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堅強戰士

——紀念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今年1月16日是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陶鑄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貢獻，建立了卓越功勛。

一、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在八閩大地堅持土地革命斗爭

陶鑄同志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祁陽縣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10歲時就被迫輟學。青少年時期的苦難使陶鑄同志很早就懂得了干革命、求解放的道理。1925年，他奔赴大革命的中心廣州。1926年入黃埔軍校學習，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活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陶鑄同志隨葉挺部隊參加南昌起義，他所在的特務連擔負消滅敵團部的主攻任務。起義后，陶鑄同志任二營六連連長，率部隨軍南下。同年12月11日，他參加了黨領導的廣州起義。起義前，奉命打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警衛團，參與秘密策劃起義。起義時擔任警衛團參謀長，承擔守防長堤等任務。12日，在敵眾我寡的嚴峻形勢下，陶鑄同志率部頑強戰斗，堅持到最后一刻。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戰火洗禮，使不到20歲的陶鑄同志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錘煉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斗爭膽略。

1929年，陶鑄同志受黨組織派遣到福建從事兵運工作。當時，國民黨廈門監獄關押著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多名黨的重要干部。中共福建省委決定武裝劫獄，營救這些同志。陶鑄同志多次化裝深入監獄了解情況，并作出周密布置。行動當天，他擔任第一線總指揮，成功救出被關押的同志。

1930年，受“左”傾冒險錯誤的影響，福建地區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挫折。危急時刻，陶鑄同志到漳州主持重建中共閩南特委。這年12月，他主持組建閩南紅軍游擊隊第一支隊，打開了革命局面。1956年，他在回首這段傳奇式革命經歷時賦詩：“南山古寺規模在，含笑依然花滿枝。鬢白重來千百感，江山嫵媚故人稀。”

1932年，陶鑄同志調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他對閩東的政治、經濟、民情、風俗等情況進行詳細調查，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發動農民開展武裝斗爭，創建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攻克漳州后，陶鑄同志到漳州匯報工作，得到毛澤東同志直接指示。在陶鑄等同志領導下，土地革命斗爭烈火在閩東地區熊熊燃燒起來。

1933年5月，陶鑄同志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獄中，他在同敵人展開斗爭的同時，系統研讀政治、經濟、歷史、文藝等著作。后來他曾戲稱自己是“監獄大學畢業的”。

二、參加全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建立新中國立下卓著功績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陶鑄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被派到湖北擔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書記、湖北臨時省委副書記等職。他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團結國民黨上層愛國人士，大力發展抗日力量，壯大黨的組織。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他負責領導應城縣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招收愛國青年學生，經短期培訓后派到湖北各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他親自編寫教材，給學員講課，并注重在學生中發展黨員，成立黨支部。該班共舉辦4期，培訓青年干部300多名，為開展抗日群眾運動訓練了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陶鑄同志到鄂中參加開辟根據地的斗爭。他放手發動群眾，組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為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1939年6月，陶鑄同志任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代理政委，在鄂中敵后樹起新四軍的抗日旗幟。同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東、鄂中等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力量逐步統一，成立豫鄂邊區黨委和豫鄂挺進縱隊，開辟了豫鄂邊抗日根據地。陶鑄同志任豫鄂邊區黨委委員、統戰部長，兼管政權建設和統戰工作，并任豫鄂挺進縱隊（平漢）路西指揮部指揮長，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邊地區建立起各級民主政權，領導軍事斗爭。1940年，陶鑄同志作為黨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在延安，他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等職，參加了延安整風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1945年，他出席了黨的七大。

