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中共七大

李蓉

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周恩來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有過什么貢獻?除了他在大會上作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外,人們過去對周恩來在七大期間的其他活動了解甚少,研究不多。探討周恩來與七大的關系,研究周恩來圍繞七大所從事的大量工作,對于豐富周恩來生平思想研究,對于加強中共黨史特別是黨的代表大會史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參與七大的有關籌備工作

周恩來較早地參與了七大的籌備。從大會的早期籌備,到組織大后方的代表到會;從參加整風運動,端正思想路線,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協助代表資格的審查;從參與聯合政府的談判,到準備大會報告。周恩來在中央的領導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其他許多同志一起努力,保證了大會的順利召開。周恩來直接參加七大的籌備工作,始于1937年12月。當時中央成立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共25人組成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周恩來是成員之一。此后,他和其他同志在武漢曾就七大的籌備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議,如通知召開七大時應加地方黨應討論的政治問題目錄等內容等。1939年1月,周恩來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常駐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慶,具體領導南方各省的黨組織。為了組織和保證大后方的七大代表順利到延安,同時又不因代表出席大會而影響大后方黨組織的正常工作,周恩來征詢黨中央意見,反復斟酌推敲。1941年1月29日,周恩來致電中央書記處,請示大會會期、參會人員、工作安排等問題。當時確定參加七大的南方代表除新四軍東南局外,還有葉劍英、鄧穎超、吳克堅、潘梓年、孔原、錢瑛、邊章五、李濤、李克農、夏子胥、廖似光、錢之光、廖承志、劉少文、潘漢年、劉曉、周恩來等17人。周恩來提出,請中央決定七大召開的確切會期,以便將代表一次帶回延安。同時,根據南方局代表的不同情況,周恩來對代表是否出席大會,何時回延安都有通盤考慮。他認為,葉劍英已經4年在外,能回延安參加大會為好;提議潘梓年、錢瑛、劉少文、錢之光仍留重慶,鄧穎超、吳克堅、孔原、邊章五、夏子胥、廖似光、潘漢年可先回延安。李濤如不去云南,即回延安。待陸詒由滇飛回,即作定奪。周恩來還提出:劉曉、李克農是否赴會,請中央書記處決定,并說明李克農個人亟欲赴會。最后,周恩來還請示:七大開會是否絕對秘密,他自己離開重慶,以何種事由為好,并須注意掩護其他代表及工作人員回延安。周恩來對待工作的認真務實態度,歷來的嚴謹細致作風,由此可見一斑。最終,中共南方局所屬黨組織派出58名正式代表、26名候補代表組成了大后方代表團,參加了七大。僅是安排和組織這些代表從大后方各地到延安,當時就是一項難度很大的事情。作為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高度重視和親自領導,使這項工作取得了比較圓滿的結果。毛澤東非常希望周恩來能回延安出席七大。1941年9月8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發出一封措詞懇切的電報:“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專等你回開會,我們意見,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內有可能回延否?”[1]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的初步結論,毛澤東也要等著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回延安討論決定后再交七大通過。1942年2月21日,毛澤東同王稼祥復電周恩來:“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中央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以后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已寫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懷回來方能討論決定,交七大通過,在內部發表。”[2]因為國民黨頑固派故意設置障礙,不同意放行,周恩來沒有能及時回到延安,七大也沒有能按計劃及時召開。直到1943年6月2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說,蔣介石對他返延安問題正在考慮中,目前暫無表示,故發護照須推遲[3]。6月7日,周恩來和林彪會見蔣介石,才得到蔣介石同意可以離開重慶。最終,周恩來、林彪一行100余人于6月28日分乘四輛大卡車離開重慶,7月16日抵達延安。隨行的有不少是大后方回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如方方、鄧穎超、孔原、高文華、伍云甫等人。毛澤東希望周恩來參加七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為周恩來在黨內資歷比較深。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候補政治局委員;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常委。六大選出的24名中央委員,當時有的犧牲、有的叛變、有的不在國內,只剩了關向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張金保;8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剩了周恩來。毛澤東是1930年9月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何況,周恩來還在六大上被選為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其次,周恩來在黨內外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等重要歷史關頭,周恩來都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和出色的才干。1939年1月擔任南方局書記,負責領導除西北以外的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各項工作。此外,還擔任中央敵后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在籌備七大過程中,還擔任過向共產國際和蘇聯通報情況的重任。