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中國農業現代化幾個問題的探索與思考
劉少奇對中國農業現代化幾個問題的探索與思考
柳建輝、佘湘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歷來是一個關系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劉少奇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一貫重視農業及其現代化問題，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思考。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重新審視他關于農業現代化的思想，加深對其中一些理論觀點的認識，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農業在我國現代化中的戰略地位問題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的發展歷來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以來，十分重視的一個戰略問題。對于農業的戰略地位，劉少奇在建國后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也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思想。
（一）以農業為基礎是經濟發展的規律。農業是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時就指出：“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①[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頁；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頁。]“農業勞動（這里包括單純采集、狩獵、捕魚、畜牧等勞動）的這種自然生產率，是一切剩余勞動的基礎，因為一切勞動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產食物為目的的。”①[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3頁。]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揭示了農業是基礎的實質，指明了農業之所以是基礎，就在于農業是提供基本生存資料的一個特殊部門。劉少奇接受了馬克思的這一基本觀點，并結合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具體實際，多次對其進行過精辟的闡述。早在1948年9月，他在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合作社的一份手稿中指出：“中國還是一個小生產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②[②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人口眾多，農業基礎薄弱，這是個基本問題。不僅如此，我國還是一個產業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比東北要落后得多。③[③ 《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頁。]因此，他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首先要解決好吃穿用問題，這必須先搞農業。“農業方面好轉了，工業就可以好轉，市場就可以好轉”④[④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頁。]，整個國家的情況就會好轉，這就是中國國民經濟必須以農業為基礎的原因。劉少奇不僅接受、繼承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還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通過對比、總結國內外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在一定程度上深化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農業是基礎這是一個客觀規律，不能違背，不掌握和重視這一規律將會在經濟建設上付出沉重的代價。為此，他用美蘇兩個國家的發展歷史來說明這個普遍規律。他說：“要特別注意農業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有些國家農業落后于工業，就產生經濟危機。沒有農業的發展，工業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很快。美國發展快的原因之一是，農業上去了，工業也上去了。”而“蘇聯從重工業開始，對農業的發展，注意不夠”，⑤[⑤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頁。]為此付出了代價。他認為，對農業是基礎這個規律我們并不是一開始就十分明確的，過去我們在這方面也有過失誤，這個規律，我們最近才摸到，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1956年和1958年在這個問題上犯的錯誤、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們學會建設工作的學費。今后應該重視這個規律，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二）農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基礎作用。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是由其基礎作用決定的。
首先，農業是工業的基礎。劉少奇認為：“沒有很好的農業，工業就沒有基礎，不發展農業就沒有原料，要棉花沒有棉花，要麻沒有麻，要煙葉沒有煙葉。”①[①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頁。]工業化的規模取決于農業提供的商品率，沒有農業的發展，工業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快。因為工業的發展，“要看農民生產的東西，在他們自己吃用以后，還能夠提供多少糧食、肉類以及其他的工業原料，才能決定這個社會可以拿出多少人去從事其他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②[②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頁。]
其次，農村是工業的市場。農業的發展不僅能為工業供給足夠的原料和糧食，而且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劉少奇認為，工業品不能都拿到國外，農村也是工業品的市場，我國的實際決定農業、農村市場潛力很大。農業的發展需要工業的機械、化肥、農藥等，農業的發展必然使工業品的銷售市場日益擴大。
再次，依靠農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劉少奇始終重視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速度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而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大發展農業，因為“消費的基礎是農業”。他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想一個辦法既能高速度，多積累些，又能改善人民生活，……以發展農業為基礎，能解決這個問題”。③[③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頁。]
最后，依靠農業積累資金。劉少奇多次指出，農業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資金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增產了，積累就多了，農業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著國家財政收入的多少和社會主義建設規模的大小。
（三）把農業發展放在首位。根據當時的實際，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劉少奇認為把農業發展放在首位，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工作：
