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的調整
陳云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的調整
陳雪薇
1978年，陳云在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兩個凡是”。同時，他最早發現當時經濟建設不從實際出發，急于求成的冒進傾向問題，及時提出解決辦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重大決策。陳云親自具體領導了80年代歷時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這次調整，不僅較好地解決了十年“文革”及其以前經濟建設積累下來的災難性后果，又及時解決了1978年出現的“洋冒進”，使“我們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成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重要前提。
一、陳云最早發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冒進問題
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提出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977年年底，提出在今后23年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打幾個大戰役，要求在2000年前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了貫徹上述任務，1978年2月中共十一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即將提交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憲法修改草案》和《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這些文件具體提出：從1979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干線，五個重點港口。這樣的規劃，一不切合國力所能；二時間短、要求過高過急。陳云作為中央委員參加這次會議，在東北組作了一個頗有針對性的發言，他指出：（一）要把農業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對農、輕、重的次序，在實際執行中，往往沒有這樣擺。中國的特點是人口少，耕地少，耕地中還有一部分種植經濟作物。要把農業搞好，應采取一些措施，如南水北調，建設商品糧基地，增加農業投資。（二）工業生產的重點在提高質量。質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費。（三）今后幾年，既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四）技術力量的來源既要靠改進各級學校的教育，又要靠發揮現有技術人員的作用。（五）要設法改善副食品、肉類的供應。當時，陳云的發言沒有引起重視、更沒有被接受。同年2月五屆一次人大通過了今后八年間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70%。這個決定是發生1978年新冒進的源頭。
1978年7月到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速度的問題。這個務虛會發出一種信號，中國有必要有條件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到2000年，四個現代化必定在中國實現。在這樣的思路支配下，國務院務虛會的調門越提越高。在7月31日陳云不顧自己還未完全恢復領導職務的特殊情況下，他全看過務虛會的重要發言后，對李先念、谷牧直言提出：務虛會還是多開幾天，聽聽反對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出國考察的人回來吹風，上面也往下吹風，要引進多少億，要加快速度。無非一個是借款要多，一個是提出別的國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們可不可以再快一點。“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這對于當時頭腦發熱、急于求成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但是，不清醒的人仍然沉醉于新的大躍進中。
當時，經濟冒進突出表現在：第一是由于“六五”期間的新建與續建120個大項目，因此，1978年的基本建設不顧原有積壓下來基建戰線過長的老問題，不斷追加項目和投資，在建的大中型項目由1400多個增加到1733個，所需投資達2800億元，這樣高額投資1978年底僅完成1600億元，尚未完成1200億元，至少要花費10年時間才能完成。這顯然是盲目冒進的舉動。第二，對外引進過急，統籌安排不當。1978年第四季度同時引進鋼鐵、化工、彩電等22個項目，而急需的煤、電、油等項目引進極少。至于投資少、見效快的項目和購買制造技術專利的項目都很少。引進的項目22個共需支付外匯約130億美元，均要求到期用現匯支付，增加了不少負擔，造成經濟工作新的壓力。第三，編制1979年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考慮實際可能性不夠，而考慮需要實現的要求過急過多，造成原材料、財政留下很大缺口。例如燃料短缺1500多萬噸，鋼材、水泥、木材滿足不了457億元基建投資的需要，估計1979年財政赤字突破上百億元。
經濟建設的新冒進，既不利于集中力量解決“左”的錯誤指導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嚴重狀況，極大地妨礙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的健康的發展；也不利于應以極大精力解決人民生活中長年積壓下來的“欠債”，包括衣、食、住、行、用、教育、醫療、就業，全國1/4的人口處在饑餓貧困等危機狀態。1925年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四大政治報告曾經指出：“在我國商業和生產中的每次嚴重停滯，我國經濟中的每個失算，都不會只以個別危機來結束，而一定會打擊到整個國民經濟。每次危機，不論是商業危機、財政危機或工業危機，在我們這里都可能變成打擊全國的總危機。”①[①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頁。]這個判論，對我國經歷了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和長期停滯又加上1978年經濟工作的失算的分析是再恰當不過的。如果全黨對這個現實不統一認識，不痛下決心正視現實，采取正確對策，我們是無法前進的。
陳云面臨如此嚴峻的現實，在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針對黨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提出了關于當前經濟問題五點意見。首先他突出地提出“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并對實事求是作了新的闡述，他認為弄清“實事”并不容易，要做到必須“交換、比較、反復”。只有按這六個字弄清情況，才能把事情辦好。這對解決當時中央領導層認識國內經濟形勢的分歧是切中要害的。與此同時，陳云提出解決經濟過熱幾項應急的重大舉措：一是近三、五年內進口多一些糧食，這是大計；二是引進工業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能窩工，不要一擁而上；三是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機動財力；四是對于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是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陳云這些重要意見，促使黨中央領導層正視現實，轉變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使經濟工作從急躁冒進的勢頭向調整改革的方向轉變。實際上，在陳云發言的導向下，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者圍繞著工作重點的轉移，結合1979、1980年國民經濟的安排和當前經濟建設實際，研究了從歷史到現實總結我國經濟建設面臨最突出的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由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不端正，造成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經濟長期處于俳徊停滯狀態，對國家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很大妨礙和損失。對國民經濟調整勢在必行。中央工作會議對經濟形勢和任務的討論，對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發生了巨大作用，對1979年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有著積極意義。
