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南昌起義85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2年7月31日）

冷 溶

同志們、朋友們：

今年是南昌起義85周年。為紀念這個黨史軍史上的重大事件，緬懷領導和參加南昌起義的老一輩革命家，學習和弘揚他們的崇高革命精神，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和朱德思想生平研究會在“八一”前夕舉辦了這次題為“緬懷先輩殊勛，發揚優良傳統”的學術座談會會。首先，我代表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對各位專家學者和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我們紀念南昌起義，是因為它打響了我們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誕生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1933年起，八月一日就被確定為建軍節，以后每年的這一天都要隆重紀念。除了這個建軍的偉大意義之外，我感到，還有兩個重要意義對今天特別具有現實性。一個是南昌起義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及其對今天的啟示；一個是南昌起義所突出表現出來的而今天又特別需要發揚的革命精神。這里，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談點認識。

首先，談第一個問題。

一、關于南昌起義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啟示

五年前，在南昌起義八十周年的時候，胡錦濤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把南昌起義和井岡山斗爭一起稱作是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開篇，從這個高度上闡明南昌起義的意義，這還是第一次。這引起了黨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的關注和興趣。幾年來，不少同志都從這個角度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理論上，也有一個搞清楚“什么是”和“怎樣搞”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南昌起義都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首先是搞清楚“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在建黨初期，由于沒有清醒認識到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要由無產階級領導這個道理，實際上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而這種放棄，又直接表現為對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不自覺，沒有決心和勇氣。這反映了當時我們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及復雜性認識還不清楚，對“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沒有搞清楚。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就是這種幼稚的認識狀況的反映，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理論根源。南昌起義盡管是被迫發動的，但是它卻在實際行動上停止了這種錯誤。黨要不要掌握革命的領導權，要不要獨立領導開展武裝斗爭、掌握自己的軍隊，對這個問題，南昌起義及以后的一系列起義，作了最為明確的回答。對此，毛澤東分析得很清楚，他說：“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參加南昌起義的陳毅也講得很明確，他指出：“中國革命由中國工人階級獨立領導，并以革命的武裝斗爭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他還說，南昌起義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里程碑。我理解，這個里程碑，不但是第一次國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歷史時期的分界線，也是認識的分界線。南昌起義斷然告別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革命領導權和武裝斗爭這樣的根本問題上，深化了對“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認識。這正是它的重大貢獻。當然，這一認識過程并沒有完結。“什么是”的問題，還要在“怎么搞”問題的回答中繼續得到深化，并最終取決于“怎樣搞”問題的解決。

南昌起義在探索“怎樣搞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上所起的作用，引人深思，給人啟發。首先，只有搞了武裝斗爭后，才會有“怎樣搞”的問題。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所有的問題都陸續地提了出來。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敗的一方面。從成功的方面講，主要表現在起義后期朱德、陳毅的實踐活動上，包括“贛南三整”，湘南起義等。他們在游擊戰、根據地建設、軍隊的思想建設等方面的初步探索，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充分。但是，對“怎樣搞”這個問題更加深刻的認識，更多的還是從起義失敗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參加和領導過南昌起義的同志，在后來的總結中都清楚地談到了這一點。

周恩來說：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就地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靠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接濟。

朱德說：當時只是看到武裝斗爭的必要，而沒有認識到武裝斗爭必須和農民的革命斗爭相結合，沒有把軍隊開到農村去搞政權。后來，我們被迫上山，被迫進行游擊戰爭，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游擊戰爭的方向，不是采取過去占領大城市的辦法，而是實事求是，發動群眾起義，創造農村革命根據地。

賀龍說：南昌起義僅是我們黨認識武裝斗爭的開始。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如中國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等，我們當時還不了解或了解的十分膚淺。革命軍隊必須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實行土地革命，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并最后奪取城市。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這條正確路線，直到井岡山會師以及以后的革命戰爭中，才為毛澤東同志完整的解決了。

陳毅說：南昌起義回答了人民要進行武裝斗爭的問題，但卻沒有解決怎樣進行武裝斗爭的問題。知道搞武裝斗爭不容易，知道怎樣搞法更不容易。有種種搞法。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毛主席的偉大創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據地，有革命政策，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政治路線，有軍事路線。八一起義提出了問題，是毛主席在井岡山解決了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這些正確的、深刻的認識，并不是我們黨在南昌起義失敗后就馬上得到的。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革命失敗后，我們糾正了右傾錯誤，但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依然是打大城市，依然是搞正規戰，依然不重視農村，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直到延安時期，通過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中，又從理論上、從哲學思想方法上挖根源，毛澤東寫了一系列著作，這才把“什么是”和“怎樣搞”這兩個問題都搞清楚了，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南昌起義的失敗，絲毫不能降低它對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貢獻和意義。盡管我們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規律的認識經歷了這樣一個很長的過程，但南昌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畢竟是正確探索的起點，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把它們并稱為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不但完全正確，而且寓意深刻。

回顧這一過程，聯想我們搞社會主義的歷史，真是感慨良多。在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何嘗不是如此，何嘗不是也經歷了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不但同樣艱巨復雜，而且探索的道路更長。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使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有了正確認識。在“怎樣搞社會主義”問題上，我們也已經有了一套成功的做法，但是探索還遠沒有結束。從現在看，就像陳毅當年所說的那樣，解決“怎樣搞”的問題更加艱難。只有把“怎么搞”的問題解決好了，解決了橋和船的問題，才能真正回答好“什么是”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南昌起義不僅是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一把鑰匙，也對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重要啟迪意義。“什么是”和“怎么搞”,永遠都是我們黨需要面對和回答的根本問題。

