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

李慶剛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蘊含著豐富的經驗教訓，這一問題一直是黨史國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熱點。出于專業研究和教學工作需要，筆者曾對國內學術界關于“大躍進”運動相關問題的研究進行過跟蹤考察【參見李慶剛的《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和《近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近年來，隨著形勢發展和學術研究自身規律的演進，學術界對“大躍進”的研究又有眾多成果涌現，筆者擬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接力續篇，對“大躍進”研究的有關問題作一綜述。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主要以2010年以來國內發表的有關“大躍進”研究的文章（包括當事人的回憶）為考察對象。

一、關于“大躍進”發動的原因

“大躍進”的發動，是歷史合力綜合作用的結果。黃紅賓總結其原因有國際背景（主要是蘇聯因素）、反右派斗爭、毛澤東的使命感及憂患意識、缺乏有效監督的體制四個方面。張凱認為，突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和“趕超”思想是外部誘因；擺脫蘇聯模式，急于改變國內貧窮落后的面貌是內部動力；黨內與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左”傾思想是社會基礎；毛澤東的強力推動是個人因素。王向清認為，“大躍進”運動開展的原因，一是理想與現實張力的失衡，二是唯意志論盛行，三是對以往革命和建設成功經驗的不當采借。

關于“大躍進”發動的國際因素。吳繼軒從國際視角分析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張春慧、劉慶樂從蘇聯模式的視角分析，認為中國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制定趕超型發展戰略和個人崇拜等原因導致“大躍進”的發動。李景賢認為，毛澤東試圖通過“大躍進”把蘇聯比下去。武國友認為，“大躍進”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社會主義陣營和平競賽大潮涌入中國的一股支流，是人民共和國為盡早改變貧窮落后面貌、迅速奠定強大物質基礎而發動的一場“冒進”式運動。

還有學者探究了推動“大躍進”發動的有關會議的情況。王向清認為，為確保“大躍進”運動的順利展開，中共中央及直屬部門在“大躍進”時期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這些會議具有以下顯著特點：一是會議主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會議的高密度性；三是會議所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由“左”漸漸演變為糾“左”；四是會議議題的緊迫性。庾新順指出，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與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上，而是在建設速度的問題上的分歧。項東民等分析了八大二次會議宣傳高速度思想對“大躍進”的影響。羅平漢則對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

關于“大躍進”發動的其他因素。趙文分析認為，當時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盲目從眾、惡性競爭、浮夸攀比等不良社會心理，助推了運動的發動。廖靈丹認為，信息失真是導致“大躍進”發動的重要原因。王潤東認為，“大躍進”的決策之所以能夠在黨內通過，黨員行為規范的約束起了重要作用。王向清等認為，唯意志論是“大躍進”運動的哲學依據。“大躍進”時期的唯意志論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據：大破條件論，把虛擬條件當作真實條件，以制度優越論代替條件論，誤用類比推理。李淑妍認為，“不斷革命論”是“大躍進”發動的理論基礎。李春峰則認為，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為“大躍進”的萌生、發展與興起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精神準備。

可以看出，與201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比，2010年以來關于“大躍進”發動原因的分析仍是學者們探討的一個重點，但就發表的成果來說，總結歸納國內外已有研究觀點的居多，具有思想深度和創新觀點的文章并不多。

二、關于地方“大躍進”的研究

關于江蘇省“大躍進”的情況，學者們探討相對集中。柳森分析了“大躍進”期間江蘇省農村勞動組織模式的調整，指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后，由“大兵團”作戰式的勞動組織模式調整恢復為合作化時期的評工計分、“三包一獎”等勞動組織模式，甚至出現了包產到戶，對緩解困難起了積極作用。施亞利探討了江蘇省“血防大躍進”及其遺留問題。夏林考察了江蘇省“大躍進”運動的重要轉折——中共江蘇省委三屆十三次會議，指出由于省委主要領導思想清醒，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始了政策調整的進程。會后開展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與不少省份造成嚴重后果相比，江蘇的程度相對較輕。[20]趙筱俠探討了江蘇省的梯級河網化運動，認為運動造成了極大浪費，但同時也興建了一批水利工程。馬海濤則對蘇州地區“大煉鋼鐵”進行了梳理。

