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田:“問數字”、“愛算賬”——鄧小平調查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
——鄧小平調查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
劉金田
鄧小平求真務實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體現在調查研究工作中,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問數字”、“愛算賬”。他到各地調查研究,常常通過算賬了解下情,通過算賬摸清建設進展、發現存在問題、糾正工作失誤,通過算賬為重要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具體依據。
實例之一:1958年2月2日,鄧小平來到四川省隆昌縣郊新生高級社調查研究。他一到,樓豐鄉黨總支書記未全樹、新生高級社社長葉邦友便掏出筆記本準備按事先擬好的提綱進行匯報。鄧小平擺了擺手,說:“不必了,還是我問到哪里,你們就講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鄉有多少黨員、多少團員,多少個黨支部、多少個團支部,多少貧農、多少中農。接著問全鄉的糧食畝產量有多少斤,社員一年能分多少斤糧食。當聽到一個社員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糧時,鄧小平說:“少了,一般來說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糧要千把斤才夠!薄鞍熏F有水田產量提高一點,小春多增加一點面積,讓社員多分一點糧食。”在這次調查中,鄧小平發現一些地方有虛報數字的現象。2月17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有的千斤縣,實際畝產只有700斤。他請譚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虛假的統計。
實例之二:1961年7月14日,為進一步討論《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鄧小平親率調查組到東北,就工礦企業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在這次調查中,鄧小平對職工的生活關心得最多,也說得最多。在哈爾濱時,他就問油田負責同志:“職工生活如何?一個月吃多少錢?”這位同志回答:“按過去一個月十三四元就夠了,最近來了一批進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這樣花錢就多了,低工資工人手頭很緊。”鄧小平當即對省委書記李劍白說:“進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價,按國內的價格調撥。”李劍白表示馬上解決這個問題,多交的款退回。接著鄧小平又問:“職工冬裝解決了沒有?食堂辦得如何?”聽了匯報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過大!钡搅擞吞,看到工人們正在搞干打壘房子,他一一詢問:去年蓋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蓋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錢?當他聽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錢時說,這樣就可以多搞。
實例之三: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宏偉目標!胺瓋煞本烤箍坎豢康米?“翻兩番”的目標實現后,社會又將是什么樣子?帶著這樣的思考,1983年2月,鄧小平離開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車,到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浙滬地區調研,以獲取第一手資料。
2月9日下午,鄧小平從江蘇來到杭州。一見到前來迎接的浙江省委負責同志,鄧小平便開宗明義地說:我這次在蘇州,與江蘇同志主要談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問題,F在蘇州工農業總產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蘇州同志談,他們共解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江蘇從1977年至1983年六年間,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依這樣的發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問江蘇同志,你們的路子是怎樣走的?他們說,主要是兩條,一條是依靠上海的技術力量,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的中小企業、鄉鎮企業。當聽到浙江省委書記鐵瑛說浙江到2000年能翻兩番半或三番時,鄧小平問:你們看,翻兩番是不是靠得住?現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鐵瑛一一回答。當省長李豐平說到1982年浙江人均收入名列全國第七位時,鄧小平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市可以除外,你們是第四位。遼寧、黑龍江的重工業產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蘇、浙江,還有山東,這兩年也上得快,魯西北這兩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蘇州現在已到了或者接近每人800美元的水平。他們已經解決了知識青年的就業問題。
3月2日,鄧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約請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況很好”,“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的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實例之四: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到深圳考察,聽取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匯報工作。當聽到深圳經濟特區的工業產值1982年達到3.6億元,1983年達到7.2億元時,鄧小平說:“那就是一年翻一番?”顯然,他對這個遞增的速度非常滿意。25日上午,鄧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個漁民村。他到老支書吳伯森家做客時,一一詢問吳伯森家里幾口人,收入多少。吳伯森告訴他,這個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戶戶是萬元戶。吳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鄧小平聽后高興地對隨行人員說:“比我的工資還高!”走出漁民村口時,梁湘問:“像漁民村這樣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全國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鄧小平說:“大約需要100年!绷合嬲f:“不要那么長吧?”鄧小平說:“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紀末,再加50年。”后來,人們聽到鄧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紀中葉,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預期目標,就是“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三步,正好與他在漁民村調研時計算的結果相吻合。