1939年9月,他趁到蘇聯治傷的機會,完成了一份5.5萬余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并用兩天時間向共產國際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特點,系統敘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工作,以及七大的準備工作。[4]這次報告對共產國際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回延安后,參加了正在如火如荼開展的整風運動。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3次會議,討論王明在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許多同志在會上批評了王明的錯誤,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在會上回顧了從1927年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43年黨的歷史,分析了王明犯錯誤的原因,并嚴格地檢查了自己的錯誤。這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但還有蘇聯聯絡員孫平等駐在延安。孫平對中共素有成見,認為中共的整風運動是領導層內部不同意見的人的權力之爭,并認為“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5]。孫平把這些意見轉達給王明。于是,王明要孫平代發電報,要求季米特洛夫告訴中共領導,說王明是遵循共產國際路線的,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去做的。在這種情況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國際宣傳部部長的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以指責性的口氣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信,指出:“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因此他們將黨引向了分裂,從而開展反對他們的運動,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像周恩來、王明這樣的人,最好不要使他們離開黨,而要保留他們并盡量為黨的事業利用他們。[6]毛澤東馬上進行解釋和說明,并和劉少奇、周恩來等邀見孫平,向他說明中共整風運動情況,以消除季米特洛夫和孫平的誤會。延安整風出現了“搶救運動”的錯誤,但并沒有提出要開除王明等人的黨籍。相反,在清算王明錯誤的過程中,中共一直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他進行耐心的思想工作。王明當時因病未參加會議,毛澤東多次去看望,并派其他人去聽取意見。周恩來與王明促膝談心,有時長達5個小時。六屆七中全會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均先后和王明談話,對決議的內容作了解釋。經過細致工作,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轉變,當時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周恩來回延安時,還趕上審查干部。當時的審查干部很嚴格,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講了自己的歷史和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周恩來從重慶回來后,也在中央大禮堂發表講話,把歷史問題交代得很清楚,認識非常深刻,態度誠懇。大家聽完他的講話,沒有人提出什么問題。當一些七大代表受到“搶救運動”的影響,代表資格被質疑時,調查人員找到周恩來了解情況,周恩來總是實事求是、不厭其煩地說明情況、提供證明,使一些同志通過了代表資格審查[7]。為了幫助中央黨校學員,其中不少是七大代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思想,周恩來還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于1944年3月到中央黨校作報告,對六大的歷史功過給予了科學的評價。為具體籌備七大的召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七中全會。1944年5月21日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全會期間設主席團,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組成,書記處與政治局在此期間停止工作。七大議程,擬作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及黨章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及公開演講(周恩來)、黨的歷史問題報告(任弼時)[8]。9月1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研究討論組織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為此,周恩來去重慶同國民黨和其他方面人士磋商、談判。11月2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與有關朋友商解放區聯合會事,并考慮有無辦法來延,你回延后準備即開七大,并接著不很久即開解聯。”[9]2月7日晚,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聽取當天飛回延安的周恩來、董必武關于國共談判情況的報告。由于蔣介石拒絕接受成立聯合政府,會上決定由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發起,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黨內委員會準備由周恩來、林伯渠等14人組成。1945年2月18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聽取周恩來關于同國民黨談判情況的報告。3月初,國民黨政府明確拒絕組織聯合政府,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于是,七大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終于在1945年4月在延安隆重舉行。聯合政府當時雖然沒有能夠建立,但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廣大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響應,產生了很好的政治影響。聯合政府的主張,成為了七大政治報告的主題。周恩來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二、致力于大會的圓滿成功

