對，他從1989年至1992年間，多次談到“計劃與市場”的問題，從這些談話中，可以感覺到鄧小平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他指出：決不能再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用江澤民的話說，鄧小平的這次談話，“把這個問題講得更簡明、更深刻了”【《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同一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是以上述思想為指導，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江澤民曾告訴鄧小平：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據就是他關于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思想。那么，為什么鄧小平自己始終沒有明確提出這個問題呢？他向江澤民作過這樣的解釋：怕在這個關頭上引起爭論，引起爭論不合算，實際上我們是這樣做。【參見《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頁。】

當然，鄧小平在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從不排斥計劃手段，不排斥國家職能部門的宏觀調控。他談到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時總是強調：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都可以利用，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兩手都要抓。事實已經證明，缺乏健全有效的宏觀指導和調控體系的市場經濟，不是體系健全、高效穩定的市場經濟。但是，這種宏觀調控再也不能走高度集中、行政命令的計劃體制的老路。

鄧小平在論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時，特別強調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聯系。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的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鄧小平這樣做，是因為他在強調改革開放的同時，已經意識到，學習資本主義的經驗也會帶來一些消極影響。鄧小平認為這是“有辦法解決”【《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67頁。】的，辦法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每當外賓在談話中間到中國采取市場經濟的辦法會不會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的時候，鄧小平都會堅定地回答：“我們的改革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76頁。】那么，怎樣既堅持改革開放，又能保證改革的正確方向，實行“四個堅持”呢？鄧小平明確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解決好。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展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90頁。】鄧小平的這段話，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也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對我們今天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有重要啟示。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實現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很不容易。正如江澤民所說：“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來之不易的。”【《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88頁。】

三

除了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這個客觀原因之外，毛澤東、鄧小平在經濟體制問題上作出不同選擇的主觀原因又是什么呢？可以說，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產生了質的飛躍，這是他們作出不同選擇的根本原因。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雖然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但始終把計劃經濟同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在一起，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而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即使在1956年，他試圖突破蘇聯模式，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時，這個認識都沒有動搖。而鄧小平根據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情況的變化，抓住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個核心問題，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突破了把計劃和市場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的理論束縛，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作為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標志之一的傳統觀念，勇敢地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

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主要是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毛澤東更注重于以政治的辦法，如通過變革生產關系、階級斗爭、行政干預（計劃經濟）等方式來推動生產力發展。而鄧小平更多的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強調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有一套科學的辦法。比如1978年鄧小平在東北視察期間曾說：“還是毛主席說的，要放下包袱，開動機器。要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沒有一點創造性不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1頁。】他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通過掌握科學技術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要以科學技術為我們的起點，要在技術上、管理上、經濟運行機制上進行改革。

那么，為什么鄧小平在上述問題的認識上會有這樣的飛躍呢？

首先，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幾十年艱辛探索得出的有益經驗，為鄧小平實現認識的飛躍奠定了一定基礎。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過程中，除了毛澤東的有益探索之外，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也都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如劉少奇關于生產資料也是商品、計劃也要靈活的思想，周恩來的綜合平衡思想，陳云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都對鄧小平產生了積極影響。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進行的有益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盡管那時的探索對計劃經濟的總體框架并沒有觸動，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但方向是正確的。正如薄一波所說：當年中央“期望以此為契機，逐步改變中央權力過分集中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是有遠見卓識之舉。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為指導這一改革付出了很大努力，‘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它，使經濟又回到老路上去，實在是一大憾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6頁。】。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過程中，毛澤東等人的探索在前，他們的認識，無論是正確方面還是錯誤方面，都為鄧小平提供了豐富的思想來源，使后來者變得更有智慧。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付了學費，也吃了一些虧，但是重要的是，我們正在積累本領，而且已經開始取得效果。”【《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7頁。】

其次，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或者如胡喬木所說，他們的經歷和知識結構不同。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比較熟悉，研究得比較多，而對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辦法相對缺乏感性認識，這就影響了他對如何把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考。而鄧小平在青年時期就到歐洲留學并且在工廠做過工，對什么是社會化的大生產有深刻的感性認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到日本、美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進行實地考察，眼界大開，更為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包括科學技術、管理方法、運行機制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縱觀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探索，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軌跡，我們深感今天來之不易。正如鄧小平講過的：“中國的體制改革不容易”，“改革不僅是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礙。所以我們要慎重，做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堅持改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157頁。】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起來，但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所說“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需要全黨繼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的探索精神，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