抗日戰爭勝利后，陶鑄同志日夜兼程趕赴東北，歷任中共遼寧省工委書記和遼西、遼吉、遼北省委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當時，東北大部分地區變成國民黨統治區，斗爭環境極為艱難復雜。他認真貫徹中央指示，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清匪反霸，進行土地改革，建立根據地。他領導創建的遼吉根據地成為東北戰場對敵斗爭的重要前哨陣地。在1946年12月開始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中，陶鑄同志擔任前方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為保證戰役勝利做了大量工作。在1947年夏季攻勢中，陶鑄同志和鄧華同志一起率西滿野戰軍參加第一次四平攻堅戰；在秋冬季攻勢中，參加彰武攻堅戰，與友鄰部隊一起殲敵一個師。遼沈戰役中，陶鑄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督察和組織后方勤務，組織分區部隊配合主戰場作戰。沈陽解放后，他任中共沈陽特別市工委書記，在陳云同志領導下進行接管城市、恢復生產、改造舊政權的工作。

遼沈戰役后，陶鑄同志隨部隊南下參加平津戰役。他擔任解放軍前線司令部全權代表，同國民黨守軍傅作義將軍進行和平談判，組織改編起義部隊，為平津戰役勝利和北平和平解放建立特殊功勛。之后，陶鑄同志組織率領南下工作團，隨第四野戰軍追殲國民黨軍隊，接管地方政權。他為中南地區解放長途跋涉、忘我工作，完成了接管武漢、赴長沙接收起義部隊等重要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年，陶鑄同志41歲。他英勇戰斗20余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貢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

三、躬耕中南十七載，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陶鑄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中南軍政（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常委，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代理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廣東省省長，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等職。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在廣西，陶鑄同志主持剿匪工作。他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依靠人民群眾，培養本地干部，擴大地方武裝，堅持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半年內勝利完成任務，受到黨中央嘉獎。

在中南地區17年，陶鑄同志大部分時間工作生活在廣東，為建設祖國南大門宵衣旰食、盡心竭力。作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他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他注重發展工業，領導建立了一批工廠企業，奠定了廣東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他注重發展農業，特別重視農業科學研究，在培育良種、發展經濟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改善城鄉居民住宅環境，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他重視醫療衛生事業，鼓勵醫學生到農村一線，為增進人民身體健康貢獻力量。他重視宣傳文化工作，領導創辦《羊城晚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建起珠江電影制片廠等文化設施，關心作家、藝術家的工作生活，支持他們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新中國建立后十余年，廣東工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南粵大地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60年以后，作為中南局主要負責人，陶鑄同志用更多精力領導中南五省區工作。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他反復強調，“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使生產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很豐富”。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按客觀規律辦事。1961年春，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制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陶鑄同志被指定參加起草工作。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提出許多有遠見、有價值的意見建議。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同志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分戶管理、耕種統一、聯產計酬、增產歸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構想。陶鑄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躍進”運動后中南地區經濟社會得到平穩恢復并有所發展。他重視文化建設，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多次強調“沒有文化建設不了社會主義”，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詞，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他強調要進一步繁榮創作，滿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1965年，他領導組織了很有影響的中南區戲劇觀摩會演，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

四、臨危受命，協助周恩來同志苦撐大局

1965年1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陶鑄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宣傳和文教等事務。1966年5月后，陶鑄同志相繼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職，協助周恩來同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陶鑄同志對江青等人搞亂黨和國家的做法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在負責修訂準備提交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他堅決主張刪除其中關于“黑線”“黑幫專政”等內容，堅持寫入黨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錯誤包括犯嚴重錯誤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以及軍隊不搞“四大”等內容。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面動亂形勢下，陶鑄同志堅持原則，剛直不阿，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同志支撐大局，盡量減輕“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的沖擊和影響。他按照周恩來等同志的意見，主持制定《關于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和《補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出，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大抓生產，特別要注意大抓質量。為穩定局勢，他指示人民日報社組織發表《抓革命，促生產》等多篇社論，對減輕“文化大革命”給工農業生產造成的沖擊、穩定經濟形勢起到重要作用。他盡全力保護老干部和文藝界知名人士。針對文藝界所謂“歪曲工農兵形象問題”“方向性問題”等，他敢于發表正確意見，甄別澄清了不少認識問題。

