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徐特立與南昌起義
祖父徐特立與南昌起義
徐禹強口述 葉松整理
腥風血雨中入黨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到15日，上海工人被殺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蹤5000多人。陳延年、趙世炎等共產黨員犧牲。我的大姑媽徐靜涵因參加上海赤色工會活動，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獄中受刑，腿部留下殘疾。她的丈夫黃憲章單方登報聲明離婚。從此，祖父與我大姑媽失去聯系。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祖父才與離別22年的女兒在北京相見。
5月20日晚，祖父和他的學生熊瑾玎住在長沙城梨頭街。深夜他被從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方向傳來的密集槍聲驚醒，得知駐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叛變。他擔心學員安全，立即奔赴講習所，被戒嚴士兵阻攔。次日，所有工會、農會、學生聯合會等組織均被搗毀，被捕殺者不計其數，這就是歷史上的馬日事變。祖父叫熊瑾玎立即化裝轉移出城，自己則留下來。長沙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20多天時間，長沙附近就有一萬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我的伯父徐篤本是縣農民協會主席（19歲開始擔任）、共產黨員，被追殺，渡瀏陽河時犧牲，年僅21歲，連一張照片都沒留下。
祖父帶著他在湖南第一師范時的學生陳炳人轉移到離五美鄉15里的道渡老塘沖農民章星德家。白天，與章上山打柴，晚上秘密集會，重新組織一支由四五十個農民組成的梭鏢隊，同反撲的惡霸地主堅持斗爭，時間長達一個多月，后被長沙城派來的“清鄉”軍隊打散。黨組織派人找到祖父，幾經轉移，祖父才在離城20里遠的黎尚瑾（祖父學生、共產黨員）家住下。在這里，祖父與羅邁（李維漢）相逢，師生相互訴說馬日事變后各自的遭遇，交換對革命形勢的看法。談到加入共產黨時，羅邁說，湖南省委曾指派薛世綸與我祖父聯系。
在國共兩黨全面破裂即將攤牌的最后時刻，祖父來到武漢，住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舉行“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不少黨員同組織失去聯系。不堅定分子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發表脫黨聲明，還有的甚至成了叛徒。黨員數量從大革命高潮時近6萬人減到1萬余人。黨領導下的工會會員由280余萬人銳減至幾萬人，有1000多萬會員的農民協會基本解散。人數眾多的中間派隨著政治形勢陡然逆轉，大批“右轉”，革命處于低潮。祖父就在這革命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經李維漢介紹，在漢口毅然決然加入中國共產黨。祖父后來說：“1927年，我去武漢時，家里你祖母帶著三個孩子，離別時，我再三叮囑你祖母好好教育子女，不管如何困難，都要堅持把五美高級小學辦下去。”當時小姑媽徐陌青11歲，我父親徐厚本不滿10歲，表姐徐舟3歲。在武漢，祖父會見了學生毛澤東、周以栗、張國基等。師生長談，毛澤東把全國時局、中共中央精神以及武漢形勢告訴我祖父，并說他年高位重，在湖南教育界有崇高威望，建議仍回湖南工作。
對此，在紀念徐特立同志誕辰105周年座談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在講話中指出：“徐特立同志是在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很多共產黨員人頭落地，不少動搖分子紛紛脫黨和隱退的嚴重關頭，毅然決然地走到我們黨的隊伍中來的。這不僅顯示了他有驚人的革命膽略，更重要的是表明他有堅強的共產主義信念。這是難能可貴的。在革命低潮的時候能夠看到光明的前景，當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同黨和人民一起去斗爭，這是只有真正的共產黨人才能做到的。徐特立同志就是這樣的人。現在很有必要在我們的同志中間喚起這種精神，在青年中間發揚這種精神。”
爭取姜濟寰起義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將起義的決定迅速報告共產國際。同時，中央還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黨的前敵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負責領導這次起義。此外，中央還為起義籌措經費，增派干部，并相約國民黨左派人士趕往南昌。根據中央的指示，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劉伯承、譚平山、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維夏、彭澤民、張曙時等于7月底抵達南昌，為起義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
27日，葉挺率第十一軍二十四師、賀龍率暫編第二十軍先后進入南昌。周恩來也從武漢經九江到達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30日晚舉行暴動。28日，組成起義總指揮部，賀龍任代總指揮，葉挺任代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