二、陳云及時提出調整國民經濟的新“八字”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陳云全部恢復其主要領導職務，并被選舉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1979年3月14日，陳云同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對當前和今后的財政工作鄭重地提出了三點意見。“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為此，同年3月21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國務院關于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當前調整國民經濟的問題。會議開始時，李先念首先檢查了對經濟建設形勢估計不夠全面，只看到粉碎“四人幫”后國民經濟迅速恢復，財政收入有所增長的順利情況，而對國民經濟嚴重破壞認識不足，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估計不足。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誤。他提出要統一思想，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做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接著。陳云在講話中，提出了四個問題。（1）“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頁。]一方面我們還很窮，另一方面要經過20年，即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是現實的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出發點，不能脫離這樣的基本國情來制定建設藍圖。（2）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這是陳云一貫的觀點。要堅持這個觀點，必須明確，過去說，指標上去是馬克思主義，指標下來是修正主義，這個說法不對。還必須明確，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證明不能持久。也必須明確，按比例發展，并不是指標愈低愈好，鋼搞得愈少愈好。要指標高一點，多搞一點鋼，問題是搞得到搞不到。（3）要有兩三年調整時間，最好三年。這是根據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而提出來的。“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4）對2000年鋼產量定多少合適，陳云認為，達到8000萬噸就不錯了。他提出，1985年搞6000萬噸鋼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萬噸是冒叫一聲，但也有點根據。他提出：“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品種上，真正把質量、品種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績。”最后，他提出，要把增加外匯收入的來源，看作重要的題目。在會議結束前，鄧小平講話中明確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一個大方針大政策。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不光決定于鋼，把鋼的指標減下來，搞一些別的。談農業，只講糧食不行，要農林牧副漁并舉。會議同意國家計委修改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并確定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并把這個時期的經濟工作概括為八個字，即“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這是一個新的“八字”方針。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經濟問題，正式通過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李先念代表黨中央講話。會議印發了鄧小平、陳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國家計委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說明。李先念的講話，首次傳達了中央和國務院經過反復醞釀、慎重考慮之后，作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的重大決策，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他說：“我們的經濟恢復既然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什么還要提出三年調整的問題呢？這主要是因為，林彪、‘四人幫’長期干擾破壞造成的后果極大嚴重，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瀕于崩潰，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危機。”①[①《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頁。]然而，我們對這種嚴重狀況缺乏全面的、切合實際的分析，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現在，我們主動暴露矛盾，正視工作中的缺點，自覺地采取果斷、有力而又審慎、穩妥的措施，下決心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這正是信心的表現，是為了更好地前進。這次調整必須實現以下的主要任務：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積極而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制，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繼續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通過調整、改革和整頓，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②[②《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頁。]他強調貫徹新“八字方針”要執行12條原則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調整好農業和工業的關系；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例協調起來，使商品供應同國內購買力和對外出口增長相適應；突出地加強煤、電、油、運輸和建筑工業的生產建設，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認真調整工業企業，引進要循序漸進；多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出口；對物價必要的調整；切實解決好勞動力安排問題；堅決控制人口的增長；做到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項計劃要相銜接不留缺口。
李先念對繼續搞好企業整頓，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首先要整頓企業的領導班子，然后，著重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工夫。講話闡述了關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原則和方向，在詳盡指出我們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諸多弊病的基礎上，肯定了除了改革無他路。對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提出了四點：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并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明確中央的地方的管理權限；精簡行政機構，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李先念強調說：“體制改革的確是一件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極其復雜和艱難的工作，我們的態度要積極，但改革的方法步驟一定要穩妥可靠。全盤的重大改革，如果不把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狀況基本上改變過來，生產建設不進一步建立起正常的良好秩序，是難以進行的。”①[①《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頁。]他最后提出，要統一領導干部的思想，進一步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決心要大，工作要細，要加強黨集中統一領導，堅定不移地做好這項工作。
