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

廖心文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總編輯采訪，談到臺灣問題時曾說：“我們一直主張通過和談實現中國統一，這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事實正是這樣。四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周恩來付出的心血特別多。他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方針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直接領導開創的對臺工作，為今天海峽兩岸關系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推動中美談判，為和平統一祖國創造條件

1950年，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美國軍事力量進駐中國領土臺灣。這使原本屬于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國際化、復雜化了。當時，由于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中共中央不可能以更多力量來處理臺灣問題。直到1953年朝鮮停戰后，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后，臺灣問題才鄭重地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日內瓦會議后，美國加緊對臺灣的控制。它一面積極策劃訂立美蔣共同防御條約；一面積極拼湊包括臺灣在內的太平洋反共軍事集團，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日內瓦會議后的形勢。中央認為，如果美蔣陰謀得逞，我們與美國的關系將會長期緊張下去，“更難尋求緩和與轉彎的余地。”因此，中央決定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臺灣的運動，從政治上揭露美國的意圖。當時，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尚在國外，中共中央致信周恩來通報了中央對形勢的估計和斗爭的方針。信中寫道：“在朝鮮停戰之后，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請周恩來考慮回國后以外交部長名義發一個聲明。8月1日，周恩來回到北京，第二天即發表了一篇關于臺灣問題的聲明，嚴正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容許他人干涉。”11日，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會議上的報告重申了這一立場。同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

然而，美國政府不顧中國人民的警告，于12月2日同臺灣訂立了“共同防御條約”。對此，中國政府進行了兩方面斗爭，12月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企圖利用這個條約來使它武裝侵占中國領土臺灣的行為合法化，并以臺灣為基地，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和準備新戰爭。”這是外交上的斗爭。另一方面是軍事上作解放臺灣的準備。

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主張和緩緊張局勢的呼聲甚高。中共中央決定加緊開展外交活動，進一步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

當時，面臨的外交局勢十分復雜，雖然許多國家都主張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但不同的國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因此，周恩來在同各國的接觸中指出：談和緩遠東局勢，首先要研究緊張局勢從何而來，這是一個是非問題。美國同蔣介石策劃共同防御條約目的是要霸占臺灣和沿海島嶼，第二步就要發動新的戰爭。因此，臺灣問題的中心是要美國放棄侵略。對蘇、印、緬等國提出召開國際性會議的主張，周恩來表示需要確定兩個原則：一，蔣介石集團不能參加；二，聯合國無權過問。周恩來還提出：如果美國政府愿意坐下來談，我們也是不會拒絕的。這些都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同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的談話中，周恩來批評了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公正態度。周恩來的外交活動，打破了美國的輿論封鎖，增進了世界各國人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也增進了中立國對中國的支持與同情。

1955年2月，印度提出在召開國際性會議之前進行一些外交試探，可由蘇聯、英國、印度來進行，目的是在中美之間尋找一些初步的共同點。周恩來同意在會議前進行不公開的外交接觸。這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到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印度、緬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錫蘭七國代表團團長專門找周恩來談了臺灣問題。除個別接觸外，4月23日周恩來同七國代表團團長進行會談，全面介紹了臺灣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中國人民的嚴正立場。根據與會國的要求和在國內確定的“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的精神，周恩來臨時決定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提出：“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就使中國政府在政治上完全處于主動，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支持，也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政策。

會后，蘇聯、英國、印度等國加緊在中美之間斡旋。周恩來回國后，從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幾天中僅同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就進行了六次會談。在會談中周恩來說：談判的關鍵問題是美國必須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從而使中國人民可以和平解放臺灣。談判的原則是必須嚴格區別兩種性質的談判。中美之間進行的是國際性談判，為的是要美國放棄干涉。中國政府同蔣介石集團之間的談判屬于內政性質。臺灣問題可以用武力解決，也可以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周恩來的談話很重要，對澄清某些人的錯誤認識很有幫助。

