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方法論意義

梁柱

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一文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 其重要性正如鄧小平所說: “這篇東西太重要了, 對當前和以后, 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毛澤東曾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他是最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客觀事物、指導工作的,《論十大關系》也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范本。如果說, 《論十大關系》標志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比較系統的重要思想, 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那么, 其中充滿活躍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在一定意義上說, 更具有普遍的、長遠的價值, 是值得后人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調查研究求真知

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 這是毛澤東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特點。

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 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出發, 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毛澤東認為, “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 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 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 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 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 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他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 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哲學高度來認識。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 毛澤東從黨在新時期面臨的新任務出發, 提出了進行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并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主要內容。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在毛澤東看來, 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波瀾壯闊的斗爭, 是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的過程；現在, 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到了黨的面前, 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第二次結合”的史使命, 就是要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歷史課題。這反映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 反映了他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戰略思考。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引下, 我國開始了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探索。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毛澤東的注意力和工作重點, 開始向經濟建設, 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轉移。這是全黨也是毛澤東面臨的一個新的任務, 即在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非常艱難而復雜的問題,它既不能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中找到現成的答案,也不是照搬、照抄蘇聯的模式所能奏效的; 它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同進行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一樣, 毛澤東在進行新的歷史性探索時, 也是從深入而周密的調查研究入手的。

對被稱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系》, 毛澤東曾回憶說: “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 每天談一個部, 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 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 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 不可能形成。”這種富有特色的調查研究, 對我們確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很有啟迪意義的。

首先, 通過調查研究, 從實踐中求真知, 尋找答案。1956 年是我國社會發生歷史性變動的一年, 毛澤東認為,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 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一個新的經濟文化建設高潮即將到來。他在1 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滿懷信心地提出,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 “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 要在幾十年內, 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 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一歷史性任務, 也為了能夠給即將召開的八大提出符合我國實際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 毛澤東按照他一貫的工作方法, 進行了建國后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以經濟工作為重點的調查研究。

這次調查研究, 從1956 年2 月24 日開始, 按照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郵電、農林水利、財貿金融的順序, 聽取中央主管經濟的34 個部門的工作匯報, 到4 月24 日結束。其中4 月18 日到24 日, 毛澤東用6 天時間聽取了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前后歷時兩個月, 實際聽匯報的時間為43 天。與此同時, 毛澤東還接受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200 到300 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 分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一書面匯報。他并提出在今后幾個月擬再分別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于經濟工作的匯報。上述表明, 這是一次系統的、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

在這次調查期間, 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批評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對此, 毛澤東曾說, 現在看來, 至少可以指出兩點: 一是他揭了蓋子, 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 就是講, 他的秘密報告表明, 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 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 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 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 都有嚴重錯誤。就前者而言, 毛澤東說: “這種批評是好的, 它打破了神化主義, 揭開了蓋子,這是一場解放戰爭, 大家都敢講話了, 使人能想問題了”。他強調, 必須反對教條主義, 否則革命就不能勝利, 社會主義就不能成功。這個認識,對于這次調查研究工作是有積極影響的。這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所指出的: “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 他們走過的彎路, 你還想走? 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 少走了一些彎路, 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其次, 善于在調查研究中掌握全面情況, 進行深入的研究, 力求避免調查工作中的片面性。這是毛澤東對調查工作的基本要求。在這次調查活動中, 毛澤東十分注意了解和掌握經濟工作的全面情況。如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擬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關于經濟工作匯報的意見, 專門發出通知, 列出10 項匯報內容: ( 一) 目前各省、市、區的主要經濟狀況; ( 二) 本省、市、區第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完成的情況和經驗教訓; ( 三) 對全國和本省、市、區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意見,本省、市、區的主要資源情況和主要發展方向;( 四) 當前工人群眾社會主義競賽高漲的情況, 工業、農業、交通、商業、財政各方面的潛力表現在哪里, 如何具體地在生產、基建、運輸、流通各方面發掘潛力; ( 五) 如何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對中央和地方在事業、財政、計劃的體制劃分的意見; ( 六) 地方黨委對地方各種企業和中央國營企業如何更好地加強領導, 如何進行統籌安排;( 七) 執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 的情況和發生的問題; ( 八) 私人工商業、私人運輸業社會主義改造和手工業合作化中的問題和意見; ( 九) 對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分工的意見, 對工農業產品的價格政策的意見; ( 十) 對資金積累、負擔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見。這里, 既有基本情況匯報, 又有啟發思考, 十分詳盡、全面。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時,還專門加了這樣一段話: “這種匯報應當有形象的材料, 有批評, 有議論, 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 千篇一律, 同時, 應當寫成書面文件報送中央, 字數以一萬五千字左右為宜。但要看內容如何, 內容好, 寫得有骨有肉, 生動活潑, 不妨長一點, 否則宜短, 幾千字也可以。上述十項如果一次寫不完, 分別寫成幾個報告也可以。如果一時寫不好許多問題, 先寫兩三個或者三四個問題也可以。”這次調查, 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建設方面經驗的總結。在這里, 毛澤東十分注意研究新情況、新問題, 特別強調要說實話, 要講缺點和錯誤。5 月14 日, 他又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通知, 對各地向中央匯報的問題進一步作了具體安排。他在通知中強調: “匯報文件中要有材料, 有議論, 要突出地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揭露矛盾(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并提出解決意見。不成熟的意見也可以提出。”這對于保證調查工作的客觀性和全面性有重要意義。