與會者深入討論了李先念的重要講話和會議印發的文件，一致同意黨中央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和調整后197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繼上次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一次重要會議，對勝利地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將產生重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會議在初步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85年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堅決清除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影響的基礎上，確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根本轉折。
三、陳云創造了調整國民經濟與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相結合的新特色
可以說，從1979年3月到1984年第三季度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也就是我國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過程。這是與1961年到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根本不同之點，也是8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所獨具的特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為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云，在中央全力支持下，以其對人民無比負責的態度和高超的領導藝術，過細和慎重的工作作風，一手抓緊國民經濟的調整這個中心工作；一手積極穩妥地進行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第一，重申建設四化，要堅持實事求是，關鍵要弄清事實，真正清醒認識中國的國情。
能否堅持實事求是是撥亂反正的根本環節，也是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多次反復在中央重要會議鄭重地提出來的。這既是針對當時盛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同時也是為糾正黨自1958年以來“左”的錯誤越來越嚴重的事實所作的努力。
經濟工作長期存在急于求成的“左”傾錯誤，其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對中國國情沒有弄清楚。陳云經過長期調查、觀察與思考，明確指出：“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國家進行建設。香港、新加坡、南朝鮮等地區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歐美日本各國也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看到這種困難。現在真正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還不是很多。”陳云還進一步概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國情再作具體分析，作為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總之，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50－251頁。]陳云這些科學論斷，清晰地告訴我們應當對中國國情特別關注的基本觀點：
一是中國是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同時是農民人口占80%的大國，農民生活很困難，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據統計當時全國吃飯問題未解決的貧困農民約2.5億人。農民是大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要逐步改善農民的生活，這是頭等大事。中國革命勝利已經30年了，人民生活改善還處在這樣低下的狀況，我們必須正視它、改變它。
二是中國還很窮，但是要在20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又要改善人民生活；而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矛盾，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農業對建設約束力很大。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進行四化建設，必須樹立長期艱苦奮斗的堅定信念，切忌急于求成或者消極等待。
回顧自1958年以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多次跌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對我國基本的國情沒有清醒的認識，不了解要把我國這樣落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為先進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把我國這樣落后的科學文化發展水平提高到先進的科學文化發展水平，需要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因此，在指導方針上，犯了脫離國情，超越國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錯誤。只有清醒地認識中國國情，搞清楚這個“實事”，才能作出正確的“求是”，事情才能辦好辦成功。
第二，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干部。
陳云充分注意到，“左”傾錯誤對黨內影響年深日久，因此，必須承認經濟工作中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不僅做財經工作的同志之間有分歧，中央內部有分歧，而且中央與地方之間也有分歧。陳云主張一靠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干部；二在適當范圍充分討論，意見不一致總可以解決。
1979年9月2日，陳云致信姚依林，請他將財政部整理的《關于1950年——1979年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基建撥款的資料》，印發給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員并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月30日，陳云委托財政部整理好《關于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四次緊張和波動的資料》、《關于能否壓縮流動資金搞挖潛、革新、改造的資料》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國務院各副總理、財經委員會成員并政治局委員。印發通知中說，國務院領導同志建議認真研究這兩個歷史資料。這對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做好經濟工作極為有益。材料之一《關于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四次緊張和波動的資料》，歷述1953年的盲目冒進、1950年冒進、1958－1960年“大躍進”、1967至1976年10月十年間由于林彪、“四人幫”的破壞造成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這份資料作出了合乎實際的分析，指出除政治原因外，問題主要出在：（一）基本建設超過財力和物力的可能。這說明基本建設盤子安排得適當與否，是我們經濟能否穩定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界限。（二）基本建設、職工工資（包括調整工資的加人）、農村投放（包括農貸和調整價格）一起出臺，這是財力、物力受不住的，這三件事一起上，連續幾年，連續時間愈長，需要調整時間愈長，受的損失愈大。（三）大上大下，不量力而行。（四）情況一好就折騰。這份資料還引用陳云一句話，陳云同志說得好：目前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該探索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