二、關于南昌起義的精神

偉大的革命實踐必然孕育出偉大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形成和總結了許多重要精神，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那么，偉大的南昌起義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精神財富呢？如果回顧一下革命先輩們在起義中的事跡，南昌起義所展現的革命精神就會看得很清楚。

周恩來在南昌起義中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作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代表黨領導整個起義。他在評價南昌起義時曾說了這樣一句話：“八一起義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這在大方向上是對的。”他所說的這個“大方向”，就是走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革命新路。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還在中央占主導地位的時候，我們黨能夠明確這個“大方向”，并且把它成功付諸于南昌起義的實踐，周恩來功不可沒。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汪精衛集團也開始分共，但仍有人幻想繼續與國民黨合作，還有很多人選擇了退縮，沒有勇氣和強大的敵人進行斗爭，中國的革命道路一片渺茫。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多次明確向中央提出堅決開展武裝斗爭的主張，認為這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選擇。當中央作出南昌起義的決定后，他立刻冒險赴江西進行起義的軍事部署。在起義準備最緊張的時候，張國燾卻多次阻撓起義。在爭持不下的情況下，周恩來拍了桌子，堅定地說：“暴動斷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他后來回憶說：“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正是有了周恩來的堅持和決斷，才使起義沒有受到錯誤主張的影響，確保按計劃發動。后來，起義部隊在南下過程中失敗了，隊伍被打散，但這并沒有動搖周恩來堅持開展武裝斗爭的決心。這時候，他患了惡性瘧疾，高燒達40度，當同志們勸他離開部隊時，他堅決表示：“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我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周恩來的堅持和執著，深深感染了身邊的同志，堅定了大家繼續斗爭下去的信心。

關于南昌起義中的朱德，陳毅曾有過詳細的回憶。他說：在南昌起義爆發時，朱德的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但就是在起義失敗最困難、形勢最嚴峻的時刻，他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當時處境非常困難，人心渙散，士無斗志，很多人受不了這種失敗的考驗不辭而別了，部隊只剩了九百多人，南昌起義的火種隨時都可能熄滅。在這危難關頭，朱德挺身而出。他對大家講：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革命的跟我走，只要有兩百條槍我就有辦法。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他見人就談，“談革命的前途，談繼續革命的方法”。他說：“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O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O五年革命失敗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終于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一個‘一九一七年’的。”聆聽過朱德講話的粟裕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朱德同志這些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繼續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賀龍是在南昌起義中入黨的。他的故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起義前,賀龍已經是大革命的名將，有著很高的影響和地位。在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反共反人民的逆流進入高潮的情勢下，賀龍仍然堅決表示要追隨共產黨。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急切地表達了對黨的向往：“我認定中國共產黨是最好的，我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只要共產黨相信我，我就別無所求了。”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汪精衛都在用封官許愿對賀龍進行拉攏，但都被他拒絕了。在決定起義前，賀龍在軍官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我賀龍不管今后如何危險，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絕不走反革命的路。我要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路，堅決走到底！賀龍曾先后幾十次提出入黨申請。在南下征途中，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他再次提出了入黨的請求。周恩來在賀龍的入黨宣誓儀式上評價說：賀龍同志積極追求真理，是經過考驗的，是信得過的。南昌起義失敗后，賀龍的部隊都喪失了，但他沒有絲毫灰心喪氣，堅決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黨中央讓他到蘇聯去學習，他一再請求，讓我回老家湘西去，我要卷土重來，再拉出一支隊伍，與蔣介石干。后來，他單槍匹馬回到湘西，幾經失敗，又幾經奮起，領導開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創建了紅二軍團，成為紅軍的一支重要力量，使南昌起義的火種得到傳播。

陳毅在南昌起義時沒有趕上。他聽說起義的消息后，就一路追趕，堅決地趕上了部隊。周恩來分配他去當團指導員，說：“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陳毅回答說：“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干，只要拿武裝我就干。”在部隊轉戰最艱苦的時候，當有人勸說他離開隊伍時，他堅決地拒絕了，并且告誡那些人：你們要走你們走，把槍留下，我們繼續干革命。隊伍存在，我們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氣概，在困難中頂得住。拖槍逃跑最可恥！他還開導大家說，要“受得起失敗的考驗，做失敗時的英雄”。后來，他協助朱德完成了勝利會師井岡山的重任。

在南昌起義中，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故事，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們的風范和品格。葉挺、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陳賡、惲代英、徐特立等，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事跡。

總之，在南昌起義中革命先輩們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非常豐富。從上述所舉的幾個例子來看，我認為，南昌起義的精神最集中的表現主要有三條：一是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不管遇到什么艱難險阻，甚至生死考驗，都矢志不改。二是敢于斗爭的英雄氣概。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奮起反抗。三是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在困難和失敗面前堅韌不拔，越挫越奮。這些在困難的時候、危險的時候、失敗的時候，在歷史的重大關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是最為寶貴，最需要學習和發揚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有這樣一批擁有這種精神和品格的共產黨人為之不懈奮斗，流血犧牲，就在于我們黨的事業一直有這么一股勁、這么一股革命熱情、這么一種拼命精神來支撐和激勵。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的勝利。

今天，我們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平時期，早已告別了戰火和硝煙，但老一輩革命家們在戰爭年代留下的這些革命精神，決不能丟掉。對這些精神，我們要反復講，大力宣傳，堅持用它們來教育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年。實現我們黨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路仍然很長，還會有各種風險和挑戰，還要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革命先輩們在南昌起義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仍然是我們攻堅克難的強大武器。對這些精神，我們要永遠學習，使之發揚光大。這正是我們所以要紀念南昌起義的意義所在。

上面所談的只是自己的一點理解和體會，供大家交流。

最后，預祝這次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