再者, 在調查中研究、思考, 善于集中集體智慧, 逐步形成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毛澤東主持的這次調查活動, 周恩來等許多中央領導也都時常參加, 實際上是中央領導同志的一次集體調研活動。在聽取匯報時, 氣氛民主, 互相插話, 共同探討。毛澤東善于在調查中研究、思考, 集思廣益。他在聽取匯報和共同研討中, 集中思考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建設的若干關系問題, 先是形成并歸納出三個關系, 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 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 個人與集體的關系; 隨之又增加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后來在《論十大關系》報告中對這五條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中, 關于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這三條, 通過對于產業關系、地域經濟關系的分析, 提出了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后兩條講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 實際上已涉及對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問題。同時, 報告又增添了與經濟建設相聯系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學習外國等五個關系問題。最后形成這十大關系, 正是這次調查研究的直接成果, 它所體現的許多重要的思想原則, 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緊緊把握探索的主題

《論十大關系》作為開辟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 充分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國建立之初,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在經濟建設方面, 我們只得照抄蘇聯”, “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 同時又是一個缺點, 缺乏創造性, 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由于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 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 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所以在探索中, 毛澤東是緊緊地圍繞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尋找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主題而展開的。

以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為例。蘇聯的做法是片面注重重工業, 忽視輕工業和農業, 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在這方面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毛澤東強調, 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 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即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 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面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 要以此為戒。他明確提出,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 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他說: “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 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這里, 他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系。在他看來, 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 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 “從長遠觀點來看, 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 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 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 這是毛澤東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來, 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又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 到60 年代, 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 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 并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的提出, 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開辟, 展現了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方面, 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一個典范。強調走自己的建設道路, 決不是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 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 他指出: “我們的方針是,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并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他特別指出, 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 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 謙虛謹慎, 還要向人家學習, 一萬年都要學習。但學習外國要有正確的態度。在毛澤東看來, 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全盤吸收這兩種極端, 都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歷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 強調指出: “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 來整理中國的, 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 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 認為教條主義是最無出息的, 最可丑的。他以學習蘇聯為例, 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什么都學俄國, 當成教條, 結果是大失敗, 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 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 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毛澤東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 不能盲目地學, 不能一切照抄, 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 應該越搞越中國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 “中國的面貌, 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 都不應該是舊的, 都應該改變, 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 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 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和方法, 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由上可見, 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 重要的是要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 是對理論、對典籍的一種完全錯誤的態度。中共七大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 對我們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 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 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態度的影響已日益縮小, 而由于種種主客觀的原因, 對西方思想理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的影響正呈上升態勢。應當看到, 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后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了很大的市場。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出現,使那些歷史的短視者覺得需要另找出路, 轉而追求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他們“言必稱美國”, 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 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 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的腐蝕力和破壞力, 值得特別注意。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 明確提出要反對學習外國中的教條主義做法, 要打倒奴隸思想和“賈桂精神”, 要發揚民族自尊心, 要堅決抵制和批判“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毛澤東的這些警示, 其現實意義仍然是巨大的。

活躍的辯證思維方法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的全部哲學活動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 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融為一體。為了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內在動力, 毛澤東十分重視矛盾的分析方法。他說: “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 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 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他同列寧一樣,把矛盾問題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核心, 指出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導工作中, 善于運用對立統一規律, 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從紛繁復雜的矛盾現象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從而推動客觀事物向前發展。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

