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來”三人談——宋平、吳慶彤、湯聿文同志訪談錄

陳揚勇

對“晚年周恩來”的一點認識——采訪宋平時的一段談話摘錄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那時候，中央實際上不能正常工作，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相繼被打倒。中央的工作很多是中央文革小組代替，國務院的工作幾乎處于癱瘓的狀態，副總理們多數靠邊站，少數幾個支撐門面，國家機器的運轉處在非常困難的境況中。

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在那里苦撐著這個危局。盡管“天下大亂”，國家機器總不能停止，社會治安總還要維持，老百姓總還得吃飯。工農業不生產，社會就不能維持。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大國，外交活動也不能停頓。總之，繁重的國務活動，需要有人處理。在當時的情況下，惟有周恩來出來擔此大任。但他說話有時也沒人聽，中央文革小組那一伙人公開與他作對。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嗎？他也在被批判之列，處境是非常困難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其中的主要成員當時都是中央負責人。他們披著合法的外衣，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為了達到目的，使他們的東西合法化，有些事情要以國務院或中央的名義辦理、發文，要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簽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周恩來是無法回避的。他不得不忍辱負重，做一些違心的事情，受到的壓力是難以想象的。

后人研究歷史，查閱檔案的時候，發現有些文件是周恩來簽字的。我以為不足為奇，有些東西并不符合周恩來的本意。研究歷史檔案應該弄清楚當時的形勢，弄清當時某件事情的整個情況，包括毛主席的意見和決定、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活動。所以，我覺得研究歷史，一定要下苦功夫，研究和分析當時的形勢，全面地看問題。要做到從事情的整體出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能單憑某個文件，某件檔案材料，誰在上面簽了名，以此作為惟一根據，來評價歷史人物，這樣就會片面地作出與歷史事實相悖的錯誤結論，對人對歷史都是不負責的。這就像報紙上的材料一樣，“文化大革命”期間，報紙上天天宣傳形勢大好，難道形勢真的大好嗎？所以要分析，要透過這些表面的東西，看歷史的實質。

在“文化大革命”過去還不太久，當時的人、當事的人還在的時候，應該盡早把真實的情況記錄下來，把真實情況寫清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有一個全面的評價，我覺得這段評價概括得很好。在當時動亂的形勢下，周恩來既維持了國家大局，又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保護了很多干部，才使得“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們很多老干部還能健在，還能發揮作用。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愛萍也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并特別強調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了很多干部。他說這是周恩來很大的功績，也體現了他的睿智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盡管“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破壞，遇到那么多的困難，我們還保持了基本的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這都與周恩來善于應對，和非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們要對周恩來的這段歷史作出科學的、正確的評價。研究歷史的同志，不要被歷史的一些錯綜紛雜的表面東西所誤導，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全面地完整地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本文發表前，經宋平同志審閱同意）

周恩來在“文革”中解放和保護干部的一些事實

吳慶彤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擔任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室主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就被打倒了，幾個副秘書長也靠邊站了，還有一位副秘書長許明被逼自殺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成立了一個國務院值班室，周恩來總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指定我擔任國務院值班室主任。以后又叫我主持國務院辦公室的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在這期間我主要是為周總理服務。我對周總理保護干部、解放干部所作的努力有所了解。現在將我所知道的周總理在保護老干部、解放老干部上的一些具體事例說一說。

“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在極其復雜的情況下，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如何對待老干部，是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就叫囂建國后17年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要砸爛舊政府，打倒“走資派”，全面奪權，踢開黨委鬧革命。結果是使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也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干力量，絕大多數被打倒，或者靠邊站，有些還被關進牛棚，投進監獄，造成烏云遮天的混亂局面。周總理堅決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活動，他在多次講話中說，建國后17年，毛主席的紅線是主要的，是起主導作用的，干部中的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對犯錯誤的干部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老干部不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各地區、各部門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的時候，周總理反復強調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不能夠排斥老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千方百計保護賀龍副總理，保護因所謂“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陳毅、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副總理以及保護王震、余秋里和谷牧等同志。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總理排除“四人幫”的阻撓，批判極左思潮，為解放老干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72年4月，原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原內務部部長曾山，相繼得病去世。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總理連續參加了他倆的追悼會，既悲痛，又震驚。因為不到10天就死了兩位部長。為了盡最大努力保護干部，總理與國務院其他領導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勞動的、疏散到其他地方勞動的各部委的副部級以上的干部盡快回京，普遍進行一次身體檢查，并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當時，總理還指示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機關，對上層愛國民主人士的醫療、生活狀況進行檢查，存在的困難要及時加以解決。

