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歷史貢獻

劉金田

要正確看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堅持用歷史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深入剖析產生問題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歷史規律，得出科學正確的結論。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起草的。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鄧小平就歷史決議的起草問題共進行過十多次重要的談話。為《決議》的最終形成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拿出一個東西來，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澄清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在實際工作中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一方面，黨內有一部分人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極端的夸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惡毒攻擊毛澤東同志。黨內也有極少數人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在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思想發生動搖。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必將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人們比較集中地討論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和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總結的問題。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出一個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30年來的歷史作一個總結，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文化大革命”。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鄧小平認為，我們黨要真正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就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黨在這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經驗。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黨的歷史、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功和過。起草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提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因此，他提出，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澄清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針對當時有不少人主張不要急于做歷史決議，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決的意見，鄧小平說，很顯然，人們“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5—306頁）1979年10月下旬，鄧小平找有關同志談話，他說，常委研究，準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后年十二大做點準備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關于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黨中央于6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國慶30周年的大會上作重要講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但是，在慶祝建國3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估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頁]這個講話要對建國30年的歷史作出總結，必然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對這個講話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鄧小平提出，對建國30年的總結，要有“新內容”、“新水平”。他認為，不要局限于過去黨的認識，要隨著幾年來的實踐向前發展。

第二，鄧小平提出，建國30年講話對毛主席的作用和貢獻一定要講夠。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講話稿幾經修改，9月下旬，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獲得討論。講話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我們建國30年來的成績，作為歷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個講話比黨的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為隨后歷史決議的起草奠定了基礎。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10月底，中央組織了歷史決議起草小組，20多名理論工作者先后參與起草。鄧小平親自主持決議的起草工作。

1980年3月，起草小組擬出了《決議》起草提綱，送給鄧小平審閱。3月19日，鄧小平約請起草小組主要成員談話。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他說，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么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這三條”貫穿了歷史決議起草過程的始終。

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

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對決議草稿中歷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見：他認為，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從歷史問題決議中肯定成績，指出缺點錯誤，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很必要。但是千萬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

在看到決議的初稿后，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前10年這部分與原先設想的方針不對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

鄧小平對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了他自己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看法：他認為，建國頭7年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10年情況比較復雜，爭議也比較大。其間發生的問題比較多，在決議草稿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同志認為，這十年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鄧小平認為，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

關于“文化大革命”，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整個是一場反革命。鄧小平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他主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具體事件要作具體分析。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人提出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產物，是非法的。鄧小平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認為要承認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這不符合實際”。“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復斗爭嘛”。（《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305頁）“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

對建國以來黨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歷史決議中涉及建國30年來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問題。鄧小平強調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說高饒問題。鄧小平認為，“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作為當事人之一，鄧小平回顧了當時高崗、饒漱石搞分裂的情況，認為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再比如，反右派問題。鄧小平說：“1957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但是，“錯誤在于擴大化”。對于錯劃的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鄧小平特別強調，對于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斗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對華國鋒的問題寫不寫，怎么寫？粉碎“四人幫”后，主持黨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決議稿中要不要點華國鋒的名，在討論過程中意見不一致。鄧小平說：“我們大家斟酌，認為不提名字還是不行。”“華國鋒的名字在這里需要點，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我們這個決議里面寫上華國鋒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對于全黨、對于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志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對于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華國鋒的旗幟的這種動態，鄧小平說，“我們應該說，我跟好多同志也說過，這些事華國鋒同志本人沒有責任，他自己并沒有搞什么活動”。

不要再提“路線斗爭”

關于“路線斗爭”的提法，鄧小平提出，以后“原則上不再用”這種提法。他說，黨內斗爭是什么性質就說是什么性質，犯了什么錯誤就說是什么錯誤，講它的內容。

把“路線斗爭”、“路線問題”提到比較嚴重地步在我們黨內是從30年代王明開始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以來，在我們黨內的生活中間，在搞所謂“路線斗爭”、在批判所謂“路線錯誤”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掛下聯。“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濫了。粉碎“四人幫”以后，還提過一段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斗爭。歷史決議要不要這樣提？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第一次對決議起草提綱談意見時，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談了對黨內的幾次大的斗爭的看法。

