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理論貢獻

——兼談周恩來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

陳揚勇

“藝術總理”的角色定位：理論貢獻的主客觀基礎

在新中國文藝史上，周恩來擁有“藝術總理”的譽稱，它至少具有這樣兩個層面的涵義：

首先，它說明周恩來對文藝事業的關心程度遠遠超出了一個總理從本職工作意義上對文藝的過問。作為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國總理，周恩來對文藝工作的關心之多、論述之廣，與作家藝術家的關系之密，在中外文藝史上是罕見的。其次，周恩來又不僅僅是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總理，而且還是一個深諳文藝規律、有著相當藝術品位和學者品格的總理。從青少年時起，周恩來就與文藝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從事過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創作，有過戲劇表演的實踐，寫過文藝評論文章。成為職業革命家乃至共和國總理后，他的心底仍時常涌動著豐富藝術激情的創作沖動，表現出一般政治領袖所難以企及的深厚藝術素養。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特殊身份和有豐厚藝術素養的學者品格使周恩來在文藝領導工作中，不僅僅是以總理的特殊身份來對文藝提出要求，同時也以一種人文精神的學者品格切入文藝。這也就形成了周恩來觀照文藝的雙重視角：既有無產階級政治領袖對文藝事業高屋建瓴地俯瞰，把文藝置于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廣闊背景下，放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歷史鏈條中來要求；又有學者品格的從藝術內在規律出發的審美把握，充分考慮到文藝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與社會的特殊實現方式。應當說，周恩來觀照文藝雙重視角的有機結合是科學的，它使周恩來超越了單純從社會政治的視角來要求文藝和僅從文藝本身看文藝的局限，也正是周恩來文藝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肯定，如果周恩來僅僅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總理角色來關注和介入文藝，那么，他的文藝思想在新中國文藝史上影響就不會這樣深遠，見識就不會有那樣精到，魅力也就不會那樣感人。

豐富的文藝工作實踐、深厚的藝術素養以及切入文藝的科學思想方法，這正是“藝術總理”所蘊涵的全部含義，也是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能作出重大理論貢獻，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史上及在中國當代文藝思想發展史上能有獨特理論建樹的主客觀基礎。全面論述周恩來的這些理論貢獻，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本文擬著重從三個方面來探討周恩來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理論貢獻，并思考周恩來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

理論貢獻之一：提出了文藝價值取向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時期的重心轉移，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的“二為”價值方向的確立提供了思想經驗

文藝的價值取向是關系到文藝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運用馬列文藝理論的基本原則，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和文藝現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為革命文藝確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的價值方向。這一價值方向的確立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要求和毛澤東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領袖看文藝的特色，即首先從政治角度要求文藝。在《講話》中，毛澤東一開始就明確指出：“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①因此，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其導向的最終價值目標就是為當時的革命政治斗爭服務。換言之，文藝通過表現工農兵，作用于他們的思想感情，以實現為革命政治斗爭服務的最終目的。

必須肯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生死搏殺的特定歷史時期，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把文藝的價值重心建立在為革命政治斗爭服務上，是有其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是劃時代的偉大理論貢獻。

然而，文藝的價值是一個歷史性的動態過程。毛澤東把文藝的價值重心建立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服務上是基于當時的社會實際和時代需要。顯然，當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特別是當政治不再表現為大規模的劇烈的階級斗爭而表現為整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時，文藝的價值取向就應當做相應的調整與發展。遺憾的是，建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文藝的價值取向仍局限于為政治服務的價值模式。并且，在執行過程中還出現片面、狹隘的理解。這樣，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的道路顯得并不是那么寬暢。

對此，處在文藝領導工作第一線，與文藝家有廣泛接觸的周恩來覺察到了。他多次對文藝工作沒能取得應獲的成就表示不滿。新的時代需要和文學藝術的發展現狀促使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取向進行新的思考和調整。需要指出的是，周恩來的思考和調整，充分考慮到了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其核心領導地位的影響和維護，因而具有一定的漸變性和隱蔽性。

