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敏：陳云與黨的宣傳思想工作
潘 敏
陳云長期主管經濟、黨建工作，也一貫重視宣傳思想工作，他說：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他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就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正確方向和基本任務等方面作過論述。認真學習和研究陳云宣傳思想，掌握其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對于做好當前的宣傳思想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和輿論支持，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始終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
宣傳思想工作歷來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線。毛澤東曾說過：“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1]]陳云很早就注意到了宣傳工作的重要性，1929年，他就提出：“我們要著重爭取土匪中的農民群眾，向他們宣傳黨的土地革命政策，影響他們，使他們轉到革命方面來”。[[2]]新中國成立后，陳云主抓全國的財經工作，如何加強財經工作的宣傳成為他思考的重要問題。1951年2月，陳云主持中財委第49次委務會議，會議討論并通過《關于加強財經工作宣傳的初步意見》。他在發言中指出：“各部門首長要善于……進行財經工作的宣傳，并且作為一項領導工作來做。”[[3]]的確如此，在革命和建設中，要想取得勝利，都離不開宣傳思想工作，這成為我們黨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一大優勢、一大傳統。
改革開放后，宣傳思想工作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局面。就在中國經濟“已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4]]時，波蘭發生了工人罷工事件。1980年7月，波蘭政府由于提高肉價及其他原因，引發了持續達兩個月之久遍及全國的工人大罷工，也導致了當時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蓋萊克的下臺，引起世界廣泛關注。陳云在關注波蘭事態發展的同時，結合中國現狀，指出：“我們有沒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要充分提高警惕。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在此前后，陳云還指出：“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5]]這就是說，黨要想長期執政，除了做好經濟工作，意識形態領域的宣傳工作也不容忽視的。
宣傳工作好壞關系到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是否穩定。同年12月，陳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并就經濟形勢與調整問題講話，他說：既要看到現在的經濟形勢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形勢”，又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形勢不利的一面，他進一步說：“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對于陳云的講話，鄧小平十分贊同，他說：“陳云同志說，經濟工作搞得好不好，宣傳工作搞得好不好，對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能否穩定發展，關系很大。他所以同時提出宣傳工作的問題，一方面是要我們對宣傳工作的成績和缺點作出清醒的估計，另一方面是要我們今后的宣傳工作能夠適應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的要求，能夠有助于而不是有礙于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6]]
在宣傳領域，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根據陳云的建議，1981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要求對報刊、新聞、廣播、電視等工作必須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嚴格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宣傳，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80年代初期，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外來的淫穢書畫在青少年中流傳。針對這一問題，陳云提出對黃色書刊要嚴查嚴辦的意見。他指出：“黃色書刊、圖片等要和非法刊物一樣處理，要嚴查嚴辦。但先要有一個教育過程（因涉及人太多），經過教育，交出黃色書，也可不予追究。對為首的和教唆犯要嚴懲。”[[7]]遵照陳云的指示，教育部等有關單位負責人一起分析研究了這一問題，提出處理意見并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1982年2月2日，陳云通過秘書轉告中共中央宣傳部：現在期刊和廣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們國家應該是宣傳英雄主義的。要特別嚴格地掌握這個問題。這一意見后來被登載在中宣部的內部刊物上。到1983年9月，社會上淫穢書畫依然流行。陳云又在一份簡報上批示：“對社會上特別是學校中流行的淫穢性手抄本，必須干凈、徹底、全部收繳。今后凡是制造者要處重罰，傳抄的也要處罰。”[[8]]這一問題處理不好，就會使青少年受到腐蝕，嚴重影響著黨和國家的未來。
輿論導向正確，是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人民之禍。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牢牢掌握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為了把宣傳陣地牢牢控制在黨的手里，確保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1985年2月，陳云指出：“黨的宣傳工作，我看現在也有點亂。主要是報紙、電臺、電視臺宣傳有點亂。……報紙、電臺、電視臺的事，中央宣傳部要主動地管一下，要一個一個地管才好，不管不行。”[[9]]同年3月，他再一次指出：“現在，有些小報上面講的，無非是男女關系等亂七八糟的東西，它會腐蝕干部，腐蝕青年。這不只是黨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青年的志向問題。把青年的思想和興趣引向這些烏七八糟的方面，也會亡黨亡國的。解決這個問題，要樹立中央宣傳部的權威。中宣部要管電臺、電視臺、報紙和文藝。”[[10]]
二、注意報紙在宣傳中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由于互聯網還沒有像今天這么普及，報紙在宣傳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書籍、期刊相比，報紙具有出版周期短、發行速度快，發行量大、影響面廣等優勢。毛澤東曾說過：“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夠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11]]陳云也十分重視報紙在宣傳中的優勢，1948年6月，他出席中共中央東北局例會，在會議討論《東北日報》社工作時指出：報紙是個很重要的武器，影響廣泛，作用迅速。用得好，可以打死敵人；但用得不好，走了火，也可以打倒自己。報紙辦得好壞，主要責任在于領導。領導不會利用報紙，是手工業式的領導。各部門應經常把報社的人找去談談，使報社熟悉政治“行情”。被報紙批評了的，固然需要改進，沒有被批評的，也不見得沒有錯誤。報紙沒有反映哪一方面工作，說明哪方面工作可能有毛病。[[12]]新中國成立后，他還指出：報紙具有“大量、迅速、正確”的宣傳效果，比開會、出刊的作用大。這是陳云對報紙作用和特點的深刻闡述，為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利用報紙提供了理論指導。