關于上海市“大躍進”的情況。黃嘯考察了“大躍進”前后上海與華東及全國各地建立的協作關系，認為達到了一種雙贏的結果。王道軍認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激情，讓上海的工業發生了令人驚異的變化；而大呼隆蠻干，也付出了勞民傷財的重大代價。鄭承敏等對“大躍進”時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進行了研究，認為里弄公共食堂在社會動員、資源分配和協調社群關系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關于甘肅省“大躍進”的情況。劉彥文考察了引洮工程，認為這一工程是中共甘肅省委構建的一個美好共產主義愿景，然科技力量不成熟與物資匱乏的現實困頓令這一愿景無法持久。另外，郭峰對甘肅糧食問題進行了研究。李旭東記述了瓜州開展大煉鋼鐵及造成損失的情況。

關于廣東省“大躍進”的情況。歐大軍梳理了廣東省“大躍進”的發生發展及其現實借鑒啟示。廖顯輝考察了中共韶關地委推行“三面紅旗”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

關于其他地區“大躍進”的情況。例如，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二處概述了重慶“大躍進”發生發展與引起嚴重后果的情況。又如閆存庭認為，為了完成生產“躍進”任務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通過各種方式招募勞動力，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但同時也為兵團的發展打下一定的基礎。此外，梁志遠記述了安徽亳縣“大躍進”發展情況。何翔則記述了廣東高鶴縣1959年“反瞞產”運動的情況。

總的來看，2010年以來學者們更加重視從地方史的角度來深化“大躍進”研究，但如何更為客觀全面地總結其經驗教訓也考驗著學者們的才識。

三、關于各領域“大躍進”的研究

關于文教領域“大躍進”研究的情況。魏曼華和羅平漢對“大躍進”時期的“教育革命”進行了研究，認為它是一場失敗的教育改革。王守梅則指出，“大躍進”時期的教育，不能完全說成是人為地脫離了實際的狂熱或頭腦發熱的主觀產物，而是有其客觀實際的需求和一定的合理性及必然性。黃金魁對“大躍進”時期的職工業余教育進行了研究，認為其作為“教育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成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實踐形式之一。對于高等教育界“大躍進”的情況，李丹認為，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原因既與受“大躍進”的沖擊密切相關，也是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一種嘗試。李均認為，高等教育領域掀起的“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運動，雖然客觀上激發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興辦高等教育事業的積極性，但導致高等教育質量滑坡、結構失衡等嚴重問題，損失重大。高軍峰考察了高校招生“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后果。張鳴介紹了高教領域“大躍進”的有關情況。傅頤則認為，“大躍進”前后，我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經歷了從大量引進蘇聯教材到自力更生全面開展自編教材建設的過程。通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文科教材編選工作，我國初步建立起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另外，對“大躍進”時期農村開展的掃盲運動，馬云認為不能說全部都是假的。孟祥才則記述了山東臨沂掃盲“大躍進”情況。林琴玉考察了“大躍進”時期福建戲曲學校的發展，認為此時期培養了一批藝術人才。但由于提出的設想和目標多不切實際，也引發了一些問題。

關于科技領域“大躍進”的情況。崔祿春認為，科技“躍進”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并沒有像工農業“躍進”一樣有個初步糾“左”的時段。從總體上看，是一個不成功的政策。王淑姣認為，科技“大躍進”既為后來科技事業的發展鋪墊了基石之路，但同時也表現出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鮮明時代印記。宋冰杰等認為，在全面“躍進”的口號下，向科學技術進軍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朱云河對用“土洋并舉”的方法實現技術革命作了分析，指出這是在當時物質技術條件較低和無法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情況下的無奈之舉。李安峰則認為，“大躍進”時期的農具改革，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群眾的創造性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較大浪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業技術落后的局面。張程等考察了“大躍進”期間制藥行業的“超聲波化”運動，認為該運動沒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虛假浮夸，而是一系列技術政策失誤所致。常江考察了“大躍進”與中國電視誕生之間的關系，認為第一代中共領導人對電視廣播技術重要性的認知以及20世紀50年代末的國際政治局勢，兼“大躍進”所營造的全民冒進的政治空氣，是促使電視“驟然”降世的根本原因。

