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軍：論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歷史定位
論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歷史定位
徐永軍
25年前，我們黨和國家開展了一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實質上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大討論，在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這場大討論中，鄧小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在具體確定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時，則出現了三種有代表性的意見：一種認為鄧小平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支持者；一種認為鄧小平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領導者和支持者；一種認為鄧小平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動者和領導者。
這三種定位是有差別的。其中哪一種更恰當，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呢？本文試著作出回答。
一
為使回答建筑在厚重的歷史根據基礎之上，有必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一歷史考察，看看鄧小平在這場討論中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這些工作對討論的進程有著怎樣的影響。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醞釀階段（從1977年2月“兩個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公開爭論階段（從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補課階段（從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
在每個階段，鄧小平都做了不少工作。
在醞釀階段，1977年4月10日，他寫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并轉黨中央，提出必須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率先表示了與“兩個凡是”的不同觀點。4月下旬和5月24日，兩次向前去看望他的同志直截了當地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教條主義地對待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不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頁。】7月21日，在十屆三中全會上，在復出的講話中，再次鄭重地在黨的會議上系統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含義。7月21日和8月8日、18日、23日，分別在十屆三中全會、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十一大和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倡導恢復實事求是等優良傳統和作風，抵制“兩個凡是”的影響。同時身體力行，在領導科技和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實事求是地解除了套在知識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鎖——“臭老九”，為知識分子恢復了名譽；實事求是地推翻了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17年的兩個錯誤估計，肯定教育戰線17年“主導方面是紅線”，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很大成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9，190-191頁。】。
在公開爭論階段，1978年5月30日，他同胡喬木等談話，針對有些人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文）的指責，決定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總結發言時，著重講一講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這個問題，要求胡喬木等把這方面的意思寫進講話稿。6月2日，按照事先的設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總結講話中，公開明確地支持《實》文的觀點，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個凡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與實事求是尖銳對立的本質。7月21日，同中宣部部長談話，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7月22日，同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談話，明確表示對他組織發表《實》文的支持，說，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72-73，74-75，98，92頁。】8月19日，同文化部負責人談話，詢問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否涉及到文化部，表明同意《實》文觀點的明確態度。再次表示，我們不要下通知，劃禁區。能夠講問題，能夠想問題就好。【《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72-73，74-75，98，92頁。】8月23日，同最早打電話指責《實》文“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同志談話，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是對的。并說，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解放思想，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要鼓勵破除框框，不要設禁區。【鄭必堅、趙福亭等在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9月13日至20日，在視察東北三省和天津等地時，向廣大干部特別是黨政軍高級干部反復闡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砍旗論”，提出了識別真假高舉的標準。從東北回到北京后，看到《紅旗》雜志撰寫的、與《實》文唱反調的《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生氣地說，如果要發表這樣的文章，索性擺開來講。還表示贊成葉劍英關于召開理論務虛會、解決這一問題的提議。11月20日前后，就《紅旗》雜志拒絕刊登譚震林撰寫的涉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內容的文章一事，對《紅旗》雜志所謂“不卷入”的方針明確提出批評：“為什么《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72-73，74-75，98，92頁。】11月25日晚，在同其他中央常委一起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時，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72-73，74-75，98，92頁。】12月13日，根據中央工作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情況，因勢利導，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性質和偉大意義。
在補課階段，1979年3月30日，他在理論務虛會上講話，肯定了會議取得的成績，包括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上進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績。同時，針對一些同志的錯誤觀點和當時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闡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與必要性。7月29日，在青島接見中共海軍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明確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完”，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很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9，190-191頁。】8月9日，在接見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時，再一次表示，“三中全會以后，全會的精神沒有很好地貫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沒有很好討論。因此，必須加強思想路線方面的教育。”【《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128頁。】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提出真理標準討論補課的方法：“思想路線問題要深入討論，這個工作不能搞運動，要插到經常工作主要是經濟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標準問題，結合實際來討論，恐怕效果好一點，免得搞形式主義。”【《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5頁。】