這時，國際輿論也影響到美國國內輿論的變化，許多有識之士呼吁美國政府應對和緩臺灣地區緊張局勢采取一個現實的作法。7月，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向中國政府轉交了美國關于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大使級會晤的建議。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正式舉行，中美之間終于踏上漫長而艱巨的談判道路。雖然，在較長的時間內中美談判沒有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甚至幾經波折，但是，中美兩國政府畢竟開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觸，為掃除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障礙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抓住有利時機，促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方針的確定和發展

中美會談開始后，周恩來抓住有利時機，逐步開展促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工作。

實際上，日內瓦會議結束后，這項工作就已經開始。當時，工作的重點放在政治宣傳上。1954年8月12日，周恩來在統戰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提出：“凡愿從臺灣回到祖國的，我們是既往不咎”。他說：“大家都有朋友在臺灣，可以向他們做宣傳工作，經濟上要加強建設，從而加強解放臺灣的物質力量。”15日，他在宴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強調了這一精神：“跑到臺灣去的人是愿意回來的”，他們“如果回來，我們都將以寬大政策對待他們”。9月25日，中央關于解決臺灣問題的宣傳方針明確提出：任何人都允許棄暗投明，回到大陸來與家屬團聚。

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訪問緬甸，在與吳努總理會談中，吳努表示想調解中共與蔣介石的關系。吳努的興趣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臺灣，特別是我們會怎樣對待蔣介石；二是和平解放臺灣后，中國是否愿意同美國簽訂友好條約并接受美援。周恩來回答說：“臺灣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大陸)同蔣介石集團的關系，這是國內問題；另一方面是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和干涉，這是國際問題，二者不應混淆起來，中國(大陸)同蔣介石集團間的戰爭是內戰的繼續，過去沒有，現在也不容許外來干涉。如果美軍撤退，我們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如蔣介石接受，我們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談判。”“只要蔣介石同意中國的和平和統一，同意和平解放臺灣，并且派代表來北京談判，我們相信即使蔣介石本人，中國人民也可以寬恕他。但蔣介石必須承認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稱代表中國。”后來，周恩來在外交場合談到臺灣問題時，繼續強調中國人民有權用一切方法解放臺灣問題，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作為中央政府不僅不拒絕而毋寧是提議同蔣介石集團進行談判。7月30日，一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明確了這一方針。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愿意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

1956年，中國即將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不僅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而且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進來。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對臺灣的政策相應地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并且愿意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確起來。這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里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對臺方針和政策。他強調：“凡是愿意回到大陸省親會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陸上來，凡是愿意到大陸參觀學習的也都可以到大陸上來，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少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往。他號召：“臺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臺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此后，對臺政策的突出變化是不僅將蔣介石集團包括在團結之列，而且明確了解放臺灣的方式要力爭和平解決。這一方針為中共八大所肯定。

為將中共和談的愿望傳遞到臺灣，3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即將赴臺的有關人士時，請他傳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強調：“蔣還在臺灣，槍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臺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

這年6月，中共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又有新的發展。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并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重申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提出的對臺政策。最后，他還表示：“祖國的大門對所有愛國分子都永遠是敞開的。”這是周恩來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正式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愿意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真誠愿望。至此，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工作從一般號召進入具體尋求接觸和協商的階段。

中共對臺灣的和平呼吁得到國內外廣大愛國人士的擁護，許多人主動提出愿從中斡旋，推進大陸與臺灣的統一。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一些朋友時對國共和談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設想與辦法。1956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有關人士，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秘密來。”毛澤東還說：臺灣只要與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做了具體的說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愿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其實陳誠、蔣經國都是想干些事的。陳誠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來還真誠地表示，如果目前臺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當場，周恩來指示中央對臺辦公室負責同志通知有關方面，對蔣介石、陳誠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尚在大陸的親屬注意照顧。

中共中央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響到臺灣內部，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嚴重不安。為達到繼續占有臺灣的目的，美國政府加緊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這項政策不僅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也遭到蔣介石集團的反對。國共兩黨在臺灣問題上一致堅持的民族大義，成為周恩來對蔣介石集團的上層進一步開展工作的政治基礎。