周恩來作為七大主席團常委之一,參與領導大會及中央日常事務。他在開幕式上作重要演講;在大會發言中系統總結統一戰線歷史及其深刻的歷史經驗,并發揚民主,勇于開展自我批評;耐心解釋說明大會選舉條例,努力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歷時50天的七大,周恩來全力以赴,他和其他領導人、代表們一起,保證了大會的圓滿成功。七大開幕式上,全體正式代表表決通過大會主席團人選,并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5人組成七大主席團常委會,實際上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雛形。周恩來在七大期間的21次大會中,擔任兩次會議主席。一次是5月1日第六次會議,當天大會發言人為陳毅、高崗;一次是5月30日第十八次會議,議程是朱德作關于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和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報告討論的結論。大會開幕式上,周恩來在毛澤東、劉少奇之后作大會致詞。他的致詞回顧了六大以來黨的事業發展并取得的巨大成就,雖然簡短僅約1400字,卻真摯感人、很有說服力和震撼力。他指出:“從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七個年頭。在這兩個大會之間的十七年,我們黨經歷了國際、國內、黨內多次的重大事變,走過了千辛萬苦、艱難曲折的道路,終于鍛煉成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一個很強大的很有能力的共產黨了。”這樣的黨是依靠什么力量鍛煉成的呢?周恩來認為,我們依靠了全黨同志的共同努力,依靠了數十萬黨內、黨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犧牲,依靠了上萬萬人民大眾跟我們的共同奮斗,依靠了與國內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同情;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依靠了黨的領袖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周恩來指出,毛澤東的功績有:指示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教育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克服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成功和勝利。周恩來充滿信心地指出,我們是快要勝利的黨,黨的七大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將要保證勝利地領導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10]他的發言,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會場上10多次響起掌聲。4月30日,七大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開始討論政治、軍事兩個報告。周恩來作長篇發言,也就是修訂后正式發表的《論統一戰線》。他特意說明,事先準備發言的草稿題為《抗戰中兩條路線的斗爭》,原來是指定作對外發表用的。其內容包括民主路線與獨裁路線等問題。民主路線,是中國的全面抗戰路線;獨裁路線,是國民黨當局在抗戰中實行的一條反民主自由、反人民戰爭的獨裁路線。這篇發言稿曾印發給大會代表,請代表們閱后提出書面意見或口頭意見,以便修改。周恩來在七大上的發言,不是根據那個草稿,而是講另外兩個問題,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特別著重說明國共關系;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問題。這也就是說,一個是黨外斗爭問題,一個是黨內斗爭問題。周恩來在大會發言中,系統地回顧和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總結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他把九一八事變以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國共兩黨之間斗爭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還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第二個階段,從西安事變到“七七”抗戰,爭論的中心是真正準備抗戰還是空談準備抗戰;第三個階段,從“七七”抗戰到武漢撤退,斗爭的中心是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第四個階段,從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到1944年國民參政會時國共兩黨公開談判為止,爭論的中心是堅持抗戰、團結、進步還是要妥協、分裂、倒退;第五個階段,從“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到現在,“這個談判有一個中心,就是我們提出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國民黨要繼續一黨專制的政府”。周恩來從敵人、隊伍、司令官三個方面來研究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他指出:總起來說,第一是要弄清敵情,調查研究,要知己知彼。第二,隊伍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依靠農民就能進退自如。第三,司令官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問題。[11]周恩來的報告,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革命同盟軍的原理,全面發揮了毛澤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重要經典著作之一。周恩來這個發言與其他同志在大會的發言是不同的,他不是自由發言,而是七大以前黨中央指定要講的。因為“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其他兩大法寶是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有必要在七大會議上專門論述黨的統一戰線問題。七大安排周恩來作統一戰線的發言,主要原因之一是周恩來具有極為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有深刻的思考和總結。1936年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許多談判都是由他進行的。同時,周恩來還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有深入的研究和總結。1939年他給共產國際提供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介紹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特點,其中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點等問題已有精辟見解。