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理論與實際”“理論與實踐”關系等重大哲學命題——

李大釗開啟中共理論研究的先河

過去我們對理想和思想傳統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原則性的，因此具有濃厚的主觀臆斷色彩，表述方法多為概括和提取出若干論斷、結論，然后據此來填充所需要的事實。顯然，這樣的分析、理解方式已經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人為地造成了邏輯和歷史的割裂，致使豐富的思想傳統失去了具體的、歷史的內涵，流于空泛。有鑒于此，學術研究需要從方法論著手，去發掘真實的“思想存在”，動態還原歷史過程、邏輯推理過程，從中展現思想的矛盾與沖突，梳理思想傳統，生成對傳統的理性認知。其中具體的分析，就要涉及歷史人物、著述，以及思想形成的背景。這里以李大釗思想為個案，對此做初步的研究嘗試。

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探索

在李大釗思想研究中，對認識論問題的研究一直是一個薄弱的環節。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真正搞清楚“問題與主義”討論中的“主義”究竟是何物？其實，它所涉及的是當時人們格外關切的現實——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同時，我們也忽略了討論中蘊含的深刻的認識論內涵。事實上，李大釗在討論中將問題提到認識論的高度來認知，正確地提出了“理論與實際”“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重大哲學命題，從而開啟中國共產黨理論研究之先河。我認為，考察李大釗思想的內涵，需要建構理性的思維，使用“理在事中”“實事求是”的方法，才能獲取真諦。我們絕不能孤立地羅列他的文章的觀點，而是要聯系他在同一時期的思想活動，分析他在同一時期的相關的文章，圍繞著具體的問題，梳理思想脈絡，展示思想變化。我們要抓住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這一關鍵性的認識論命題進行具體分析，還原當時的歷史，從動態中揭示李大釗特有的“馬克思主義觀”“社會主義觀”的內在價值。

在與胡適的討論中，李大釗特別意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鮮明地提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哪）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再論問題與主義》）。

對社會主義共性個性的認知

在對社會主義進行深入的學理探究的過程中，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始終是多元的、理性的。他尊重世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存在，又充分考慮文化環境、社會基礎的差異；他認定社會主義是一種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社會制度，重要的是尊重差異、包容差異。

1920年下半年，李大釗并沒有參與因羅素來華所引起的“上海共產黨”方面和張東蓀、梁啟超等進行的所謂社會主義“論戰”，他只是通過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并對羅素的觀點被曲解感到不滿，而后便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理論研究中去了。今天看來，他的取舍是正確的、理性的，當時所謂的“論戰”實質上是“語錄戰”“情感戰”，于實際的理論研究不僅無補，反而有害。“論戰”的雙方各守己見，在論爭中游離了主題，爭論的焦點并不在社會主義的本質，而是凸顯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手段上革命與改良的根本對立。

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李大釗認為，盡管“中國談各種社會主義的都有人了”，但對于社會主義學說必須要進行“學理”上的探究。1921年1月，羅素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的同時，李大釗發表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絕非易事，所以必須要做認真的研究。他強調：“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應首先翻譯各國最簡明扼要的關于社會主義的名著，進而深入研究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及其實行的方法”。因此，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相繼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前者是一個研究馬克思學說、“分工互助的共學組織”；后者則“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據李大釗的介紹，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后，即“邀請羅素博士作了有關社會主義的演講”，“在現階段應著力介紹優秀書籍，組織編輯研究叢書，作為它的第一編已出版《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書”。可見，李大釗主張的理論翻譯是充滿包容性的，他對被時人視為對立的種種社會主義觀一視同仁，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宗教社會主義等，并要通過翻譯不斷豐富學理，并努力把這些有爭議的理論翻譯介紹給國內讀者。

在介紹美利堅社會主義運動時，李大釗這樣寫道，“社會主義一語，有很多的解釋”，如果“不細論，簡單一句話說出他的普通概念來，就是反對現在經濟組織的精神和運動。各家的學說雖有殊異，而于此點，卻大抵相同”。眼下，各種學說和方法，“在歐洲遂沒有得著適當的機會以為充分的試驗。而在美利堅純然一個新天地，既有豐富而且低廉的土地足以供他們的試驗，又沒有象（像）在歐土的反對勢力來阻撓他們，所以他們得以自由試驗他們的理想”。可見，李大釗對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實現，是充滿著期待的。

我們尤其需要重視的是李大釗對近代英國社會主義思潮的研究，他并沒有因為當時對改良主義的批判，就完全忽視費邊社會主義的作用。相反，他更發掘出羅斯金的人文社會主義，甚至由此比較引申，發現了唯物史觀中包含的某些“偏弊”，并試圖以救其偏。

1920年，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李大釗在分析“行會社會主義”時，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趨勢及其實現的道路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預見。他指出：“現代世界各國社會主義有統一之傾向，大體的方向群趨于馬克思主義”，“此傾向固吾輩所宜知，然各國所有的特色亦豈可忽略”。他又說：“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種對于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總趨向的展望，對各國社會主義“特色”和“異點”的強調，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條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的認知理路，沿著這條理路進行探索，“求其適合者行之”，自然就會探尋出具有各國、各民族不同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

（作者為北京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