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階段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張宏志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這一論斷，為我們從歷史的發展變化中探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深刻領會它成為黨的長期的指導思想的歷史必然性，打開了廣闊思路。

新的歷史階段呼喚新的理論突破

1989年6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國內政治風波剛剛平息、國際風云變幻的關鍵時刻，受命于危難之際，承擔起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偉大目標的歷史使命。從這一刻起，到2002年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其間經歷了13個年頭。13年間，由國內外形勢變化而帶來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始終伴隨著中國人民的前進步伐，也激勵著中國人民奮力攀登上一個新的歷史峰巔。可以說，這13年既是世界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13年，也是中國人民改變自身命運的13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逐步醞釀、發展、成熟起來的。因此，追尋13年來的歷史發展軌跡，分析新形勢下國內外環境的新特點，對于我們深入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全面正確地理解和把握這一思想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時代特色，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3年來的歷史是紛繁復雜的。從帶有轉折意義的標志性事件來看，我們可將這段歷史概括為“三大外部挑戰”、“兩大內部轉變”和“一個新的起點”。

首先，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出了嚴峻挑戰。其中有3件大事最為突出：第一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這一劇變使得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也徹底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主導國際關系的兩極世界格局，對我國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我國的國際戰略方針提出了挑戰。這要求我們要正確總結蘇聯東歐國家失敗的教訓，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鞏固和發展開辟一條勝利途徑。第二是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低迷。在這一事件中，許多原來發展形勢看好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一夜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倒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這一事件突顯出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提出了挑戰。它提醒我們，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僅僅靠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本國的知識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于被動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進一步拉大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因此，我國必須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新形勢下，對自身經濟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進行新的探索。第三是以1991年海灣戰爭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為代表的一系列國際沖突和局部戰爭。這些沖突和戰爭體現了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的錯綜復雜和霸權主義的新發展，展現了新型高技術戰爭的特點和我國外部安全環境的重大變化，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和軍事戰略提出了挑戰。以這三件大事為標志，顯示出世界正處在一個動蕩不安、充滿不確定因素的轉折階段。這一巨大的環境變化要求我們以新的視角來觀察這個新的世界。

在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轉折的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大轉變：第一是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長期艱苦的探索，我國于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前所未有的創新征程。10余年來，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了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使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改革打破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解放了生產力，使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改革也使我國社會的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進而使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的狀況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與第一個重大轉變緊密相連，我國社會生活中還發生了第二個重大轉變，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出現的由商品短缺向生產能力的結構性相對過剩的轉變。這一轉變，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長期以來一直揮之不去的供求關系緊張的局面，標志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大幅度躍升，但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新的課題。有效需求不足、企業效益下滑、下崗失業人口增加等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通貨緊縮的陰影取代經濟過熱現象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危險。這兩個重大轉變，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和我們黨的執政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事業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中國人民戰勝國內外的困難和挑戰，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歷史進程中，我國于1995年提前五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2000年又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超額完成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前兩步發展任務，從此，踏上了為實現第三步發展目標而奮斗的新征途。在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對第一步、第二步戰略目標都有著具體的定量的指標規定，而對第三步戰略目標，則只有總體的定性要求，沒有為50年的發展進程劃分出有定量指標的發展階段。應該說，他的這一設想充分考慮到了在較長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將會遇到的種種不確定因素，為后人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新的發展規劃留下了空間。因此，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實現，也標志著我國正處于一個需要確定新的發展步驟和發展指標的歷史新起點。

以上事實告訴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世界和中國先后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到了世紀之交，新階段的面貌已逐漸清晰起來，新階段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清楚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這些問題可以歸納為國際、國內各4個方面。

首先看國際問題。在冷戰結束后，國際上的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為以下4點：一是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與“一超獨霸”的現實力量格局之間的矛盾。兩極格局終結之后，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這一趨勢體現了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也適應了世界人民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主觀愿望，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但是，世界多極化的最終形成，還需要一個漫長、曲折、復雜的過程。美國作為現存的唯一超級大國，利用國際力量對比失衡之機，極力謀求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成為實現多極化的主要障礙。單極與多極的矛盾，稱霸與反霸的斗爭，將成為21世紀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國際斗爭的焦點。二是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這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也加劇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全球化的“雙刃劍效應”日趨明顯。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有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這種狀況又加劇了世界許多國家內部的經濟社會矛盾，進而引發地區動亂和國際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使得南北問題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核心問題。三是世界文明多樣性與西方文化霸權的矛盾。冷戰結束之后，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來劃分世界的舊觀念被打破；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又加劇了世界各種思想文化間的相互激蕩，呈現出既有吸納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爭、既有滲透又有抵御的復雜局面，這使得尊重和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開展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與對話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西方發達國家卻以冷戰的勝利者自居，利用其在經濟和文化傳媒領域中的強勢地位，向其他國家強行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以求建立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的一統天下。總體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僅在經濟上面臨著嚴峻挑戰，而且在文化發展上也面臨著嚴峻挑戰。保持和發展本民族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民族精神，積極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實現文化的與時俱進，成為關系發展中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四是世界的總體和平與局部戰爭之間的矛盾。冷戰結束之后，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基本消失，但局部的戰爭和動亂反較冷戰時期有所增加。一些在冷戰中被長期壓抑的歷史問題重新開始激化，民族、宗教、領土、資源等矛盾引發的新的地區沖突層出不窮，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突出出來。與此同時，由于世界軍事力量對比嚴重失衡，霸權主義者的軍事干涉主義傾向也在抬頭，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形成某種相互助長之勢，冷戰后曾廣泛減弱的軍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總體的和平為局部戰爭提供了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局部戰爭又成為總體和平條件下釋放郁積矛盾、調整利益關系的一種方式，更成為超級大國控制世界的一種手段。這4個方面的矛盾表明，我國在國際上將既面臨霸權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壓力，又面臨在全球化進程中與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技術競爭的壓力。在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整個進程中，我國將始終面對這雙重的外部壓力。