報紙的基本功能是報道新聞事實，新聞報道是報紙的主要體裁。陳云提出，在報道中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要符合實際，又要注意宣傳的效果。1989年，陳云為《解放日報》創刊40周年題詞：“實事求是，做黨和人民的喉舌。”可以說，新聞報道只有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正確地報道事實，正確地解讀事實，才能發揮出其黨和人民耳目喉舌的巨大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陳云多次指出報紙上不符合實際的報道。1980年11月，陳云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會議時，提醒說：“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比如，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報上登得很厲害。你能夠都解決嗎？宣傳要有人把關。可以做，但不登報。好事要做，但要量力。有時做好事，不必講話”。[[13]]隨著農村改革步伐的加快，農村出現了雇工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如何報道？1982年12月，陳云在發言中就農村雇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七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后再說比較穩當”。[[14]]對于報紙上宣傳的“萬元戶”，陳云也是及時進行糾正，說：“農民中從事農副業致富的，有‘萬元戶’，但只是極少數。前一時期，報紙上宣傳‘萬元戶’，說得太多，實際上沒有那么多。宣傳脫離了實際。”[[15]]
不僅對不合實際的報道進行糾正，陳云還提倡，報紙要多宣傳一些把國家利益和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的事跡，1985年4月，他在新華社題為《國家在他們胸中》的內部材料上批示：“此件核實后應公開發表。我們的宣傳機器應當大力宣傳這樣的人，大力扶持正氣”。[[16]]對于環境污染問題，他也提出：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對于報紙上消極的東西，陳云也進行了提醒。《人民日報》第八版是副刊，刊發文藝、雜感之類的文章。陳云仔細看了一個月的該報副刊，認為消極的東西不少。他在一次會上說：“最近我看了較長一段時間，大概三十天的副刊，有二十天都有一些消極的東西。”[[17]]
1982年5月8日，《人民日報》登載了一篇題為《驅除鹽堿，還我良田》的文章，陳云看了兩遍，還是沒有看懂到底用哪幾個辦法解決了土地鹽堿化的問題。為此，他于11日向《人民日報》社提出報紙要為廣大讀者著想的意見。他說：“要是文章前面寫個內容提要，把主要的辦法用簡單幾句話列出來，就可以一目了然，節省很多時間。《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通訊、評論，每篇都從頭看到尾，那要花很多時間。我現在看報的時間算是比較多的，尚且做不到，那些工作忙的同志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前年就主張報上的長文章以及重要的評論、通訊等，前面都應當有提要，中間還可以加小標題或標明段落（如一、二、三）。這樣，既可以大大節省讀者的時間，又在實際上提高了報紙的作用。總之，報紙要為廣大讀者著想。報社的領導和編輯要經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讀者’，‘假如我是一個很忙的讀者’。《人民日報》為人民嘛。”[[18]]1982年11月，他再一次指出：報紙上文章越長，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應當學寫點“豆腐塊”文章。
陳云始終強調報紙要多發短小的文章，報紙要為讀者著想。這一觀點對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民日報》在長文章的前面搞一個“內容提要”，將文章的主要觀點用醒目字體標出，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
雖然今天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陳云重視報紙在宣傳工作中的作用的思想和實踐為新形勢下黨的宣傳工作利用現代新媒體，占領先進文化傳播的新高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三、強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陳云曾說過：“我講的宣傳工作，不是只講報紙宣傳工作，實際上包括黨的整個思想政治工作。”[[19]]1999年，江澤民也指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全黨的一件大事，也是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20]]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與宣傳工作的密切關系。因此，陳云在注重宣傳工作的同時，也始終強調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陳云明確提出，要維護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他說：“我們黨是執政黨，目前又處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有效地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事關重大。”1985年9月，陳云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尖銳指出：“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們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不顧國家和群眾的利益，甚至違法亂紀。如報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機詐騙，貪污受賄，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國人交往中，不顧國格人格的現象等等。這些問題的發生，同我們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應引為教訓”，[[21]]對這些人要進行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這還要求“各級黨組織都應把思想政治工作認真抓好，都要積極維護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陳云也指出：“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嚴格執行黨紀、政紀，黨風、社會風氣無法根本好轉。”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陳云的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他的這些深刻認識再一次告訴我們：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一個重要法寶，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性要維護，那么這個部門應該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此，陳云做出了明確回答：“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這種宣傳教育不能有絲毫減弱，還要大大加強”。