首先，在價值總取向上，周恩來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拓展為文藝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在談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時，周恩來總是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與文藝“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并提。1949年，周恩來就指出：“我們主張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當然不是講文藝作品只能寫工農兵。”②1959年，他提出：為了文學藝術的健全發展，“應當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礎上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③1961年他提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大眾服務。”④1963年，他又明確指出：“文藝工作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⑤顯然，周恩來所提出的“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大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意不僅僅是在服務對象和范圍上要比“為工農兵”寬廣得多，更主要的是，它導向的價值終極目標“是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不僅僅是為政治服務。正如他所說：“只要人民愛好，就有價值，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許可存在。”⑥

當然，對文藝為政治服務問題，周恩來認為文藝應當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但是在周恩來的文藝思想中，文藝為政治服務是指在文藝的價值傾向性上要與社會主義政治方向保持一致，而不是要求文藝簡單地配合當前的政治宣傳。換言之，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就是要求文藝作品不能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傾向。周恩來多次表述過這樣的思想：文藝作品的政治掛帥主要是看它“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敏銳要放在這個方面”。“如果政治上有錯誤，反社會主義，我們要發言，不能聽其自由泛濫。”⑦

其次，周恩來對文藝價值方向的調整還表現在確立價值總取向的基礎上，根據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發展需要提出了統一在價值總取向下不同層次的價值實現方式。在周恩來看來，社會主義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主要應通過下列幾種實現方式來實現：

（一）消除舊思想、舊習慣勢力的影響，樹立社會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基于中國是一個具有二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封建思想、舊的習慣勢力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周恩來強調：“我們文化藝術工作者要擔負起掃除舊習慣勢力的責任，用新的思想去教育人民，影響人民。”⑧（二）用正確的思想、高尚的精神教育人、鼓舞人、引導人。周恩來把文藝工作者比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說：“文藝工作者，作為靈魂工程師要使人們在藝術欣賞里受到鼓舞，受到激勵。”⑨（三）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文藝的這種作用正是我們過去忽視了的。周恩來充分看到了文藝的這種價值。他在談到文藝的調劑作用時說：“總要對生活有所調劑，一方面要歌頌勞動光榮，一方面必須有些抒情的、輕松的東西。”他還說：陳云同志“他身體很弱，很疲勞，需要另一種生活環境來休息，聽聽評彈”。我“有時想看看不費腦筋的戲劇和電影借以休息”。⑩以上三種價值實現方式在周恩來看來，是程度不同地統一在文藝創造和欣賞之中的。周恩來曾針對有人不敢承認文藝的精神娛樂價值指出：“有人問我，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娛樂作用是否統一的？是辯證地統一。群眾看戲、看電影是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你通過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娛樂之中。”（11）

行文至此，不難看出，在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取向上，周恩來拓寬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內涵與外延。這一拓展的重要理論價值在于：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重心從為政治服務的單一層面轉移到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價值總取向下實現方式的多層次統一的廣闊層面上。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思想發表的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體現了這種轉移。社論指出：“在人民取得政權以前，文學藝術主要是鼓舞人民進行推翻反動統治的斗爭；今天，人民已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們除了需要從文藝繼續得到革命的教育和戰斗的鼓勵之外，同時又需要多種多樣的文藝作品和藝術活動來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滿足他們的藝術欣賞的要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決不可以忽視人民群眾這種日益增長的需要。”

應當說，周恩來關于社會主義文藝價值取向的重心轉移的思想是符合文藝發展規律的，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一轉移當時沒能得以全面實現，但它為新時期我黨確立“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價值總目標提供了有價值的思想經驗。“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文藝界在批判“四人幫”極左文藝并對建國以來社會主義文藝工作進行反思時，許多聆聽過周恩來講話的作家藝術家都亮出了周恩來關于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思想。著名作家劉白羽1979年初就撰文提出：周恩來的這一思想“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重大發展。特別是當前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時期，這個提法是很重要的，很科學的，也是非常符合實際的。”（12）不久，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代表黨中央表示：我們不要求“文學藝術從屬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1980年1月，鄧小平明確表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政治這樣的口號。”（13）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實現了文藝價值的重心轉移。

