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建

歐陽雪梅

中國人民大學是新中國誕生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所新型的以財經、政法類專業為主的綜合性大學，于1950年10月3日正式成立，迄今60年。中國人民大學是劉少奇提出并直接領導創建的，得到了斯大林、毛澤東的支持。它的創辦，在新中國初期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它的創建，凝聚著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血，反映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關于建立新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探索，由此可以窺見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思路。

一

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是劉少奇在秘密訪蘇期間醞釀的。
1949年6月下旬，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赴蘇聯進行訪問，通過雙方高級領導人的會晤，取得蘇聯的支持，學習蘇聯的建國經驗，為建立新中國成立作準備。當時，中國革命一日千里，勝利已指日可待，今后中國的任務，是爭取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并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管理和建設國家。正如幾天后毛澤東在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 [1]
在訪問期間，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在莫斯科廣泛了解的方面有：(1)蘇聯的國家機構；(2)蘇聯經濟的計劃與管理；(3)蘇聯的文化教育；(4)蘇共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的組織。其中，學習蘇聯的教育模式以培養新中國的建設人才是劉少奇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因為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戰爭，可謂百廢待舉，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長期處于戰爭環境中，軍隊是穿軍裝的農民，黨員干部文化水平低。據統計，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區以上的干部中，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2]如果不學習提高，難以勝任繁重的國家管理和經濟建設的任務。學習蘇聯的文化教育是黨的既定方針，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蘇聯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新文化的范例。”[3]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創建馬列主義指導的新文化、新教育，進行了艱苦的努力，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后來，劉少奇于1949年10月5日中蘇友好協會召開的成立大會上明確地表示:“我們要建國，同樣必須‘以俄為師’，學習蘇聯人民的建國經驗”,“蘇聯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只有從蘇聯才能學到這些科學知識。例如:經濟學，銀行學，財政學，商業學，教育學等等。”[4]采取什么方式取得蘇聯的幫助，以培養一大批懂政治、懂技術、懂管理、有文化、能從事實際工作的人才，是新中國面臨的一個急迫而重大的問題。7月4日，劉少奇在給斯大林的第一份報告中寫道：
“我們長期處在鄉村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對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現在要來管理一個如此大的國家及進行經濟建設與進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在這方面，聯共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指示與幫助，除開蘇聯派專家去中國幫助我們外，我們還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國去講學，并由中國派一些參觀團來蘇聯參觀與學習，派一些學生來蘇聯學習。”[5]劉少奇此時想到的是通過“派一些教授到中國去講學，并由中國派一些參觀團來蘇聯參觀與學習，派一些學生來蘇聯學習”的方式來學習蘇聯的經驗、技術與知識。
經過進一步的思考，劉少奇提出了更系統、具體的設想。7月6日，他在給斯大林的第二份報告中，把派人去蘇聯參觀、派教授到中國講學的方案具體化：“我們想派一些各方面負責工作的同志來蘇聯作學習性質的短期參觀，時間三四個月，一方面親自參觀，一方面聽一些講演與談話。這也是提高我們干部學習管理國家與管理經濟的辦法之一。再，就是希望蘇聯能夠派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國去工作，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在本國培養各方面管理國家的干部。”[5]（p.26）更為重要的是，文中他明確提出了請蘇聯政府幫助辦一所專門學校的建議：“想請蘇聯政府為新中國的建設管理人才辦一專門學校，好像過去的中國勞動大學[①]一樣。開始收學生一千人以下，內分各系，如工業、商業、銀行、法律、教育等系，并分速成班學期一年，普通班學期兩年，及正式班學期三—四年。這樣可以很快的培養人才”。[5]（p.26）
這不是籠統一種學制，而是分速成班、普通班和正式班三個層次，統籌規劃，全面安排。劉少奇把“辦一所專門的學校”放在培養人才的首位，設想通過辦學校、去蘇聯參觀學習、請蘇聯教授來中國的多種方式，多頭并舉，從根本上解決新中國人才培養問題，以迎接即將到來的國家建設高潮，可謂高屋建瓴。
