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學習鄧小平同志對外開放的戰略思想

高屹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鄧小平同志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格局而提出的，并被確立為一項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與改革思想一起，形成為一個統一的戰略思想，構成了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經驗證明，關起門來建設是不行的我們中國，曾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書寫過極其光輝燦爛的篇章。然而，在世界近代風起云涌的歷史中，我們卻衰敗了、落伍了、挨打了。對此，鄧小平深刻地總結道：中國之所以落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閉關自守。他說：“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中國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７７頁，以下簡稱“增訂本”）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閉關自守的苦頭，我們也吃過這個苦頭。建國之初，我國雖曾昭告世界：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和發展通商貿易關系；但是，我們當時卻不具備對外開放應有的國際環境和思想理論準備。五六十年代，某些國家和集團先后對我國采取了封鎖和壓抑的政策。我們曾一度對蘇聯、東歐國家開放，但是到五十年代后期也中斷了。所以，我們是在一種幾乎與外界隔絕的條件下從事建設的，并且取得一定成就，這也助長了國內的一種忽視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思想。正如鄧小平所說：“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還有一些‘左’的政策，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災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增訂本，第５４頁）也正是在這時，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卻順應和利用新起的技術革命和國際分工與開放的形勢，調整了自己的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在國際大市場中積極競爭，又一次拉大了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距離。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沉痛的歷史教訓，作為一位新時代的開創者，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過去固守成規，關起門來搞建設，搞了好多年，導致的結果不好”，“這才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鑒于過去的教訓，我們必須改變閉關自守的狀態，必須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這樣才制定了開放和改革的政策。開放是兩個內容，一個對內開放，一個對外開放。”（《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２１、２２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又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歷史性的告誡：“三十幾年的經驗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為此，必須“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增訂本，第５４頁）

開放才有希望，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任何國家要發展，都不可能只依靠本國的物質條件和技術能力，必須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互通有無。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發達國家也要繼續發展。要實現這種發展，一是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二是要有廣泛的國際合作基礎。國際間經濟交往的增加，世界市場的擴大，既促進了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促進了世界和平。據此，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增訂本，第５４頁），“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增訂本，第９４頁）。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長，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甚至有可能避免。中國的經濟要發展，要進行現代化建設，就國際環境而言，我們已有了可資利用的外部條件。

有了好的外部條件，就要充分利用。早在１９７８年９月，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匯報時就談到：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合作與交流，“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現在，“經過幾年的努力，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國際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１２２頁，以下簡稱“鄧選”）

鄧小平在提出對外開放的思想時，除了歷史經驗和外部條件的考慮外，另外一個重要的依據，便是中國的國情。他多次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我們提出現代化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兩個基本特點。這兩個特點造成了我國人口多、人均資源相對不足、資金匱乏、技術水平低、經營管理落后、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從這些實際出發，他認為完全依靠外國資金建設我們國家是不可能的，必須立足于國內，立足于自力更生這個原則，不能完全按照別的國家的模式來建設中國。但是，這只是一個方面。僅僅是中國自己關起門來建設不行，必須充分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充分利用外國的資金、外國的技術，來加速我們的發展。所以，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深刻地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增訂本，第６７頁）

作為改革開放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為我們設計現代化道路時，提出了“三部走”的戰略步驟和發展目標，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在下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這個宏偉的目標，是多少年來中國人民的強烈愿望，是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要實現這個雄心壯志，“講大話，講空話，都不行，要有一系列對內對外的正確方針和政策才能實現。”（增訂本，第６６頁）對內，鄧小平提出改革是我國的第二次革命，要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對外，鄧小平強調要爭取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堅持開放政策。所以，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也是與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也曾對中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有過許多論述。但隨著“三部走”

的現代化建設藍圖的設計逐步完善，“對外開放”也逐步形成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和堅定不移的基本國策。１９８５年４月，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更加明確地說，“目標確定了，從何處著手呢？就是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我們確定搞兩個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要實現我們的第一步目標和第二步目標，不開放不行，不加強國際交往不行，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資金不行。關起門來是不行的。這叫對外開放。”（增訂本，第１０５頁）

如同鄧小平常講的改革是中國的出路這句話一樣，他常講的另一句話是：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希望。他指出：“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著，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后再前進更困難。”（增訂本，第７６頁）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的實踐告訴我們，不堅持改革，不堅持對外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中國的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十多年中，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的發展超過了國內生產增長的速度。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持續擴大，技術合作與交流不斷加深。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８１億美元增長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３５７億美元。我國出口貿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由１９７８年的第３２位上升到１９９１年的第１３位。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第一季度，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逾８００億美元，興辦“三資”企業２萬多家，引進了大批的國外先進技術，使一大批企業得以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這些事實告訴人們，對外開放為提前實現第一步戰略目標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并為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它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順應現代化要求的明智之舉、務實之舉，是實現中華民族雄心壯志的必要條件。