理論貢獻之二：明確提出文藝工作要重視認識、掌握、遵循文藝規律，并從文藝規律的層次上，闡述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為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提供了科學的領導方法

勿庸諱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乃至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文藝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是我黨文藝工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應當說，這里有著相當長的客觀歷史原因。馬列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誕生，從一開始就與無產階級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革命政治斗爭結合在一起，并面臨著形形色色的反動文藝的反對和攻擊。歷史常常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當某個對革命有著重要指導意義的主要原則還沒有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或者當敵人正在攻擊這個主要原則的時候，著重強調這個原則就成為必要，事情一開始也只能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時候又往往會忽略問題的另一方面。

中國最初的革命文藝倡導者也是這樣。他們強調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斗爭服務時，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文藝內在規律的要求。幾十年之后，周恩來在一次文藝工作會議上談到那個時候的革命文藝時說過：“那時還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帶有宣傳味道，成為藝術品的很少。”（14）

如果說，在戰爭年代由于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對文藝自身存在的特殊規律革命文藝很難兼顧實屬必然，那么，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和平建設時期后，文學藝術的視角轉向建設，探討和總結文藝自身的一些內在規律，從而指導作家藝術家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世界的藝術精品來，這是應當有條件的。建國后，周恩來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多次表示了這種愿望。然而，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文藝自身發展規律的問題并沒有成為理論上的自覺而得以明確認識和高度重視。在許多人看來，文藝只要堅持為工農兵服務這個方向，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對文藝規律的忽視與淡漠，加之政治上“左”的影響，導致了50年代后期文藝工作嚴重違背、踐踏文藝規律的苦果。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在1959年5月3日的文藝座談會上、1961年6月19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1962年2月17日的紫光閣文藝會議上，集中地提出了文藝規律的問題。

首先，周恩來指出了文藝規律存在的客觀性，并要求加以認真研究和總結。他說：“解放以后，我們把毛主席的文藝方針接受下來了，但對許多問題認識得不清楚。”（15）“文藝同工農業生產一樣，有它客觀的發展規律。當然，文藝是精神生產，它是頭腦的產物，更帶有復雜性。”（16）“任何藝術不掌握規律，不進行基本訓練，不掌握技術，是不行的。”他強調：“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許多經驗要認真加以總結，希望在這次會后，大家都來研究規律。”（17）

其次，周恩來從文藝內在規律要求的層次上，批評了文藝工作中“左”的做法，科學地闡明了文藝工作中一些重大而又長期處理不當的理論問題，包括文藝表現時代精神、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塑造典型人物，文藝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繼承性與創造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藝術民主等等。例如，對文藝與政治、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系，周恩來從文藝是用形象反映生活這一特殊規律出發，批評了當時那種片面強調思想性忽視藝術性，把文藝變成空洞的政治宣傳和說教的做法：“文藝為政治服務，要通過形象，通過形象思維才能把思想表現出來。無論是音樂語言，還是繪畫語言，都要通過形象、典型來表現，沒有了形象，文藝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沒有了，還談什么為政治服務呢？標語口號不是文藝。”（18）

周恩來關于文藝規律的思想，對糾正當時文藝界“左”的傾向起了重要作用。但這一思想更重要的價值還在于它的理論貢獻：第一，在黨對社會主義文藝的領導上，自覺而明確地提出要重視文藝規律的問題，從而使社會主義文藝建設走向更高層次上的自覺。第二，相對于過去行政命令式的文藝工作領導方法，它提出了根據文藝規律領導文藝事業的科學方法，使黨對社會主義文藝的領導更科學、更自覺，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文革”結束后，文藝界人士紛紛撰文闡發周恩來關于按照文藝規律領導文藝工作的思想。之后，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代表黨中央的祝辭中正式確立了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的思想方法。“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19）。這一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仍是我們黨在文藝領導工作中所強調和遵循的。

理論貢獻之三：廣泛而深入地論述了文藝問題的各種辯證關系，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總結了深刻、豐富、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文藝辯證法思想