以上是根據已有的材料，梳理出的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三個階段所做的主要工作。這些工作，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程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下面作些簡單的分析。
（一）在醞釀階段，鄧小平站在與“兩個凡是”斗爭的最前列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概括起來就是提出“完整準確”的思想和倡導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對它的意義，理論界和黨史界都給予了高度評價。有人認為它標志著“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始”。【龐元正、劉維林主編《讓思想沖破牢籠——“真理標準討論”與新的思想解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頁。】有人認為它揭開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序幕。【《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解說詞）》，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有人認為它“是全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8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頁。】盡管這些評價不完全一樣，但縱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全過程，至少有三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鄧小平反復強調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極力倡導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本身就是對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是全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是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主要標志的全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奏。第二，鄧小平倡導實事求是的努力，在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積極響應與支持下，在社會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辦事的政治氛圍，為實踐標準問題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鋪墊。這種鋪墊，“催生”了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為主題的文章的誕生。第三，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科教戰線，實事求是地劃清歷史是非，為人們高舉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作斗爭做出了表率。
（二）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在《實》文發表后遇到強大壓力，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臨夭折的時候，采取的一個重大行動。胡耀邦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使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頁。】事實確實如此。鄧小平的這個重要講話，新聞界進行了廣泛、詳細的報道，6月30日，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下發全黨、全軍，極大地鼓舞了承認和堅持實踐標準者的勇氣，對反對者也是一種“震懾”。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指導下，《實》文的姊妹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才能夠以更高的水平問世，回答對實踐標準的非難，“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為龍頭，全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從6月下旬開始陸續召開了一系列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由無組織的小范圍的爭論變成有組織的較大范圍的討論。以學習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契機，一些軍隊和省部級領導借各種機會，公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壓、極有可能被扼殺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出現了轉機，開始朝著有利于承認和堅持實踐標準的一方發展。
（三）7、8、9三個月鄧小平采取的一系列行動，談話的對象既有承認和堅持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有堅持“兩個凡是”、反對或不贊成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人；既有中央和國家部委的主要領導人，也有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從這些談話的對象看，鄧小平的談話絕不是隨意的，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圖：一是給承認和堅持實踐標準的人打氣，二是為討論的展開清除障礙，三是把討論推向全國。鄧小平的談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當時就表示：“我這下可以大膽些了。”當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編輯同志聽了胡耀邦的傳達后，“大家也很高興，很受鼓舞”。【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第127、129，312、311頁。】持反對態度的人，即使沒有因此轉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基本上做到了沒有再“下禁令”。從9月下旬，也就是鄧小平視察東北后，到11月，共有21個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解放軍11個大軍區、5個兵種和軍委三總部負責人發表談話，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大討論的局面在全國基本形成。
（四）從東北回到北京后，鄧小平對《紅旗》雜志的兩次批評，導致與《實》文唱反調的《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一文流產，導致《紅旗》雜志不得不放棄“不卷入”的方針，刊登涉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內容的文章。阻礙大討論的最后堡壘被攻破。
（五）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則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定了性，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必要性、重要性與偉大意義。有學者評價說：“在當時，這是振聾發聵之言……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醒世恒言。”鄧小平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爭論性質的講話，“絕不是‘過于輕率’的話，也不是‘八股老調’，而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很鄭重的論斷”。【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第127、129，312、311頁。】