周恩來的發言不僅受到代表們一致的擁護和贊同,而且得到很高的評價。很多七大代表從中了解了過去不知道的內部談判材料,聽起來很有興趣,對黨的統一戰線主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蔣介石始終想消滅共產黨的反動思想和主張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各代表團分組學習討論中央領導的報告時,一致認為,七大是建黨以來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對大會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科學地總結了建黨24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黨領導未來革命斗爭的正確綱領和路線,克服了黨內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有了明確認識,從而使全黨緊密地團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為爭取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周恩來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十分重要。既然重要,為什么會由大會報告改為大會發言呢?有人對此不大理解。確實,七大的議程前后有變化。1944年5月,毛澤東曾解釋說:最初由周恩來作統一戰線的報告;1940年又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決定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后又改為劉少奇作組織報告。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各方面的準備,統戰工作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成員有鄧穎超、陳毅、王若飛、薄一波、賈拓夫、林伯渠、林彪。同時,周恩來還參加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的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和任弼時負責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工作。[12]這樣,5位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成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分別擔任政治報告、軍事報告、組織問題、統一戰線、歷史決議5個委員會的召集人。同時,委員會成員間有重疊和交叉,如周恩來參加了3個委員會,有的人則參加了2個委員會。按中共中央對七大各種文件的要求,在質量上有“三個必須”:各種公開的決議及發表的演講內容必須是能給黨員、民眾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須是說理的,人家駁不倒的;必須是已經成熟的中心問題。時間的要求也很高:各種報告及指定發言要在指定時間寫出提綱、寫成文稿。[13]后因七大推遲,準備報告的時間更充裕了些。當時決定七大議程是5個報告3個講演,即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統一戰線報告(周恩來)、歷史報告(任弼時),關于邊區(高崗)、華北(彭德懷)、華中(陳毅)3個地區工作的講演。但到1945年3月16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周恩來統一戰線的報告改為發言。后來,任弼時的報告也被取消。確定為重要發言的有:周恩來報告統戰問題,彭德懷報告華北情況,陳毅報告華中情況,高崗報告陜甘寧情況。[14]對于周恩來的報告改為發言的原因一直有頗多爭議和猜測,筆者認為: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所作的概略說明,是我們理解這一問題的一把鑰匙。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毛澤東又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是這樣同黨對于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地聯系著的。”[15]從上可見,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應該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政治路線基本內容的三個方面。由于不同時期的情況不同,黨的政治路線不會也不應在這三個方面平分秋色,而應有所側重。從七大政治報告的標題即可看出,這個闡述政治路線的報告的側重點,是放在統一戰線方面的。而對武裝斗爭,則有軍事報告;對黨的建設,則有修改黨章的報告。因此,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黨章報告合起來,就是對黨的政治路線的完整闡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將統一戰線問題作為專門的大會報告,顯然不太合適。而將統一戰線工作作為“重要發言”,作為對政治報告中關于統一戰線的問題的補充和擴展,顯然更為恰當。在黨的代表大會中,政治報告是主報告,是最重要的。它是大會的基調,其他報告或發言都服從于、服務于它,圍繞它而展開。七大上對于各個報告和“重要發言”的安排,就是按這個布局設計的。之前,七大政治報告的主題并沒有具體的確定。194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并得到大后方熱烈響應后,才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需要,把聯合政府問題作為七大政治報告的主題確定下來。政治報告的主題一經確定,所有大會的議程都要圍繞這個主題作相應調整。周恩來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改為大會發言,應該說是這次調整的結果。而周恩來對黨的事業一向忠心耿耿,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正如鄧穎超說:“他解決黨的問題,黨員和干部個人的問題”,“總是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決然而不徇情的”[16]。對于這個七大議程的調整,周恩來也是服從大局,服從調整,沒有怨言。七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黨內民主氣氛濃厚。許多同志包括周恩來在發言中主動作自我批評,充分發揚民主。周恩來在大會發言中指出:在抗戰初期的出兵問題上,當時黨內有一部分同志,包括我也在內,犯了錯誤。就是以為民族高潮來了,應該做民族英雄,趕快出去吧!因此,在華北發生了爭論。軍分會小冊子就是這樣出來的,這是沒有了解毛主席、中央的方針。