第一，以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的發展計劃。1950年，劉少奇在探討中國工業化的一份手稿中提出了以農、輕、重為序三步走的中國工業化道路，認為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大體要循著這樣的道路前進。首先，恢復經濟，使不能獨立生產的工廠盡可能獨立地進行生產；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必要的國防工業；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業的基礎，并發展重工業；最后，以重工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輕工業和使農業生產機械化。他解釋說：“只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并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只有輕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農民需要的大量工業品，交換農民生產的原料和糧食，并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并發展重工業。”①[①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1951年5月，他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建設方針是工農業都要發展，但首先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其次才是發展工業。兩個月后，他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發表了著名的《春耦齋講話》，在談到經濟建設的步驟時，重申要首先恢復農業和一切可能恢復的工業，其次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業，然后發展重工業，最后依靠重工業進一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由于種種原因，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期，中共中央作出了以重、輕、農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決定，因而劉少奇的這一設想，在當時沒能得到實行。然而，他的這一以農業為突破口，按農、輕、重的順序來搞建設的農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思維，至今看來都極具創見性。而隨著國民經濟建設中農、輕、重等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不斷加劇，三農問題的日益嚴重，毛澤東也試圖調整這一過份強調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他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1959年都相繼提出過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或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的思想。尤其是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指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重、輕、農的關系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并說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業要為輕、農服務。劉少奇對此非常贊同，并在196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現在我們要真正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農、輕、重”的發展方針。他說：“現在提出農、輕、重，以農業為基礎，發展輕工業，同時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免得發生長期性的工農比例、輕重比例失調。”“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工業必須為農業服務。重工業必須盡可能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技術裝備、化學肥料、燃料等等，來不斷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輕工業必須盡可能為農民提供越來越多的日用品。……如果工業和農業的比例關系不協調，既不能比較快地發展工業，也不能比較快地發展農業。”①[①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469頁。]
第二，以糧食為基礎，全面發展農業生產。六十年代初，劉少奇針對當時的實際告誡全黨：由于農業嚴重減產，1961年我們不得不向資本主義國家進口了520多萬噸糧食，1962年我們還需要進口400萬噸糧食。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是決不能依靠進口糧食過日子的。這種狀況，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妨礙極大，必須迅速改變過來。所以糧食生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發展農業必須保證糧食的穩定增產。
此外，他還指出在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的前提下，同時要保證其他經濟作物、畜牧業和副業產品的生產。因為人不僅要吃飯，還要吃油、吃肉、吃魚，要有副食品。沒有那些東西吃，即使糧食不減少，身體也要壞。而且這些經濟作物、畜產品和副產品，對于輕工業、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貿易的供應，都有極大的意義。
二、關于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和道路問題
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和道路問題，是劉少奇在建國以后探索最多，論述最系統的問題之一。他當年的一些理論觀點，至今都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恰當的選擇。
（一）農業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是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改革，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這使我國農村生產力得到大解放，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農民生活也得到了明顯改善，但這畢竟只是農業發展的第一步。1950年6月，當時主管中央土改工作的劉少奇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只有農業生產能夠大大發展，新中國的工業化能夠實現，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提高，并在最后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農民的窮困問題才能最后解決。”②[②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2頁。]1962年7月，他在對下放干部講話時進一步指出：“中國農民這樣多，如果五億多農民不搞社會主義，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鞏固嗎？”“把中國五億多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軌道上面來，這個工作是一項頭等重要的、光榮的工作。”①[①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頁。]這就指明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土改后，發展中國農村生產力，然后引導個體農民向社會主義發展，走社會主義道路，最后解決全體農民貧窮問題。那么，通過何種形式才能使中國的農業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對此，劉少奇認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對個體小生產要逐步地引導向著集體方向發展，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農民不應直接剝奪，而應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引導農民自愿走集體化的道路。他還指出：合作社這一個組織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所領導的國家去幫助、教育、組織與改造千千萬萬的小生產者最主要的形式，毫無疑問，“中國的農業也是可以經過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地前進到社會主義的”，“合作社辦好，走上正軌，是我們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關鍵”②[②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頁；《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對于這一點，薄一波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國農業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基本方向問題上，我們黨內是沒有爭論的。”