再看國內問題。我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種種矛盾和困難，大都源于以下4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經濟建設飛躍發展，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政治和文化建設相對滯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后，許多相應的法規和制度還需要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強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設，還面臨著十分繁重的任務。二是現有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國面臨著完成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化的雙重歷史任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著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障礙，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經濟二元化，工農業技術水平低，國民經濟整體素質不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整體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上述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某些行業之間的發展差距在一定時期內還有所擴大，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的約束。經濟結構不合理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三是人民群眾中不同方面、不同階層群眾之間的利益差別有所擴大。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各方面群眾的具體利益越來越多樣化，人民內部的矛盾明顯增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把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與各方面群眾具體利益的多樣性統一起來，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課題。四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日益突出。我國是歷史悠久的人口大國，人均資源占有量低，環境建設欠賬多，隨著經濟建設高潮和人口高峰的來臨，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十分嚴峻。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敗、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長遠大計的重大問題。以上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深層次問題。其中有些是經濟轉型期出現的新矛盾，有些雖然是老問題，但在新的條件下表現出了新特色，有了新的緊迫性。這些問題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須首先加以克服的主要障礙。

以上列舉的各種問題說明，歷史的發展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那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走下去。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進一步提高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進而不斷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推進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不斷使廣大人民群眾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黨作出正確的回答。這是對我黨執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發展關頭。當歷史前進到世紀之交，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指導思想，這就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歷史條件。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回答新課題的科學答案

在13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面對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正確把握世界發展的趨勢，深入剖析我國的基本國情，全面總結和借鑒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政黨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略，有力地回答了怎樣繼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課題。他們堅持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判斷，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此基礎上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突破，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期間，江澤民同志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深入總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從理論上解答了社會主義建設遇到的許多新問題，最終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如果我們對這些理論貢獻加以梳理，可以將其主要內容表述為“明確三大目標，抓住第一要務，確立三個保障，把握三者關系”。

（一）“明確三大目標”

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目標，其中既包括經濟方面的建設目標，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設目標。江澤民同志對這三方面的建設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他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形態，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頁。】他在黨的十五大上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圍繞著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總目標，進一步明確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怎樣建設這樣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一綱領的提出，把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建設目標具體化、明晰化，使之形成了一個相互協調的整體，為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方向。在這次黨代會上，他還提出了下世紀頭2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設想，從而把現代化建設的各項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步驟結合了起來。

（二）“抓住第一要務”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問題是首要問題。江澤民同志認為發展是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他在論述發展問題時，始終強調要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要求以此為前提來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發展，進而在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推進人的全面發展。他指出：“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解決我國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途徑。”【《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頁。】強調加快經濟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為此，他就我國經濟建設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實行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思想，并有針對性地先后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擴大內需，實施西部大開發，提高城鎮化水平，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等一系列重要的戰略對策。正當世紀之交，他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全面總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針對新世紀初我國經濟建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方針。并特別指出：“進入新世紀，面臨新階段，發展要有新思路，核心就是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頁。】強調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他的這些論述，抓住了經濟結構調整這個當前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把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統一起來，把完成工業化與實現現代化統一起來，把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統一起來，為我國在21世紀初進一步加快經濟的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各項事業，提出了指南。

（三）“確立三個保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有發達繁榮的經濟，而且要有成熟完善的制度和健康向上的文化，還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強大鞏固的國防。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實現建設目標的重要保障。

1.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江澤民同志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他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指出：“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增加黨和國家的活力，充分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特點進一步發揮出來。”【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他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新世紀之初，他根據當前我國政治建設的需要，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對此作了全面論述。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強調這種統一性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優勢。　

