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總力戰思想研究

庹平

總力戰又稱總體戰，是1935年德意志帝國陸軍將領魯登道夫提出的一個軍事理論。他認為戰爭凌駕于政治之上，國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平時就應服從戰爭準備的需要，并主張采取一切野蠻手段進行戰爭。這一理論對法西斯德國軍事思想的形成和日本進行全面侵華戰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朱德結合日本對中國特別是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經濟、文化、特務‘總力戰’”（《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5頁。）的實際，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戰略高度，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如何利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因素與日本打總力戰的觀點和主張，逐漸形成自己的總力戰思想。總力戰思想是朱德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至今尚未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本文擬從六個方面對這一思想作初步探討。

一、朱德總力戰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朱德總力戰思想是在抗日戰爭中逐步形成的。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夕，1937年6月23日，朱德在接見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學者T?A?彼森時，初步闡述了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怎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強國侵略的主張，明確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中國的抗日戰爭“必定是一場總體戰”，否則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是不能打敗現代化的日本軍隊的”（〔美〕T?A?彼森《訪問朱德》（1937年6月23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不久，朱德于1937年7月26日發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進一步從總力戰的戰略高度，重點闡述了動員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抗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許有著超出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這需要我們動員與集中全國一切人力、智力、財力與物力以赴之！我們應該把握住抗戰的勝利條件”，要“團結一切力量，動員一切力量，武裝一切力量，奔向全國一致對日抗戰的總目標”（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1938年，朱德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軍事理論專著，比較全面地闡述了總力戰思想。他從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高度指出，一定要善于發揮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要素的特質，要適當地運用它們，用其所長，去其所短，并“在這五個要素的具體條件和敵我的對比之下來定出具體的戰略戰術”。抗日游擊戰爭只有“依據這些條件，善于把它們密切聯系，配合運用”，“才能得到勝利”。（《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348、361頁。）朱德還比較詳細地闡述了如何利用這些要素與日本打總力戰的思想觀點和主張。這部軍事理論專著的發表，是朱德總力戰思想初步形成的標志。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朱德總力戰思想在八路軍反對日軍總力戰的具體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實施總力戰，即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實行進攻的戰略。在華北敵后戰場，日軍的總力戰逐步得到全面實施。從“武漢失守到百團大戰（一九四○年底），這是敵人‘治安肅正’階段，也可說是其‘總力戰’的實施階段”；從1941年到1943年1月，“這是敵人‘治安強化’階段，也可說是其‘總力戰’的強化階段”（《鄧小平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64頁。）。八路軍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并在朱德總力戰思想及其有關戰略戰術的具體指導下，著重加強組織上的一元化領導，實行黨政軍民的團結一致，保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統一，步調一致地反對日軍的總力戰。1942年以后，為進一步打破日軍的總力戰，八路軍還派出一部分小部隊乃至部分主力，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后之敵后進軍”，跳出敵之包圍圈，深入敵人心臟，建立公開的或隱蔽的游擊根據地，粉碎敵人的封鎖、割裂和蠶食，卓有成效。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高度概括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政治的統一，軍隊的統一以及政治與軍事的統一，而打破了敵偽的‘總力戰’”（《朱德選集》，第150頁。）的寶貴經驗。

二、利用政治因素打“政治戰爭”

戰爭既是軍事的較量，也是政治的較量。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政治運用于軍事，特別能夠通過政治手段鼓舞人民的信心、激發軍隊的士氣，團結凝聚一切力量服務于戰爭，誰就有可能揚政治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因此，毛澤東從堅持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高度，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頁。）。朱德總力戰思想也十分注重利用政治因素打“政治戰爭”。

朱德深刻洞察日本在中國打“政治戰爭”的戰略企圖。他指出：“一切戰爭，都具備著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說，沒有政治要素的戰爭是沒有的”，日本也不例外。全國性抗日戰爭開始后，日軍在以軍事進攻為主的同時，特別注意以各種手段進行“政治戰爭”，“它在政治上則大肆恫嚇，宣傳‘皇軍’的‘威力’，特務機關橫行霸道”。到戰略相持階段，日軍侵華政策“逐漸以至于完全轉變到以政治進攻為主”。（朱德：《華北抗戰的總結》，《解放》第112期（1940年8月1日）。）