③[③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頁。]也就是說，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當時均認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是社會主義方向，而不是什么別的方向；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由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來提供正確方向和根本保證。因而，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性質只能是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而非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
（二）農業現代化應先機械化，再集體化。
建國初期，關于中國農業發展的道路問題，黨內曾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集體化，后機械化的意見；另一種則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先機械化，再集體化的主張。
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初步地提出了農業發展的方向及道路問題。他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他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①[①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1955年7月，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問題，指出當前的農業發展，就是“要將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并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②[②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49頁。]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主持通過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則進一步規定，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就是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設計，即先集體化，再機械化。
對于這個問題，劉少奇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沒有工業化，沒有農業的機械化，就搞不了集體生產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即使搞起來，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生產也是鞏固不了的。
早在1948年12月，劉少奇就指出：“今天我們對農業合作社不能有過高的要求，只有在有了農業機器時，生產合作社才可能發展和鞏固。”③[③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1949年6月，劉少奇在《關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中又指出：“只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并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后，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④[④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頁。]
1950年1月，劉少奇同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等人談話時再次提出：“集體農莊是要使用機器從事大規模生產，它否定了個體經濟”，“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我們現在的變工互助，供銷合作社，具有培育農民的集體觀念的作用，將來加上機器工具的條件，才能夠領導實行集體農莊。”⑤[⑤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頁。]
1951年5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指出：“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幫助，有了工業的國有化和土地的國有化，然后農民才能集體化，才能供給農民大量的機器，這樣農業才能普遍的集體化。”①[①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頁。]緊接著，他在中南海春耦齋講話中再次談到這個問題，認為：搞集體化要有機器作后備條件。離開城市工人階級、離開強大的國家工業，鄉村農業集體化就不可能。不依靠工人階級，不依靠強大的城市工業，這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合作社不能準備經濟條件，經濟條件是重工業，拖拉機，沒有這個條件，即使思想準備好了，大家要求集體化，也是不可能組織好的。
對于劉少奇的這一觀點，薄一波有一個評價，認為劉關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過份地強調了合作化要以工業化和現代化為前提，實際上是提出了中國只有先機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是有缺點的。但薄又認為：劉少奇關于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為條件的觀點，雖然沒有考慮到在我國當時條件之下即使沒有大批農業機械，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則發展合作經濟組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提高生產力的目的。但是問題在于，社會主義是不能長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勞動的基礎上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應該承認，這些觀點從根本上說是對的。所謂“根本”就是它符合不能離開社會生產力來談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原理。
當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劉少奇并沒有堅持自己的觀點，轉而服從了毛澤東的意見及中央的決議。但他深刻地認識到，不管是先機械化后集體化，還是先集體化后機械化，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本身是必要的、不可逾越的。因此，他一再強調，農業集體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著農業生產力就自然發展了，正因為我國是在沒有機械化的條件下走上集體化的，農業仍然是手工勞動，物質技術基礎薄弱。所以要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針對1956年我國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劉少奇明確指出：“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我國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和農村建設的長期規劃，……這個綱要實現以后，我們將繼續實行第二個、第三個類似的綱要，實現我國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科學化。”②[②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頁。]1957年2月，他在聽取中共新鄉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村工作時又指出：“大社現在是辦多了……辦太大的社，就是生產關系跑在生產力前面了……將來有了拖拉機就非大不可。”①[①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頁。]
