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碩

為促進國共兩黨聯合抗日，葉劍英受中共中央派遣，與張學良有過一段鮮為人知的交往。他們的成功交往，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1936年，全國抗日戰爭的聲浪日益高漲。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積極抗日的主張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進逼，強迫他們限期“剿殺”紅軍。

蔣介石的壓力變成了張、楊兩將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動力。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經過密商，達成協議，準備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共同抗日。張學良幾次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同商討軍事合作問題。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經過醞釀，決定派閱歷豐富、足智多謀，且熟悉東北軍情況的葉劍英參謀長前去西安。

8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改為洛川工委，葉劍英任書記。8月底，葉劍英、汪鋒、潘漢年、邊章五、彭雪楓、吳自立、劉鼎、劉克東等八人化裝來到西安。

當時，蔣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務、憲兵很多，特務活動猖獗，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處于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中。

張學良對于葉劍英等人的到來非常重視，事先對安全保衛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細的安排。他讓葉劍英住在自己的親信、衛隊第二營營長孫銘九的家里，向孫多次叮囑道：來人身系重任，無事不準打擾，要絕對保證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

葉劍英住在孫家，化名吳先生，仍然保持著紅軍的老傳統，生活很樸素。他房間里的陳設異常簡單：一張床，一張桌，一把椅子，一個水壺。他身著長袍或中山裝，風度翩翩，和藹可親，儼然一位學者。他深居簡出，謙虛謹慎，無事不打擾孫家。孫的妻子只是每天早晨給他送一次開水。她后來知道了葉劍英的真實身份，到他每天生活是那樣簡樸，深有感觸地對孫銘九說：“這樣的人，在東北軍中是找不到的!”

二

臨行之前，中共中央賦予葉劍英的主要任務是：籌劃組織西北國防政府；組織建立抗日聯軍；培養訓練東北軍內部的進步力量；組織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學生充當東北軍的下級干部；及時商議處理有關紅軍和東北軍之間的重要問題；等等。這些任務根據形勢的發展，后來有些變化，但堅持實行西北大聯合、共同抗日的根本任務沒有變。

10月5日，葉劍英與張學良會談。他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政治背景，說明中共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根據國內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重大政策變動，這也是接受了張將軍的意見。當時主張“勸蔣聯蔣抗日”的張學良聽完葉劍英的這番解釋后，十分高興地說：“葉先生講得很好，今后我們要更多地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

接著，雙方就迅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問題交換意見。葉劍英將自己隨身帶來的一份《關于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交給張學良。這個草案是在國民黨代表與共產黨代表潘漢年經過幾次秘密接觸后，由中共中央為聯蔣抗日而提出的。

葉劍英說：“張將軍，請閣下將我方意見轉達給蔣介石。”

張學良爽快地答應了。他說：“請葉先生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給我寫一封信，作為向蔣先生轉遞時的依據。”

葉劍英經電請中央同意后，立即補寫了給張學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向紅軍進攻，不攔阻紅軍抗日去路與不侵犯紅軍抗日后方，我們首先要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張學良“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張學良接信后，表示將盡快把抗日救亡協定草案連同此信轉給蔣介石。

葉劍英與張學良繼續商談關于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的作戰計劃問題，張學良對中共中央擬定的紅軍抵抗日軍的戰略計劃表示同意，并表示東北軍將予以配合。他決定將六十七軍集結于固原地區，五十一軍集結于慶陽一帶，一〇五師駐守平涼，以便與紅軍協同作戰。

在商談中，葉劍英根據黨中央的交代，向張學良提出借款五萬元，另給解決一萬套棉衣。張學良表示，借款的事，將努力去辦。棉衣問題，馬上可以落實，只是不便直接送往蘇區，運輸有些麻煩。他提出，可先派車從西安送往蘭州方向，再由紅軍在半路上取走。葉劍英對張學良如此爽快與機警深為欽佩。

經過幾天的會談，雙方就一些重要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葉劍英將會談結果及時報告了毛澤東、周恩來，并于10月10日派張向三給中央送去張學良的五萬元借款。以后又給紅軍分批轉送去御寒冬衣。