它運用各種力量，宣傳“日本人口過剩”的侵略理論，宣傳“共存共榮”、“東亞和平”、“剿共滅黨”等口號，在中國收買漢奸挑撥離間，實行“以華制華”。事實證明，日本“絲毫不因為自己有了現代化的武備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運用。相反地，它從前和現在都沒有一個時候不在講求如何在政治上戰敗中國”。（《朱德軍事文選》，第349頁。）

那么，中國是不是也要利用政治因素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呢？朱德根據中國是個弱國和中國反侵略戰爭是正義戰爭等實際，給予了肯定回答。他分析指出，日本企圖以武力侵略中國和滅亡中華民族，必將“為世界和平人民所反對”。中國人民是“為自身的生存，為民族的解放，為世界的和平”而戰。顯然，“政治上的理直氣壯”是“我們用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因此，“想到我們比起日本來是個弱國，想到我們所進行的是進步的革命的戰爭，我們就更要注意政治戰爭了”，還要進一步“認識到政治戰爭的勝利雖然是眼睛看不見的，但其實際意義卻等于繳了敵人許多槍炮，甚至還不止此”。（《朱德軍事文選》，第335、349、350頁。）

中國應該怎樣利用政治因素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呢？朱德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要發揮整個民族的力量。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就是要“努力揭破敵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華民族以華制華的陰謀，要努力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統一戰線“使全國人民，首先是軍隊，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高度地發揮整個民族的力量”，不給敵人“有可以分裂我們的機會”，“這是致勝的要訣”，還要把“政治工作與民眾密切結合”。通過政治工作，使所有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在“日本強盜侵略中國，半壁河山已經喪失，亡國的危險臨在每個中國人的頭上”的關鍵時刻，大家“唯有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當前最大的敵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為著抗日”的原則下和衷共濟，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奮斗，才是出路。對于國民黨來說，則更應深刻認識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要懂得“今天的問題是亡國不亡國的問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合則同存，分則俱亡”，絕不可“以一己的私利，懼怕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懼怕群眾的發動”。(《朱德軍事文選》，第349、302、327、380、350、351、267頁。)

（二）要提振中國軍隊的戰斗力和士氣。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就是要采取政治工作等有力措施使中國軍隊達到“同一政治目標”，使每個官兵都能夠“完全站在保衛民族、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衛戰爭最后勝利”。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軍隊“團結成為堅強的隊伍，才能號令如山，上下一致”。(《朱德軍事文選》，第350頁。)只要中國軍隊“本身鋼鐵一般的團結”，它就不會瓦解，而且“任何的風浪都能經得住，吃得起”，才會保持很強的戰斗力。同時，只有通過政治工作，才能提升中國軍隊的士氣，才會“不畏難，不懼險，進攻在前，退卻在后，視死如歸”。朱德還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之所以會有如此旺盛的士氣，乃是依靠政治上的優勢”。(朱德：《軍事教育必須從實際出發》，《解放日報》1943年8月18日。)

（三）用各種方法瓦解敵軍。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必須注重用政治宣傳的辦法瓦解敵軍，如通過散發傳單到敵軍之中、通過喊話（用他們所懂得的言論）、通過聯絡偽軍里親戚朋友等辦法，“揭破敵人欺騙的政治宣傳，指明侵略中國是于他們無益而有害，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幫助敵人——日本軍閥來打自己的朋友，使他們明了我們抗日自衛戰爭的政治意義，說明我們與他們之間并無仇恨，說明即使他們戰勝了，他們也是一樣的受苦，說明他們只有用革命的敗北主義——掉過槍口來殺日本軍閥和漢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這種種方法，使他們不反對以至同情我們的抗日自衛戰爭，使他們厭惡以至反對丑惡殘暴的進行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和漢奸”(《朱德軍事文選》，第351頁。)。

（四）要幫助敵國內部的工農運動和反戰運動。朱德指出，由于日本的侵略戰爭愈持久消耗愈大，而本國的工商業亦必因戰爭影響而蕭條，人民負擔加重，生活日益惡化。同時，由于中國持久的頑強抗戰，敵軍的大量傷亡，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戰斗意志日趨疲困與削弱，人民反戰情緒增高，廣大勞動群眾、士兵與中產階層的不滿，必將形成偉大的力量，反對戰爭，反對軍閥和財閥們的統治。因此，中國應該利用這些政治因素，“對于敵人國內及其殖民地的工農運動、反戰運動要與之取得聯系，取得互相的幫助”《(朱德軍事文選》，第351頁。)。

