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晚年的穩定觀

李正華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如何營造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順利地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是陳云集中思考的重要問題。陳云晚年站在戰略高度形成的關于穩定的基本觀點，源于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深切的責任意識，具有鮮明的特點，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今天的改革開放事業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經濟定，天下定

經濟穩定是經濟系統的一種相對協調、可控的狀態。陳云晚年對于經濟穩定的重要性、經濟穩定的核心、糧食在經濟穩定中的作用、判斷經濟穩定的標準、如何實現經濟穩定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反映了他對經濟穩定的真知灼見。

陳云總是把經濟穩定提到關乎全局穩定的高度加以強調。他反復說過：“經濟穩定極為重要。”[1]52經濟定，天下定。經濟問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絕非僅僅是經濟問題，“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1]278 。

陳云認為經濟穩定的實現是經濟運行中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影響經濟穩定的諸多要素中，“市場的穩定是進行經濟建設的必要前提”[2]246。經濟穩定的核心是市場物價的穩定。物價不穩定不僅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而且影響人心穩定和社會安定。因此，他始終把市場物價穩定作為關注和處置的重點。他一方面堅持認為，創造一個低通脹率，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形勢，是經濟運行的基本要求。同時，他又認為，市場物價的穩定并不意味著物價絕對不漲；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出現一定幅度的物價上漲是難免的，也是正常的。陳云曾說：“我們不能講物價絕對不漲，因為物價漲落的因素是很復雜的，有生產的多少，需求的狀況，運輸的條件，以及時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2]119但是，如果出現全面的、持續的、大幅度的物價上漲，則必然是經濟發展不穩定的表征。如果“許多商品都在漲價，漲價商品的面相當大，影響人民的生活。這種漲價的形勢如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滿意的”[1]277。也就是說，在物價普漲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情況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扭轉通貨膨脹惡化的趨勢，則經濟建設就不可能順利進行，經濟不穩就將導致社會不穩。

對于物價上漲，早在50年代陳云就要求管理部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不能“把穩定物價簡單地看成是必須‘統一物價’，或者‘凍結物價’”[1]10。凍結物價雖然是抑制通貨膨脹的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但它不能真實地反映供求關系，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二是該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價因非正常因素上漲時，特別是亂漲價、哄抬物價以及一些壟斷性行業任意提價時，政府部門就必須切實履行職責，加強宏觀管理，規范市場行為，整頓市場秩序，平抑市場物價。

陳云將糧食局勢和糧食價格的穩定作為市場穩定的主要表現。他說：“十億人口要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1]350 “糧食緊，市場緊”。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人口多，耕地不足，農業生產率不高，有效地解決全國人民吃飯穿衣的問題，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最大問題，始終是穩定市場物價的基礎性問題。他明確提出要進口糧食，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236。

如何判斷經濟是否穩定？早在1957年，陳云就提出了判斷經濟穩定的標準是看建設規模與國力是否相適應這一重要觀點。他說：“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1]52改革開放以后，陳云通過對我國的經濟現狀和過去經驗教訓的深刻分析，多次強調經濟發展速度要從國力出發，基建規模要適度。他在《經濟建設要腳踏實地》的講話中說：“我們的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就是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看能夠撥出多少錢用于基本建設投資，以這個數字來制定基本建設計劃。”[1]264他特別強調，現代化建設要腳踏實地，從國情出發。“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1]251這個現實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

陳云認定：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才能活而不亂。他指出：在我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的情況下，投資決策沒有計劃，就會亂上許多有缺口的建設項目，發生物資緊張；發票子的權力不集中，無人把關，就會多發票子，造成通貨膨脹。凡此種種，最終都會表現為物價上漲。為此，他多次呼吁要重視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一種好現象，同時國家干預也是必要的。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沒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于微觀搞活，做到活而不亂。否則，就會亂套，也不利于改革。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又指出：“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在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陳云特別強調以一定的合理的計劃處理好各種平衡關系，包括計劃與市場，農、輕、重，財政支出和收入，進口與出口，中央與地方，貨幣與市場，基本建設與人民生活，長線（指五年計劃、長遠規劃）與短線（指年度計劃）之間的平衡等。