第三，鄭重地指出，開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后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
陳云根據領導我國經濟建設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深刻理解，審視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曲折發展歷程，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鄭重地說：“必須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頁。]這些準確判斷和透徹分析，的確是入木三分。當時在黨內產生了重大的積極的影響，使人們思想為之一震。深刻理解陳云對建國以來經濟建設主要錯誤的正確論斷，不僅能重新正確認識歷史，更重要對當今和以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陳云科學地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特別自1958年以來這個錯誤就嚴重起來。這就告訴我們，經濟建設中犯的不是右傾保守、而是左傾冒進的錯誤。這個科學判斷，對我們重新審視建國以來發生過的黨內圍繞經濟建設的論爭和實踐中的許許多多的分歧，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加
從1958年初南寧會議錯誤批判1956年主持反冒進正確決策的周恩來和陳云起，持續半年左右的反反冒進，出現了許多顛倒是非的觀點，長時間內支配著全黨，并誤以為是正確的，這是十分深刻的教訓。例如“以后不要再提反冒進的口號，只能反右傾保守”。“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似乎“快”是馬克思主義的，量力而行的指標，“慢”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總之對反冒進的錯誤批判產生了嚴重后果。在思想上，批掉了實事求是的原則，片面強調“左”比右好；在政治上，批掉了八大路線，被以高速度為靈魂的社會主義總路線所取代；在組織上，批掉了黨內民主作風和集體領導原則，滋長個人專斷；在經濟工作中，批掉了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為發動“左”傾冒進的“大躍進”運動作好思想準備，總之，對反冒進的錯誤批判，是建國后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發端。
其次，陳云明確地指出：1958年以來“左”的錯誤嚴重起來，使我們付出重大的代價，不應好了傷疤忘了痛。
建國以來，在經濟建設中屢犯冒進錯誤，1958年以前出現了兩次局部性的冒進，是在1953年和1956年。1958年到1960年的“大躍進”是全局性的冒進。1966年到1976年經濟工作“三起三落”，其中1970年到1971年出現“三突破”即職工人數總額、工資總額和商品糧銷售總額均突破警戒線。1977年到1978年出現“洋冒進”。這樣接連不斷的冒進，造成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嚴重失調，拖慢了經濟的發展，浪費財力物力巨大，人民生活長期沒有多大的改善。正如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時，據有同志估算，國民收入損失了1200億元，經過三年調整，才恢復過來。“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除政治上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現在不說以外，在經濟上，據有的同志估算，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了5000億元。李先念還指出“除了這兩次大的折騰，還有過一些小的折騰。現在，我們的國家穩定下來了，還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得來的，我們應當十分珍惜。”①[①《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頁。]
再次，陳云尖銳地提示了“左”的錯誤來源于“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指導下，不可能總結經驗教訓。
經濟建設長期犯的“左”傾冒進的錯誤，來源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陳云一語道破了這個長期糾纏和困惑黨內的重大認識和理論問題。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的支配，不可能正確處理好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往往以政治掛帥為由，政治壓倒一切，不可能把經濟建設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相反，認真抓好經濟建設往往被誤解為用經濟沖擊政治，甚至是被指責為“只埋頭拉車不看路的右傾錯誤”。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的支配，圍繞經濟建設中的具體工作問題的不同意見，特別是實事求是的正確意見，往往被扣上右傾的政治帽子，用階級斗爭為綱的大棒加以指責和否定。1956年反冒進的正確決策既從實際出發，實踐效果又是好的，卻無端扣上“反冒進是政治問題”、“反冒進泄了六億人民的氣”等等。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信是對1958年經濟建設的分析批評和建議，卻被錯誤地視為“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綱領”。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對所謂“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的無理批判，反映了對正確分析經濟形勢和貫徹八字方針所采取的正確措施的否定。由此可見，經濟建設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同“左”傾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陳云深刻提示了在“左”的錯誤指導下，不可能總結經驗教訓。“這是幾十年來黨內矛盾和兩條戰線斗爭反復出現的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象。因為‘左’的錯誤指導就是背離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而陷入主觀唯心主義或客觀唯心主義的泥坑，也就不可能弄清楚是與非、對與錯，更不可能從錯誤中正確總結和吸收深刻的教訓。”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方法論，才有可能徹底地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揭示和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甚至嚴重危害性，獲得極可寶貴的教訓。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鄧小平重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有可能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撥亂反正，真正總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種至理名言，因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黨，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因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這兩點分析是鄧小平對兩條戰線斗爭基本經驗的簡明概括，這是我們付出重大的代價才懂得的。
四、精心的具體指導經濟調整工作，使之成為歷史上一次清醒的健康的調整
陳云不僅高度重視把調整國民經濟與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撥亂反正有機結合，而且對調整國民經濟工作進行精心指導，既具體又可行，從而使8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與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具有顯著的區別，集中表現在它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