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開出去。我們主要是到華北擔任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去創造華北戰場,作持久的準備。這樣才能取得勝利,才能興奮全國人民。華北有許多同志還是照著毛主席的方針去做的,所以得到廣大的發展。周恩來謙虛謹慎,嚴于律己,自覺用科學的理論指導行動。他在七大提出:“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17]這反映了他對毛澤東的敬重、對毛澤東思想的信服。周恩來在七大上曾作自我批評,坦率地檢查自己不懂中國國情,一度執行過“左”傾路線,犯了很多錯誤。因為他的自我批評講得深刻,很讓人感動。講到統一戰線的經驗時,他也強調,應看到錯誤的嚴重性;當然這些錯誤有的已經改正了。假使今后對敵人方面,隊伍方面,司令官方面,這三方面,不能清楚認識,不管在哪一點上還存在不自覺或盲目性,哪一點上就會犯錯誤。不僅個人如此,對全黨同志也是如此。代表們對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報告和發言都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取得統一的認識,認識到七大是團結的模范,自我批評的模范,黨內民主的模范。選舉中央委員會,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1945年5月24日是七大第十七次會議,會議的議程:一是毛澤東作關于選舉方針的報告。二是周恩來作關于選舉條例草案的解釋。三是大會通過中央委員會選舉條例。毛澤東主要講有關選舉的重要原則性問題,周恩來則針對代表們在討論中提出的若干具體問題,進行解釋說明。這樣,代表們對選舉的目的、方法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后大會通過了正式的選舉條例,使七大選舉有所遵循,保證了七大選舉的規范、合理、公平和公正性。周恩來和毛澤東為選舉所做的努力,保證了選舉的順利進行。七大的民主選舉獲得極大的成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由此產生,周恩來也當選為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成員。6月11日,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毛澤東等人的得票率是100%,周恩來是95.67%,相差并不大,而最低的得票率是50.64%。6月19日,周恩來又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13名政治局委員之一,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5人當選為中央的五大書記之一,47歲的周恩來和劉少奇,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核心成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的毛澤東當時52歲。還在七大期間,周恩來就于1945年5月8日給昆明的同志復電,說明:七大已開,毛主席報告在廣播恐難收齊,已由美機帶全稿至渝,望向渝辦索取在昆翻印;要求大后方黨組織將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即《論聯合政府》想辦法翻印以供學習;同時根據七大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兩個步驟,指示大后方黨組織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在昆明集合民主同盟及文化界、教育界、經濟界、婦女界、青年界、民主分子先成立地方性的民主統一委員會,并取得地方當局贊助,如未成熟則宜稍緩。這都是宣傳、落實七大精神,進一步做好大后方黨的工作的正確謀劃和指導。大會結束后,周恩來積極傳達貫徹七大精神,遵循“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七大路線,在世界法西斯失敗、日本投降后,積極落實大會提出的任務,繼續進行聯合政府的談判,全力保證大會路線的實現。總之,周恩來與中共七大關系密切,所作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這和他在七大前后始終處于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位置,在黨的工作大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分不開的。他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有著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周恩來在七大及其前后對黨的事業、黨的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將永載史冊。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26頁。
[2]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65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68頁。
[4] 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459~460頁;《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6~108頁。
[5] [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17~18頁。
[6] 參見《蘇聯新發表的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文件》(之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0~861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2頁。
[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61頁。
[10] 中國人民解放軍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1081、1082頁。
[11] 參見《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0~207頁。
[12] 《任弼時年譜》(修訂本),第462頁。
[13] 《任弼時年譜》(修訂本),第462頁。
[14] 《任弼時年譜》(修訂本),第476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608、605頁。
[16] 鄧穎超:《關于周恩來同志》,1940年2月22日。
[17] 《八路軍·文獻》,第1082頁。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員　北京　100080)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