在陳云看來，經濟穩定不是被動、保守、緩慢發展的同義語，而是發展的、動態的。經濟穩定是經濟順利發展的關鍵，是實現加快發展的內在要求。發展是經濟穩定的目的，也是實現經濟穩定的最根本因素。缺乏發展勢頭的經濟穩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穩定，也不可能是持久的可靠的經濟穩定。所以，要實現經濟穩定特別是物價穩定，眼光要放在發展經濟上。也就是說，發展才是根本。穩定離不開發展，離不開改革。他指出：“不建設，經濟搞不上去，日子就這樣過去了，那就會像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在臺上的人都要下臺。”[3]他主張，經濟發展“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1]351。

二、中國“動亂不得”

陳云晚年對政治穩定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系統論述了政治穩定的主要表現、實現途徑、重要保證以及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等重要問題，闡明了對政治穩定的基本看法。

政治穩定是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順利推進的先決條件。政治穩定主要表現為政局安定。“八九風波”發生后，1989年5月26日，陳云親自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堅定地表示：“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中國現在是十一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動亂不得。”[4]425政局不穩，社會動蕩，人心渙散，改革開放就難以順利進行。

政治穩定還表現在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和黨內團結統一。陳云說：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處于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1]243。這樣的黨必須要有中央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4]449。中央的權威又表現在黨的領袖的權威，因此，維護黨的領袖的權威十分重要。陳云特別注意維護毛澤東、鄧小平等黨的領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維護黨中央的政治權威。改革開放后，他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關于科學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堅持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9年在動亂繼續升級、政局面臨動蕩、黨的高層出現分裂的關鍵時刻，他堅定地維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明確表示：“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4]425“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提法都是這時首先由他提出的，對政治穩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994年，陳云又發表談話指出：“要維護和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4]449明確支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性。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政治穩定的重要保證。實現政治穩定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后，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沖擊，陳云對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給予了更多的強調。他明確指出：“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1]347“我們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我們實行的經濟是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347中國的改革絕不是取消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只能改掉錯誤的地方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能把社會主義根本的原則的東西丟掉。他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在改革這樣一場規模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和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中，解決好各種復雜的問題，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有效地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投身到改革開放的事業中來，不斷取得勝利。

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陳云十分重視黨的建設。20世紀80年代初期，陳云說：“我們黨是執政黨，目前又處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有效地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事關重大。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1]352“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1]352在黨的建設中，保證黨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是一個核心問題。陳云非常重視做好黨的領導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說：“我們黨的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很嚴重，這個問題現在不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好，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曲折。”[1]314他主張實行集體領導制度，提出“一個人接班不行，要搞集體接班”；要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隊；要“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標準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對私人拉攏，搞個人派系；要注意大量提拔知識分子干部，等等。他認為，黨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能夠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干部隊伍，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對于黨的作風建設，陳云尤其重視。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用事實說明，只有搞好黨風，才能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黨內生活的正常。他高瞻遠矚地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1]273在改革開放中，“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改革開放后，一些黨政軍機關、黨政軍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擁經商，其中相當一部分，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結，相互利用，鉆改革的空子，出現了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制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至販賣、放映淫穢錄相，引誘婦女賣淫等等丑惡事件，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形象，群眾十分痛恨。對此，陳云嚴肅指出：“‘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我們搞社會主義，一定要抵制和清除這些丑惡的思想和行為，要動員和組織全黨和社會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1]358他要求提高全體黨員的思想素質，創造良好的思想氛圍，從根本上杜絕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在黨內的蔓延。

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陳云深刻地認識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對于維護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充分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和發揚黨內民主等優良作風，認為“這是一件大事。這件大事對于黨的工作著重點從今年起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于黨內安定團結，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239。他強調指出：“這件事是我們全黨最大的事情，只有這樣做，安定團結、四個現代化才能實現。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1]240他強調黨內要有民主空氣，應該允許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見，“在各級領導班子中，要充分發揚民主，傾聽各種意見，特別要注意傾聽不同意見。要照黨章辦事，不要一個人說了算。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以便減少失誤，少走彎路，把事情辦得更好”[1]353。他深切感到要發揚民主，僅僅強調讓大家講話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他說：“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于出大的問題。”他還說：“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這是講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須要有集中，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否則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無成。沒有民主不好，沒有集中也辦不了事。”[1]270