當時，我們國務院辦公室、國務院政工小組向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關傳達總理的指示，同時，請衛生部安排相關醫院承擔這一任務。記得當時衛生部安排了10家醫院來負責為這些部級干部檢查身體。隨著這一措施的貫徹，當時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對老干部的看法有所改變，也不再把他們看作“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對象，不再揪住不放了，這就為老干部的解放創造了條件。實際上，有些部級干部由于年事已高、身體不好等原因，就沒有再回五七干校勞動，有些還分配了適當的工作。

1973年3月，教育部原部長何偉，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為此，總理嚴肅批評了有關單位未落實好老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辦公室以及衛生部負責對老干部作全面的身體檢查，具體工作由北京醫院負責。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止的黨內高級干部以及愛國民主人士的醫療保健制度，得以恢復。

1972年3月，總理看了中央統戰部原部長徐冰逝世的報告。那時徐冰也是被關押的。總理看了徐冰病逝的報告后，約中央有關負責同志談話，指示全面檢查被拘留、關押、監護、隔離人員的身體情況，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體不好的加強營養，不要等病危再送醫院治療。總理關心這些人的健康、醫療問題，是因為總理知道，這些被拘留、關押、監護、隔離的人，雖然被羅織了各種各樣的“罪名”，但都證據不足，是受誣陷的。由于“四人幫”還在臺上，這些人還不能馬上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設法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盡量減輕他們的痛苦，減少他們的疾病和死亡。歷史證明，這些被關押、拘留、監護、隔離的都是好同志，把他們拘留、關押、監護、隔離起來是完全錯誤的、非法的。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將被關押的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反映監獄虐待在押人員的來信，批送給了周總理。毛主席批示，應一律廢除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當天，總理批評了有關同志，并提出，請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對在押人員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檢查，凡屬用法西斯式的方式虐待、毆打在押人員的，都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如有違反，當依法懲治，并允許犯人控訴。

大約在1973年年初，周總理在與中央有關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現在還有很多省、部級干部沒有解放，而各個方面又很需要這些有經驗的干部出來工作，要抓緊時間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們的工作。之后，1973年7月，中央組織部、國務院業務組、軍委總政治部，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范圍是尚待解放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直和國務院各部委副部級以上的干部，軍隊正軍職以上干部。這個名單是分頭搞出來的，既有材料，又有處理意見。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這個名單。討論當中，江青、張春橋等人屢屢作梗，百般阻撓。參加會議的葉劍英當時曾作過一首小詩，抒發自己的感受：“一批復一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馱赴前敵。”

總理還指示，要利用五一節、國慶節等集會，讓那些沒有問題，但尚未解放的部級領導干部、上層民主愛國人士、著名作家藝術家、著名專家學者參加招待會。會后將名單見報。這實際上起到了恢復名譽的作用，也是一種“解放”干部的方式。我們每年五一節、國慶節把名單搞出來以后，都送給總理審閱，一般都獲得批準，有時候總理還要增加一些。

不僅如此，總理還利用其他機會解放干部。我記得1975年2月4日，遼寧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組成以華國鋒副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前往災區慰問。慰問團出發后，我將慰問團的名單報告給總理。總理閱后指示說，中央慰問團要增加呂正操，并且擔任副團長。總理說：呂正操同志是遼寧海城人，讓他跟群眾見見面，并發表講話，然后發個消息，以恢復他的名譽。之后，我向有關方面、有關領導傳達了總理指示，并請空軍派專機把呂正操送到遼寧海城與中央慰問團會合。這種做法達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對于長期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受到的傷害，周總理極為關心。1973年3月8日，總理出席中央聯絡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招待會，在向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講話時，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因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的待遇，總理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并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他要負更多的責任。對于已經回國的外國專家，總理請在座的專家向他們轉達他的話。總理說，如果他們愿意回來，中國政府誠懇地歡迎他們，以彌補當時我們未照顧好他們的過失。到會的外國專家及其家屬聽了總理非常誠懇的講話，深受感動，有的激動得流下了熱淚。總理的這次講話，在外國專家中影響很大。后來有的離開中國的專家，得知總理的講話，真的又回來了。