（五）抗日游擊隊要學會打“政治戰爭”。朱德指出，抗日游擊隊“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來戰勝強敵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連自己本身的生存和發展都沒有可能”，而“最正確、最靈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則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寶貴的武器”。他要求“抗日游擊隊的領導者，不簡單是軍事人才，而應是善于運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等五個要素的領導者”，“要有最高度的政治認識，經常留心國內國外情形的變化”，“要領導政治工作，時時刻刻晝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隊、敵軍和民眾中進行政治工作”，“把抗日游擊戰爭要素的政治戰爭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朱德軍事文選》，第351、350、363、351—352頁。)

三、利用經濟因素打“經濟戰爭”

戰爭勝負與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講，戰爭必須有經濟作支撐，沒有基本經濟支撐的戰爭，一般很難取勝或者打不長久。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經濟運用于軍事，特別是能夠通過經濟手段提供有力的軍事后勤保障，誰就有可能揚經濟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因此，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頁。)。朱德在認真分析中日兩國經濟情況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為什么要利用經濟因素和怎樣利用經濟因素打“經濟戰爭”的主張。

朱德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有著“奪取中國的經濟命脈和無限寶藏”等重要的經濟目的。他進一步分析指出，日本占領中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四個省以及華北五省的主要部分和江、浙、皖的富饒區域，“一來是要竭力榨取這些地區我國同胞的膏血，來挽救它的經濟危機；二來是要利用那里的資源作為侵占整個中國的軍費；三來是為的削弱我國的經濟力量，使我國經濟上不能持久作戰以致向它屈服”。同時，“在作戰中，日本強盜更利用奪取我們的糧食、武器、軍用品（尤其重要的如汽油）來加強他們自己和削弱我們”。顯然，日本是在利用掠奪中國的資源當作其“繼續侵略的經濟武器”(《朱德軍事文選》，第352頁。)，這也是日本利用中國的經濟因素打“經濟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

日本要利用經濟因素與中國打“經濟戰爭”，中國是不是害怕了呢？朱德根據中日兩國經濟情況的分析，明確回答說：“日本并不是那樣可怕的”。只要從“日本國內的經濟情形觀察”，就會知道日本的經濟基礎“是那么脆弱”，特別是“它的天然資源的貧乏真是驚人，煤、鐵、石油、棉花等等的生產量，在平時已經不足用，在大量消費的戰爭時期，當然更是供不應求”， 這“無疑地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傷”。同時，“日本的農業經濟更是日本整個經濟生活中最弱的一環”，“以這樣脆弱的農業來維持長久的戰爭，那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事”。當然，不可否認，日本近些年來軍事工業比較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只是“給日本經濟生活打了一針嗎啡針”，“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這種大量消耗而與國民福利無關的軍事工業的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因此，日本以這樣的經濟情形來進行侵華戰爭，“究能支持多久，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呵”！(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與日本相比較，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但也有一些日本所不及的優勢。朱德分析說：“我們中國軍隊是以吃苦耐勞見稱，一個弟兄，每天一元錢的消費就夠了，而敵兵一人一日約需四十元。同時，中國是農業國家，每十人生產可供一人打仗；我們的農業、工業、手工業，在敵兵未到的地方或在敵人的后方，都可以隨時隨地來生產，隨時隨地地力求發展與改良，以供應我們的費用。我國雖窮，卻有窮的打法，敵人是暴發的工業國家，情形可就大謬不然了”(《朱德軍事文選》，第335頁。)。因此，從經濟情況的比較來看，如果中國能夠很好地利用經濟因素，同時采取有力措施抵抗日本的經濟掠奪，是能夠與日本打“經濟戰爭”的。

中國應該怎樣利用經濟因素與日本打“經濟戰爭”呢？朱德闡述了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一）要實行正確的戰時經濟政策，不斷發展生產。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原料最豐富的國家，政府在抗戰中要及時地施行正確的戰時經濟政策，整理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及投機操縱，提倡國貨，改良土產，使土產的小企業能在政府的幫助與獎勵之下，得到相當發展，進而使“國民經濟自能自給而有余”。同時，還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作為抗日經費”的原則，來解決支持長期抗戰的財政經濟問題。還要在敵人的后方，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抵制日貨工作和破壞敵人直接抽收捐稅的工作”，而敵后抗日根據地則要“加強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與生產運動，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無餉無彈無衣無藥等困難”。(《朱德軍事文選》，第303、354、456頁。)