關于“大躍進”時期的體育、勞動、衛生、出版等工作。牟善武等考察了“大躍進”對體育工作的影響，認為“大躍進”對競技體育的發展有巨大傷害，在與國際體育強國的交流上也錯過了時間，但在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上表現出來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張金林認為，這一時期的愛國衛生運動，總體來說成績是顯著的，基本達到了“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目標。李鵬以廣東省為例指出，不能全盤否定“勞衛制”。時至今日，在“國家體育鍛煉標準”上仍能看到“勞衛制”的影子。這種一分為二的評價，較為公允。黃蘇芬等記述了“大躍進”時期圖書出版質量下降的情況。余明霞考察了“大躍進”時期全國農村圖書館建設從輝煌走向落寞的過程。劉建美考察了“大躍進”期間的考古工作，認為“大躍進”對于考古兼具積極意義和負面影響。朱安平對電影“大躍進”分析指出，其與中央發動和實施“大躍進”部署緊密關聯，亦步亦趨。龔艷等梳理了“大躍進”藝術性紀錄片的發展情況。

關于“大躍進”時期農村的有關問題。周震認為，“大躍進”時期在各個領域調用了大量的勞動力，中央和毛澤東發現問題之后，隨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糾正偏差，為國民經濟的調整打下了良好基礎。朱顯靈等對深翻土地運動作了探討，認為其未能取得預期的增產效果。鐘霖湘認為，深翻土地運動雖沒有帶來增產的結果，然而其目的是要千方百計解決糧食問題，要客觀全面地給予評價。李隆虎以貴州北潔地區為例考察了“大躍進”時期的糧食流轉體制。高其榮考察了“三三制”耕作制度的發展及至1959年上半年不得不放棄的原委。高其榮還對這一時期的農村集市貿易進行了梳理，認為關閉農村集市、限制集市貿易是因為夸大了其沖擊計劃市場、滋生“投機倒把”和產生資本主義等消極作用；開放農村集市、恢復集市貿易是因為認識到了其在促進農副業生產發展、活躍城鄉市場中的重要作用。李微對“大躍進”時期山東省農村信用社進行了研究。

關于“大躍進”時期的司法工作。劉練軍認為，在司法領域開展“大躍進”運動，使法官隊伍遭受重創，給司法審判工作帶來極大沖擊。李若建考察了“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教養制度。

另外，張歡歡對包括工農業、工商界、軍事界、宗教界、科學界、教育界及學術界等領域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進行了考察。

從領域發展的角度來拓展“大躍進”研究的廣度，這種努力值得肯定，但如何更為客觀全面地總結其經驗教訓也是學者們要重視的一個大問題。比如，同樣研究科技“大躍進”，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卻迥然不同，這值得深思。

四、關于“大躍進”文藝的研究

“大躍進”文藝也是學者們探討的一個重點內容。周冰探討了群眾介人文藝及其影響，長期以來，學界多把“大躍進”文藝的發生看作極左文藝思潮或領袖政治的產物。這一看法有著合理性，但卻忽視了群眾介入文藝這一歷史因素對“大躍進”文藝發生的影響。宏觀把握20世紀前半期的文藝發展，可以發現其呈現出知識分子一群眾的轉向趨勢，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合法授權則起著關鍵的銜接作用。“大躍進”文藝之根早已種植在文藝的群眾轉向中，是其歷史性發展在特殊時代土壤中突破的結果。它的發生不僅賦予了群眾特殊的文藝權力，標志著文藝群眾轉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眾新的文化形象。[71]周冰還認為，“大躍進”文藝與群眾運動有著緊密的聯系。群眾運動對文藝所起的作用都超出了影響的限度，儼然成了“大躍進”文藝的一種生產機制。借助于這一生產方式，“大躍進”創造出了特殊的運動式文藝，使得文藝成了運動的和聲：文藝通過運動來創制與傳播，運動也通過文藝進行渲染與強化。另外，李丹對中國作家協會推出的“群眾史”寫作運動進行了研究。申燕探討了“大躍進”時期的戲劇，認為普通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被極大地拔高，而知識分子的專業技能等則被貶低。馮長春等則對這一時期的音樂創作進行了分析，認為“大躍進”時期“左”的政治思潮和庸俗社會學對音樂文化的消極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運動方式的音樂行為，理應成為后人需要不斷反思的歷史教訓。此外，劉守華則記述了“大躍進”群眾文化運動的情況。