劉少奇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沒有脫離農業生產力水平來抽象地談所有制的調整和變革，始終重視農業現代化的任務，關注農業現代化任務的實施，這與當時的極左思潮形成鮮明對比。
三、關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具體途徑的問題
怎樣實現我國農業的現代化呢？對此，劉少奇也進行了一番艱辛的探索，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一）主張搞多種經營，實現多種經營方式。
農民是農業、農村的主體，農業的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首先取決于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必須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他們能夠積極發展農業生產。
劉少奇首先從大農業的思想出發，強調要搞多種經營，就是以糧食為基礎，全面發展農村經濟。他認為多種經營“對于農民收入有極大的重要性”，“對于輕工業、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貿易的供應，又有極大的意義。”②[②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頁。]不搞多種經營，就沒有現金收入，集體經濟就沒有錢。反之，多種經營發展了，集體經濟壯大了，農民收入多了，就會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劉少奇還認為，要調動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集體所有制的經營方式不應該只有一種模式，而應該是多種形式。他提出，大農活集體干，小農活分散干，可以分組分戶小包工，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1962年7月，他進一步指出，實行責任制，一戶包一塊，或者一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問題是如何使產量與責任制聯系起來。在實踐上，劉少奇是最早支持“定產到田、責任到人”責任制度的中央領導人之一。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農業的本質是發展農業生產力，不斷提高和改善農民生活，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實現了第一個飛躍，即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而這一飛躍的最初的理論基礎正是劉少奇、鄧小平在60年代就曾提出的調整農業生產關系，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思想。
（二）主張通過發展農村商品經濟來推進農業的社會化和現代化。
劉少奇主張通過經濟的道路，即通過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來發展農業生產力，推進農業集體化現代化的進程。他認為，搞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農村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轉化為專業分工的社會化大生產，從而把農民轉化為同城市工人一樣的社會勞動者。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除了發展商品生產外，沒有別的道路。因為只有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了，才有利于瓦解農村的自然經濟體系；才有利于深化農村的專業分工和多種經營的發展；才有利于從低水平的集體化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并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群眾也只有經過商品經濟的洗禮，才能逐漸地脫離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的落后狀態，向著社會勞動者轉化。
為了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劉少奇特別強調了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必須揚長避短，因地制宜。二是必須搞活流通，鼓勵農村的多種經營。農村的部分個人所有制不能隨便侵犯，要保留農民的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歸社員所有。在流通渠道上要恢復供銷合作社，組織集市貿易，開放自由市場。三是要有合理的價格。商品交換時可以由出售者自己定價，也可以由交易雙方議價。這樣才有利于激勵農民的商品生產的積極性，活躍農村市場，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遺憾地是，劉少奇的這一思想沒有在農村得到實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農村實行改革，重新讓農民參與商品生產和交換，使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和規模經營有了很大發展，這無疑證明了劉少奇思路的正確性。
（三）主張改進生產技術，提高農民素質，依靠科技發展農業。
在我國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劉少奇十分重視農業技術的改革和進步。他認為，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是我國農村的兩個歷史性的根本變革。但要徹底改變我國農村的根本面貌，實現現代化的大生產，必須促使我國農村實現另一個根本改革——農業技術改革。只有農業技術改革見了效果，農業經濟才能真正發展起來。如何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呢？他認為應當從三個方面著手：第一，“工業必須為農業服務。重工業必須盡可能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技術裝備、化學肥料、燃料等等”，①[①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頁。]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第二，不斷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他說：只有農民的文化素質提高了，才能夠“促進我國農村實現另一個根本改革——技術改革”。②[②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頁。]為此，劉少奇倡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和實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希望通過改革教育體制來培養高素質的新一代農民。第三，高度重視先進的農業技術并大力推廣。劉少奇指出：在任何時代，任何生產部門中，總是有少數比較先進的生產者，他們采用著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先進生產者的經驗，認真推廣這些經驗。這樣“原來是少數先進分子的生產水平就成為全社會的生產水平，社會生產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產技術的發明，就要引起生產技術的重大改革，帶來生產的巨大高漲”。③[③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頁。]
（四）農業現代化最重要的途徑是鄉村工業化。
劉少奇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現代化是農民貧困、破產的過程，而我們的現代化是工業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時并舉。同樣，我們的發展道路也有別于蘇聯，蘇聯不注意農業積累，犧牲農民利益，而我們要讓農業有積累，擴大再生產。我們的農業現代化過程是農業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穩步提高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途徑是鄉村的工業化。
首先，城市可以把一部分工業辦到農村。劉少奇指出，有些工廠不要辦在城市里面，可以辦到鄉下去。因為我們國家人口多，鄉村里面有很多剩余勞動力，要充分利用這個特點。一部分工廠辦到鄉村去，既有利于合理布局的原則，又有利于發揮城市和工業的作用，用工業武裝農村，而且使農民也有事做。這樣，對工人有利，對農民有利，對國家有利。