同日，祖父與方維夏、張國基、易禮容化裝成商人，先乘小火輪到九江，后轉火車，28日到南昌。周恩來、賀龍派人到車站把他們接到江西大旅社起義總指揮部。
此時，南昌正處在革命與反革命大搏斗的前夜，各方力量云集，氣氛異常緊張，國共雙方都在力爭江西省政府的地方武裝。姜濟寰是左右江西省政府的實權人物，1926年他隨北伐軍到達南昌，先后擔任江西省政府財務處長、建設廳長和民政廳長等職。鑒于姜的地位和影響，爭取姜參加起義至關重要。朱培德派他的秘書長徐虛舟到南昌，軟硬兼施拉攏姜。
祖父將他與姜的多年情誼告訴周恩來，他們商量后，祖父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省政府。姜收到信，即派一抬四人大轎接我祖父。祖父見姜如此重情，欣然前往，老友重逢，都非常高興，徹夜交談。祖父曉以大義，并用大量事實說明，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蔣介石、汪精衛之流不得人心，終將失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國家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希望姜保持自辛亥革命以來與時俱進的革命精神，審時度勢，堅持進步，不要倒退。摯友推心置腹的情深暖語，終于使姜毅然放棄高官厚祿，決定參加起義。
30日晨，中共代表張國燾到南昌，在系馬樁駐地召集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起義日期被迫推遲。31日，前敵委員會繼續開會，經過數小時辯論，張國燾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會議決定8月1日凌晨4時舉行暴動。因賀龍部第一團副營長趙福生告密，起義提前兩小時。
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黨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兩萬余人，舉行南昌起義。祖父與姜濟寰坐鎮姜公館。凌晨，起義槍聲打響，省警備司令部值班室打電話告急。姜指示：“情況不明，沒有我的命令，不許開槍。”這樣一來，就拖住了省警備部隊，待省政府和警備司令部被起義軍包圍時，姜即命令警備隊“一律放下武器”。經過四個多小時激烈戰斗，起義軍殲敵3000余人，占領南昌城。《南昌民國日報》刊登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毛澤東、譚平山、宋慶齡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員宣言》。上午，在原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西華廳，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海外黨部代表和起義領導人共40余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召開。首先由葉挺報告起義經過，然后，推舉鄧演達、張發奎、譚平山、陳友仁、吳玉章、彭澤民、林祖涵（伯渠）、賀龍、郭沫若、黃琪翔、惲代英、江浩、朱暉日、周恩來、張國燾、葉挺、張曙時、李立三、徐特立、澎湃、蘇兆征、宋慶齡、何香凝、于右任、經亨頤25人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宣言》；決定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下轄第九、第十一、第二十軍共三個軍。
2日下午，在貢院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舉行就職宣誓典禮。各團體代表數十人、民眾團體200余人和農工商學兵各界數萬人到會祝賀，盛況空前。大會頒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令》，公布了秘書廳、參謀團、財政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工農委員會、政治保衛處、黨務委員會人員名單。祖父被任命為黨務委員會委員，擔任第二十軍第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姜濟寰被任命為財政委員會委員。
3日，姜濟寰以江西省代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江西省政府布告》。
南下途中攻打會昌
8月3日，起義軍根據中共中央原定計劃，開始撤離南昌城，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占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北伐。朱德被任命為先遣司令，第三師師長周逸群和祖父率部擔任前鋒。
距南昌城190里的撫州（今臨川）是起義軍經過的第一個重要城市，一路上沒有遇到敵軍抵抗。6日至8日，起義軍陸續到達撫州。各界群眾列隊在大道兩旁歡迎，并在曾家園舉行了盛大的軍民聯歡會。部隊在這里休整一周，得到補充。
11日，《漢口民國日報》登載：“國民黨中央政治局第45次會議決議：共產黨員徐特立、李立三、張國燾、彭湃、周恩來等一律通緝拿辦。其跨有本黨黨籍及任職者，并即開除黨籍及免職。”
12日，起義軍離開撫州，沿崎嶇山路，經宜黃、廣昌、直指瑞金、會昌。這時，蔣介石嫡系部隊錢大鈞兩個師、兩個團共9000人已到瑞金、會昌一帶，準備阻截起義軍。桂軍黃紹竑部10個團也趕來增援。
26日，起義軍擊潰錢大鈞在瑞金北30里壬田的兩個團，乘勝進占瑞金。指揮部決定搶在黃紹竑部趕到前擊潰會昌的錢大鈞部，再行南下。打會昌，是南下途中第一仗，也是最大的惡戰。錢大鈞部二十師、二十八師、新編第一師和補充團共10個團，以會昌城為中心集結。在城東北高地、城西北山頭一帶構筑工事防守，環繞會昌城的貢水沿岸也構筑了工事。桂軍黃紹竑部約七個團，集結在白鵝墟附近地區，企圖堵擊起義軍。祖父、周逸群率三師與教導團和六團組成左縱隊，進攻會昌東北高地。