（六）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反擊，同時也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創造了必要的政治環境。7、8月間，鄧小平在青島、天津的講話，實際上是代表黨中央作出了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決策。10月4日的講話，又進一步提出了補課的方法。真理標準討論從此健康地發展成一場真正的全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進程的影響，還可以進一步地抽象為：
1.站在與“兩個凡是”斗爭的最前列，提出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倡導實事求是，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做直接的思想鋪墊的是鄧小平；
2.在《實》文受到責難，討論面臨夭折的形勢下，最先公開肯定《實》文，扭轉承認和堅持實踐標準一方的被動局面的是鄧小平；
3.最先認識到“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根本對立，指出要從對待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態度的高度、從解決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反對“兩個凡是”，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指明方向的是鄧小平；
4.向廣大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性、必要性，排除各種阻力，引導討論健康向前發展，促進全國性大討論局面形成的是鄧小平；
5.代表黨中央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意義，為討論定性；從而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是鄧小平；
6.在黨內決策層，最先支持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補課，并提出補課的方法，從而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思想解放運動的是鄧小平。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鄧小平無疑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領導者。
什么叫“領導”？“領導”就是“率領并引導朝一定方向前進”。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某項活動的領導者，關鍵看他是否引導活動朝一定方向前進，也就是看他是不是領導活動前進方
向的人。鄧小平正是引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前進方向的人，而且是起著最關鍵作用的人。
從邏輯學的角度講，當我們用“領導者”、“支持者”來定位某人在某項活動中的地位時，“領導者”和“支持者”的外延具有真包含關系。只要某人是某項活動的領導者，他同時必定也是這項活動的支持者。但是，如果把鄧小平在這場討論中的歷史地位僅僅鎖定為“支持者”，定位恐怕就有些太低了。它不能準確地真實地反映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所起的作用，即使在“支持者”前面加上“強有力的”、“最有力的”等形容詞也顯得不夠。
二
那么，鄧小平是不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動者呢？這涉及怎樣看待這場討論的起點問題。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起點，有人認為從1976年10月開始。這種看法，把起點定得太早，此時引起爭論的根源“兩個凡是”還沒有出籠。還有人認為從1978年5月開始。這又把起點定得太遲了，忽視了討論的醞釀過程。基于上述兩種說法的欠缺，有人提出了第三種意見，即認為從1977年12月開始，標志是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提出以實踐作為檢驗路線、辨別是非的標準。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也可商榷。
首先，這種說法提出的劃分歷史階段的標志，似不具有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全局意義。胡耀邦是1977年12月在中央黨校制定《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征求意見稿）》過程中，提出以實踐作為檢驗路線、辨別是非的標準的。這是中央黨校學員討論“文化大革命”歷史開始的標志，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1978年3月和4月上旬中央黨校學員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討論，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醞釀階段的重要內容，但都不足以作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起點。
其次，如果以1977年12月作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醞釀階段的開始，我們就無法解釋胡福明、光明日報社構思、撰寫和修改《實》文的過程。這一過程從1977年7、8月一直延續到1978年4月中旬。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排除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醞釀階段之外，顯然有悖于歷史事實；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過程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醞釀階段之內，則顯然以1977年12月作為醞釀階段的開始是不合適的。
再次，從實踐標準提出的過程看，以1977年12月作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醞釀階段的開始也不合適。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知道，1977年8月25日，《理論動態》第9期刊登的《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就批駁了對待是非不以客觀實際為標準、而以“風”為標準的錯誤態度；1977年10月北京大學師生已拿起實踐標準反對當時北京市委的錯誤文件《六條》【即當時北京市委《關于當前運動的意見》。它打著“毛主席抓的點”的旗號，維護“文革”中搞的一套，阻撓壓制師生揭批林彪、“四人幫”，阻撓糾正“文革”的錯誤，是“兩個凡是”的一個標本。】。這些都發生在1977年12月之前。
那么，正確起點應該在哪里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兩個凡是”的出籠和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也就是在1977年2月和4月間。因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劃分真理標準問題醞釀階段的起點，不應該忘記或模糊這樣重要的歷史起點。
從上面所回顧的實踐標準提出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977年7、8月以后，不少人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場合都提出了同一個問題——實踐標準問題。這是為什么？關鍵在于鄧小平提出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和他與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再倡導實事求是對人們思想的啟迪作用。1977年7、8月，正是鄧小平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時候。實踐標準問題的提出，是在“完整準確”的思想和實事求是日漸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完整準確”——實事求是——實踐標準，是一個統一的邏輯體，三者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針對的對象也完全一致。劃分真理標準問題醞釀階段的起點，不應該忘記或模糊這樣重要的思想發展邏輯。這個邏輯的起點是“完整準確”的思想。從“兩個凡是”一出籠，鄧小平就開始了思考。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談話時明確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我那個完整地準確地話怎么出來的。本來我想不起這個話，我就是根據‘兩個凡是’，要完整準確。”【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第127-128頁。】他在同外賓談話中也幾次講到這個過程：“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關‘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對，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我出來以后，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頁。】