斯大林很快對劉少奇的這一要求給予了積極的響應。他回復說：“這是好事，有困難，但可以辦。” [5]（p.35）
毛澤東也非常贊同。7月25日，他復電劉少奇：“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個中國大學。我們正需要學習蘇聯在各項工作中的和資產階級不同的一套學說和制度，設立這樣一個大學是很必要的，但經費應講明由中國負擔為適宜。同意在目前就開始派遣各種參觀團到蘇聯去參觀和學習各項經驗。” [6]
經過中蘇雙方的協商，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形勢已有別于20世紀20年代，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具體情況，最后決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所新型正規大學，培養建設人才和管理干部，學校設在中國境內，由蘇聯提供教授和專家。8 月7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國大學不設在阿爾馬達而設在北平，由蘇聯派教授”。[7]這所中國大學就是后來的中國人民大學。
劉少奇秘密訪蘇可謂是滿載而歸，不僅“為建立新中國爭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8]學習了蘇聯的經驗，回國時隨行的還有多達220人的蘇聯專家隊伍，而且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空軍和海軍學校也成為劉少奇同蘇聯達成的一攬子協議中的一部分，這對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專門人才的培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二
劉少奇在回國以后立即著手中國人民大學的籌建工作，從學校的組成、領導的任命、教育方針確定、科系的設置、教學計劃的制訂、聘請蘇聯專家教員、招生規模、生源落實及經費預算等各項工作都一一過問，親自處理。
1949年夏秋之際，中央組成了由陸定一、錢俊瑞、吳玉章、成仿吾、范文瀾、薛暮橋、陳伯達、王明、謝覺哉組成的10人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工作。這是一支陣容強大的隊伍：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錢俊瑞，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吳玉章，早年任成都高師校長，創辦過中法大學，還曾在蘇聯執教；在延安期間，他是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在解放戰爭期間，任華北大學校長。成仿吾，時任華北大學副校長。范文瀾，時任華北大學副校長。薛暮橋，時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陳伯達，時任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學院副院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王明，即陳紹禹，時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兼法制委員會主任。謝覺哉，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兼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籌備委員會聚集了相關部委負責人、黨內最著名的教育家、理論家，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對創立新中國第一所正規大學的重視程度。蘇聯政府派遣費辛科、菲里波夫兩位專家來華協助籌建中國人民大學。
籌備委員會和蘇聯專家經過一個多月的調研商討，業已形成具體計劃。1949年11月12日，劉少奇親自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籌備創辦中國人民大學的情況和建校計劃：“即以原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王明謝老之政法大學三校合并為基礎來成立人民大學。另由人民大學附設一部政治訓練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學一部分（約收學生三四千人）機構，照過去一樣繼續招收學生進行四個月的政治教育，以繼續改造知識分子”。“人民大學擬由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任命中國人作校長，聘蘇聯同志為顧問。蘇聯顧問及教授的薪資，擬照蘇聯專家一樣辦理。” 他建議“政治局即日審查這個計劃，并予以批準，然后提交政務院通過施行。” [5]（p.154-155）
12月11日，劉少奇又向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報告關于人民大學成立決定和聘請蘇聯教授、教員事宜，并確定了科系的設置及本科的招生名額：“第一年招收本科學生一千四百人，訓練班學生三千人，其中夜校學生一千人。本科設經濟系、計劃系、財政信用借貸系、合作社系、貿易系（學制均為三年），法律系、外交系（學制均為四年），工廠管理系（學制為兩年）。訓練班設經濟系、貿易系、合作社系、外交系、財政信用銀行系、統計系、法律系、教育系、工廠管理系（學制均為半年）。本科及訓練班定于一九五○年二月一日開學。”報告提出，為人民大學聘請50位蘇聯教授和教員。[5]（p.155-156）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即根據黨中央政治局的建議，于第11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決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范圍內獲得全面的徹底的勝利，新中國的偉大建設工作已經開端。為適應國家建設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設立中國人民大學，接受蘇聯先進的建設經驗，并聘請蘇聯教授，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新國家的各種建設干部。”[9]《決定》確立學校的教育方針是“教學與實際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10]