周恩來是唯物辯證法的大師。而且，與眾不同的是，周恩來對辯證法的高度素養并不僅僅是對辯證法理論的熟知與通曉，而是一種根植于長期的文化性格積淀而形成的思維方式的實踐自覺。因此，他在觀察文藝問題時，在領導文藝工作實踐中，處處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芒。

建國初期，針對文藝工作中片面強調思想性忽視藝術性的做法，周恩來指出：“宣傳里面也要有藝術形式，不然，盡管政治內容怎么強，也不能收到好的效果。”（20）到1958年，由于“左”的影響，文藝工作中的片面性大面積地暴露。為此，1959年5月3日周恩來邀集部分文藝界人士在紫光閣作了主題為文化藝術工作要兩條腿走路的講話，集中提出了文藝工作中的辯證法問題。他說：兩條腿走路，就是對立面的統一。對立統一本身就是兩條腿，既要有機結合，也要有主導方面。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一些同志總是強調某一方面，變成一條腿，而一條腿走路，難免就要跌跤。以后，他在一系列文藝講話中，對文藝表現時代精神、塑造典型人物、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對文藝的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繼承性與創造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生活實踐與藝術實踐、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破除迷信與解放思想的關系，對作家的生活修養、思想修養與藝術修養，等等，都辯證地論述了它們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縱觀這些論述，周恩來的文藝辯證法思想體現了這樣三個主要原則：全面性、主導性、適度性。

（一）全面性。周恩來文藝辯證法思想的全面性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文藝總體把握的全面性，把文藝放到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大背景下來觀照，另一方面是在具體問題上充分顧及矛盾的各個側面。如，周恩來基于文藝與社會的關系及文藝自身的規律，對文藝家提出了三方面的素質要求：生活素養、思想修養、藝術修養，即任何一部優秀的作品和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必定是作家的生活素養、思想修養和藝術修養的有機凝聚與統一。因此周恩來強調“如果不深入生活，那是創作不出好作品來。”（21）又說：作家“光有思想方面的修養還不夠，要有藝術修養。”（22）“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寫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還要精通業務”，“不懂業務，寫出來的東西勢必是標語口號，不能感人。”（23）

（二）主導性。周恩來強調文藝工作要“兩條腿走路”，要顧及矛盾的各個側面，并不是并列而舉，而總是找出其中的主要方面，加以著重解決。他在談文藝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關系時說：“既要思想性，又要有藝術性。主導方面是思想性。”（24）在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關系上，他強調“以我為主”，“藝術是精神產品，更加應從本民族出發。”（25）

（三）適度性。周恩來在運用辯證法論述文藝問題時，非常注意對度的把握，很講究分寸，既注意防止強調主要方面過了頭，又注意“不及”，從不走極端。而且，他不是把“過”與“不及”放在等量齊觀的地位去反對，而是通觀全局，根據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文藝實際有所側重。

應當說，周恩來對文藝工作各方面問題的辯證論述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和中國革命文藝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同時，周恩來深刻、豐富的文藝工作辯證法思想也是當代中國文藝實際的產物。建國以來，文藝工作中的“搖擺舞”似乎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往往是糾正這一傾向又倒向另一極端。能否辯證科學地處理文藝工作的各種關系，防止“一條腿走路”的片面性，始終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的大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認定周恩來文藝辯證法思想的重要理論貢獻和長遠指導意義。

歷史地位：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的主要理論貢獻者和黨領導文藝事業的光輝典范

多少年來，無論宣傳領域還是學術界，幾乎無人論及周恩來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筆者看到的到目前為止也是唯一的一篇論及周恩來文藝思想歷史地位的文章也僅僅是把周的文藝思想定位于承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啟后鄧小平文藝思想的“橋梁”和“紐帶”。（26）我想，這與周恩來文藝思想在當代中國文藝發展史中的作用與貢獻相比，評價是不夠的。

那么，周恩來的文藝思想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地位呢？

筆者認為，把周恩來的文藝思想置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的坐標系中，對周的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可以作這樣的表述：如果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解決革命文藝實際問題作出卓越貢獻者應當首推毛澤東，那么，在社會主義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解決中國文藝實際問題作出卓越貢獻的當屬周恩來。如果把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那么，周恩來是這條長河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理論貢獻者。這樣一個歷史定位應該是可以立得住的。