（二）要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直接進行經濟作戰。朱德指出：中國軍隊在廣泛的游擊戰中，必須從“經濟的作戰方面”，不斷“消耗日寇由國內運來的資財，盡量地消耗和奪取日寇的車輛、彈藥，摧毀其交通運輸和兵站等等”，既要“動員廣大群眾實行徹底的堅壁清野，以求最大限度地疲困敵人。這樣消耗敵人的人馬資材，使其前線不能得到補充，戰地又無以征發，而失去其長期戰爭的能力”，還要“沒收日本在游擊區域的財產及奪取日軍輜重、糧秣及其他資材”和“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總之，通過廣泛的游擊戰爭，中國軍隊就能夠“在破壞敵人的經濟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給養和儲備”。(《朱德軍事文選》，第354—355頁。)

（三）要動員和組織全國民眾出錢出力。在全國性抗戰一開始，朱德就主張要動員和組織全國民眾從經濟等各方面支持抗戰，如發動群眾參加大規模的募捐運動，發動群眾組織慰勞隊、看護隊、前線服務隊、輸送隊等，“以一切的力量與一切的方式”支持抗戰(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后來，朱德進一步把“取得當地民眾經濟上的援助”，看成是與日本打“經濟戰爭”的一個重要辦法。事實已經證明，廣大民眾能夠積極主動地支援抗戰，真正做到“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廣大民眾在上海抗戰中慰勞前線的英勇將士，踴躍捐助，后方的慰勞物品“堆積如山”；前線抗日軍隊奉命調動時，沿途群眾燒開水、煮稀飯和送雞蛋慰勞軍隊。許多貧苦的人民，他們寧愿自己吃不飽、穿不暖，也積極主動地援助游擊隊的給養，即便在東北“被迫做了偽官的人，暗地里資助游擊隊的也很多”。(《朱德軍事文選》，第266、355頁。)顯然，取得人民群眾在經濟上的幫助，這是中國與日本打經濟戰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四、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

人類的一切戰爭都離不開人的作用。一切軍事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發揮作用。人的因素好壞，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人員的因素發揮到極致，特別是能夠通過各種手段把人員團結好、組織好，并且使每個人都有不怕犧牲的精神，誰就有可能揚人員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毛澤東曾特別強調人力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戰爭雙方“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69頁。)。朱德總力戰思想十分重視人員因素的作用，主張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

朱德認為，人的因素包括質和量兩個方面。人員的量是指人員的數量，人員的質“應從政治素質和肉體素質兩方面加以考察”。所謂“政治素質，關系于戰斗力和戰爭方法”，所謂“肉體素質，直接關系于戰斗力”(《朱德軍事文選》，第355、356頁。)。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是朱德總力戰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朱德從質的方面考察中日兩國軍隊，認為中國軍隊在政治素質方面占優勢。日本進行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中國進行的戰爭是民族自衛戰爭。中國軍隊戰士不愿意當亡國奴，具有愛國精神和犧牲精神。因此，中國軍隊戰士的政治素質高，“能夠人自為戰”。朱德還指出：“政治素質，又與肉體素質相關連。雖然在肉體素質方面，包括戰士和指揮者的文化技術水準方面，我們不如日本，但因為我們有著高度的政治素質，也就能求得必要的軍事技術的素養和文化水準的提高”。(《朱德軍事文選》，第356頁。)

在人員的量的方面，朱德把中日兩國作了比較，認為中國的人員數量多，具有“人力方面的無窮源泉”，這“是我們優越的條件”。他具體分析指出，日本人口七千萬，壯丁不過六七百萬，“日本人口少，壯丁更少，能動員到戰場上來的充其量不過有四百萬。其他老的、小的、弱的、女的均不能來中國幫助作戰。人員少，是日寇最大的弱點”。而中國則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壯丁有四五千萬。由于抗日戰爭是在中國領土內進行，“每個人都是使用得上的”，“這是我們制勝的最重要條件”。因此，朱德進一步指出，中國一定要充分利用人員數量的優勢，要“有一定能戰勝敵人的信心，并且補足我們別的要素上的缺陷”。(《朱德軍事文選》，第344、362、334、358、356、358頁。)