以民族利益為重，發展海峽兩岸關系

1960年初，美國對華政策有所變化，它一方面繼續從政治、經濟方面壓迫臺灣，力圖借此打開缺口，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設法增加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尋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國的做法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這種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共開展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討后確定對臺灣問題的總方針是：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中央認為，對蔣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蔣現在過來也有困難，問題是要有這個想法，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為推動這項工作的發展，提出了更為寬松的四點具體意見：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系委于蔣；二，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系由中央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候條件成熟并征得蔣之同意后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為把中共的誠意傳遞到臺灣，促進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周恩來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各種辦法開展工作。具體作法如下：

(一)委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對臺灣當權派深有影響的張治中、傅作義多次致信蔣氏父子和陳誠，轉達中共對臺的方針和政策。每一封信寫好后，周恩來都要認真閱讀。這些信對國民黨當局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的寬闊胸懷。

(二)抓住機會做國民黨元老的工作。1961年4月，周恩來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中共黨員屈武寫信并準備了禮物。周恩來自己也準備了一些禮物，請人轉交于右任。他還請于右任的摯友邵力子給于右任寫信，并關照統戰部門要照顧好居住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

(三)通過海內外朋友向臺灣當局傳話的方式促進相互的了解。他希望與臺灣有聯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觸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為重，工作從長計議。此外，周恩來還請有關人士將“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往臺灣；請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協委員，并要他們照顧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和陳誠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周恩來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對臺灣方面產生了影響，大陸和臺灣的關系有了相當的發展。據有關人士透露，臺灣當局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曾表示：他們不再派人到大陸“進行擾亂公共安寧和破壞地方秩序的事”。并說：“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

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企圖在是否從金門、馬祖撤退的問題上離間蔣氏父子和陳誠之間的關系，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實現他們搞“兩個中國”的目的。周恩來決定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團結來擊破美國“拉陳抑蔣”的陰謀。章士釗曾經說：“現在真正支持蔣介石的是北京。”周恩來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他認為陳誠“還有些民族氣節，看來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臺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即蔣、陳、蔣的團結，把軍隊抓在手里，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周恩來申明：只要他們一天能守住臺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么，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系。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8月，陳誠訪美。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他看，想以此進行拉攏。陳誠看后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臺灣的作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陳誠還表示，他們也要向歷史做交代。

鑒于陳誠思想的發展，周恩來進一步抓緊了爭取臺灣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臺灣的處境與前途。信中對比臺灣對美之關系和臺灣對大陸之關系，說明今日反臺者并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臺灣者并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談到對臺灣的政策時，信中除重述過去對臺灣回歸祖國后的建議外，并做了更具體的說明。概括起來就是毛澤東提出并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一綱”，用張治中等的話來說，就是：只要臺灣歸還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臺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臺灣歸還祖國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臺灣朋友自己來管。周恩來表示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臺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時期，周恩來代表中共表達的和談誠意和提出的具體建議對臺灣當局深有影響。他們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

1963年7月，周恩來獲悉陳誠提出辭職的消息后，于9日約見張治中、傅作義商議此事。周恩來分析陳誠辭職不外三個原因：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說：“不管臺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來出訪十四國期間繞道廣東，會見準備去臺的有關人士，希望他轉告陳誠及臺灣當局，美國正采取更多的實際行動，要把臺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臺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面看，臺灣歸還祖國固然好，既然暫缺那也無損于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唯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1965年3月。陳誠病逝。他留下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他向蔣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這表明，對陳誠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負周恩來的一片苦心。臺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去世后，周恩來繼續堅持不懈地對臺進行爭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講道：對臺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后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種，把路開對了就行。”

爭取李宗仁回國，十年心血見成效

1965年7月，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回到祖國。這是中國共產黨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確定后，富有成效和影響的一件事。周恩來為此花了十年心血。

1955年6月11日，李宗仁在紐約公開發表“解決臺灣問題的建議”，指出“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中國人之間如假以時日，沒有不能解決的事。經過一段和平共處的時間，就可召開一個全國會議，由自由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試行解決他們之間的一切問題”。這份建議盡管包含李宗仁極其復雜的個人考慮，但反映出他在政治立場上的重要轉變。8月14日，李克農向中央的報告中分析，李宗仁轉變的原因有兩層：第一，受到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呼吁中美兩國坐下談判的聲明，及國際主張和平解決臺灣地區緊張局勢輿論的影響；第二，中國政府對臺灣的和平攻勢及這年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海外歸來的影響。李克農提出：鑒于此種情況，加上我方的爭取工作，“李宗仁靠攏新中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恩來對這個建議也給予中肯的評價，認為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向祖國的表現”，并希望李宗仁在他方便時回來看看。