對于“大躍進”中的民歌文化，陳翔認為，“大躍進”民歌是“大躍進”運動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大躍進”民歌為“浮夸風”、“共產風”提供了廣泛的想象空間，為“大躍進”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吳雪梅認為，新民歌運動只是政治意志下的大合唱，其公眾性得以凸顯，而公共性卻相對缺乏。姜飛則探討了“大躍進”民歌與新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不能簡單否定新民歌。于寧志認為，新民歌雖然顯示出嚴重的虛假性和荒誕性，但它卻體現著那個年代的思維方式、文化心理和時代情緒，具有重要的文化歷史資料價值。段友文等認為，新民歌不應簡單地視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有些作品表達了人民的真情實感，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體現出政治性與民間性相交織的“二重性”。夏杏珍認為，在充滿激情和理想的精神狀態下，必然會出現與“大躍進”形勢和規模相適應的詩歌創作，“大躍進”民歌所以能普及到全國各行各業、各階層群眾，沒有領導和群眾兩個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是做不到的。呂傳彬認為，這場運動從整體來看是健康的，應當給予肯定。起碼對生產是有促進的，對人的精神面貌是激發的，也涌現出不少好的作品。

對于“大躍進”時期的美術發展，陳艷認為，這一時期是新中國美術開始蓬勃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也顯現出發展過程中的某種不平衡、不成熟的弊端。張榮國認為，對這一時期的美術教育不能一概否定，這一時期的美術教育不僅僅擔負著傳播國家的藝術教育政策、培養又紅又專的專業和業余美術人才、擴大革命隊伍的責任，更是執行國家宣傳政治政策的創作任務與美術普及的中堅力量，以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的大發展。這是時代的需要，更是國家發展的需要。就創作成果而言，雖然數量上大放“衛星”，精品相對稀少，但從這些思想性較高的美術佳作中，展現了對美術題材的拓展、表現形式的探索和對“厚今”思想的重大轉變，形成了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時代風格特征。從教育學的角度看，盡管美術教育的“大躍進”嚴重違背了教育教學規律，違背了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的原則，沒能夠充分發揮師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教學成果相對較差，造成了很大的智力、人力、物力浪費。但同時也使藝術走進了生活，密切聯系了群眾，使藝術創作者具有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扭轉了部分藝術家的偏見，使藝術真正走進了生活。吳繼金等介紹了“大躍進”中農村壁畫發展演變情況。李方舟等認為，新壁畫運動作為“大躍進”時期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繁榮與其宣傳的成功是無可比擬的，它開辟了一種新的畫風，具有現實的意義和影響，并且當時很多作品都是以實際出發，表現人民的生產勞作和生活習性，對當時的風土人情做了記錄，因此，應該保持冷靜的態度去審視這次運動。對于“大躍進”中的新聞漫畫，甘險峰認為應該一分為二，對具體作品進行具體分析。

總體而言，對“大躍進”文藝的研究，大多數學者們能夠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研究，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去思考，觀點較為客觀，反思頗有啟發。

