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新中國建設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對新中國建設的偉大貢獻
逄先知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他對于20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在中國，他是100多年以來，對中國歷史進程影響最巨大、最深遠的革命家。他的科學思想和革命業(yè)績受到中國人民普遍的尊崇和肯定。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扭轉了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方向，將一個受西方列強壓迫和封建制度統(tǒng)治的、四分五裂的、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的、統(tǒng)一的（除臺灣等島嶼外）、初步繁榮的新中國，為中華民族的再度振興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人中，第一個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形態(tài)，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許多重要方面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系列新理論、新方針、新政策。如：關于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關于用和平方法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關于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關于軍隊建設和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關于國際戰(zhàn)略和外交方針；關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關于黨的建設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十分艱難的理論創(chuàng)新過程。不難想象，把產生在西歐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理論，運用到經濟文化十分落后、情況極端復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是需要多么大的理論勇氣和創(chuàng)造精神。沒有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成果作指導，只是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東西，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也是不可能的。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解決前進道路上面對的一個又一個重大問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堅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思想理論遺產。這些遺產，在今天仍然發(fā)揮著奠基性的作用，仍然是我們遵循的治黨治國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仍然有著長久的指導意義。
第一，毛澤東為我國確立的政治制度，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了穩(wěn)固基礎。這里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等。同時，毛澤東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奠基人。
早在1948年9月，毛澤東總結中國近代歷史經驗，認為西方國家兩院制的政治模式不適用于中國，主張在中國采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歷史證明，這是適合中國情況、代表性十分廣泛、有利于發(fā)揚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是毛澤東為我國確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團結全國各階層、各民族、各界人士，實行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jiān)督、共同進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形式。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曾有人認為政協(xié)的作用不大了，政協(xié)是否需要成了問題。毛澤東肯定并重申了保留人民政協(xié)的必要性。與此同時也曾有人提出，政協(xié)的職權要相等或相當于國家機關。毛澤東則明確指出：政協(xié)的性質有別于國家權力機關，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政協(xié)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是黨派性質的。”“如果把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也搞成國家機關，那就會一國二公，是不行的。”對于人民政協(xié)的這個定性，十分重要，它涉及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問題，為我們黨后來處理這個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早期，中國共產黨曾經主張過實行聯(lián)邦制。在籌建新中國的時候，是實行聯(lián)邦制還是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成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需要作出抉擇的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他毅然采納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意見。這一制度的建立，既保障了各少數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力，又維護了各民族的大團結和祖國的統(tǒng)一。它的深遠意義，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發(fā)生的前蘇聯(lián)等國家解體的慘痛歷史教訓，人們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總之，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對于有效地發(fā)揚人民民主，保證祖國統(tǒng)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不但過去，而且今后，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些制度。
第二，毛澤東開辟了一條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實行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不可動搖的信念。但是，用什么方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需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在實踐中去尋找。毛澤東集中集體智慧，找到了這個路子，這就是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采取多種過渡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采用激烈的一蹴而就的方法。特別是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采取獨特的政策，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對馬克思主義有很多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列寧所要做而沒有條件做到的對資產階級的贖買政策，在中國完滿地實現了。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后期，出現要求過急過快、工作過于簡單的毛病，恰恰是對這個道路的某種程度的偏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在社會震動很小的情況下，完成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總的說來，生產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正如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的，“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第三，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思想；在規(guī)劃中國的長遠發(fā)展時，提出兩步走的戰(zhàn)略。前者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最初萌芽；后者對中國經濟發(fā)展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fā)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所謂兩步走的戰(zhàn)略，第一步，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實現農業(yè)、工業(yè)、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