民主的實現要靠法制保障。陳云在論述民主與法制兩者的關系時指出：“請愿，沖辦公室，不行。要有民主，還要守法。民主是必須的，守法也是必須的，沒有這兩條，我們一事無成”。[1]257針對一些黨員干部與違法分子互相勾結的行為，他主張必須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作斗爭，“無論是誰違反黨紀、政紀，都要堅決按黨紀、政紀處理；違反法律的，要建議依法處理”[1]356。只有在加強民主的同時，又加強法制，才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做到既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又保證我們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只有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如果民主遭到破壞，人民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就不可能制定體現自己意志的法律制度，更不能保障自身的權益。

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直接關系到政治穩定，陳云將堅守住意識形態陣地與他一貫重視的經濟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年7月，波蘭爆發全國范圍的工人罷工事件，陳云借此強調：“我們有沒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對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4]262　“宣傳上要有人把關”。他認為：宣傳思想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不論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宣傳思想工作這個政治優勢都不能丟。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牢牢掌握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他號召全黨理直氣壯地宣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錯誤思潮作斗爭，排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干擾。要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視和認真對待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消極現象，抵御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努力使人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要“培養執筆的、寫文章的中青年，選擇的時候要特別注意，要特別謹慎。一是必須培養能寫文章的人，黨內沒有能寫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須培養既能寫，又有德，德才兼備的人”[1]302。

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確保社會穩定

“社會主義制度中，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5]如果中國只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6]。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大優越性，也是實現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條件。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民富裕起來，共享改革成果。如果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就不會有國家的長治久安。陳云主要從民生的角度，闡述他對社會穩定的基本觀點。陳云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280。他將解決農民吃飯問題看成“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他強調指出：吃飯的問題如果老是不解決，“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就會帶隊進城要飯”[1]236。1979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設想：要用20年的時間，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大體上差別不大，但是還有差別”[1]254。

為了社會穩定，陳云描繪了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和一條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在陳云看來，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實現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大體上差別不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實現的，是少數人先富起來，最后實現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

陳云說的“少數可以先富起來”，是指勞動者個人靠誠實勞動多得一點收入，以及企業靠提高經營管理和技術水平在市場競爭中多得一些利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只能首先解決貧困問題，然后解決溫飽問題，再后才能走向富裕。也就是說，在實現共同富裕之前，還必須允許少數人的收入提高得快一點。只有在保證人民衣食有著的基礎上，掌握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逐漸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最終實現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才能更好地體現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因此，改革開放后，黨采取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一重大方針政策，以破除平均主義“大鍋飯”分配方式，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對這一政策，陳云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大鍋飯”作為個人收入分配的一種方式，實質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勞動成果”[1]337，因而不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打破這個‘大鍋飯’，將會大大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國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這個改革的意義，不下于五十年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336-337 20世紀50年代，包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內的“三大改造”，就是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又保持社會穩定的一個成功典范。

陳云的“讓少數人先富”，目的是為了較快地（用20年時間）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大體上差別不大”，而不是出現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陳云的共同富裕是“大體上差別不大”，而不是收入絕對平均、沒有任何差別。他特別強調：“應該向人民講清楚，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一樣，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資收入上高一些，這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長遠利益的。不這樣做，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可能上去，生產力也不可能上去。”[1]313

為消滅貧窮、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創造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陳云認為應該采取如下辦法：

第一，采取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陳云從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的現實著眼，指出在低工資制的情況下，為了不影響人民基本生活的安穩，國家有必要搞一些補貼。他說：糧食收購價格高，銷售價格低，國家就要補貼。他分析指出：從微觀經濟看，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但如果“不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經濟上會亂套。從最后的經濟結果看來，現在的辦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還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1]278。后來他還指出，不合理的補貼可以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來逐步減少，如對某些企業虧損的補貼，要從根本上取消是不可能的。他還說，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發展經濟要注意解決就業問題。他將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看成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1]376。

第二，鼓勵企業間展開競爭，但競爭的出發點，不應當是讓好企業搞垮落后企業。陳云從我國人口多，就業難的實際出發，明確指出：“在我們國家，先進的企業、落后的企業并存的局面，要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否則，容納不了那么多就業人員，有人就要鬧事。”[1]253