五、關于“大躍進”的回憶訪談材料

近年來，一些歷史參與者、當事人對于“大躍進”回憶的帶有史料性質的文章陸續發表。這些文章很多是當事人記述“大躍進”時期在教育領域中的經歷。陳信民回憶了作為師范生參加修水庫的往事。陶渭熊等回憶了大學校園里的吃飯軼事。陶才碧記述了因“大躍進”導致經濟困難影響大學師生生活的狀況。吳明先回憶了“大躍進”年代“開門辦學”的情況。韓鐵錚回憶了當時兩個月寫出一部國史的學術“大躍進”情況。華強記述了“大躍進”年代的中學學制改革。

對大煉鋼鐵等往事的回憶文章也比較多。盧惠龍記述了大煉鋼鐵等方面的情況。張干回憶了在大煉鋼鐵、大辦水利中，作為復員軍人干“工分工”的情況。達奇珍記述了滅麻雀、大煉鋼鐵等經歷與感觸。白興回憶了徐水縣在“大躍進”中大修水利、大煉鋼鐵等情況。趙長根記述了“大躍進”年代所經歷的大煉鋼鐵、放衛星、造化肥等情況。陳世高記述了1958年地方造土飛機的情況。

另外，林晰記載了作為《人民日報》記者下放到湖北棗陽農村所經歷的農業生產浮夸等情況。堯山璧回顧了徐水縣“大躍進”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情況以及引發的后果。劉期貴等通過采訪，記述了“大躍進”后湖南隆回縣羊古坳鄉雷鋒大隊在復轉軍人劉湘庭的帶領下搞分田單干的事情，這一舉措領先全國20年。黃建棟追記了“大躍進”時期海門縣財貿擴大會議全體同志保證書的來龍去脈。

朱傳桀追記了“大躍進”給涂料工業帶來的正面影響。胡俊等訪問整理了“大躍進”期間上海廣慈醫院成功救治大面積燒傷的鋼鐵工人邱財康的過程，這一成功促成了中國燒傷醫學治療水平的“大躍進”，也間接推動了中國整形外科的發展。

盡管人們對“大躍進”的回憶不全是負面的，但從整體上講，對這些回憶訪談文章只能借鑒其部分資料，因為有些回憶文章為彰顯自我體驗，多包含戲謔嘲諷口吻，弱化了其作為“大躍進”研究可資利用的史料價值，研究者在利用這些材料時必須加以鑒別。

六、對2010年以來“大躍進”研究的簡評

“大躍進”研究是黨史國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幾年內發表的文章就以百計，而且參與度高，其中既有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也有中學教師和研究生，更有歷史參與者。這種現象值得肯定。但通過梳理，也可以看出其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第一，與筆者于2006年、2010年發表的關于“大躍進”研究綜述的文章相比，近幾年發表的論文，數量雖不少，但有新意有影響的成果卻不多。關于“大躍進”的研究處于一種要有新突破卻又力所不逮的尷尬狀態，急需新的方法論指引開辟研究新天地。第二，有關文章研究闡述展開不夠，太籠統、不深人。有的文章學術性欠缺甚至連完整性都有問題，比如，有的文章談毛澤東、劉少奇、陳云對“大躍進”的反思僅僅分別用三小段話來表示，連蜻蜓點水也算不上。諸如此類研究，不僅有損于刊物名聲也無助于研究者成長，實為一種急功近利、飲鴆止渴的做法。第三，有的文章基本概念不清，相關背景知識有硬傷。比如，有的把反右派運動與反右傾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等同起來。有的認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雖然在政治以及經濟等方面已經不再與蘇聯有合作關系，但是“大躍進”運動是一味盲目崇拜學習蘇聯和東歐模式。這顯然與史實相悖。有的雖認為“大躍進”開始逐漸擺脫過度依賴蘇聯，但卻把應是外因的國際環境的壓力當成是“大躍進”產生的心理原因。有的甚至提出，“大躍進”發動原因之一是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這一說法更是匪夷所思。有的人認為，蘇聯戰時共產主義與中國“大躍進”都是轉型時期的政策，且不論這樣的比較是否有道理，僅從文章中實應為“蘇俄”的稱謂表述為“蘇聯”就不準確，文章價值當然大打折扣。還有人認為，“大躍進”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醞釀和明確提出，標志著“左”傾思想的登峰造極。這顯然也與歷史事實不符。