必須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民，都曾不同程度地為人類文明作出過貢獻。

而是否善于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加以創新和發展，則是一個民族興旺、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一個與世界隔絕的國家，是落后的國家；一個拒不接受先進文明成果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在現今這個開放的世界中，更是如此。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必須采用“拿來主義”的態度和方法。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９日，鄧小平在會見來京參加國慶活動的華僑、港、澳、臺同胞代表時就說過：科學技術是人類勞動的成果。外國人可以用中國的成果，他們就不怕洋奴哲學。他提出，世界上最先進的成果都要學習，引進來作為基礎，不管那些洋奴哲學的帽子。同一天，他在會見著名英籍作家韓素音時又說，重要的是不要搞關門主義、閉關自守。要把世界上最新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這樣發展就快了。洋為中用，就是要吸收外國好的東西，先要學會它們，在這個基礎上創新。同年１１月３日，他在會見外籍華人學者王浩時進一步說：現在我們學習外國的東西，要“拿來主義”。日本科學發展得快，就是實行了“拿來主義”。“拿來主義”不壞，都是人類勞動的成果，既然我們在人類之中，為什么不能用人類勞動的成果？鄧小平的這些談話內容，沖破了極左思潮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在當時表現了極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

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在１９７８年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得到進一步闡發。他說：“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鄧選”第８８頁）只有用這種態度和方法，才能加快發展速度，在當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激烈競爭中，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學習外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也在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不僅新引進的企業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原有企業的改造也要采用先進的方法。”（“鄧選”第１４０頁）為了解決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方法與資本主義制度并沒有本質的聯系。１９８０年他在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時說：“技術問題是科學，生產管理是科學，在任何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是有用的。我們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這些東西本身并沒有階級性。”（“鄧選”第３１０頁）這種不僅吸收國外先進自然科學，而且大膽吸收國外先進社會科學，諸如管理方面的文明成果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思想，為我們解放思想、擴大開放，提供了依據，指明了方向。在今年年初的南巡重要談話中，他又深刻地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鄧小平還提出了利用外國智力和選派留學人員的主張。早在１９７７年，他就提出要接受華裔學者回國，請外國著名學者來華講學。１９８３年７月，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說：“要利用外國的智力，把外國人請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辦教育，搞技術改造。”（增訂本，第２０頁）在他的支持與關懷下，我國各種形式的留學人員逐年增多，現已達十多萬人。許多留學人員已陸續學成回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大顯身手。對目前仍在國外的留學人員，鄧小平多次希望他們回來報效祖國，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么樣，都可以回來，回來后妥善安排。今年年初的南巡重要談話中，他再次殷切地告訴留學人員，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對外開放是全面開放、大開放鄧小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對外開放的形式和措施，體現了一種全面開放、大開放的氣魄。

經過１４年的實踐，我國對外開放的范圍不斷拓展，地域不斷擴大，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層次開放的格局。

全方位。是指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所有類型的國家開放。鄧小平曾鄭重地昭示國內外：“我國將長期實行對外開放，愿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增訂本，第６０頁）針對一些人以為我們的對外開放只是對西方開放的誤解，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的對外開放是指三個方面的開放。一是對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里來。一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當時主要是指還沒有發生變化的蘇聯和東歐各國）

。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都有通過合作取得發展的愿望和條件。這種合作關系是很有前途的，有很多事情可做。

多渠道。是指對外開放應采取多種形式和做法，擴大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對此，鄧小平有過一系列的重要論述。（１）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擴大進出口，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鄧小平多次談到，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實在太小，對實現現代化十分不利。要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出口貿易，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２）改善投資環境，合理利用外資。鄧小平指出，要創造條件，“吸收外國資金、技術，甚至歡迎外國企業到中國辦工廠。”（增訂本，第１１７頁）吸收外資的主要渠道有兩條，一是接受國際貸款，二是興辦“三資”企業。（３）積極引進和吸收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為了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況，鄧小平提出要“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鄧選”，第８８頁），不斷提高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素質。（４）積極進行對外文化交流。鄧小平提出，我們要向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與各國加強交往，增進友誼，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在對外開放中，“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旅游業要突出地搞”。在精神文明方面，也要學習和借鑒國外一些有益的經驗。在今年年初南巡重要談話中，他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多層次。是指對外開放要從各種地區的不同情況出發，分別采取不同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形成多種層次、依次推進的開放。十幾年來，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區——內地這樣多層次逐步推進的開放格局。依據鄧小平關于進一步開放的思想，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提出：對外開放的區域要擴大，在繼續加快沿海地區開放的同時，擴大開放沿邊地區，加快內陸省、自治區對外開放的步伐。