其次，農村自己辦工廠。農村要發展工業，要把工農業結合起來。各地方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一些工廠，就地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加工一些農產品，發展農村商品生產和交換。農村工廠的工人亦工亦農，這樣有利于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利于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從而有利于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鄉鎮企業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我國農村的面貌，給農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農村經濟的主要增長點，使農村逐步走上了農、工、商一體化的道路。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劉少奇無疑是探索這一道路的先驅，為中國農業現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四、幾點啟示
劉少奇的農業現代化思想極其豐富，見解獨到而深刻。他的許多思想對于我們今天“三農”問題的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進行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他的許多具體思想都可以成為今天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的借鑒和參考。比如，關于劉少奇農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思想。建國之初，劉少奇提出并多次論述了農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思想。但在經濟建設的實際中，我們實行的卻是毛澤東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當然，我們今天回頭來看這兩個戰略，熟優熟劣，自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改變了舊中國重工業嚴重落后的面貌，使我國在較快的時期內建立起比較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綜合配套能力提升和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同時，這一戰略也帶來了許多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導致了農、輕、重等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調難以解決，比較嚴重的城鄉二元分治問題趨于僵化，三農問題代價沉重，等等。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局限性，毛澤東也曾有所察覺，并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試圖糾正過。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在實踐中并未得到貫徹。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確曾一度使蘇聯成為戰后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形成均勢的大國，但蘇聯走向衰落并最終崩潰的教訓也恰恰在于沒有能夠及時地調整自己的工業發展戰略。在建立了發達的重工業體系、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強大基礎之后，卻沒能及時地將工業發展戰略從重工業優先調整到大力發展農業、輕工業，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來。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①[①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頁。]，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發展戰略的缺陷顯然也是其中的一個。
其次，劉少奇關于發展農業及其現代化其它方面的探索，也給我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經驗，許多內容也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工作政策的重要來源。如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及作用；農業生產的責任制與農業可以搞多種經營，實現多種經營方式；打破自然經濟，搞活農村的商品流通，發展農村商品經濟；進行技術改革，推行科技興農，發展社會主義大農業；通過鄉村工業化來實現農業現代化等等，都和今天農村正在實行的某些基本政策有著內在的聯系，其中有的被我們繼承并加以發展，有的則在深化農村改革時給我們以歷史性的啟示。劉少奇在60年代初期對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探索，雖然還不可能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名稱，但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于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必須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市場競爭的調節機制的思路卻是非常明確的，這不能不說是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的先聲。
（二）劉少奇農業現代化思想體現了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劉少奇遵循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但又從不滿足前人的創造；注意學習蘇聯和西方國家一切好的經驗，但又從不盲目照搬照抄，注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強調必須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和“應該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采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②[② 《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頁。]。他立足于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而農業生產力又極其落后的實際，對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作用進行了科學的認識與分析，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和途徑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探索與論證，得出了以農、輕、重為序來安排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這一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業優先發展戰略思想。盡管他的這些思想理論觀點，因為種種原因，或被拋開，或被中止，但這些閃耀著實事求是光芒的思想和觀點，卻成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工作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在客觀上為我國農村的改革開放和農業經濟的巨大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劉少奇的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精神及工作作風，對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有著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農業現代化顯然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需要幾代人，甚至是幾十代人長期不懈地努力奮斗。劉少奇農業現代化思想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中產生的最為杰出的成果。毫無疑問，他的關于發展農業的許多寶貴思想，為鄧小平及其后來的中央領導集體所提出并執行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們或被繼承和發展、或被借鑒和參考、或被豐富和創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的改革開放和農業經濟的巨大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已成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新世紀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
（來源：《永遠的懷念——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