《論十大關系》體現了毛澤東活躍的辯證思維方法。在這里, 毛澤東緊緊抓住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確定我們工作的重點。與此同時, 毛澤東又從中國國情和建設的實際出發, 在抓住重點工作的同時又十分重視非重點工作, 即把非重點工作提高到有助于重點工作更好解決的高度上加以認識和處置。辯證地處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關系, 體現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澤東指出, 矛盾的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的“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 這種性質, 叫做同一性”。把這種對立面之間相互聯結和轉化的思想運用到實際工作中, 正確處理重點和非重點, 用抓好非重點來促進重點的更好解決, 是毛澤東的方法論思想的一個發展。《論十大關系》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 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比如, 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化道路時, 就是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實際出發, 把發展農業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蘇聯為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 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舊俄時代的最高水平, 因而搞的工業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并不完全按蘇聯的做法, 還是比較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 如在投資比例上, 蘇聯重、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是9!1, 中國是8!1, 中國的糧食和市場供應都比蘇聯好。即使這樣,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仍提出要適當調整農、輕、重之間的投資比例, 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他認為, 這樣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 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 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隨后不久, 他又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農業就是工業”的重要思想。他從農業關系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銷售產品的重要市場、農業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等, 多方面地論證了這一思想。他提出: “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 或者想得厲害一點, 還是差一點? 你如果是假想, 或者想得差一點, 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 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 或者想得厲害, 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 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 積累更多些, 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這樣,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業就不是處于從屬的地位, 而是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力量,直接關系到工業化速度。

又如, 關于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我國的工業( 包括輕工業和重工業) , 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種畸形的工業布局, 反映了舊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的特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 《論十大關系》確定了“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的正確方針。就工業的合理布局和投資來說, 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點。但是, 毛澤東的認識并不止于此, 這時他又一再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說: 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 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 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 投資少, 見效快。他提出了“真想建設內地, 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的重要思想。毛澤東這一重要的戰略思考, 是基于: 其一, 是對國際形勢及其趨向的準確判斷。建國初期面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侵略威脅以及臺海嚴重對峙的局面, 對于處在戰爭前沿的沿海工業城市, 為應對可能的突發事變, 國家采取以恢復和維持為主, 不作大的新建和擴建。這時, 毛澤東充分估計了朝鮮戰爭結束后國際形勢趨向緩和的可能性, 認為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 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 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就為充分利用沿海工業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 那就不對了”。其二, 充分利用沿海工業, 有利于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沿海工業城市具有地理位置優越、輕重工業集中、技術力量雄厚、生產成本較低、協作面廣等優勢, 擔負著向內地輸送技術、人才和物資的任務, 支援國家重點建設。從1953 年到1956 年, 僅上海支援外地工業建設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就達21 萬人, 并向內地遷移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工廠和研究機構, 對內地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特別指出, 上海賺錢可幫助內地建廠, 這和工業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 上海可考慮做大的擴建。所以, 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優勢, 有利于促進內地發展。其三, 從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全局考慮, 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上述考慮, 毛澤東作出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重大決策, 為上海、天津、遼寧、廣州等沿海城市贏得了一次大發展的歷史機遇, 同時也促進和支持了內地發展。

再如, 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毛澤東從國防建設要與經濟建設相適應的觀點出發,正確闡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關系。早在建國初期, 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 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 這是兩件大事。”在他看來, 國無防不立, 強兵是必要的。這是近代中國提供的慘痛的歷史教訓。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必須不斷加強自己的國防力量, 要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 以捍衛民族獨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 還要有原子彈、氫彈,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們要不受人家的欺負, 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但他深知, 強大的國防力量要以強大的國力做后盾, 離開了富國, 強兵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所以, 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 我們要加強國防建設, 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正是為了建設強大的國防, “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 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毛澤東把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辯證關系, 作為一個戰略方針提了出來。

上舉數端, 可以清晰地看到《論十大關系》中所體現的活躍的辯證的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定意義上說, 學習毛澤東在這方面的哲學思想和工作方法, 對于我們具有更重要、更普遍的啟迪意義。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 特別是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 總是十分重視并善于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 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 指導歷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 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個表現。1956 年, 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年, 又是國際上的多事之秋。在這種情勢下,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毛澤東在深入調查研究并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 果斷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 并圍繞這一歷史性課題回答了歷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從而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論十大關系》正是這一理論成果的重要體現。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理論建設, 使我們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 比較能夠經得住風浪, 而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也比較容易糾正并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 因而能夠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傳( 1949- 1976) 》(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 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

[3] 《毛澤東選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4] 《毛澤東文集》第7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5] 《毛澤東外交文選》,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

[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 人民出版社, 1986.

[7] 《毛澤東文集》第6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作者單位: 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

（來源：《高校理論戰線》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