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如何對待群眾來信
周恩來如何對待群眾來信
王香平
周恩來對青年人的成長總是熱情扶持、關懷備至，他曾多次幫助革命烈士子女。上圖為一九三九年他給曹淵烈士之子曹云屏的復信，下圖為一九四九年他給李少石烈士之女李湄的復信。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加強和促進新生政權與廣大群眾的聯系并接受群眾的監督，我們黨逐步創立并形成了信訪制度。1951年6月7日，經周恩來簽署，政務院（即國務院前身）正式頒發了《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其中提出：“各級人民政府對于人民的來信或要求見面談話，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作為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周恩來一生函復人民群眾來信多達七八百件，盡管數量龐大，問題各異，但其共同的主題都是對人民利益和群眾疾苦的關懷與重視。可以說，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熱情接待，負責處理”這八個字的內涵。
■悉心關懷教有方，甘為青年孺子牛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周恩來對青年人的成長總是熱情扶持，關懷備至。
1938年初，安徽省壽縣的曹云屏給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述說自父親曹淵犧牲后，母子二人貧苦無依、度日艱難、求學無望的情況。曹淵1924年入黨，1926年9月在攻打武昌城的戰斗中英勇犧牲。革命烈士已長眠地下，如何培養遺孤成才，周恩來認為黨組織責無旁貸。他當即提筆復信：“此次接讀來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貧苦無法升學，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證曹淵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離開家庭則望來漢口，以便轉往陜北延安抗大或陜公受訓，并付來洋貳拾元，藉作來漢路費。”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曹云屏于1938年5月輾轉來到延安，入陜北公學學習。同來的還有其堂兄曹云青。
1939年，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同學們對抗戰前途有種種議論。云屏、云青想請周恩來談談有關抗戰的前途問題，遂致信問詢。當時，恰逢周恩來騎馬墜地受傷，右臂骨折。在傷勢嚴重、即將赴蘇治療前，周恩來忍痛函復：“得悉你們學習緊張，生產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墜馬傷臂，不便作書，你們提的問題恕我不能答復了。現在我要出外就醫，日內就動身。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學習，并祝你們進步。”為了幫助云屏兄弟認清革命形勢和抗戰前途，周恩來還特地給他們訂購了延安出版的《解放》雜志。在工作繁忙、右臂受傷的情況下還堅持復信，不僅讓云屏兄弟感動異常，也堅定了他們為革命事業而奮力拼搏的決心和意志。
周恩來對待革命青年無微不至，滿腔熱忱，可謂“俯首甘為孺子牛”。但他對青年人的工作學習則不遷就，不袒護，而是嚴格要求，悉心教導。
1949年7月23日，在華北大學學習的李湄（廖仲愷的外孫女、廖夢醒的女兒），在畢業前夕致信周恩來，要求參加南下工作團，到群眾中去，并希望得到周的支持。周恩來這樣復信：“你是否應該立即工作還是繼續學習，應由學校負責機關及你所屬的團組織來決定，我們不應從旁干涉的。你要問我個人的意見，我不反對你工作，但工作地區不宜離開你媽媽太遠。到群眾中去，北方也有群眾啊！”“我們不應從旁干涉”，“北方也有群眾啊”，如此委婉中肯的措辭表達，既是對青年人不正確的認識和觀念及時糾偏、為其撥正人生的正確航向，同時也彰顯了周恩來秉公無私、一視同仁的為政風范與領導品格。
■為民解難戒拖延，小處著手大處謀
早在1951年5月16日，針對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關于1951年1-3月處理人民群眾來信問題的報告，毛澤東鄭重作出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處理群眾來信尤其是涉及民生疾苦的問題，都容不得任何疏忽大意、粗枝大葉，表現出高度負責、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
首先是處理來信迅速及時。周恩來處理群眾來信，不少都是在接信當天就予以回復。如前面提到的給曹云屏的第一次復信，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38年3月19日接“來信”，“本日復信”；給李湄的復信，據《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記載，李湄來信和周恩來復信均在“1949年7月23日”。這體現了周恩來對待群眾來信當機立斷、能辦速辦、絕不拖沓的工作作風。
其次是設定解決問題的時間表。周恩來對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多數情況下是批給相關部門、地方或具體責任人給予處理，但他絕不是一批了事，而是要求匯報處理情況，并對時間作出明確規定，這就杜絕了有些人敷衍塞責、虛與委蛇的可能。比如，1952年1月18日，針對上海一名群眾反映供給制難以養家糊口，要求實行薪金制的來信，周恩來批示：“當令人事、財政兩部限五天內定出辦法送批。”1968年8月27日，針對章士釗來信反映原國民黨司法院副院長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親問題受批斗一事作出批示，要求當地駐軍“本月底”派人“了解覃瑞情況，并指出覃瑞的父親是統戰對象，今后不要搞她的問題”；從27日到本月底，調查解決問題限定在4天之內。再如，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將一封反映國防科研系統體制等問題的來信批給李先念、余秋里等，要求“在1973年1月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方針來”。限定解決問題的時間之明確，之短暫，不僅反映了一種工作效率，更體現了周恩來憂群眾之所憂、急群眾之所急的為官立場與情懷。
