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中央電調的“文化人”——

我黨文化戰線的“大書呆子”何干之

耿化敏

“畢業上前線的同學，將用槍炮在前線與敵人肉搏血戰，我在這里就用筆和口來與敵人斗爭，前線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驅逐出中國去。”這是我黨文化戰線的“大書呆子”何干之在陜北公學一次歡送畢業生赴前線的大會上代表教員所發表的講話，他斬釘截鐵，目光堅定，并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以筆為槍”的人生追求。

革命之路：左翼文化知識分子的煉成

何干之，原名譚毓均，是天生的讀書種子。讀小學時他曾寫過一篇作文《漢武帝論》，啟蒙老師譚化雨批語稱“人細如豆，眼大如箕”，族人們傳開后，大家都認為他讀書有出息，是譚家的大秀才。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廣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譚化雨寫信鼓勵他“此乃吾家之千里駒也”。

在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何干之融入大革命的洪流。從1925年起，他接受“五四”新思潮，閱讀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評論時政的文章，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轟碎了何干之的“教育救國”夢，他開辦了秋明書店，出售進步書籍報刊，在家鄉從事革命宣傳活動。

1929年，何干之遠赴日本留學，先后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九一八”事變后，他因參加東京中國留學生抗議日本侵華的罷課斗爭，被遣送回國，回臺山中學當教員。

1932年秋，何干之開始在廣州從事左翼文化運動。他在廣州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任教，同時在國民大學兼課，講授“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科學”兩門課程，很受學生歡迎。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成立后，他擔任書記，負責組織宣傳馬列主義和反蔣抗日的活動。沒過多久，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遭到國民黨當局鎮壓，何干之也將自己從事左翼文化的舞臺轉到了上海。他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5年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選擇第二次東渡日本，目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知識，將來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一年后，他回到國內，改名為何干之，這是他的偶像魯迅曾用過的一個筆名，“取做什么的意義，意思是說為馬克思主義的黨做文化斗爭的工作”。在民族危亡之際，他自問“何以干之”，并做出“唯有文化斗爭”的人生選擇，表明了他對革命文化事業的執著追求。在上海，何干之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員健將。他先后出版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等六七本著作，發表了30多篇論文，涉及政治、經濟、歷史諸方面，成為馬克思主義新社會科學的重要成果。這種“井噴式”的寫作，是何干之在經濟常無著落，不斷躲避國民黨當局追捕，東奔西走于國內外的艱難時境中，始終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進行大量資料與理論儲備的結果。這段時間是他理論著述最豐碩的時期，何干之很快成為國內外頗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延安的呼喚：被中共中央電調的“文化人”

1937年夏，為實施國防教育，培養地方抗戰干部，陜北公學在延安籌辦。當時的延安是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被視作革命燈塔、民主樂園。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提出“廣招天下士”，要同國民黨“搶奪”知識分子。走向延安、報考陜公，因此成為先進青年的選擇。“八一三”事變后，中共中央為了解決陜北公學缺少理論教員的狀況，致電中共上海辦事處的潘漢年、馮雪峰，指名要求調何干之、艾思奇到延安任教。10月中旬，何干之、艾思奇、周揚、李初梨等一行人經八路軍駐南京、西安辦事處輾轉到達延安，延安的報刊稱他們為“新啟蒙運動健將”。

何干之、艾思奇是第一批到達延安的“文化人”，備受中共中央重視。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設宴款待他們。毛澤東勉勵說：“由上海到延安是經歷了兩個地區，兩個歷史時代，希望大家認真在革命斗爭中鍛煉，用筆和口繼續戰斗，對革命繼續有所貢獻”。這句“用筆和口繼續戰斗”的勉勵，何干之終其一生銘記在心，自覺踐行。

在延安，何干之享受了很高的生活待遇。他先住在中央招待所，分配到陜北公學工作后便被安排住在校長成仿吾隔壁的窯洞。在物質匱乏的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每月給他20元津貼費，并派一名警衛員照顧他。當時20元是最高級別的生活待遇，連校長成仿吾也僅有5元津貼，沒有配備警衛員。何干之努力適應著黃土高原的新生活，把上海亭子間的洋裝皮鞋換成陜北的黑粗布棉襖、中式棉褲的農民裝束，開始了根據地的革命教育生涯。

