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鐵路交通

陳揚勇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尤其是動亂最為劇烈的前三年，作為國民經濟大動脈的鐵路交通，經歷了一場世界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難。為了維系最起碼的鐵路運輸生產而不至于使國民經濟全面癱瘓，身處政治漩渦中的周恩來費盡了心血，在艱難的處境中進行了一般人所難以承受也難以想象的抗爭。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離開學校，開始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連。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６６年８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就有２１２．４萬人，其中８月１２日一天就達１７．９萬人次。

紅衛兵大串連的狂潮，給我國運力本來就嚴重短缺的鐵路交通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困難，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突然猛增。長途汽車、內河船只、海運輪船，特別是火車的超載都到了十分驚人的程度。嚴重的超載使運輸秩序混亂，交通工具遭到破壞，列車無法按正點運行。更為嚴重的是，大串連波及到鐵路交通部門，一些鐵路職工也外出串連，停業“鬧革命”，致使鐵路交通陷入混亂，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一些廠礦因必需的原材料得不到及時供應而停工停產。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一方面，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建設的“總管家”，他非常清楚大串連這樣發展下去會給全國鐵路運輸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帶來什么樣的惡果。單就當時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這兩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主要是通過鐵路，僅南糧北調一項每年就達１００億斤，１９６５年達１２０億斤。因此，如果南北鐵路交通一旦中斷，整個國民經濟也將隨之癱瘓。但是，另一方面，大串連是毛澤東支持的，林彪、江青一伙又在一旁推波助瀾。顯然，要阻止紅衛兵的大串連是不可能的。周恩來某些試圖對運動進行限制性的嘗試頻頻受挫也已說明了這一點。

８月下旬，周恩來指示陶鑄組織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考慮到當時鐵路交通運輸的混亂，周恩來要求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等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列為國家“要害部門”，“必須進行堅決保護”，革命群眾不應沖擊這些要害部門，對不聽勸阻者，必須依法處理。８月３１日，周恩來閱定了通知稿，并批示：“提議照發”。但當通知稿傳到江青手中時，她提出：要中央討論一下，“至少應請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細閱讀和批改”。結果，這個文件就這樣給壓下了。

９月初，周恩來又親自主持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其中，在紅衛兵串連問題上，強調要保障鐵路交通等黨和國家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革命串連不在這些機關內部進行”，“這些單位的紅衛兵要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其他單位的紅衛兵不要去這些單位內部串連”。《意見》還強調必須向廣大紅衛兵講清楚這些政策。９月３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了最后定稿，并立即召集政治局碰頭會討論通過。會上，陶鑄、陳毅等大多數人對《意見》表示贊同。但是，康生、戚本禹等人卻有恃無恐地否定了這一《意見》。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對，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的《意見》又被壓下了。

在欲以正式文件對運動進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來只好通過有關具體負責同志在具體工作中貫徹他的一些意圖。他找到當時調至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建設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精心編制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并指示說：“無論多么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系。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后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余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他還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無法收拾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決定１０月份再放手讓學生串連一個月，要求鐵路運輸部門按進出北京的學生各１５０萬至１７０萬人的計劃安排運輸力量。負責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來反映：“上海等地都來電話告急，說交通運輸情況很緊張，進出北京各１５０萬人很難安排。”周恩來對谷牧說：“你可以搞上、中、下三個方案，把每個方案的安排辦法和困難都寫出來，由我報常委討論決定。多拉一些學生是有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１０月下旬，周恩來指示起草了《關于維護鐵路運輸的緊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計劃、有組織地組織學生來京串連，并適當控制人數；串連師生要遵守鐵路規章制度，維護鐵路秩序；鐵路部門要迅速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保證客貨運輸暢通無阻。該通知經周恩來審定，毛澤東批準，于１０月３１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