怎樣利用人的因素與日本打“人員戰爭”呢？朱德指出，“人員戰爭的中心一環”，就“在于我們能否去團結這龐大無比的人力，并很好地運用它”(《朱德軍事文選》，第356頁。)。朱德主要是從如何充分發揮民眾作用的角度，闡述如何團結和運用“這龐大無比的人力”打“人員戰爭”的，其主要觀點如下：

（一）要把全國民眾團結好，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朱德認為，為了打敗日本的侵略，每個中國人都必須團結。無論什么人，即使過去有著怎樣的深仇積怨，在這大難當前的日子，也不應再記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當前最大的敵人，要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為著抗日’的原則下和衷共濟”，“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十六個字”；就是對于落后的人員，也要善于爭取他們，使之不致被迫走到敵人方面去，“只要他們不是漢奸，都應把他們爭取到抗日的方面來”。總之，“要去廣泛地組織民眾，把各黨、各派、各階級、各宗教的同胞，在愛國家、愛民族的大義下團結和組織起來，為祖國而戰”，使“全國人民心心相印，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而人自為戰”，“合千百萬人之心為一心，同仇敵愾”。(《朱德軍事文選》，第350、351、358、512頁。)

（二）要把全國民眾組織好，使其能夠各盡所長地參加和支持抗戰。朱德認為：“民為邦本，民眾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與民眾更密切地聯合起來”(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具體地說，就是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把全國民眾“組織得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盡他的能力做實際的工作”，“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學生、工人、農民、商人、教職員等等各人盡其所長來做工作”(《朱德軍事文選》，第358頁。)。朱德在總結八路軍華北敵后抗戰經驗時指出，八路軍之所以能夠在華北敵后開展游擊戰爭，開辟、堅持和擴大抗日根據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人民為基礎，依靠發動華北千千萬萬廣大人民的人力、物力，團結一致，自力更生，來對付敵人”朱德：《擴張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新中華報》1949年9月26日。。他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夠認識到“動員民眾，武裝民眾，給民眾以充分的救國抗日的自由，這是勝利的最必要的條件”，并能夠采取“最有效的抗戰方策”，“動員千百萬的民眾到前線上去”，“與抗戰的軍隊配合起來作戰”。與此同時，還要“吸納一切抗日的優秀人才到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中”。(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三）要使全國民眾都有一種為祖國而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朱德指出：“在人員的方面，我們的原則應當是：要舍得為祖國而犧牲”，“只有這樣的不怕犧牲，我們才能死里求生”。他高度贊揚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上下一致，軍民一心，咬緊牙關，忍苦耐勞，犧牲一切，只求勝利”，涌現出許多不怕犧牲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義事跡”。抗日根據地軍民極端英勇地抵抗，“代表了中華民族最浩大的正氣，寫下了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最壯烈不朽的史詩”。同時，朱德還特別指出：“當然，我們對于無代價的犧牲應當避免，無謂地損失一個同胞，也是我們不應有的損失。因此，我們也不能好勇而無謀”。(《朱德軍事文選》，第358、456、473、511、358頁。)

五、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戰爭”

中日之間的戰爭較量，是落后的農業國同先進的工業國之間的較量。中國因缺乏工業基礎，只能生產少量迫擊炮、步槍和子彈，多數武器需要從國外進口。由于財力不足，外購數量有限、配套性差，武器裝備的系列化和標準化程度不高。日本由于軍事工業發展迅速，已經擁有飛機、大炮、坦克車、軍艦等“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因此，朱德明確指出，一定要知道“日本的武器，確比我強”。(《朱德軍事文選》，第258、335頁。)

既然日本在武器因素方面比中國強，那么，中國還能不能和日本打“武器戰爭”呢？答案是肯定的。朱德指出，總力戰是利用各種因素作戰，武器因素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指揮戰爭絕不能由單純軍事觀點出發，“只看見武器一個要素，而完全看不見其他要素”，犯了“唯武器論者的根本錯誤”，一定要知道“武器不是萬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種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舉例來說，新式武器，如飛機、大炮、坦克等，在夜間就喪失或大大減低了作用；如果夜間被襲擊時，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無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贅。再例如，大炮如果來不及進入陣地、放列與開火，或者沒有彈藥，就等于廢物；飛機找不到目標，坦克到了山地或油用完了時，也成了無用武之地的‘英雄’”。(《朱德軍事文選》，第348、359頁。)因此，雖然日本的武器比中國強，中國還是能夠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戰爭”的。