為了保證中國人民大學招生計劃的順利進行和按時開學，1950年1月23日，劉少奇親自簽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這份發往各大區黨委的文件告知中國人民大學的任務和系科設置，并將其本科各系招生名額的分配為：華北區327名，華東區177名，東北區l 62名，華中南區139名，西北區77名，總共為882名。[11]《決定》指出：“中國人民大學的創辦，是一件大事，各地黨必須保證該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滿成功”。劉少奇還特別加上一句話，有關“各項由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級黨委保證實現”。[5]（p.156）
1950年2月1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任命原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胡錫奎、成仿吾為副校長。
關于籌備工作中的其他事務，由籌備委員會中的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負責與劉少奇聯系，校長吳玉章也直接寫信報告。如1949年10月14日，吳老致信劉少奇，請求幫助解決校舍和經費的預算問題。[11]（p.137-138）1950年9月8日，吳玉章給劉少奇去信，報告人民大學新校址修建籌備情況及請示有關問題。[11]（p.143）
劉少奇全面指導中國人民大學籌備工作，但又不拘泥于定見，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如1950年1月4日，吳玉章主持召開第二次情況匯報會議，主要傳達劉少奇副主席關于招生問題的批示，他說：“劉少奇副主席的批示說：招收4400名學生是1950年全年的任務，因為現在我們的條件有困難，所以現在考慮少招，各系再行安排具體計劃。翻譯人員訓練應著重業務訓練。” [11]（p.139） 1950年6月初，劉少奇在關于專修科招生問題的批示是：外文系、教育系可不招，法律系可多招300人。[11]（p.141）
盡管日理萬機，劉少奇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操辦中國人民大學籌備事宜。成仿吾回憶，“在1950年建校過程中，有一重大問題須請劉少奇親自批示。我們的請示信是在3月26日送上去的，沒想到當天即批示下來。”[12]劉少奇對中國人民大學籌辦傾注了大量心血。
三
經過一年時間的籌備，在基本解決了在資金、校舍、干部、教員、生源、教材等一系列問題后，1950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城內校址鐵獅子胡同一號舉行開學典禮，宣告正式成立。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朱德，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中國人民大學蘇聯顧問安德里揚諾夫親臨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首先，劉少奇全面表達了黨中央對中國人民大學的深切期望，明確指出，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是要樹立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一種新的典范。他開門見山指出：中國人民大學“是我們新中國第一個辦起來的新型的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按照中國人民大學的樣子來辦。” [10]（p.90）
其次，他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教育制度的根本區別以及創辦中國人民大學的目的。指出過去的舊大學“是按照英國、美國、法國和日本這些國家的經驗、辦法辦起來的”，雖然“它們在提高中國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學水平和認識水平上，是有很多成績的。”但是教育的目的，是“為剝削勞動人民”，“壓榨人民”服務的。[10]（p.91）“人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是以為工農服務為目的的”，“我們的大學要教育出為人民服務的干部”。[10]（p.92-93）這就明確了中國人民大學的辦學方向：培養既有文化科學知識，又為人民服務的干部。
關于學科的設置，劉少奇作出了說明：人民大學不辦物理、化學、機械、電氣等系，因為這些學科其他大學是可以辦的，人民大學設有經濟計劃、財政信用、工廠管理、合作社、貿易、法律、外交、俄文八個系。因為舊大學中這些系畢業出來的學生我們很難采用，新中國主要與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這樣的分工對國家是有利的。[10]（p.94）
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了中國人民大學不同于其他學校的特點，以及它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中應起的作用。他特別強調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批評了舊大學所學非所用的現象，人民大學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學什么將來就做什么。他要求廣大師生們恪守自己的工作崗位，完成教學任務和學習任務，要學好外語，提高教學水平，培養翻譯和教員，等等。
劉少奇熱情洋溢的講話，鼓舞了在場的全體師生。成仿吾后來回憶說：“我體會劉少奇這段話的意思是：當時全國解放不久，我們從舊中國接收過來的高等學校，還未來得及改造和調整，而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在這段時間內，有解放區教育傳統的中國人民大學應該起一些示范作用。當時聽到這番話后，感到是對中國人民大學的莫大鞭策，同時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12]
四