毛澤東以中國的實踐經驗為依據，借鑒蘇聯(lián)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一系列關于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的方針，主要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這篇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其中關于正確處理經濟建設方面的幾個關系，包括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農業(yè)，沿海工業(yè)和內地工業(y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國家、集體和個人，中央和地方等，都是涉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戰(zhàn)略意義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論十大關系》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具有生命力。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以后，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又提出以農業(yè)為基礎的思想；針對那種否定價值規(guī)律和商品生產，大刮“共產風”的極左思潮，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承認和自覺地遵守價值規(guī)律，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永遠不要剝奪農民等等。毛澤東始終把農業(yè)和農民問題作為第一重要問題加以注意。
毛澤東主張，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注意爭取外援，其中包含有對外開放的思想。當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和禁運，我們只能同蘇聯(lián)和東歐民主主義國家有經濟聯(lián)系和貿易。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毛澤東也是努力爭取同西方國家做生意，想方設法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他說：“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1956年，他問法共總書記杜克洛：“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時間是很久，還是不久？”杜克洛答：“比一般的人想像的會早一些。”毛澤東說：“不是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設備，并教會中國人開動機器。”后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毛澤東批準，我國引進了39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毛澤東很注意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同時又指出必須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他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這里講的外國也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第四，在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兩個著名口號。
他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我國科學文化事業(yè)的方針，是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的方針。他認為，精神世界的問題，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決。真理是在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論中被發(fā)現的，真理越辯越明。這個方針，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在總結建國初期幾次學術批判的經驗教訓中提出來的。盡管這個方針在毛澤東生前沒有得到很好實現，而且出現了嚴重違反這一方針的情況，但它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應當堅持實行的。關于“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向古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就是說，向外國人學習也好，向古人學習也好，都是為了發(fā)展我國今天的科學文化事業(yè)。
第五，毛澤東是黨的正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堅持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的原則，堅持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觀點和政策。他特別強調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這兩條，既反對大漢族主義，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他指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歷史長短、發(fā)展程度高低，都對祖國的文明作出了貢獻，都應該一律平等。他十分重視發(fā)展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強調漢族要幫助少數民族。他對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改革，采取非常謹慎而穩(wěn)健的政策。他還十分重視培養(yǎng)少數民族干部，認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
在宗教問題上，毛澤東運用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形成了有中國特點的宗教政策。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是聯(lián)系很緊密的。在處理民族問題時，通常總是要涉及宗教政策。毛澤東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有其發(fā)生、發(fā)展和消亡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將長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發(fā)展宗教。他強調宗教活動必須在法律和政策范圍內進行，國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保證正常的宗教活動，制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堅決反對和防止境外勢力插手我國的宗教活動，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
第六，毛澤東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規(guī)律，使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規(guī)律有了深入的認識。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斯大林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強調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觀察。1956年國內出現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鬧事，國外發(fā)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作出明確的論斷：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有兩類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正確地加以區(qū)別和處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fā)展生產力，向自然界開戰(zhàn)；要從六億人口出發(fā)，統(tǒng)籌兼顧。這里要特別講講“統(tǒng)籌兼顧”問題。這不但是一個經濟發(fā)展方針問題，而且是關于整個社會全面發(fā)展方針問題。