其三，講究效率，更講究效益。周恩來一貫把人民來信當成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和橋梁，處理得當，就會事半功倍。1971年3月16日，針對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夫人鄭潔貞請求赴英定居的來信，周恩來批道：“可以同意，并贈旅費及生活費。”如此簡潔明了的批復，既滿足了當事人的正當要求，解決了問題，又根據來信人的特殊身份，予以特殊對待（“贈旅費及生活費”），這對來信人而言無疑是意外的驚喜，自然也有助于增進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的感情。寥寥數言，卻情誼飽滿，足以讓人倍感無限溫暖和關懷，充分體現了周恩來細致周全的處事之道和高人一籌的領導謀略。
■一竿到底究落實，對官僚做派不姑息
廣大群眾給黨委和政府寫信，尤其是直接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信，除了感謝信、表揚信，更多的還是反映問題，有的甚至是伸冤訴苦，之所以會存在大量這樣的信件，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門或基層政府不負責、不作為，其根源就在官僚主義作風。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時，針對官僚主義進行了深入剖析，并從20個方面作了形象刻畫，包括“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宗派性的官僚主義”、“老爺式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懶漢式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等等。
周恩來深知“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癥”。同這種“病癥”作斗爭，也就成為他必須正視和面對的工作內容。
“文革”期間，黑龍江建設兵團的一位知青給國務院來信，批評兵團領導在接待外賓時鋪張浪費，同時講自己因負傷回北京家中養病，但治病亦有困難等。國務院將此信轉批到相關部門。該部門相關責任人卻辦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說，我們已經交代過兵團不要浪費，他們不聽，就把信退回國務院了。一來一去，這封信空轉了19天。周恩來知道后很生氣地說，“官僚主義害死人”。他親自指示該部同志去找這位青年談話，詳細了解情況后再報告他。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決。
官僚主義根深蒂固。即便是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負責人，很多情況下，周恩來也得多次催促、問詢甚至追逼，事情才能得以落實。1972年12月19日，周恩來就李葆華（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妻子田映黃來信要求將李從關押處放出住院治療事，打電話給中共安徽省委負責人，要求立即將李放出。3天后，周恩來再次電話催問。又過了2天，直到25日，李才最終獲釋。
人民群眾找政府，說明對政府抱著信任和期待，如果掉以輕心或粗枝大葉，不僅直接傷害了群眾的感情，也讓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鑒于此，1973年7月24日，周恩來對公安部一件有關上訪問題的調查報告作出批示：“我們各級機關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習氣甚深。對上訪確有困難者，應予以負責解決，一竿子到底。此外，必須追究基層落實情況，務使受害者或有問題不得解決者來信證明得到解決為止。”
“一竿子到底”這種做法，在讓問題真正得到解決的同時，也的確可以讓官僚做派無處藏身，無處躲閃。敢于同官僚做派作斗爭，才能做到對群眾利益真正負責，相反，如果縱容姑息官僚作風，就是對人民疾苦和權利的蔑視或踐踏。
周恩來一生兢兢業業，嘔心瀝血，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論在黨內外，還是海內外，他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他能夠“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根本上，歸因于他鮮明的人民立場和熾熱的群眾情懷。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啟人深思的話：
“黨內有些術語不合適，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記表上分‘黨員’、‘群眾’。這兩個詞不是同一組概念，黨員、非黨員才是同一組的概念。黨員也是群眾中的一員，包括領導人在內，不能自居于群眾之上。‘黨員’、‘群眾’的分類，使黨員居于群眾之外、群眾之上。我們犯官僚主義，一方面由于自己脫離群眾忙于事務，另一方面是別人把我們封鎖起來。我們也很苦。希望領導同志要自覺，不要把自己置于群眾之外，不要被封鎖。”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來源：《北京日報》2013年0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