第三，處理好吃飯與建設的關系。在陳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為邦本。關于改革，他提出：“改革的步驟一定要穩妥，務必不要讓人民群眾的實際收入因價格調整而降低。”[1]337同時，他也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過高過快。還是那兩句老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他說：“一、要使十億人民有飯吃；二、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只顧吃飯，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必須在保證有飯吃后，國家還有余力進行建設。因此，飯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沒有力量進行建設了。這里就包含著一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則界限：只有這么多錢，不能提高太多。”[1]306為此，他主張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要適當，不贊成積累比重過大，即建設擠生活，也不贊成消費增長超過生產增長。他將正確處理吃飯與建設的關系作為經濟工作的“大方針”。

第四，鼓勵勞動者靠誠實勞動多得一點收入，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鼓勵企業靠提高經營管理和技術水平在市場競爭中多得一些利潤，堅決反對為了致富，不擇手段甚至違法亂紀。改革開放以后，一度出現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影響了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對此，陳云主張實行嚴厲地打擊，他說：“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雷厲風行，抓住不放”[1]273。他認為：對嚴重的經濟罪犯、刑事罪犯，依法殺一些。“殺一儆百。殺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4]390

陳云晚年的穩定觀不僅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而且還有著鮮明的特點。

首先，陳云晚年的穩定觀是聯系的、相對的。陳云晚年的穩定觀主要是由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等有機結合而成。他認為，經濟、政治、社會穩定了，人心才能安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在各種穩定中，經濟穩定又是更重要的穩定，經濟穩定是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基礎。同時，他又強調政治、經濟、社會穩定之間的內在聯系，決不能把各種穩定孤立化、絕對化。他反對為了穩定，過分強調整齊劃一，步調高度一致，只能有一個聲音，不允許有一點差異，不能有另類的聲音。他強調穩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更快的發展，以改革發展求穩定。他對經濟穩定與經濟發展二者關系作過精辟概括，指出：“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1]269他堅持量力而行是保持經濟快速而又穩定發展的正確原則，認為量力而行與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并不矛盾。能快則快正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結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加快發展。

其次，陳云晚年的穩定觀是積極的、發展的。在陳云的穩定觀中，穩定不是僵化固定，而是靈活變化，不是停止，而是發展，是與時俱進。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1]235“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只要這樣做了，這次改革就一定能夠成功。”[1]338他在1992年7月說：“現在，我們國家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1]379為了克服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痼疾，1982年12月，他以“鳥籠比喻”①闡述了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曾有人認為“鳥籠比喻”反映了陳云僵化保守的思想，殊不知，陳云的“鳥籠比喻”表達了宏觀計劃主導性、制約力與微觀主體自主性、積極性之間的一種共存狀態。他的“鳥籠”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隨著需要可以靈活變化的。

再次，陳云晚年的穩定觀是理性的。陳云多次強調在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試驗要大膽，推廣要謹慎，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他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1]279他還說：“有人批評說‘摸著石頭過河’不對，但沒有講出道理來。‘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河，總要下河去試一試。”陳云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意在強調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強調實踐的觀點，強調穩妥的觀點，這種漸進式改革思路，能夠避免在改革中犯急于求成的錯誤，有利于保持社會穩定，是理性的。

陳云晚年的穩定觀源于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深切的責任意識。陳云對中國的國情有著深刻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存在的矛盾性、曲折性和規律性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特別注意深入思考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善于發現潛在的危機。他認為：我國改革發展必須把落后的農業和龐大的農村人口這個現實考慮進去，“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要從這個國情出發，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他提醒人們：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片面重視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忽視甚至無視經濟穩定，導致經濟發展受挫、出現經濟負增長，“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1]282。他告誡人們：必須“兩個文明”一起抓，“如果忘記或放松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也不可能搞好。嚴重的，甚至會脫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是很危險的”[1]347。清醒的危機意識，正是陳云穩定觀的認識基礎。

陳云晚年的穩定觀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基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這種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穩定觀，是他留給我們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治國興邦的寶貴財富。

注 釋：

①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32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陳云說：“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 “‘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于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

參考文獻：

[1]陳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陳云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陳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489.

[4]陳云年譜（一九0五～一九九五）》：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6]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

（來源：《武陵學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