鄧小平“問數字”、“愛算賬”的調查研究方法,在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方面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一、“數目字內包括輕重緩急”,“這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只要好好地算算賬,就會懂得的”。
鄧小平“愛算賬”,不是就數字論數字,而是將數字作為從政治大局和長遠目標來考慮問題的依據?雌饋硭窃谒慵氋~,實際上是從具體的數字來看全局,算大賬。算賬里面有戰略,數字里面有政治。
比如,早在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時,鄧小平就強調從全局和長遠來看我們的得失,而不能看一時和局部的損失。1948年4月25日,在對部隊將領講到“妖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后的政策策略”時,鄧小平強調,我們應該看到人民解放軍已經從戰略上“由防御轉為進攻”。他批評“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這一點”,“有個別的人懷疑是否局面變壞了。其實只要好好地算算賬,就會懂得的”。
新中國建立之初,作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鄧小平進一步強調從數字里面看全局、看政治的道理。對如何決定建設項目,他強調指出:“數目字內包括輕重緩急,哪個項目該辦,哪個項目不該辦,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在確定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時,鄧小平尤其注意從算細賬方面來定大局,用事實來說話。1987年秋天,黨的十三大決定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個目標是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三個目標是在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內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對于所規劃的建設和發展目標,鄧小平注重以事實為依據,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是我們的一些構想,現在我們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刻、實際的闡述。”
二、“數字中有政策,決定數字就是決定政策”。
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參與作決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喜歡問問數字、算算細賬。他認為,只有這樣,所作出的決策才是慎重和可靠的。他歷來反對輕率地“啪腦袋”,憑想象作出決策。早在1954年1月,他就告誡全國財政廳局長們說:“數字中有政策,決定數字就是決定政策。”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小看數字,要充分把握數字在決定政策、作出決策時的重要作用。
問數字、算細賬,是鄧小平在作決策和決斷之前進行深入調查時的重要方法。通過深入實際調查,并在調查中問明數字、算清細賬,能夠從中發現問題并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鄧小平認為,那種走馬觀花、流于表面的調研,是發現不了真正的問題的,那樣做不是一種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認真負責的態度。1991年一二月間,鄧小平在上海調查改革開放的情況。就在這次調查期間,他通過數據和速度的分析比較,發現當初確定經濟特區時沒有將上海劃進去,錯過了上海發展的時機。他誠懇地對上海的同志講:“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拷拈T,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睘榇怂岢觯骸白ゾo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彼麖娬{堅持改革開放,“要用事實來證明”。
三、算賬里面有作風,“數字是扎扎實實的,沒有水分的”。
調查研究和作出決策需要靠詳細的數字來說話,但如何看數字,如何運用數字,還有一個立場、方法和作風的問題。領導同志下基層調查和聽取匯報時,經常會接觸一些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數字。因此,如何深入地了解到真實情況,掌握準確可靠的數字,極為重要。在數字問題上,鄧小平極為反對弄虛作假,所以他在調查中經常是自己算賬。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特別提醒各地的領導干部要改變作風,站在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上來對待數字。1979年10月,他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到經濟工作時,專門強調說:“‘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數字就有虛假,有重復計算的問題,有產品不對路、質量很差的問題。知道這一點對我們今天考慮問題有好處!睘榇耍麌烂C地提出:“以后要求的速度、數字是扎扎實實的,沒有水分的,產品要講質量的,真正能體現我們生產的發展。如果做到這一點,其他的作風也都會變,管理水平、技術水平也會提高,實際得到的利益多得多!
在實際調查中詳細了解各種數字和細算每筆賬,具體而生動地體現了鄧小平的求真務實的領導作風。從上述幾個實例中也可以看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鄧小平還十分注意用詢問數字的方法來糾正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注意從算賬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虛實。他在每次視察和調研時,之所以盤問數字和親自算賬,就是為了準確地了解真實情況,發現報告和匯報中可能存在的虛假問題。他非常清楚,別人的報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調查,同樣,別人的意見也代替不了自己的親手計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實事求是的作風往往就體現在摸清真實的數字之中,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態度往往就體現在注重算賬的學問之中。
[作者劉金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