陜公的新生：戰地的文化創造

1937年11月1日，陜北公學正式開學，何干之參加了開學典禮。在陜北公學任教員期間，何干之先后講授中國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統一戰線、三民主義研究等課程。根據教學生活的體會，他還寫有《陜公與抗戰》一文，概括了陜公精神的基本特點，認為陜北公學是名實一致的統一戰線學校，是“統一戰線的縮影”，“象征著中國新生的開始”，“理應是中國歷史轉變期中的縮影”。何干之在臺山、廣州時期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具有多年掌握的大量資料和研究積淀，能夠聯系學員實際進行授課，他因此成為陜公講課最受歡迎的教員之一。

無論在延安陜公的寒窯里，還是在關中看花宮分校的土屋中，何干之最愛的仍是著書立說。當時的延安主要使用植物油棉花捻子的土燈，何干之卻配有一盞帶有玻璃罩的“美孚油燈”，在油燈的微光下，他幾乎每天都熬夜讀書，勤奮寫作。《三民主義研究》《魯迅思想研究》兩本書就是在強烈的研究興趣的刺激下，從1938年開始構思計劃而后逐漸完成寫作的。

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實需要，何干之準備開辟中國民族文化史新課題，并把寫作計劃函告毛澤東。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復信表示“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盼望你切實地做去”。這封信飽含著毛澤東對史學家應把歷史研究同現實斗爭相聯系的殷切期望，后來收入了《毛澤東書信選集》。包括這封信在內，毛澤東致何干之的三封信，一直為何干之所珍藏。

延安時期的何干之常與王若飛、柯慶施等人交往，王、柯二人因為何干之愛啃書本，搞研究，常稱他是一個“大書呆子”。何干之卻以此為榮，曾對友人戲說他死后墓碑上直書“大書呆子何干之之墓”。也是因為這種書生氣，當1939年7月華北聯大成立即將開赴敵后時，他婉拒了毛澤東想要留他擔任理論秘書的好意，對找他談話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表示自己不了解革命實踐，愿意隨華北聯大到前方去，借以鍛煉自己。此后，他在華北聯大、華北大學一直從事革命教育工作。這種“大書呆子”的精神，使毛澤東少了一位秘書，但為革命教育事業保留了一位園丁。

平生的夙愿：新中國的“紅色教授”

何干之曾對友人和家人說過：我一生不求官不求名，年輕時到中山大學讀教育系，最大的志愿是回家鄉當個小學校長，改進家鄉教育事業。后來到大學教書，我的志愿是在中國革命成功后當一名“紅色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后，何干之實現了在解放了的新中國當一名“紅色教授”的夙愿，為高校中共黨史學科的創立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何干之以高度的熱情，投身中共理論宣傳學習運動。他在給夫人劉煉信中直言：“感覺很多東西要看，單是報紙和雜志的東西就看不完，因此有時不免貪婪一點，也是勢所必至的事。時代走得多么快呢，不努力趕上怎么辦？”

在何干之的主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率先開設“中國革命史”課程，領導創建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奠定了全國高校該學科的教學研究基本規范。他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1954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累計發行200多萬冊，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高校中共黨史專業教材。

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是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師資的“工作母機”。1952年起，學校舉辦了馬列主義研究班，為全國培養政治理論課師資。何干之擔任了歷屆中國革命史專業研究班的主講教員，為全國培養了大批中國革命史教員。曾上過何干之“中國革命史”課程的北京大學蕭超然教授依然記得當年上課的情形：何先生講課充滿激情，有深度，邏輯十分嚴謹，遣詞造句也十分考究，筆錄下來就是一篇很清順的文章。何先生口吃，有時費很大勁，字句吐不出來，臉色紫漲、發紅，這不免使聽課的學生也為他著急，或忍俊不禁，甚至笑出聲來，但這并沒有影響學生對何先生的尊敬。

從華僑之子到左翼青年，從上海亭子間的“文化人”到陜北黃土地的理論教員，從烽火辦學的戰時教育者到新中國的“紅色教授”，何干之甘當“大書呆子”，始終堅守文化戰線，站定教育講壇，樂育革命英才，堪稱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