在遭到江青、陳伯達等人迫害和打擊的情況下，陶鑄同志堅持斗爭、威武不屈，顯示出共產主義戰士的革命氣節。1969年11月30日，陶鑄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為陶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同志致悼詞，對陶鑄同志一生給予高度評價。

五、對黨絕對忠誠，心中始終裝著人民

陶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黨和人民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范。

陶鑄同志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無比堅定，始終對黨絕對忠誠。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英勇斗爭，無私無畏。他曾表示：“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決不考慮個人的得失，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大革命失敗時，他堅信革命必勝，毅然投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193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后，他組織獄中的共產黨員建立秘密支部，團結難友，同敵人展開英勇斗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殘酷迫害，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他相信黨、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結論。他在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于惡劣環境。陶鑄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

陶鑄同志密切聯系群眾、勤于調查研究，始終不忘為人民謀幸福。他對人民懷有深厚感情，指出：“我們做任何工作，都應當從群眾利益著想。”“人民需要我們做什么，我們就去做什么，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在廣東工作時，為讓群眾每天能吃上新鮮蔬菜，他經常深入產地，調查研究，提出具體要求，表達了對群眾生活的關切之情。他關心珠江兩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問題，改變了他們常年在水上風雨飄搖的狀況。陶鑄同志一貫注重實際、不尚空談。他在廣東和中南局工作期間，每年都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的時間，深入基層，深入生產第一線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工作。他曾說過，調查研究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

陶鑄同志無私無畏、敢于擔當，始終以飽滿熱情對待黨和人民事業。黨無論安排什么工作，他總是無條件服從，以無畏的勇氣、超群的毅力打開局面。他在延安聽取358旅敵工科關于建立敵后武工隊粉碎日軍“掃蕩”的情況報告后，不顧個人安危，化裝深入晉綏前線敵據點附近調查，總結經驗，發展武工隊，主動出擊，粉碎敵人“掃蕩”。抗戰勝利后到東北開辟根據地時，他患有肺病，吐血消瘦。但他從不考慮自己身體，在艱苦復雜環境中不畏艱險、忠心耿耿地開展工作。在廣西主持剿匪工作時，他經常靠前指揮，冒著危險帶隊抓捕匪徒。在廣東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時，他一再強調，要反對那種張貼歡迎標語、前呼后擁、熙熙攘攘、招搖過市的檢查工作和調查研究方式方法，提倡悄悄地下去，實實在在地了解真實情況。他日夜操勞、嘔心瀝血，不知疲倦、忘我工作，像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情燃燒自己。

陶鑄同志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始終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主動作自我批評。他曾痛切指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要嚴肅認真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搞“反瞞產”，使群眾餓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對“反右傾”斗爭中被處分錯了的同志，他在廣東省委三級干部會上表示“向同志們檢討，引以為戒”，強調一定要健全黨的民主生活，保障黨員權利，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嚴于律己的革命精神。

陶鑄同志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強調，黨的領導干部一定要過黨的組織生活，嚴格遵守規章制度。他到各地調查研究，總是事先“約法三章”，不準迎送、不準請客、不準送禮，并要身邊工作人員督促檢查。他下鄉蹲點，從來都是輕車簡從，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在廣州工作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從未更換過。他母親長期住在農村，組織上打算讓其遷入城鎮落戶，陶鑄同志予以拒絕。他說：“農村老人那么多，你們都給遷了，再考慮我母親。” 就這樣，其母在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陽農村。他的堂弟、侄兒等10多位親屬，也一直在農村務農。

陶鑄同志以一生的模范行動實踐了他終身追求的“要求于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的奉獻精神，他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智慧才華都奉獻給了黨的事業，履行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錚錚誓言。今天我們紀念陶鑄同志，就要學習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不斷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來源：《人民日報》2018年0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