在自身武器落后的情況下，又怎樣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戰爭”呢？朱德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一）以打人民戰爭來彌補武器的缺陷。他指出：“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弱國若想戰勝強國，就必須發動廣大的人民戰爭。中國作為一個弱國，要與日本打“武器戰爭”，就一定要把全國民眾組織起來。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有人民群眾“作為堅強的堡壘，使敵人機械化的武器完全失效”。只有人民群眾“打仗的打仗，種地的種地，生產的生產”，既有“政治上、經濟上的協力”，也有“在軍事作戰上的協力”，我們的隊伍就會越打越多、越打越強。(《朱德軍事文選》，第514、336頁。)

（二）以最好的戰術彌補武器的缺陷。他指出：“我們以劣勢武器要戰勝現代化的強敵，在戰術上就必須善于靈巧機動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發揮自己旺盛的攻擊精神，選擇有利陣地與時機，抓住敵人弱點，集中最優勢的兵力與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動作，出敵不意，突然襲擊，進行肉搏，堅決消滅之”(朱德：《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群眾》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朱德還闡述了很多重要的戰術，如指揮要有“機動性”，“各級指揮官依據指揮的機動性，詳察上級指揮官的意旨與企圖，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如戰役行動要“迅速”，部隊“飄忽無定，使敵不知我之主力所在”；如突擊戰斗要“進攻為守”，“處處爭取主動，在敵人未展開以前，實行突然襲擊”；如防御戰斗要實行“運動防御”，“處處斷敵交通，用各種方法佯攻”；如進擊戰斗“不要順敵退路直追”，要“隨時顧到自己的實力，抽調少數精銳部隊進擊，而以主力部隊繞襲敵之側背”；如退卻不是“朝向敵人的對方退”，也不是“沿著大道退”，而是“要走小路、爬山，繞到敵人的后方，把退卻變為進擊敵人，打敵人的后尾”(《朱德軍事文選》，第337、338頁。)。朱德還全面概括提出了“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隱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的48字游擊戰戰術原則(朱德：《八路軍抗戰二周年》，《前線》1939年第11、12期合刊。)。

（三）要充分發揮武器的威力。朱德指出，中國的“武器雖則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應當落后”，“如果使用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時機，利用旺盛的攻擊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來，必能發揮其威力”。第29軍在長城喜峰口以大刀為武器與日軍作戰就是范例。朱德還認為，抗日游擊隊在武器的質遠不及敵人的情況下，一定要想辦法以量取勝，要盡可能多地利用中國的土武器如大刀、弩箭、挨絲炮、檜樹炮，以及用迫擊炮彈埋在地下當地雷，用硝藥炸毀橋梁等等。“如果抗日游擊隊自己相信自己的武器，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那末，游擊戰爭可以戰勝優良武器的敵人就不是幻想的事情”。當然，朱德堅決反對“做一個落后的劣勢武器的拜物教徒，如像紅槍會的某些師父那樣用念符咒、吃打藥等去擋炮子，那是無益而有害的”，“抗日游擊隊萬萬不要拿自己肉體與敵人的武器去硬拼，那是自己找死”。(《朱德軍事文選》，第359—360頁。)

（四）要發展軍事工業。朱德指出：“西班牙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戰爭中進行國防建設，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經濟情形并不比我國好得多少，然而它現在已建立起自己的國防工業，能制造飛機、大炮、坦克等新式武器，足夠與德、意和佛朗哥叛軍作戰之用。中華民族為了順利地戰勝日本強盜起見，亦需要采取西班牙建設軍事工業的經驗”。因此，要廣泛發動游擊戰爭，極大地遲滯日軍，以“便能爭取時機，使我國的國防工業得以建立起來”。(《朱德軍事文選》，第354頁。)在敵后抗日根據地，也要利用各種辦法發展軍事工業，爭取基本解決武器彈藥困難問題。除了奪取敵人武裝來武裝自己外，還要就地取材，自己制造武器，如從敵人手中奪取部分機械，“拼湊起來，建設小型的輕便軍事工業”。(《朱德選集》，第172頁。)

六、利用交通因素打“交通戰爭”