所謂統(tǒng)籌兼顧，包括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各階層之間，各類人群之間，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經濟發(fā)展與社會全面發(fā)展之間，等等，這些都要統(tǒng)籌兼顧。這對于人口眾多、發(fā)展很不平衡、社會存在諸多矛盾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方針。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闡明的上述觀點，仍然是我們今天進行改革和發(fā)展過程中，解決各類社會矛盾需要遵循的理論依據和原則。毛澤東曾經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也包括“雙百”方針）的意義，做過這樣的說明：“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fā)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yè)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隨后，他進一步概括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由于種種復雜原因，這種局面，在毛澤東生前沒有實現。我們今天更應努力去追求和實現好這一目標。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應當作為一份珍貴的遺產繼承和發(fā)展下去。
第七，毛澤東為我國制定了正確的國際戰(zhàn)略和外交方針。
毛澤東是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決策者和奠基人。爭取世界和平，維護中國的主權和尊嚴，為國內和平建設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外交的基本目標。
毛澤東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中國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時刻警惕地捍衛(wèi)國家的獨立、統(tǒng)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不渝地維護中華民族的民族尊嚴。他不允許侵犯任何國家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允許任何國家侵占中國的一寸土地。
建國前夕，毛澤東為新中國確立的三條外交方針，即：“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徹底結束了中國100多年以來的屈辱外交。在他的正確決策下，中國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展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比較順利地同大多數周邊國家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他在晚年，審時度勢，果斷作出改善中美關系的決策，揭開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序幕，開創(chuàng)了中國外交的新格局。他提出的“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和“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他將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永遠不稱霸確立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原則。這些原則，直到今天還在中國外交工作中發(fā)揮著指導作用，為中國贏得了國際信譽，贏得了朋友，贏得了戰(zhàn)略上的主動。
第八，關于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
毛澤東是人民軍隊的締造者，又是國防現代化的倡導者。新中國成立不久，在他的決策和領導下，人民解放軍迅速組建了空軍、海軍等軍種，建立了炮兵、通信兵、工程兵等兵種，完成了從單一軍種向合成軍種的歷史性跨越。毛澤東為我國的國防建設制定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也是今天我們進行現代化國防建設的基本方針。他在論述國防建設同經濟建設的辯證關系時，提出要注意研究“戰(zhàn)時和平時的互相轉化問題。學兩套本事。在軍事工業(yè)中練習生產民用產品的本事，在民用工業(yè)中練習生產軍事產品的本事。”
1955年，毛澤東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作出我國研制原子彈的歷史性決策，隨后又陸續(xù)作出加緊研制導彈和人造衛(wèi)星的決策。根據毛澤東“大力協(xié)同”的指示精神，我國科研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組織攻關，“兩彈一星”工程終于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一偉大成就，打破了霸權主義的核壟斷，有力地保障了國家的安全。它為我國的國防現代化，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迅速提升。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fā)射衛(wèi)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和周邊態(tài)勢，提出搞“三線”建設的戰(zhàn)略決策，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布局，并形成“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的思想。
第九，在執(zhí)政黨建設方面，毛澤東進行了重要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以后，如何保持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本色不變質，如何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這是毛澤東始終思考和探索的重大問題。
建國前夕，毛澤東考慮的頭等大事，就是人民掌握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這個政權。用他形象的說法，就是“我們不要作李自成”。這里的關鍵在于黨。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不失時機地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同時規(guī)定了一系列黨內紀律：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業(yè)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毛澤東提出這些要求，敲起這樣的警鐘，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仍然是我們治黨治國所必須實行的指示和應當嚴重注意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的地位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對于黨沾染上各種不良風氣的情況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劉青山、張子善一案被揭露出來，毛澤東親自過問，嚴懲不貸，決不姑息，毫不手軟，贏得了社會上的普遍贊譽。他發(fā)動的“三反”運動，整肅大大小小的貪污分子和變質分子，純潔了黨風，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同時對保持良好的社會風氣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三反”運動中也出了不少毛病，主要是打出了許多假“老虎”，但都很快得到糾正。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針對當時黨內的狀況，發(fā)動了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錯誤思想作風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采取開門整風的方式，發(fā)動廣大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這是毛澤東在執(zhí)政黨建設上的一個重要嘗試，其目的是要通過黨外監(jiān)督和群眾監(jiān)督來改進黨風，克服黨內的不良作風。盡管這次整風運動后來出現了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失誤，但是這種嘗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對執(zhí)政黨建設的思考和探索。毛澤東總想找到一條在群眾運動和群眾監(jiān)督中推進執(zhí)政黨建設的道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但是，他提出的由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監(jiān)督共產黨，幫助糾正共產黨的不良作風，則是關于執(zhí)政黨建設理論的一個值得借鑒的思路。