30日凌晨，進攻會昌的戰斗打響。六團未趕到，朱德、周逸群和祖父帶著教導團向東北高地發起進攻。錢大鈞的四個團，憑借有利地形頑抗，教導團反復沖殺，未能奏效。六團趕到后，發起更加猛烈的進攻。但由于進攻會昌西北山頭陣地的第十一軍右縱隊因夜晚行軍走錯了路，敵軍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原來作為助攻的第三師陣地，敵人集中兵力向第三師猛撲，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沖鋒均被擊退。第三師也打得很苦，傷亡很大，不但司令部特務連拉上去，連團部和師部官佐及勤務兵、伙夫凡有武器的，都投入戰斗。
正當六團陣地危急的時候，朱德、周逸群親臨指揮，祖父也來到六團前沿陣地。師部廣大官兵擔心他的安全，讓他臥倒在樹林中。鏖戰到下午3時許，大家勸他離開前沿陣地，說：“戰斗打得很緊張，傷亡很大，師長命令，無武器的人員一律撤下火線。老先生既無武器，年紀又這么大，理所當然要下去。請趕快撤到安全地方去吧！”特務連長文強也勸道：“徐校長，你還是向后撤吧！這里太危險了。”祖父卻嚴肅地說：“師部的官佐和勤務兵都上火線了，我作為師政治部主任，怎能不上火線呀！”
隨后，葉挺帶著第十一軍趕到，奪取了城西南制高點，扭轉了戰局，錢大鈞部全線崩潰。起義軍攻入會昌，一鼓作氣追擊30里，錢部傷亡、被俘和逃散6000人，余下3000人逃走。雖然起義軍打得十分艱苦，也付出了傷亡千余人的代價，但終究取得了南下征途中的一次大勝利。
南下途中，不論是在盛夏烈日下長途行軍、跋山涉水，還是打仗，年過半百的祖父與戰士們一樣，一身汗、一身泥，每到一處，還做宣傳工作。
起義失敗轉移上海
尋烏至東江一線，山路不好行走，且有敵重兵把守，天氣炎熱，起義軍病員增多，再加上會昌戰斗中的傷員，只得改變原定取道尋烏直下東江的路線，改走福建長汀、上杭，沿汀江南下東江地區。翻越閩贛邊境的武夷山時，祖父因勞累過度，體力不支，病倒了。9月5日，起義部隊到達長汀，高燒不退的祖父和他的學生、部屬——在會昌激戰中左腿負重傷的三營營長陳賡被送進當地福音醫院。
對此，時任福音醫院院長的傅連暲后來回憶：那時，起義軍二十軍三師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醫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樓上，我也經常去替他醫治。他燒得很厲害，加上年紀大了些，身體也顯得虛弱。但是，他那堅定樂觀的心情，卻使你看不出他像一個重病的老人。他病較好以后，常愛找些話題和我談談，問我多大年紀了？做醫生幾年了？等等。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已經50歲了，那年剛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許當時我的驚異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說：“50歲，正是做事業的時候。我起碼還能有三四十年好為黨工作呢！”那年我才33歲，可是有時自己竟想到：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我站在這位年已半百但還剛剛踏上了他的新征途的共產黨員面前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這種想法太可笑了。同時，也有一種新的強烈愿望，在我心中產生。南昌起義部隊的第一批傷員，有的不久就隨部隊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醫院里繼續醫治。陳賡同志帶著沒有痊愈的傷腿，徐特立同志帶著他才退燒的身體，都走了。可是他們樂觀、堅定的笑容，他們清朗、有力的話聲，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父剛剛退燒，就和周逸群率部繼續從粵閩邊境的大埔乘船，直奔潮汕。23日，占領潮州，次日，又攻克汕頭。祖父奉命率一部分隊伍駐守潮州。30日，他帶著警衛員去汕頭，與周逸群研究工作，籌集糧餉。10月1日，返回途中，得知潮州被敵人占領，汕頭已放棄，起義軍主力遭到失敗。
3日，祖父率從潮州退出的余部到流沙，與從湯坑撤出的賀龍、葉挺部隊會合。4日，在天后廟里一間細長的側廳里，他出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召集的起義軍將領會議。會上，周恩來作報告，檢討失敗原因，布置善后辦法：武裝人員盡可能收攏整頓，向海陸豐撤退，與當地農民武裝會合，堅持革命斗爭；非武裝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領導人由當地農會會員作向導向海口撤退，再轉移到上海。于是，祖父脫下軍裝，取道廣州、香港，歷時半月到達上海。
1933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過決議，批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新中國成立后，將8月1日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參加南昌起義是祖父一生中難以忘卻的記憶。
1966年4月，年近90歲高齡的祖父來到南昌，感慨萬千，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提筆揮毫，寫下發自肺腑的詩：“八一之前老學生，學書學劍兩無成。而今重話南昌事，我是當年一老兵。”
（本文口述作者，徐特立唯一嫡孫，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徐特立教育基金管委會榮譽主任，北京育才助學公益金會榮譽理事長。）
（編輯：王兵）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