毛澤東解決新民主主義革命文藝問題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運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并結合當時的革命斗爭和文藝實際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科學地解決了文藝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從而使革命文藝真正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闡述的許多文藝思想對文藝建設仍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是我們在文藝工作中應當堅持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堅持、固守這些思想，文藝工作的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在解決文藝如何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當時著重強調的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徹底轉變立場和世界觀。但問題是，在社會主義時期，文藝要做到很好地自覺為人民服務，除了要解決作家思想感情、立場和世界觀的問題外，還面臨如何更好地認識和掌握文藝的自身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領導文藝工作等一系列復雜的新問題。這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對社會主義文藝工作出現的新問題進行探索并加以解決。建國后，毛澤東對文藝事業也較重視，而且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主張。然而也毋庸諱言，建國后毛澤東基本上還是從政治的視角來切入文藝，而且往往把本屬于文藝領域的問題看成是政治上的階級斗爭。總的來說，建國后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理論建樹遠比不上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卓越貢獻。

相比較而言，建國后，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解決文藝實際問題方面，不論是對文藝工作的具體領導還是思想理論的建樹，周恩來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國后文藝工作雖然走過了曲折的歷程，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許多成就，包括許多能在當代文藝史上留下一筆的文藝作品，或多或少地都與周恩來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在理論建設上，周恩來既堅持和捍衛了毛澤東正確的文藝觀點，又對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文藝工作面臨的、甚至有些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作家未曾預料和論及的新問題作出了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闡述和回答，提出了一系列不僅在當時而且對新時期以來乃至今天的文藝工作有著重要指導意義的理論思想，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文藝工作領導方法。這除了本文前面所論述的三個方面的思想外，對文藝的階級性與人民性，文藝的繼承性與創造性，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文藝的歷史真實、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文藝題材的多樣化，文藝塑造典型人物、表現時代精神、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關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藝術民主，作家的個人素質建設，等等，周恩來都有過深入論述，在許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

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卓越理論貢獻不僅表現在理論的創新與突破，而且表現在這些理論對社會主義文藝實踐巨大恒久的指導作用。十年動亂結束，鄧小平重新扶正社會主義的歷史航向之后，周恩來文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在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實踐中又一次被證明。1979年初，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即將召開之際，經中共中央批準，公開發表了周恩來的三篇文藝講話，（27）文藝界學習周恩來的文藝思想蔚成熱潮。筆者粗略統計，從1979年1月至10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前夕，短短的幾個月，各大報刊發表的闡述周恩來文藝思想的文章就有上百篇。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闡述周恩來關于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方向、按照文藝規律領導文藝事業、文藝工作的辯證法、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發揚藝術民主等方面的思想。周恩來的這些文藝思想對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祝辭的起草，產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響，后來的祝辭也反映了周恩來這些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說，周恩來的文藝思想成為這一時期黨對文藝工作撥亂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文藝政策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周恩來文藝思想中的許多閃光的東西正是新時期以來乃至今天我們黨在文藝領導工作中所一直強調并不斷努力加以完善的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把周恩來的文藝思想放到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史中來定位，那么，這樣一個歷史定位我想也是可以站得住的：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如何領導發展文藝事業的光輝典范和重要理論奠基者。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8頁。

②⑤（14）（15）（20）（22）（24）（25）《周恩來文化文選》第97頁、第271頁、第248頁、第239頁、第120頁、第255頁、第284頁。

③1959年4月18日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④⑥⑦⑩（11）（16）（17）（18）（23）《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36頁、第336頁、第337頁、第338頁、第337頁、第340頁、第347頁、第336頁、第341頁。

⑨1963年4月19日在中宣部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⑧1963年2月8日在文化藝術工作者春節聯歡會上的講話。

（12）《解放軍報》1979年2月22日。

（13）（1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13頁、第255頁、第213頁。

（21）1963年12月8日接見廣東文藝工作者的談話。

（26）《文藝報》1994年4月2日。

（27）這三篇講話是1959年5月3日關于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講話、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及1962年2月17日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

（來源：《周恩來百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 199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