“……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之所以這樣講，正是從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整個歷史過程的全局意義上來看待這場大討論的。
三
至此，我們對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歷史定位的三種意見逐一進行了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種意見，即鄧小平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當然也是支持者），比較正確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這樣，會不會貶低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作用和地位呢？答案是否定的。
眾所周知，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沖鋒在前，領導和組織了點燃公開大討論的導火線《實》文的發表，功不可沒。25年后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不免為胡耀邦當時的政治敏銳性和理論勇氣所折服，并油然而生敬意。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看問題必須全面地看，歷史地看。所謂全面地看、歷史地看，就是要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各個階段，即從醞釀、公開爭論，到補課的整個過程，從真理標準作為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這樣一個全局的高度，看歷史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在看待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時，就不能把目光僅僅局限在1978年5月《實》文的發表到12月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公開爭論的階段，而應把它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公開爭論階段前面有一個不短的醞釀階段，它的后面還有一個較長的補課階段。再比如，我們不僅要看到《實》文是引起公開爭論的導火線，真理標準討論的公開爭論由此開始，同時我們也還要看到，作為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從它批判的對象“兩個凡是”一出籠和鄧小平對它的批評就已經開始了。從《實》文發表的過程看，胡耀邦起了關鍵作用，鄧小平事先并不知情。但正如《實》文的約稿者和主要編輯、光明日報理論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曾說的：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來說，一方面是從理論上撥亂反正形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的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再告誡的全黨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在深入人心。因此，像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或遲或早肯定要出現，這是必然性；但文章的題目、寫法、發表在哪家報刊，用什么形式和名義發表，則又是偶然的”。【王強華：《楊西光與第一篇“真理標準”文章的發表》，《炎黃春秋》1995年第5期。】這段話清楚地說出了《實》文與鄧小平之間的內在聯系。事實也正是這樣。1977年7、8月《實》文開始構思的時候，正是鄧小平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時候。在《實》文還未公開發表時，1978年1月9日和3月26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文風和認識路線》、《標準只有一個》兩篇與《實》文主題相同的文章。另外，據光明日報社的同志回憶，1978年4月13日，楊西光與胡福明、孫長江、王強華等討論對《實》文的修改時，明確提出了要堅持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沖破禁區。【《楊西光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光明日報》1998年5月22日。】王強華當時記錄的楊西光的談話要點，也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王記錄的第一條，就是“完整、準確毛澤東思想體系”，在臨近末了又記有“明朗：真正高舉毛主席旗幟”、“注意：完整、準確毛——想”的內容。【光明日報編輯部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332頁。】
有一位學者這樣評價胡耀邦和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關系：胡耀邦和鄧小平的關系，“好像大將與主帥、先鋒與總司令的關系，這個關系與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能隨意顛倒過來”。【王東：《中華騰飛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集體的理論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頁。】這是一個頗有見地的評價。
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明確地講過鄧小平在歷史轉折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列舉了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年間，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反對“兩個凡是”，撥亂反正、解放思想中的十大作用，認為其中有7條鄧小平在其中起了主導作用，他由此得出結論：“所以應該這么說，廣大干部，特別是老干部，在三中全會前的兩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這么說，他們是撥亂反正的實際指揮者。同樣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個過程中間，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貢獻。”【張湛彬：《大轉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頁。】1981年6月29日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后，在表態性講話中，一開始就談到了鄧小平的特殊歷史作用：“這幾年誰的貢獻大一些呢？粉碎‘四人幫’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貢獻。但是貢獻大一些、多一些的，還是老一輩革命家。拿常委來說，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為經驗特別豐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長期斗爭建立起來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這不是什么秘密。連外國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現今中國黨的主要決策人。有時候他們還用另外一個詞，叫‘主要設計者’”。【張湛彬：《大轉折的日日夜夜》中卷，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431、432頁。】在1982年8月6日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閉幕會上，胡耀邦再一次強調了鄧小平的特殊歷史作用：“幾年來我們所以能夠取得重大成就，是因為黨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正確的，這些決策的絕大多數，首先是由我們黨的幾位老革命家作出的，這就是劍英、小平、先念、陳云同志，特別是小平同志。”“我深深地感到，他們的高瞻遠矚，深謀遠慮，對我們這個領導集體確實起了卓越的帶領作用。老革命家健在，并且能夠在領導集體中發生這樣重大的影響，實在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幸運，是我們大家的幸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1312頁。】胡耀邦的這一系列在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不僅僅是表現了他謙虛的品德，也不僅僅是對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贊美之詞，而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寫照。
（來源：《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