2.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保障。

江澤民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表現在經濟政治方面，表現在能夠創造出高度的物質文明上，而且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現在能夠創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生活空虛，社會風氣敗壞也不是社會主義。”【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精神文明建設搞不好，人心渙散、精神頹廢，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項事業也難以搞好。”【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他認為：“只有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促進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才能為發展經濟、發展先進生產力指引正確的方向，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頁。】面對市場經濟活動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和世界范圍的文化競爭，他強調要把在全社會建立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從思想上精神上武裝起來。他高度重視提高民族凝聚力對于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作用，強調要把振奮民族精神作為發展先進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使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針對當前社會風氣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思想，強調要把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作為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3.加強外交工作與國防軍隊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好外交工作對于建立這樣的外部環境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澤民同志全面分析了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堅持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的科學判斷，并據此提出我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他指出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標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有利于我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服務。”【《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29頁。】強調外交工作要堅定不移地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開展全方位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既堅持把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點，又注意建立大國間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既堅持反霸的原則立場，又注意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積極尋求與西方國家間的利益結合點。他注意全面貫徹“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方針，指出“韜光養晦”不是不要原則，“有所作為”也不是無所不為，強調要在國際舞臺上大力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

國防軍隊建設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面對霸權主義的威脅和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挑戰，江澤民同志強調要建立與經濟實力相協調、與國防建設需要相符合的軍事實力，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保證國家的安全。他主持制定了我國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提出把未來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要求在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統攬下，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全面加強軍隊建設。他指出，我軍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現代化水平與現代戰爭要求不相適應，要實施科技強軍戰略，加強軍隊質量建設，實現軍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他提出要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治軍的規律，強調要永遠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

（四）“把握三者關系”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既要注意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的協調發展，還要注意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也是決定現代化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江澤民同志就高度關注這一問題，提出把“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他強調，在現代化建設中，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我們要善于統觀全局，精心謀劃，從整體上把握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內在關系，做到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的利益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要注意在改革中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系，首先考慮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同時認真考慮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努力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學習江澤民同志的上述論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江澤民同志在1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通過不斷解決前進中的新矛盾新問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了全面的豐富和發展。到2000年初，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問題的論述已趨于系統、成熟。如何用一根主線將他在各方面的重要論述貫穿在一起，使之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用以指導各方面的工作？這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在這一歷史時刻，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這樣，就以“三個代表”為核心，建立了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

從2000年初到黨的十六大，江澤民同志多次在講話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作了全面深刻的論述。他特別指出：“‘三個代表’要求，是我們黨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分析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領域的深刻變化，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實踐經驗，就全面推進黨和國家工作、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出的根本要求。”【《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3，583，45頁。】后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他又把黨的10條基本經驗最終歸結為“三個代表”。通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不斷發展中形成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目標與黨的建設總要求的緊密結合。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我們黨。因此，探尋“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最終必將追溯到“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從回答“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的問題入手，進一步回答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他的這一思想，從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出發，站在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制高點，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做了高度的概括和總結。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澤民同志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全部論述的思想核心、理論歸宿和精神升華，是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色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誕生于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因此，它在理論上必然帶有這個時代的特色。江澤民同志指出，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從這一論述出發，可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色歸結為3個方面：

（一）高舉旗幟與開拓創新的統一

當今時代是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的時代，正確處理繼承傳統和發展創新的關系，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江澤民同志始終注意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強調進行理論創新，必須堅持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3，583，45頁。】強調在這兩個方面都要堅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澤民同志身體力行地實踐了這兩項要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與不斷開拓創新的統一。江澤民同志指出：“‘三個代表’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理理論一脈相承，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3，583，45頁。】這里所說的“一脈相承”，有著繼承和發展的雙層內在含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遠流長和生生不息。實現一脈相承的關鍵，就在于堅持與時俱進，根據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與時俱進與實事求是是一致的，是在新的形勢下對實事求是的新發展。江澤民同志把與時俱進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統一起來，進一步發展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

（二）堅持“一個中心”與促進全面發展的統一

當前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面發展的時期，正確處理“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的關系，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得到全面的發展，也是我們面臨的突出問題。江澤民同志始終如一地正確把握了這一問題。他指出：“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就會失去物質基礎；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就會迷失方向和喪失動力。”【《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3，583，45頁。】強調我黨20年來最可寶貴的經驗，就是把“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之中。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理論體系中，將發展先進文化與發展先進生產力并舉，把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方向和不斷改革的創新精神結合起來，充分體現了“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的統一，體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的統一。江澤民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目標，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等等。

（三）尊重客觀規律與實現人民利益的統一

當今時代是社會生活發生劇烈變革的時代，在堅持按照客觀規律推進各項改革事業、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個突出問題。江澤民同志一直關注這一問題。他指出：“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也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9，643頁。】因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9，643頁。】“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82，639，643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黨的先進性要求出發，把生產力標準、社會全面進步的標準與人民滿意不滿意的標準統一起來，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最終的評判準則，正是充分體現了這“三個一致性”。由此引申下去，“三個一致性”還包含了不同層次的許多深刻內容，從黨的奮斗目標的層面上看，體現了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從黨的歷史任務層面上看，體現了發展先進生產力和使人民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的統一；從黨的宗旨的層面上看，體現了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基礎上、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與最廣泛的各階層群眾利益的統一。

以上3個特色，有著內在的相互聯系，反映了江澤民同志在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時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觀點的科學運用，為我們在今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正確處理各方面關系問題提供了指導和范例。

綜上所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產生，適應了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將這一思想確立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必將在21世紀取得超越以往的偉大成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勝利邁向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任務、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作者張宏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四編研部副主任、副研究員，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