１１月１０日，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縱下，以到北京“告狀”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強行臥軌攔車，致使上海車站的３５趟列車不能開出，近百趟列車被迫停靠在沿線各站，滬寧線中斷運輸達３１小時之久。周恩來得悉后，立即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要他們堅決頂住，決不能承認臥軌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你們這次運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們立即改正，斗即回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前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與王洪文進行政治勾結，竟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承認王洪文等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毛澤東批準了張春橋的處理。由此，開了沖擊鐵路、中斷運輸的惡例。除學生外，大批產業工人也擅自離開工作崗位，進行全國大串連。

面對大串連對鐵路交通運輸的沖擊，周恩來又一次采取措施。１１月５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召開碰頭會，討論《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通知》，通知指出：為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并更好地實現明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需要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資運輸。中央決定：從今年１１月２１日到明年春天，全國各地的學生和紅衛兵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連。１６日，周恩來將該通知送毛澤東批準后，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

周恩來的幾番舉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極為不滿。在１２月４日至６日林彪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等肆無忌憚地指責貫徹周恩來意圖的陶鑄、余秋里、谷牧等是“以生產壓革命”，林彪也在會上的總結發言中給“中央文革”撐腰，他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進入到農業、進入到社會……要讓這個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對鐵路交通部門開展運動的一些限制性規定實際上已不起作用了，鐵路系統混亂加劇。到１９６６年底，有１０００多萬噸物資積壓待運。

二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鐵道部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干部被揪斗，鐵道部部長呂正操被“造反派”揪走，各級領導機構陷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鐵路職工也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四處串連；各鐵路站段武斗、派仗迭起，全國許多鐵路干線被迫停斷，連保證國民經濟最低限度的運行都很困難。

１月２日，周恩來召集全國鐵路系統２０余個單位的在京代表談話，指出：鐵路絕不能癱瘓，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不是革命行動，保證鐵路暢通也不能說是單純的業務觀點。他還要求成立一個鐵路系統聯絡委員會，寫個呼吁書，把群眾動員起來，維護交通暢通。

１月１０日凌晨，周恩來把來自長春、齊齊哈爾、大連、武漢、廣州等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禮堂，就恢復當前鐵路運輸秩序同他們談話，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把呂正操部長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這種做法對鐵道部不利。他要求大家立即回到各自的生產崗位上去，并再次呼吁成立一個鐵路系統的聯絡機構來抓革命促生產。

１月２７日，周恩來接見鐵道部“造反派”，批評“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并責令：“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能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運輸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２９日，鐵道部機關和直屬單位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推選１４人，組成了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

２月１日，周恩來對鐵道部“造反派”置業務工作不顧，糾纏于無休止的派性斗爭提出嚴厲批評，說：為什么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把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你們這樣做是玷污了具有“二·七”傳統的鐵路工人的聲譽。我給你們開過七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顧一切。你們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奪權，要在自己的腦子里奪權，奪“私”字權。

在１９６７年內，周恩來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幾乎天天都有，每次都強調不能中斷鐵路交通。僅就鐵路系統的群眾組織而言，從１月奪權至２月初，現留有文字記載的談話就達７次之多。

３月１８日，齊齊哈爾鐵路局的一份報告轉到周恩來的手上。報告反映：局內紀律渙散，指揮不靈，調度員、板道員隨便不上班，幾十臺機車開不出去；局內派別眾多，一個局有２００多個組織，經常爭論、打派仗，影響業務；有人強調打破框框，隨意破壞規章制度，該擰閘的不擰閘，上月險些造成國際列車碰撞。

周恩來認為，要制止鐵路交通的混亂狀況，非采取強有力的軍管措施不可。他立即把這份報告送毛澤東。１９日，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復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鐵路局，也應該派出軍事代表，吸取好的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

毛澤東批示后，周恩來立即組織有關人員研究擬出一個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３月２２日，周恩來和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一起召集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有關代表開會。會上，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關于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批示，并指出：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面軍管。

然而，周恩來指示擬出的對鐵路、交通、郵電實行軍管的文件卻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難。由于他們的有意干擾，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遲遲不能付諸實施。全國鐵路交通勢態繼續惡化。

５月３１日，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給周恩來送來一份緊急報告，報告反映，因各地派別糾紛和武斗嚴重，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四條干線均處于半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６９列……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了上述情況，并建議：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不可再拖。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