為了辦好中國人民大學，中央從人、財、物等方面全力保障中國人民大學的建設。建國初期，國家財政經濟情況雖十分困難，但還是拿出很大財力經辦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的經費占了教育部全部概算的1／5。[13]為了全面地學習蘇聯經驗，中國人民大學籌備時，劉少奇計劃聘請50位蘇聯教授和教員，哈爾濱工業大學提出聘請36位蘇聯教授，劉少奇只同意聘16位。[14]1952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已聘有蘇聯專家47人，其他學校分別為哈爾濱工業大學11人，北京俄語專科學校11人，北京師范大學3人，[15]到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共聘請了蘇聯專家98人。[16]1953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誕生三周年時，學校已經初具規模，設有9個系、41個教研室、1個編譯室，此外還有專修科、預科、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班、馬列主義夜大學、夜校、函授專修班和附設工農速成中學。三年來校內外研究生已畢業900人，其中校外研究生548人，大學生共畢業4587人(本科59人，專修科3996人)；在校大學生約5000人，為全國高等學校培養的研究生約2000人，校外函授學生2700人。業已培養能夠掌握某一門專業的教員約700人，培養俄文翻譯達到152人。翻譯教材1300余種，印89萬余冊，編寫教材500多種，印70.2萬余冊。[17]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了當時高校中辦學規模最大，聘用蘇聯專家最多、學生人數最多，全國獨一無二的嶄新的正規大學。
在劉少奇悉心指導下創建的中國人民大學具有以下特點：
1.把中國人民大學辦成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強陣地。首先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編寫了一大批教材。據統計從1950年到1957年，由蘇聯專家直接編寫的和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編寫的講義、教材共達101種，556945萬字。如蘇聯專家編寫的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俄國哲學史”等講義，“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自然辯證法”等原著介紹，還有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基礎等課程的講義、教材和原著介紹，[16]（p.91-92）對中國人民大學和全國的政治理論課教學產生了很大幫助。
其次是學校廣泛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讓學生通過系統學習，提高理論素養。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在各類干部學校中開設政治理論課，以提高黨內干部的理論素養，乃是黨的傳統做法。如抗戰時期，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之外，各類干部學校中都普遍開設有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史等課程，目的是使學員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能研究并了解中國革命問題，以更好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從而進一步增強革命的自覺性和有效性。中國人民大學繼承了這一傳統，開設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家與法權理論、中國革命史、人民民主原理課，并把這些課程作為各系共同的課程，各系根據自己專業的培養目標的不同，再設置系統的業務課程與專業文化基礎課程。本科共開設142門課程，政治理論課占20—25％；專修科共開設83門課程，其中文地、教育兩班政治理論課占26％，其余各班政治理論課占37％。[11]（p.148）學校不僅注重培養德才兼備的學生，而且教育者先受教育，注意提高教師和行政人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為了組織教員和教學行政人員的政治理論學習，于1950年9月，創辦馬列主義夜大學和馬列主義夜校，學制暫定夜大學為2年畢業，夜校為1年畢業。夜校學員經過申請并考試合格后可升入夜大學習。第一期馬列主義夜大學和夜校于1950年9月19日開學，這期共招收夜大學學員600多人，夜校學員700多人。[11]（p.155）
最后，在全國高校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課程開設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以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研究方面的獨特優勢和重要地位，發揮規劃設計、組織領導、教研示范的作用。為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全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對廣大青年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1950年初，中央政府教育部明確規定，全國高等院校取消國民黨的“黨義”等課程，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建設，有步驟地開設《新民主主義論》、《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等三門政治理論課程。為解決缺乏政治理論教師問題，教育部負責籌劃，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班，為全國各高等學校培養一部分政治理論師資。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期限一年至二年，1952年開學。[18]上海復旦大學的教員蔣學模從人民大學受過蘇聯專家培訓，后來成為全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他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沿用了幾十年。學校的相關教研室還配合高教部，牽頭組織教學研討會，成立了總教學委員會，制訂課程的講授大綱、教學組織和方法原則以及教學進度表，為政治理論課程在全國高校的推廣奠定了基礎。[19]