從此，爭取李宗仁回國的工作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作為爭取和平統一祖國，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秘密而穩步地開展起來。

1959年，李宗仁通過程思遠第一次向中共表示“落葉歸根”的愿望，周恩來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強調“時機尚未成熟”。周恩來的考慮很有道理：“第一，當時國內形勢比較復雜，國民經濟已出現困難；第二，從李宗仁的處境來講，一直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稍有不慎，會危及他的生命安全；第三，李宗仁有了歸國的意向，但思想準備不充分，還受到美國、臺灣、第三勢力和中美關系的影響。針對上述情況，從1959年至1965年六年時間內，周恩來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

一、在政治上幫助李宗仁擺脫上述四方面關系的影響。周恩來在同程思遠的多次交談中要求他轉告李宗仁，必須堅持兩點原則：一是不要在中美之間做文章；二是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美國插手。

二、精心部署，巧妙安排李宗仁安全離美返國。由于李宗仁的行動受到美、蔣方面的監視，1959年，周恩來建議李宗仁先到歐洲與程思遠會面，然后立即返美。1963年李宗仁按照周恩來的部署飛往歐洲。這次歐洲之行，保證了他在1965年再次提出赴歐旅游時不再受到美、蔣方面懷疑。這時，許多人才體會到周恩來深謀遠慮的用心和聰明才智。

1963年，李宗仁第一次到歐洲后即下決心回國。這是周恩來苦心工作的結果。李宗仁對意大利米蘭《歐洲周報》女記者談話中承認，自己同蔣一樣，是一個失敗者。唯一的區別是，完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說：“作為個人說來，我自己已無關緊要，我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它的進步，我由于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這段話反映出他對新中國已心悅誠服。從這以后，李宗仁積極著手回國準備。1964年中法建交時，李宗仁投書美報，希望美國政府追隨法國同中國建交，但在信中斷言朝鮮戰爭是中國發動的。不過，他很快承認錯誤，得到中共諒解。1965年2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李宗仁的動態上批道：“似應歡迎李宗仁回國，去年向美報投書問題，無關大局，不加批評，因他自己認錯了。”毛澤東的關懷加速了李宗仁回國計劃的實施。這年3月，李宗仁致信程思遠，表示急于回國的心情。周恩來得到報告后，果斷決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償了”。這時候，陳誠剛剛去世，臺灣工作出現拖的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時歡迎李宗仁回來也是對臺灣工作的一個促動。

1965年7月19日，李宗仁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周恩來同他第一次長談，言詞懇切，誠摯坦率。關于中美關系，周恩來指出十年來，中共從不拿原則作交易，這一點連陳誠都動容。關于臺灣問題，周恩來指出，在幾個重要歷史時期同蔣介石的接觸中，他“不以仁義待人”，然而，“蔣雖不可信，但臺灣仍保留在蔣手里還是比讓美國占去好。”關于第三勢力，周恩來指出是沒有前途的。程思遠體會，“周恩來關心的不是李宗仁個人，而是祖國統一大業。”

對李宗仁的爭取工作是成功的。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一封致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周恩來稱這封信是一個“歷史文件”，它包含了周恩來爭取李宗仁回國的全部意義。

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嚴重干擾了對臺工作。在那艱難的十年，周恩來為祖國的統一事業依然盡著最大的努力。他所保護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朋友為今天繼續開展對臺工作留下了“火種”；他不失時機推動中國進入聯合國，促成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為進一步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減少了來自國際方面的阻力。今天，由于種種原因，周恩來的遺愿尚未實現。但是，正如周恩來所允諾的，中共對臺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構想——“一國兩制”，已經受到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的擁護與歡迎。中國的統一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來源：《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