隨后，周恩來緊急約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谷牧、余秋里等到國務院開會。會上，周恩來傳達了他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并和大家商定了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具體對策：（一）盡快公開發布關于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運輸的命令；（二）將全國１８個鐵路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干，將沿海沿江輪船交給海軍實行軍管包干；（三）參加軍管的軍隊人員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四）責成總參負責擬定調動部隊的實施計劃，次日拿出方案。

會后，周恩來給掌管“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了一封信，通報了他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具體對策。６月１日，由蘇靜任主任的軍事管制委員會進入鐵道部。６月５日，周恩來召集擴大的常委碰頭會，討論了對鐵道系統實行全面軍事管制的部署。

三　

軍管之后，全國鐵路、交通運輸狀況有所好轉。然而，這種局面沒有能維護多久，就被更加劇烈的社會動蕩所破壞。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月，武漢發生了廣大軍民抗議“中央文革”小組極左做法的事件。“中央文革”誣之為陳再道“搞反革命兵變”、“反革命暴亂”。“七·二○”事件后，全國局勢急劇惡化，軍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大批武器裝備被搶，“造反派”之間的派性斗爭和武斗更趨激烈。

在舉國上下的“全面內戰”之中，鐵路、交通受害首當其沖。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車停在站臺上用以構筑進行武斗的工事掩體；有的用火車設置路障，以切斷交通，斷絕對方兵援。全國重要鐵路樞紐站段交通中斷的事故幾乎天天發生。

面對嚴重的動亂局勢，毛澤東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糾正一些具體錯誤。他在７月中旬到９月的南巡中，針對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號召“造反派”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并批評“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說“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周恩來抓住毛澤東糾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錯誤這一契機，大批極左思潮，奮力平抑社會動亂。他一方面處處維護軍管的權威，并采取更強有力的軍管措施——派野戰軍護路；另一方面，不分晝夜地找各地群眾組織代表談話，嚴厲批評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極力說服和促進鐵路系統兩派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交通暢通。

７月２４日，周恩來寫報告給毛澤東，提出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京廣、隴海、津浦、京滬、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干線都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了下來。８月５日，周恩來審閱了《關于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并送毛澤東批準。１０日，中央正式向全國發出這一命令。

８月２１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部群眾代表時指出：沖擊軍管會是不許可的。全線鐵路都分配給野戰軍一段一段地護路，保證整個鐵路暢通。鐵路系統兩派，不應該在工作期間爭論，更不容許武斗、停車、破壞鐵路和搶奪部隊武器。他還要求鐵道部、交通部的人要下到各鐵路站段去勸說兩派停止武斗，維護鐵路交通。

１０月２９日，周恩來接見全國鐵路運輸工作會議全體代表，說：眼前，除了斗私批修外，是如何把鐵路運輸搞上去，這個問題太大了。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抓革命、促生產，鐵路處于關鍵性的地位，今年只剩下最后兩個月了，運輸指標如再上不去，將會影響到明年的發展。空喊革命，不抓業務，革命就是空的，鐵路工人動不動就把機務段凍結起來，這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壞革命，是不許可的。周恩來還要求鐵路部門徹底切斷與外界群眾組織的聯系，以減少地方派性斗爭對鐵路交通的影響。

１１月下旬，全國最大的鐵路交通樞紐鄭州火車站因兩派武斗，交通中斷，滯留車皮３０００多節。周恩來得悉后，當即指示用飛機把鄭州鐵路局兩派接到北京談話，責令他們搞好大聯合，保證運輸暢通。

為解決鄭州鐵路問題，從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初，周恩來連續找有關負責人和鄭州鐵路局兩派代表談話，說服兩派達成了《關于實現鄭州鐵路局河南境內革命大聯合的協議》等七個協議。受此影響，西安鐵路局也主動達成了大聯合協議。

