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反對搞特殊化

徐伯黎在《檢察日報》撰文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該上學了。當時，劉伯承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有人建議部隊設立一所干部子弟學校，劉伯承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他覺得，自己辦學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腦子里反映出部隊的等級思想。這個是司令員的孩子，那個是某團長的孩子，產生不必要的對比，這對孩子的心靈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學校里讀書，可以了解一些群眾生活，可以和貧苦大眾的孩子交朋友，對孩子將來有好處。不久，劉太行和普通的農村孩子一樣，坐在破舊、簡陋的教室里念書了。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他十分注意聯系群眾，反對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劉伯承反映，少數政府工作人員、部隊人員，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免費乘車；進入戲院、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看“霸王戲”。得知這一情況后，劉伯承非常生氣，以軍管委的名義，連續下發了“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布告、軍字第一號)”、“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布告、軍字第二號)”。這兩項“禁令”一出，違紀現象頓時消失，廣大市民拍手稱快。（孟可摘編）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