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擴大開放區域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是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嶄新試驗，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整個經濟特區的建設和沿海發展戰略的制定、實施過程中，凝結著鄧小平的智慧，寄托著他的期望。

１９７９年４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對當時的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說，在你們廣東劃出個地方來，辦一個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７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報告，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中央對特區采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次年３月，中央又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特區是個大膽的試驗。特區建設的成功與否，事關整個對外開放的大局。為此，總設計師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時刻關懷著特區的建設與發展。１９８４年初始，鄧小平親自到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視察。５年了，特區建設到底怎么樣，他要看看。特區建設的飛速發展證明了經濟特區的試驗是正確的、成功的。鄧小平對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感到滿意，給予了充分肯定。他為深圳、珠海、廈門特區的題詞分別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

；“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從特區回到北京，鄧小平對建設特區的思路更加成熟。２月２５日，他與中央幾位同志談話時說，特區給他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他指出：“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增訂本，第４０頁）“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將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增訂本，第４１頁）

作為一個戰略家，鄧小平在肯定特區成就的同時，又及時提醒特區既要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又要小心謹慎，努力開拓新路子。１９８５年８月１日，他在會見外賓時再次為特區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指出：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轉到外向。

在經濟特區建設取得一些經驗之后，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了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區的戰略思想。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視察廣東、福建以后說：“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這樣做，肯定是利多弊少。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增訂本，第４２頁）根據這個思想，中央隨即決定開放１４個沿海城市。１９８５年又決定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東南地區開辟為經濟開放區。１９８７年又決定海南建省并成為經濟特區。這樣，沿海發展戰略初具規模。１９９２年初，鄧小平不顧８８歲高齡，又親臨特區和沿海開放地區視察。看到特區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高興地說：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么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還有針對性地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１９９０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發浦東，拉開了上海振興的序幕。鄧小平在今年南巡時，以無產階級戰略家的博大胸懷，嚴以律己地說：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珠海的同志看到老人家一路風塵仆仆，請他在珠海多休息幾天，在珠海過春節。他深情地說，我心里惦記著浦東，我要去上海過春節。在上海，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他說，浦東開發比深圳晚，但起點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來居上。

早在１９８８年６月３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曾說過：“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我國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就是再造幾個香港的具體措施。對此，鄧小平多次指出，要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在今年南巡談話中，他又指出，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他要求廣東力爭用二十年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他說，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這是在當今激烈的國際與區域性競爭中對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無畏精神和必勝信心。

對外開放是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增訂本，第６８頁）

為什么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長期不變”，鄧小平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說明。一是我們要一心一意搞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行國際交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便使我們實現“三步走”的宏偉目標；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如果要變，我們自己的人民也不會同意；三是到下個世紀中葉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后，中國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關系發展了，將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千絲萬縷的聯系怎么能斷得了呢？要變也變不了了。所以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本世紀內不會變，下個世紀前五十年不會變，后五十年也不會變。即使是變，也只能是變得更加開放。

鄧小平認為，中國長期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不僅對中國實現現代化有利，而且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國每發展一步，就會使國際和平力量增加一份力量。所以，鄧小平殷切地希望世界上一切有眼光的政治家、企業家、銀行家、商人對發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抱積極的態度，要有勇氣、有遠見，敢冒風險，進一步促進雙方的交流與合作。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日，他在會見香港中華電力公司主席嘉道理一行時說：“中國在同外資合作中，不會讓外資吃虧，但是希望大家都過得去。在考慮政治、經濟問題時，一廂情愿是不行的。”在合作中，雙方都會得到好處，都會促進各自的發展。

打開大門，對外開放，也難免會有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進來。所以，國內外有人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會導致資本主義。對此，鄧小平明確回答：對外開放不會導致資本主義。他從三個方面澄清了這一問題：一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資本主義。有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比如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其本身就沒有階級性；再如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并不是姓“資”姓“社”的本質區別。二是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優越，它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文明成果，特別是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完全可以拿過來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三是即便一些屬于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進來，也不要怕，我們有優勢，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在今年年初的南巡談話中，他針對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的論點講到，多搞一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他說，“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是辯證的、全面的。他不斷提醒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反復講，在實行對外開放時，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不能完全依賴于外國或受制于外國。特別是要反對那種企圖取消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要堅持“兩手抓”，抵制資本主義一切腐朽的思想和落后的生活方式，防止其毒害人們的心靈和損傷社會主義的肌體。同時，我們更要注意防止和反對那種把對外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從而干擾和否定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左”的思想與傾向。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將鄧小平同志的對外開放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進行了闡述，并且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作為關系全局的主要任務之一提了出來。可以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統一思想、指導實踐，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大有希望，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就一定能夠實現。

（來源：《解放軍報》199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