近現代戰爭與交通因素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大型武器裝備的轉移離不開交通，糧食、彈藥以及軍車和軍隊的轉移更離不開交通。從一定意義上講，交通是軍事后勤保障的基礎，它也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因此，朱德非常重視交通在戰爭中的作用，主張利用交通因素打“交通戰爭”。

朱德所指的交通因素“包括運輸和通訊聯絡兩個方面”。運輸包括馬路的汽車運輸、鐵路的火車運輸、水道的輪船運輸以及空中的飛機運輸，通訊聯絡則包括有線電、無線電、空中和陸地的通訊工具等。朱德認為，現代化的軍隊之作戰，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這是由于糧食、武器、彈藥、汽車和一切機械兵種各種需要之極度增大而帶來的。現代化的軍隊，在作戰時如果前后方被隔斷，那么這個軍隊的作戰力量就要大為減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軍覆沒之可能，“所以交通對于現代化的軍隊，是一個決定勝負的要素”(《朱德軍事文選》，第360頁。)。

朱德根據中日兩國的實際并總結與日軍作戰的經驗，主要從交通運輸方面闡述了利用交通因素與日本打“交通戰爭”的兩個最基本主張：

（一）軍隊要在戰場前線隨時破壞敵人的交通。朱德分析指出：日軍侵略中國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補給來自本國，路線冗長”，其“機械化兵團，要有很好的交通，要能善于利用其交通，要能有把握地保持其交通，然后才能發揮它的威力”。然而，中國的“交通并非不可變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壞和阻塞”。中國軍隊要經常“利用局部戰術，使其交通斷絕”，或者“使敵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變為不便利的”。(《朱德軍事文選》，第361、335、364頁。)在作戰中，不僅要注意破壞敵人的空中運輸，還要在敵人后方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和多數游擊隊，盡可能地破壞敵人的陸上和水上交通，“特別是在其主要聯絡線上，積極動作起來，斷其交通，絕其供給”。(朱德：《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群眾》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日軍為了維持其交通線，“不得不分出一部兵力，除掉經常駐扎在交通線的要點上，更要派出巡邏的部隊往來巡視。因此，敵人就不能把兵力集中前線，時時都要顧慮著自己的尾巴”，這樣就起到了分散敵人兵力的重要作用。(《朱德軍事文選》，第372頁。)

（二）要在敵人后方經常破壞敵人的交通。朱德認為，由于日軍的交通“都受著不斷的襲擊，那末，敵人的財力、人力有限，將漸次難于支持，陷于進退維谷的困難中。得不到后方的接濟，不得兵員、彈藥、汽油的補充，即使有新式武器和強大部隊，就統歸無用”。因此，不僅“我正面抗戰部隊，即可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與敵人持久作戰，而以逐漸消耗、削弱等手段，達到最后消滅敵人。這是弱國對強國軍隊陣地戰的良好辦法”。同時，還要派出部隊深入敵人的后方，配合當地民眾經常破壞敵人的交通，凡是“敵人新占的地區，必須有強大的游擊隊留在那里活動，深入敵人的遠后方，恢復政權，組織民眾，襲擾敵人的后方，破壞交通”。(朱德：《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群眾》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朱德還特別強調，要“動員千百萬的民眾到前線上去，領導著民眾在前線上以及在日軍已占據的區域中組織大眾的游擊隊，襲擊敵人，疲勞敵人，破壞敵人的一切交通，與抗戰的軍隊配合起來作戰。這才是最有效的抗戰方策”。(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朱德的總力戰思想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朱德堅持“要以唯物的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強調絕不能孤立地利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因素，而“要為整個著想”，“應隨時隨地，依人員、武器、政治、經濟、交通條件，來決定采取適當的戰術，辯證地活用它。切忌機械地誤解”，而要“依據這些條件，善于把它們密切聯系，配合運用”，“這樣才能得到勝利”(《朱德軍事文選》，第150、326—327、361頁。)。

綜上所述，朱德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明確提出總力戰，并對其作比較全面和系統闡述的杰出代表。朱德總力戰思想在具體指導抗日戰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理論寶庫。這一思想科學地把戰爭制勝的一般規律和中國革命戰爭具體實際相結合，深刻地闡述了如何充分利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因素與敵軍作戰的觀點和主張。這一思想對于今天在信息化條件下，如何從整體的高度利用人員、武器、政治、經濟、交通等因素，如何加強黨政軍民的密切結合和團結一致，并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進而打贏任何一場局部戰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