（本文發表前，經吳慶彤同志審閱同意）

周恩來親自批準的一項重要任務

湯聿文

1971年1月15日，根據周恩來總理和國務院的指示，我到北京阜外醫院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此前，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陳繼德召集總參派往衛生部所屬各院所的軍代表開會，他說：總參派駐衛生部所屬醫院和研究所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是周總理親自批準的。你們首先要認真學習，吃透總理決定的重要意義，等上一批軍代表撤離兩周后再進駐。

在1971年年底，總理批準將一部分老同志，也就是當時受審查、受迫害的一些老同志，送來阜外醫院住院治療。

1971年8月23日，當時任衛生部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的謝華來醫院找我個別談話。在我的辦公室，謝華先把辦公室的門關上，然后對我說：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批示，準備將部分受審查的老人（當時說老人，還沒稱老同志）送來阜外醫院住院治療。接著，他問了我的經歷和阜外醫院的情況，我都一一作了答復。謝華還說：總理交待，這個任務，要你親自指定醫生護士，不要把這個任務隨便交給別人，要注意保密，嚴禁向內外泄露。謝華還向我交待，根據病人的病情，需要院里會診的，由你確定；需要院外會診的，由我批準；工作中如果有不好解決的難題，可以找中央辦公廳楊德中同志和我。

我一聽說這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的重要任務，就對謝華說：謝主任，這個任務很特殊，很繁重，也很艱巨。我有兩點建議和要求。第一點，凡是經過中央批準要來阜外醫院住院的，我必須要看到中央批件，否則的話，不予接收；第二點，要做到不向內外泄露，凡經周恩來總理批準住院的，一律要改名換姓。因為醫院各個科室有化驗單，還有心電圖報告表，以及配餐的等級等，單子上面都有病人名字，要保密很難。謝華副主任沉思片刻，隨即點點頭，表示同意。

到了1971年12月初，北京衛戍區和中央專案組二辦分別送來了經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黃克誠、呂正操、劉瀾波來阜外醫院住院的批件。這個批件我看了。到了12月12日，專案組護送黃克誠進了醫院，住在一病房。我們隨即把黃克誠的名字改成王宣。20日先后送來了呂正操、劉瀾波，我們將他們的名字分別改為李雷和劉飛。呂正操住八病房，劉瀾波住六病房。隨后，我們立即召開了由我指定的執行這項特殊任務的一些醫生和護士的會議，我特別強調這是一項經中央批準的政治任務，要做好保密工作，無關人員不得和這些病人接觸，一定要治好他們的病，要讓他們吃好、住好，他們可以看報紙，有的也可以到外邊去散步，等等。

我記得在這以后的三年當中，經周恩來總理批準住院的老同志有李井泉、羅瑞卿、林楓、黃新廷、葉飛、徐冰、周榮鑫、伍修權、張愛萍、江一真、呂東、李維漢、熊復、劉志堅、王尚榮、雷英夫、胡癡、許介沈、孔原等，共40多人。時隔20多年，有的名字已經記不得了。

這些老同志住進醫院，醫生首先要按照院里的要求，為病人做全面的體檢。從檢查的情況看，有的確實患有冠心病、高血壓，需要在阜外醫院治療；有的沒有這方面的疾病，只是患感冒、發燒、膽囊炎等疾病。阜外醫院是治療心臟、心血管病的專科醫院。那么，為什么把這些老同志都送到阜外醫院呢？我當時就想，這是總理通過各種渠道得知這些老同志的情況以后，決定批準他們來住院，使之不再遭受迫害，對老干部是一種保護措施。

1971年12月初至1973年年底，我多次見到總理親筆批準將有關老同志送阜外醫院住院的批件。這些批件一般都是由北京衛戍區或者是專案組送來，批件不長，就是幾頁紙，用塑料口袋密封好。而在批件的背面還看到有這些住院病人的夫人和子女給總理的信，反映這些老同志的身體狀況。總理多是用鉛筆批，在他的名字上畫一個圈。這些批件送過來時一般是兩個人，或者三個人。給我看完以后，馬上拿走。我不能抄，也不能記，看完就拿走。批件上面有總理的名字，什么人住醫院，都寫得很清楚。報告中，我看到中央首長的名單上，有總理、劍英、江青、德生、登奎、國鋒等。總理用鉛筆在他的名字上畫一個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寫上“送阜外醫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畫一個圈，寫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暫不送江青同志”。在我的記憶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見了，再以后就沒有了。

（本文發表前，經湯聿文同志審閱同意）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