以上研究存在的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為“大躍進”研究敲響了警鐘。同時，我們更應當看到，具體的史實不清、概念錯誤這方面的謬誤相對容易改正，但從總體上健康推進“大躍進”研究卻并非易事。為突破“大躍進”研究困境，推動研究深入健康發展，急需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歷史理論的突破。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斷，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是推動深入研究國史當然也包括“大躍進”研究在內的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指南。

“大躍進”無疑是急于求成的典型。朱佳木指出，“急于求成”在新中國歷史中可以說是帶有一定頑固性的問題。前30年發生范圍大，持續時間長，損失程度重；而后30年一般來說，范圍比較小，持續時間比較短，損失也沒那么大。但是，只要把兩個30年中“急于求成”的問題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二者確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它們的出發點都是希望盡快改變落后面貌，把建設速度搞得快一點，以便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把耽誤的時間（無論是由于帝國主義侵略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奪回來；而失誤都在于把主觀愿望與客觀可能混淆了，過分夸大了主觀能動性和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而且，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不正確的政績觀在作怪。因此，我們在研究如何克服“急于求成”問題的歷史經驗時，需要重點研究如何把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正確，如何改進干部的考核、評價辦法。這些問題不解決，“急于求成”的毛病今后還會反復出現。

同時，不能把“大躍進”中的失誤與整個時期等同起來。在“大躍進”時期，我們還做了許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文指出，在激情燃燒的建設歲月，黨和人民休戚與共、同甘共苦，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匯聚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朱佳木指出，要反對“大躍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影響，反對那種說肯定“大躍進”時期中的經濟、科技、國防等戰線有成績就是肯定“大躍進”的說法。前文曾提到，同樣研究科技“大躍進”，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卻迥然不同；同樣研究“大躍進”中的婦女解放和作用，評價亦眾說紛紜。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有些人未能將“大躍進”時期和“大躍進”運動區別開來。

對于“大躍進”時期建設的成就，更需要學者們站在公允的立場上，從細處入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挖掘、提煉和研究。比如，關于“大躍進”時期水利建設及其成就的一些研究成果就值得肯定。董忠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經過“大躍進”等時期的集中突進，我國農田水利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水庫庫容由解放前的200億方左右增加到1976年的4200億方，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由2.4億畝增加到6.7億畝。王瑞芳認為，在“大躍進”運動高潮中確立了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社辦為主的“三主”治水方針。“三主”方針對指導各地水利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但“蓄水為主”在當時引起較大爭論，并在實施過程中帶來了次生鹽堿化危害。為此，黨和政府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三主”治水方針進行了部分調整，果斷地將“以蓄為主”改為“配套為主”，形成了新的“三主”方針，即小型為主、配套為主、群眾自辦為主。“大躍進”運動前后治水方針的形成與調整，既體現了黨和政府堅持貫徹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也體現了黨和政府正視現實、勇于創新的進取精神。李安峰以昆明市、貴州省為例，考察了地方政府在農田水利建設中的作用，認為地方政府基本保證了建設所需資金和物資的供應。馬進衛考察了“大躍進”時期云南的農田水利建設，認為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今仍受益。于法記載了山東省棲霞縣工農業“大躍進”等情況，指出在水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與此同時，在事關毛澤東與“大躍進”評價的問題上，應將其放在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正如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王香平對毛澤東“留有余地”思想作了分析，認為“大躍進”初期提出“留有余地”，體現出熱中帶冷的思想方法；高潮中講“留有余地”，表達出擔憂疑慮的心態；糾“左”期間講“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發展；“大躍進”反復至結束階段講“留有余地”，是為了掌握工作主動權，體現出認識上的更上層樓。尹韻公從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十次檢討入手分析指出，這充分顯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嚴于律己的自我批評精神，同時，也顯示了無產階級政黨具有自我糾錯、自我修復的強大能力。

總之，在“兩個不能否定”重要論斷的指引下，“大躍進”研究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本文作者：李慶剛，教授，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100091。）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