2.教學中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注重學生工作能力的培養。中國人民大學是為適應國家建設需要而設立，學科的設置緊密配合國家的建設需要，主要為財經、政法類專業，由優秀的教師任教。如來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蘇聯經濟學家阿?畢爾曼是世界級的學者，是蘇聯顧問團中主要的財政專家。他所創作的《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財務》（1953年出版）是蘇聯教育部審定和推薦的這門學科的第一部教科書。在中國期間，他幫助建立了蘇式財務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國不少領域-譬如交通產業、物資流通產業的財務運作體制，仍然是畢爾曼當年所設計的。
學校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方針，一方面全面地系統地學習蘇聯經驗，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認真采納與執行蘇聯專家的建議，一方面有計劃地加強與有關業務部門的聯系，派教員到有關部門、尤其是廠礦，進行一定時期的進修實習，并吸收學生、研究生及教員參加研究生產實習的成果，以其所獲得的豐富實際知識，加強科學研究工作。教員結合國家建設的實際問題，提到理論上加以科學的分析，使教學工作由片段的聯系進入系統的有機的聯系。學校除了教務部，還設有研究部，部長由成仿吾副校長兼任。教師們在各教研室領導下，由蘇聯專家指導，獨立進行研究工作。
3.向工農開門，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
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由于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廣大工農群眾根本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文化素質極低。工農干部經過黨的多年培養教育，有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和政策理論水平，還有一定的組織領導能力，也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滿腔熱情，工作積極，埋頭苦干，但缺乏文化和業務技術，新中國就面臨著一個工農干部知識化的重大課題。中國人民大學擔負起這個職責，首先在招生工作中，工農干部和勞動模范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據他們的文化程度，進本科、進專修科。既不能進本科，又不能進專修科的，可以先進學校的文化補習班(后改為預科)補習文化，待文化基礎提高以后再行轉入本科或專修科學習。文化補習班就是特別為招收的沒有入過正式學校，文化水平低的工農干部、產業工人特設的。
如當時人大外交系的培養目標是我國駐外使館參贊或領事館的領事，招生對象條件除工作年限之外，還必須是黨員和區營級以上干部才能報考入學。又如工廠管理系各專業，主要招收干部和產業工人中的勞動模范，培養的目標為基層各廠礦的廠長或經理，特別是生產管理的廠礦長或經理。1953年工廠管理系本科第一屆畢業的112名學員中，男的98人，女的14人，黨員105人，團員5人，群眾2人。1952年4月，人大在校學生本科為1412人，專修科為851人，預科為352人。其中干部占總數的72％，產業工人占6％，青年知識分子占22％。僅1953年在經濟、統計、工業經濟、貿易、合作社等5個系畢業的440余名學員中，產業工人學員就有50多人，占本年全部畢業學員總數的12%。[11]（p.162）全國著名勞動模范、老紅軍李鳳蓮，全國勞動模范、人大代表郝建秀均進入人民大學學習。學校積極為這些學員創造了學習環境和生活條件。這貫徹了黨提出的教育是大眾的，要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要在廣大人民中培養出大量人才的方針，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工農干部，為新中國培養新一代紅色專家做出了貢獻。
4. 學制靈活，辦學形式多樣。在學制上，中國人民大學初創時期采取了本科和專修科并重，正規班次和短訓并存的方式，學習的年限也比較靈活，幾個月、一年、二年、三年、4年。這種做法比較適應我國培養各種建設人才的實際需要，也適合工農和干部在職學習的特點。當教學初步走上正軌后，人大又醞釀創辦函授教育。新中國成立伊始，需要人“急”，需要才“專”，需要的量也大，僅靠國家辦的幾所、幾十所高等學校來培養人才，滿足不了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何況當時抗美援朝，國家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有許多困難，不可能大批創辦高等學校。學校嘗試把正規辦學和向社會辦學、校內辦學與校外辦學、脫產學習和不脫產學習結合起來，既不增加國家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卻又便于聯系實際，適應建設的需要，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為國家培養人才的新形式、新路子，于是函授教育便應運而生。1951年10月12日，吳玉章校長，胡錫奎、成仿吾副校長為創辦函授教育聯名致函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教育部陸定一、胡喬木、安子文和錢俊瑞等同志寫報告，提出了有關函授教育的設想和規劃，并請他們轉呈劉少奇副主席審批。11月5日，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報告上批示：“可根據此辦法在平津及其他城市的若干機關先行試辦，待有經驗后，再發指示。函授部組織亦從緩辦，先指定二三人試辦。” [11]（p.168）根據劉少奇的批示，中國人民大學于11月17日，成立了以成仿吾副校長為主任的函授教育委員會，下設辦事機構，并組成20余人的函授教育領導機構。1952年1月初，中國人民大學開始試點，在北京、天津、太原三市招收了工業經濟、工業會計等10個函授專修科2700多人。新中國的成人高等教育事業就此開始。1952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函授部，1959年10月改為函授學院。函授教育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高等學校重要的辦學形式。由于人民大學創辦函授教育目的明確，專業設置密切結合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際，加之辦學比較正規，教學質量較高，學習方法又比較靈活，學以致用的效果比較顯著，所以，從創辦一開始，函授教育就深受廣大在職干部和各地區各單位的歡迎，發展也很迅速。1955年2月，人民大學第一屆函授專修班1600多人畢業。[11]（p.168）
