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無奈外交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無奈外交
陳揚勇
1967年的夏季，新中國外交跌入了一個嚴寒的冬季。
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后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系的邊緣。這其中不乏過去一直同我們保持睦鄰友好關系的周邊國家。
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
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于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歷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后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面復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余地和條件。
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的這種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迅速修復，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周恩來對緬甸總理奈溫說：對我們兩國的關系，我們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所以沒有走得很遠。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對外政策的制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于是，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乃至有些華僑就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
這種可笑的事情，周恩來自己就親自遇到過。一天，周恩來在釣魚臺陪來我國訪問的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一坐下，服務員就嚴肅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的毛主席語錄，使得周恩來和巴基斯坦空軍司令都很尷尬。事后，周恩來憤怒地批評說：“這是牛頭不對馬嘴。”
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對外宣傳要看對象，不能強加于人，但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猖獗時，周恩來的話被置若罔聞。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干涉。
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他們向緬甸的年輕人發送一種徽章，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這種徽章，目的是為了效忠英國女王。因此，緬甸方面對像章的事特別敏感和忌諱。
為此，緬甸政府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里，學校方面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沖突。
6月27日、28日，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并沖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沖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應當說，事情發展到這等地步，我在緬人員對外宣傳的極左做法要負相當的責任。
對于中緬雙方政府來說，理智的做法是雙方同時采取克制的態度，以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國保持友好關系，不愿意把關系搞得很緊張。
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
中央文革一伙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于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于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對方情緒的粗黑標題《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了我外交部給緬甸駐華使館的照會。
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以更醒目的粗黑標題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最嚴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華排華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示威的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墻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在那種極左的氛圍里，群眾游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沖擊緬甸駐華使館。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沖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制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緬關系的事態得到控制，沒有進一步惡化。
周恩來一再批評在香港問題上對英國的極左做法。外交部奪權，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周恩來怒斥造反派：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
8月19日，有恃無恐的外交部造反派沖砸外交部政治部，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大權。
4天之后，8月22日，狂熱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典型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結果。
事件的導火索是一起簡單的勞資糾紛。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廠的工人上街罷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資。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驅趕，雙方發生毆打，多名工人被打傷，20多人被逮捕。
對英國方面的鎮壓行動，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然而，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下，周恩來的指示并沒有得到貫徹，相反，還搞了一系列極左行動，斗爭逐步升級，事態越鬧越大，致使我方騎虎難下，很是被動。
對此，周恩來有過多次批評。
5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港英當局鎮壓中國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斗爭委員會”成立，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反英標語貼滿街頭，反英口號震耳欲聾，罷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還用土制手榴彈和炸彈襲擊港英警察。
為配合香港工人行動，北京100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幾條規定：游行可以向英代辦處提抗議書，但對英代辦處不沖、不進、不砸，不阻攔英代辦處人員進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紅衛兵多次到英國駐上海僑務代表的辦公處和住處舉行抗議游行，并沖入英僑務代表的辦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貼標語，還把他拖至院內進行批斗，強迫他念毛主席語錄，甚至還有打人行為。
周恩來得知后，批評有關部門：為什么不把北京群眾在英代辦處游行的幾項規定告知上海執行？并責令盡快通知上海市嚴格執行中央的規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斗爭委員會”的組織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眾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隊伍前往港督府貼大字報，同港督府門前的警察發生沖突。同日，港英當局宣布實施《緊急條例》。23日，群眾繼續游行抗議，港英警察向群眾開槍，打死一名工人，數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紛紛舉行大罷工。
針對在香港問題上越來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來專門召集外辦、外交部、港澳工委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說：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雖說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斗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動出擊。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的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
周恩來還批評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報道香港問題上有意夸大的做法。當時，新華社報道港英警察打死打傷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刊登。周恩來就此事指示新華社進行核實，結果發現實際上只死了一人，傷幾人。對此，周恩來嚴厲地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發這樣大的消息報道，為什么事先不向我請示？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然而，1967年的7、8、9三個月，正是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最猖獗的時刻。7月初，一些群眾在九龍邊界地區舉行集會游行，聞訊趕來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眾發生沖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沖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只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撤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
港英政府緊急調集廓爾喀步兵11旅所轄部隊開進沙頭角接替警察。局勢更趨緊張。
但是，受極左思潮煽動的極左情緒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不已。香港斗爭由游行、罷工發展到組織埋地雷、搞真假炸彈。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紅衛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舉行“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
北京衛戍區和外交部聯絡站的有關負責人打電話給總理值班室請示怎么辦，周恩來正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不在西花廳。總理值班室秘書根據周恩來一貫強調的精神，答復說，還是按總理的指示辦，不能沖，不能砸，在外邊示威可以。
然而，這一次不同了。被極左狂潮所膨脹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置周恩來的指示于不顧，無視工作人員的勸阻，向英代辦處發起沖擊。
22時40分，幾乎是在同時，一千多名造反派沖破衛戍區部隊的警戒線，從英代辦處圍墻的西墻、北墻、正門三個方位突入英代辦處。
一番沖砸還不過癮。院內有個車庫和汽油儲存室，里面停有7輛汽車。砸紅了眼的造反派取來汽油，就在東、西兩院開始點火。
頃刻之間，東院樓的地板、門窗、車庫、油庫及7輛汽車，西院樓的門窗、三個臥室、檔案室、兩輛汽車已騰起熊熊大火。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見的一起涉外事件，連同此前發生的造反派沖砸印度、印度尼西亞駐華使館，把周恩來主持的新中國外交和國際聲譽降至“冰點”。
周恩來的憤怒、無奈是可想而知的。
惱怒的西哈努克親王要撤退柬埔寨駐華使館的全部人員。周恩來婉言相勸，制止了中柬關系的惡化。西哈努克說：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中國沒有周恩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
1967年1月全國奪權風暴刮起后，在國外留守的部分使館人員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紛紛給外交部來電，要求在國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所謂“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甚至提出要照國內的做法，在使領館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在柬埔寨，我駐柬使館的一些人員不僅在華僑學校中向廣大師生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要求華僑教師在上課時學習毛主席語錄，還向柬埔寨國內各地華僑和柬國內的左派組織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材料，號召柬埔寨人民起來反對本國的反動派。當時柬國內的柬中友協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還把斗爭矛頭對準了當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這些極左行動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滿，曾幾次與我駐柬使館交涉，均未得到滿意的答復和解決。
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協，把該友協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對外友協。
然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有關方面還繼續承認柬中友協，并在柬中友協成立3周年的時候發去了賀電。柬埔寨的新聞媒介還對此作了報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全部人員。
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電甚至報道說，柬埔寨和中國要斷交。
周恩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評中國有關方面的“左”的做法，強調保持中柬友好關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親自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進行解釋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老北京廳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
簡單的寒暄之后，周恩來直入正題：“這次發生的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約見大使談一談。從我們兩國建交以來將近10年了，從來沒有發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這次事件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只能表示遺憾。從我們國家和政府的愿望出發，我們還是希望大使及使館人員留在中國，繼續為增進中柬兩國友誼而作出努力。”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哈努克親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解釋和建議，立即撤銷了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人員的計劃。
西哈努克還說：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巨大的動亂中，如果中國沒有周恩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