20世紀80年代調整國民經濟要解決的問題，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的失調，主要是農業與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重工業內部、工業與交通等問題。二是長期積壓下來的人民生活中的一系列“欠債”問題，即衣、食、住、行、用五大問題，還有教育、醫療、就業等問題。三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更加嚴重的財政收支不平衡、信貸不平衡、物資不平衡、外匯收支不平衡等問題。四是經濟結構合理化的問題。五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包括農業、工業、計劃、財政、物價、工資、稅收、金融、商業等）。五項任務，重點是前三項。
整個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歷時五年，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4月到1980年年底為第一階段，著重調整了農、輕、重之間，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增加城鄉居民收入。1981年到1982年為第二階段，針對前段調整中存在的問題，著重削減基本建設投資，控制消費，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經濟局勢。1983年到1984年第三季度為第三階段，著重深入調整，積極改革投資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和技術結構，以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
五年國民經濟調整，關鍵在頭三年。作為全國財政經濟委員主任的陳云主持國民經濟調整的全局工作，他不斷關注著國民經濟發展變化的各種動態，面對經濟困難的現實問題，尋找、選擇正確的舉措加以切實的解決。在調整國民經濟的日日夜夜，陳云以他對黨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日理萬機，有時帶病工作，提出問題并領導集體討論，作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重大決策，使國民經濟調整得以完滿解決。他領導調整國民經濟，總是全局在胸，狠抓具體落實。在這里，我們著重總結三個關系全局的大問題。
第一，對我國經濟建設提出兩個大政方針，指導全局。
1981年12月，陳云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時，鄭重地提出經濟建設中兩個大政方針：一是農民與國家兩利的大政方針必須長期堅持，兼顧好農民的長遠利益和國家的經濟建設發展。這個大政方針在調整國民經濟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二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另一條大政方針。只顧吃飯，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回顧建國以來的歷史，我們在實施這兩個大政方針中，凡是做得好的時候，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兼顧就做得比較好；否則兩方面都遭受損失。8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調整高度重視貫徹這兩個大政方針，取得非常明顯的效果。
第二，明確提出農業經濟是國民經濟重要的一部分，要逐步改善農民生活，這是頭等大事。
陳云在調整國民經濟中首先特別關注的是農業和農民。而解決農業經濟發展與改善農民生活是很具體的工作。例如陳云提出在三五年內進口2000萬噸糧食，讓農業休養生息。擺穩這一頭，就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陳云高度重視糧食生產的發展。他提出，糧食一定要有人管。說鋼鐵是硬的，我看糧食更硬。不準減少糧食種植面積，想辦法保證糧食逐年增產。發展農林牧副漁以及經濟作物，糧食還是第一位。陳云還正確總結了在農村處理不同生產部類關系的一條重要的經驗：在農村，“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糧則亂”。因為這是“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頁。]
第三，解決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調整好年度經濟計劃。
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是這次調整國民經濟必須解決的重點。陳云深知這個問題的嚴重性，1979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直接指出：“現在比例失調情況相當嚴重。基本建設項目大的一千七百多個，小的幾萬個。趕快下決心，搞不了的，丟掉一批就是了。搞起來，沒有燃料、動力，沒有原料、材料，還不是白搞。”他同意國務院同志提出“要讓先進企業‘吃飽’”，“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重點企業、城鎮工業、社辦工業，各方面都大體安置下來。”②[②《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陳云對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和規模是非常堅決的，他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會議明確提出：三年之內不增加基建開支，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再“耽誤”三年有什么了不得！過去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那就再“機會主義”一次吧。③[③《陳云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頁。]根據這個精神，更好地保證全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國家壓縮了財政預算內的基本建設投資。1978年全國預算內投資為389億元，1979年為397億元，1980年為300億元。同時，大力減少大中型項目的建設，從1978年1700多項到1980年減為904項，把基本建設投資轉移到城市公用事業和居民住宅建筑方面，1978年投入20.9%， 1979年達到30.25%， 1980年為35.7%，其中居民住宅比重上升為20%左右。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住宅投資最高的年份。
陳云積極推動調整1979年度經濟計劃。1979年1月1日、5日，陳云針對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中有很大缺口，先后兩次批示：“國務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接著，同年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1979年經濟計劃。在會上陳云對調整1979年計劃提出了正確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李先念作了自我批評，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經過兩個月的修改，同年5月國務院正式下達調整后的1979年度經濟計劃。農業生產增長速度由百分之五至六，降為4%；工業增長速度由百分之十至十一，降為8%；基本投資由457億元降為397億元；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指標均有所下降。1979年度計劃調整后，保證基本年度經濟的全面完成任務，對1980年、1981年度計劃調整具有重要借鑒作用。
在陳云主持國民經濟調整期間，國務院采取7項有力措施。經過5年努力，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令人振奮的成就，開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新時期。實踐證明，陳云肯定“我們這次調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我們會站穩腳根，繼續穩步前進”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頁。]是正確的。
（來源：《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 200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