新中國成立后，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思想為主要任務。[20]由于舊中國留下的高等教育規模小[②]，學科較偏，大多為文法類學科，而且性質龐雜，脫離實際，院系重復，培養目標含混不清，遠遠不能適應這個任務，劉少奇提出并籌建“教育出為人民服務的干部”的中國人民大學，以蘇聯經驗為樣板，雖然對西方當代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論認識有些偏頗，但是要求高等教育理論聯系實際，開設的課程必須密切配合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當前與長遠的需要，在學習系統的理論和知識的基礎上，實行適當的專門化，向工農開門辦學，為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提供了范例。這是新中國教育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嘗試，不僅結束了工農無權受高等教育的歷史，形成了社會主義教育的基礎，為國家建設準備了大批人才，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而且對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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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里指“莫斯科中山大學”，也稱“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或“孫中山中國勞動者大學”。1925年9月在莫斯科創辦。該校的任務是培訓中國革命青年。1930年停辦。
[②] 1950年初，教育部馬敘倫部長在《關于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報告》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解放地區，共有專科以上學校122所，學生7.7萬余人。參見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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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頁。
[2]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74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頁。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5]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6] 《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頁。
[7] 《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220頁。
[8]胡錦濤：《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08年11月11日。
[9] 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41頁。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劉少奇論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
[11]黃達：《吳玉章與中國人民大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頁。
[12]成仿吾：《回憶劉少奇同志對中國人民大學的關懷》，《科學時報》2007年6月12日。
[13]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158、159頁。
[14]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
[15] 教育部檔案，1952年永久卷，卷43。
[16] 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6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頁。
[17] 1953年10月4日吳玉章在中國人民大學建校三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18]《中共中央關于培養高等、中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師資的指示》，1952年9月1日。
[19]劉輝：《中國人民大學與建國初高校“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課程的開設》，《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11期。
[2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版，第1O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