為推動全國其他鐵路局的大聯合，周恩來代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擬定批語，向全國轉發鄭州和西安兩個鐵路局實現大聯合的協議。批語指出：鄭州和西安鐵路局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很好。鐵路運輸對于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行和國家經濟建設、人民生活，關系極大。中央希望鄭州、西安兩個鐵路系統和各群眾組織，堅決貫徹執行所達成的協議，保證鐵路運輸的暢通。全國其他地區鐵路系統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也應參照這些協議的精神，達成類似協議。

１２月５日，周恩來將鄭州、西安兩鐵路局實現大聯合的協議書和中央批語送毛澤東批準，并旁注：鑒于鐵路和煤炭工業兩個系統在目前極關重要，鐵道部已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兩期，其成員多為各鐵路局、分局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管會負責干部和業務干部。其目的均為推動各派實現革命大聯合，以利抓革命、促生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在周恩來的過問和安排下，在北京召開了全國１８個鐵路局和５２個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代表和軍管負責人會議。會上，各鐵路局和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就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交通運輸暢通達成了協議。至此，全國鐵路系統基本實現了大聯合。

四

從１９６７年冬到１９６８年初，全國鐵路系統實現大聯合，鐵路交通局勢相對地趨于和緩。同時，由于極左思潮和極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整個社會動亂的局勢也相對地和緩，但是，從１９６８年２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劃在全國開展反“右傾翻案風”運動，３月，他們合伙制造了一樁誣陷軍隊高級領導干部的“楊、余、傅事件”，把反“右傾翻案風”推向高潮。在此煽動下，前一時期有所收斂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再度泛起，“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派性斗爭再度猖撅，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劇，若干地區的局勢再度惡化。

１９６８年２月４日，周恩來接到一份鐵道部《關于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反映》稱：２月２日，津浦線上兩列客車被造反派武裝搶劫，乘警槍枝也被搶走。此外，該干線幾處路段被毀，通訊調度中斷，數座公路、鐵路橋被炸。

問題的嚴重性使周恩來感到已超出一般的派性斗爭。而類似的情況在柳州、鄭州、昆明等地也有。周恩來當即派人將《反映》火速送毛澤東，并附上一短信。信中說：“像另紙所報鐵路破壞情況，在徐州、蚌埠、鄭州、連云港十字線上為最甚；次之為衡陽、柳州、廣州三角線上；再次之為西南昆明、成都一線。這些破壞鐵路、炸毀橋梁的行動，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退總理照辦。

周恩來立即組織具體實施。２月６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命令。命令指出：煽動、操縱和指揮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極少數壞頭頭是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法辦。

幾天后，周恩來又指示有關負責人起草了一個更為嚴厲的內部命令，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緊急補充命令》。《補充命令》指出：阻攔列車、挑動鐵路、港口內外群眾進行武斗，破壞鐵路運輸和裝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采取專政措施，堅決按２月６日命令辦理。對極少數壞人和幕后操縱者，堅決逮捕法辦。

然而，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無視中央命令，繼續走向反面。５、６、７三個月，在廣西、陜西等地都相繼發生炸毀橋梁、搶劫火車輪船、中斷鐵路交通、沖擊人民解放軍的惡性事件。對此，周恩來與有關負責人共同商定，對大搞打、砸、搶、燒、殺行為的“造反派”采取更為堅決果斷的措施。７月３日，針對廣西情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布告，限令柳州、南寧、桂林等地區立即停止武斗、無條件恢復柳州鐵路局的全線運輸，嚴懲破壞鐵路運輸的不法分子。７月２４日，對武斗、破壞鐵路交通嚴重的陜西一些地區重申了這一布告，對大搞打、砸、搶、燒、殺的“造反派”進行堅決打擊。“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頒發，制止了對鐵路交通更大規模的破壞性行為。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周恩來參加了毛澤東與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頭頭的談話。毛澤東肯定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并對“造反派”頭頭發出了嚴厲的警告：“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適用廣西，陜西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適用陜西，在我們這里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談話后，周恩來建議將毛澤東的這次談話要點下發全國。此后，全國局勢漸趨平緩，鐵路、交通的秩序也日漸恢復正常。到１９６９年，鐵路運輸生產全面回升。１９６９年鐵路運輸貨物５．１７９億噸，比１９６８年增長２６．４％。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