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使黨的每一個干部一刻也不脫離群眾，這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共產黨執(zhí)政以后，隨著地位的變化，這個問題顯得更為重要，也更為迫切了。革命戰(zhàn)爭時期，共產黨如果脫離群眾，革命就會失敗。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共產黨如果脫離群眾，就有喪失政權的危險。建國以后，毛澤東不斷地告誡全黨，一定要密切聯(lián)系群眾，指示我們：“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毛澤東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要以真正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干部和群眾，決不可以擺官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氣。他十分厭惡那種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者。他更痛恨那些貪污腐化的腐敗分子，同各種腐敗現象進行毫不留情的斗爭。
當美國的杜勒斯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時，毛澤東以他敏銳的眼光，及時抓住這個問題，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對策。他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準備用戰(zhàn)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準備用腐蝕、演變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歷史證明，當帝國主義看到很難用戰(zhàn)爭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便日益加緊進行和平演變這一手。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是絕不會改變的，因此，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作為一項戰(zhàn)略任務提到全黨面前，成為毛澤東關于執(zhí)政黨建設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十，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中創(chuàng)造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遇到許多未曾遇到過的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
（一）卓越的決策能力。他經常講，領導者要多謀善斷，不能優(yōu)柔寡斷。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導方法。新中國成立以后，國際國內發(fā)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充滿著變數。毛澤東在處理這些復雜問題的過程中，一個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能捕捉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在充分估計各種可能性的基礎上，果斷地作出決策，或者及時地調整工作部署。
（二）過人的預見能力。他常講，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見性是對領導者的一個考驗。他要求領導者要在事情還處在萌芽狀態(tài)之中就有所察覺，“風起于青萍之末”，就能知微見著。毛澤東的預見能力，建立在對于事物的發(fā)展過程的全面把握之上，不但要了解它的現在，還要了解它的過去，這樣才能預見到它的將來。同時，還建立在對某些征兆的洞察力上。一個事情剛剛露頭，還處在萌芽之中，毛澤東能夠以特有的敏感預見到可能會發(fā)生的情況，而采取果斷措施，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
（三）很強的應變能力。毛澤東考慮重大問題時，同時估計到多種可能性，準備多種應變措施。對許多問題的應變措施，不是建立在一廂情愿上，而是作最壞的打算，去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一旦情況有了變化，才能把握主動權，不至于被動慌亂。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這種應變能力更多地體現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常常在不利的情況下，他會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別人想不到的思路和辦法，擺脫困境，變被動為主動。
（四）具有寬廣的世界眼光。毛澤東在處理重大問題，作出重大決策時，首先要考慮國際環(huán)境，估計國際形勢的變化。建國之初，在籌劃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時，他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能不能打起來。在作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時，首先考慮國際形勢，估計到至少可以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時期。他發(fā)動“大躍進”的考慮之一，也是想抓住當時有利于和平建設的國際條件，盡快把經濟搞上去，把中國建設成強國，以爭取主動地位，盡管這次努力因為違背客觀規(guī)律而招致重大損失。在20世紀50年代，他意識到世界科技發(fā)展已經進入原子能的時代，作出搞原子能研究的決策。在提出兩類矛盾學說的時候，他不僅總結了國內的經驗，也總結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
（五）抓大事，抓關鍵，抓典型。毛澤東是戰(zhàn)略家，善于在紛繁復雜、縱橫交錯的局面中，抓住主要矛盾，抓緊最關鍵的問題，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非抓出成效絕不罷手。親自督促檢查，凡執(zhí)行好的，通報表揚；執(zhí)行不力的，加以督促；漫不經心、置若罔聞的，通報批評。有時好的、壞的一起通報，形成強烈對比，給人以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總是在一個時期抓住一個主要問題，集中主要精力加以解決，同時兼及其他。一個一個問題地解決，由此推動工作不斷前進。抓典型（包括好、壞兩種）以推動全盤工作，是毛澤東最經常采用的方法。他說：“無證民不信，不信民不從。”
（六）調查研究，解剖麻雀。毛澤東說過，調查研究可以有兩種方法：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但他更重視和提倡下馬看花，即深入基層，抓住好、壞兩種類型的點，做由歷史到現狀的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1961年，他親自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農村基層做調查，為制定“六十條”提供第一手根據，就是一個范例。
（七）注意總結經驗。特點之一，是從這些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上升到哲學高度。他在對“大躍進”受挫和廬山會議后反右傾帶來的嚴重后果，進行反思之后，更加強調認識論，強調主觀必須符合客觀，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建設實踐相結合這一重要命題，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哲學短篇。這篇短文，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闡發(fā)，較之《實踐論》，更為簡潔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談到認識上的第二個飛躍比認識上的第一個飛躍“更偉大”，突出強調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正是毛澤東切身的經驗之談。
以上，我們列舉了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過程中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貢獻，為我們留下的一些寶貴遺產。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一些。在毛澤東建國后的大量文稿中，還有很多重要的、精彩的思想，這里不可能一一列舉出來。這些貢獻和遺產，也包含著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貢獻，是集中了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都說明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繼續(xù)和發(fā)展，也是毛澤東思想至今仍在發(fā)揮著指導作用的重要方面。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隨著形勢的發(fā)展，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本文不是全面評價毛澤東，也沒有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個問題需要另外的文章去討論。文章中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來源：《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上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