[[22]]他進一步指出：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黨員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更加要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陳云多次強調，共產黨員要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對于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陳云清醒指出：要保持高度警惕，有針對性地進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教育。陳云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一生，也是宣傳共產主義的一生。他為共產主義的大力宣傳，使得許多黨員干部樹立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陳云還強調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198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陳云1949年6月19日致陸愷悌的信。中央文獻研究室為此加的按語指出：這是寫給一位干部子弟的信，它對于向廣大黨員、干部、青年特別是干部子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他還支持建設平津戰役紀念館，說：“平津戰役紀念館一定要建，地點可以放在天津。”這樣就可以更好地宣傳革命傳統精神。
四、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陳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宣傳工作中重視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他針對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歷史進程中精神文明建設面對的新情況、出現的新問題，從戰略的高度對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深刻闡述和系統思考。
20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黨內出現了嚴重的思想問題。為了總結經驗，糾正不正之風，1985年6月，陳云在全國端正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的閉幕會上作書面發言，在發言中，他特別強調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時候，如果不同時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就可能偏離正確的方向。任何單位，任何領導干部，如果忘記或放松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也不可能搞好。嚴重的，甚至會脫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是很危險的”。[[23]]因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顯得格外重要。
同時，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在宣傳工作中，尤其要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知識分子是一個具有知識的特殊階層，不僅從事物質文明建設，而且肩負著創造和傳播精神文明的職責。能否正確地看待知識分子、恰當地使用知識分子，直接決定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陳云歷來重視知識分子，是黨內正確認識知識分子地位和作用的代表之一。
早在延安時期，陳云就指出：“要認識吸收知識分子干部的重要性，革命無知識分子不行，工農也須知識化”。[[24]]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在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的過程中，特別強調要尊重知識分子，主張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并認為：“這些人是我們的‘國寶’，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們”。[[25]]把知識分子當作“國寶”，既反映了陳云的遠見卓識，又表現了陳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
粉碎“四人幫”以后，在鄧小平、陳云等人的推動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得到正確實施，“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風尚在社會上逐步形成，這就極大地調動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是，黨內還存在著歧視知識分子的錯誤態度，使得知識分子的政治待遇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針對這一問題，1981年5月，陳云批評了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態度，他說：“十年內亂時期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臭老九’，這種觀點雖然已經受到批判，但是，黨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提拔干部的政策遠遠沒有實現。我們應該看到，沒有老干部不能實現四化，沒有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來，也決不能建成現代化的新中國。現在的情況是，知識分子要求入黨，時常被拒之于門外。有些長期要求入黨的知識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實現，直到他們做出貢獻而死后，才被追認為黨員。這種情況必須堅決加以改變。黨應該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26]]
在陳云的推動下，全黨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進行了教育和檢查。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檢查一次知識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對知識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根據陳云的建議，198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給中央書記處寫了《關于加強在中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工作的報告》，經中央書記處同意，于10月12日轉發全黨貫徹執行。《報告》指出，從四化建設的需要出發，從建設高度物質文明和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個戰略任務來考慮，加強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樣就使知識分子獲得了政治解放。這種解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創造者和傳播者的解放，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來之不易、彌足珍貴，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認真總結、長期堅持，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借鑒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方面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推向一個新的臺階。
（作者單位：上海市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