他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斗爭，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線斗爭，也難說。

決議起草過程中，在分析毛澤東和黨過去的錯誤時，有人提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鄧小平認為，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斗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我們用得并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斗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斗爭并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斗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他說，對十一大，不要說什么路線錯誤。對“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多的是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首先是決議要不要寫毛澤東思想？

1980年6月，決議草稿出來后，鄧小平看了不太滿意。認為沒有很好地體現原來設想的要確立的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6月27日他同起草小組主要成員談話，他說，這個決議草稿不行，要重新來。要說清楚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要把這些思想充分表達出來。

鄧小平隨即列舉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要求“都要寫到”。“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內容”。他還說，重點要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么，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么這方面。他強調，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恰當。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主要的內容，還是要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結語寫一段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方針辦。“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 胡喬木關于《歷史決議》的歷次談話記錄（打字稿），第38頁]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實際上為歷史決議寫好毛澤東思想這一內容找到了一把鑰匙。也就是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評。7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草稿作了較大的修改。并將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在經過反復修改，并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后，10月中共中央又組織4000名高級干部對草稿進行討論，進一步征求修改意見。

關于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仍然是討論中的熱點和爭論的焦點。大多數同志認為決議中應該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澤東思想。當時也有一種意見認為，干脆不提毛澤東思想。

10月25日，鄧小平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它還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鄧小平認為，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要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就是要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后工作的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里去，我們過去和今后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

歷史決議要不要寫毛澤東的錯誤？怎么寫？鄧小平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要寫，但不能寫過頭。

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些同志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的評價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也有人提出：“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也有人說：“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后兩段，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后期是極左主義者。”有人甚至說：“整個建國三十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鄧小平看了有關討論意見的簡報，首先肯定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

同時，對于一些偏激的意見，特別是對毛澤東的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鄧小平認為必須予以澄清。

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必須立足于黨的整個歷史，立足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立足于毛澤東在黨的歷史發展的各個重要關頭所起的關鍵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國后，特別是晚年毛澤東犯了許多錯誤。因此，鄧小平認為陳云的意見很好，在決議中“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60年。60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頁）這就是后來形成的《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回顧》和《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

對于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認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等問題上，犯了大錯誤。鄧小平還反復強調，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錯誤都歸一個人，別人都是正確的，這樣看問題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共產主義的道德。他在決議起草之初就說過，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鄧小平講他自己在當時也都同意過一些錯誤的東西。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要求，在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

即使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犯了嚴重錯誤，鄧小平也不同意完完全全否定毛澤東這10年。雖然在全局上毛澤東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的錯誤。比如說，打倒老干部的問題，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來愈來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鄧小平還充分肯定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所以，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

鄧小平始終堅持，毛澤東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第一位？在討論過程中，有些人認為：毛澤東 “過大于功”。受這些意見的影響，決議過程稿曾加重寫錯誤的分量，調子比較低沉。鄧小平看后十分不滿。他始終堅持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原則。1980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后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

根據鄧小平的這些談話精神，決議起草小組對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在看了修改后的稿子中的歷史部分時說，現在稿子的調門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別人都對。中心是老人家的歷史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幾經修改，到3月18日，鄧小平說，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3月底，決議草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負責同志修改。在他們修改基礎上，起草小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70多人討論。6月22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舉行預備會，對決議稿進行第四輪大的討論。鄧小平再次談了他對《決議》稿子的看法，指出：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鄧小平始終站在歷史的高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分析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對起草歷史決議提出了正確的原則性的意見，從而拋棄了過去存在的形而上學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方法。他強調要把握建國30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重點寫好黨領導人民進行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寶貴經驗。他還強調，要正確看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堅持用歷史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深入剖析產生問題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歷史規律，得出科學正確的結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前線》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