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這是黨賦予葉劍英赴西安的一項重要使命，也是葉劍英與張學良交談的一個重要內容。當時，張學良針對下屬部隊存在的問題，準備通過整頓使東北軍盡快實現年輕化、精銳化。但如何進行整頓，卻沒有想出明確的辦法。因此，他非常希望葉劍英能為他整頓部隊出謀獻策。葉劍英了解東北軍的大致情況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后，向張學良提出，整頓改造部隊，除做必要的人員調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訓導，并提出了加強部隊政訓工作的組織措施和具體意見。

張學良聽了葉劍英的意見，很感興趣地說：“葉先生的高見，小弟完全贊同，全部接受，十分感謝！”他立即吩咐部下著手去辦。

三

葉劍英在西安還利用各種有利時機，幫助張學良緩和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以應付復雜局勢。10月中旬，紅軍在寧夏固原地區李旺堡包圍了襲擾蘇區的馬鴻賓的騎兵二〇七團，蔣介石急令張學良派東北軍前去解圍。張學良急得團團轉，只好求助于葉劍英。

葉劍英考慮到，這是進一步爭取東北軍、開辟西北交通線的一個好時機，應當幫一幫張學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連續發電報給毛澤東，轉達張學良的意見，建議應允張的要求，放出被我軍包圍的馬鴻賓騎兵團，允許東北軍劉多荃的一〇五師按規定時間前去接應，同時要我軍派人員隨帶呼號密碼直接與前去接應的一〇五師取得聯系，與該師“永遠通好”，并派人與一〇五師洽談今后交通問題，開辟西北新的交通線。

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導人經過研究，采納了葉劍英的建議，令紅軍有意放出包圍在李旺堡的馬鴻賓騎兵團，并讓開大路，在沿途布設宣傳棚迎接劉多荃的一〇五師，讓其接走馬鴻賓騎兵團。

紅軍與該師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聯系。張學良對此事的處理結果很滿意。他感謝葉劍英說：“共產黨真夠朋友，你們幫我解決燃眉之急！”從此，對葉劍英也更加信賴了。

張學良還經常約請葉劍英在他公館會晤，共商抗戰大計。葉劍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東北軍的實力地位得到了加強。西北地區初步形成了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四

葉劍英在西安的工作范圍極其廣泛，除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外，還同各界人士打交道，非常繁忙，還要經常防備國民黨特務跟蹤，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葉劍英要冒很大風險，但他總是鎮定自若，倒是張學良常常提心吊膽，對他的安全放心不下。

有一次，葉劍英事先約好到東北軍六十七軍空軍前哨站站長王政家（紅軍聯絡點）去談工作，恰好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也去王政家。劉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發現周圍站著很多警察、憲兵，堵住路口，感到情況異常，便回頭急奔孫銘九家。當孫告知劉，葉劍英正在王家時，兩人大驚失色。他們緊急商談后，由孫銘九帶著十幾名士兵，坐著汽車，沖進王政住處，以“捜查”為名把葉劍英“搶走”了。

五

1936年10月下旬，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于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從而勝利結束了歷時兩年的全國紅軍的戰略大轉移——偉大的長征。

這時，蔣介石看到紅軍經過長征以后，人員大減，力量有限，便認為這是消滅紅軍、蕩平陜甘根據地的極好機會。于是，他在剛剛處理完“兩廣事變”之后，騰出手來，便急匆匆調集重兵，準備對陜甘根據地進行新的“會剿”。

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滿，多次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絕。當蔣介石得知張學良、楊虎城已同中共發生直接聯系和西安群眾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聲浪高漲時，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決西北問題，加速“剿共”。

10月22日，蔣介石率一大批軍政要員飛到西安，向張、楊施加壓力。蔣到西安后，分別召見張、楊談話，宣布他大舉“剿共”計劃，部署東北軍、十七路軍立即做好一切準備，進攻陜北。葉劍英密切注視蔣介石的言行，冷靜觀察西安和其他地區的局勢，隨時將事態的發展向黨中央報告。

10月24日，蔣介石再次召見張、楊，叫囂在三個月之內把陜北紅軍全部消滅。張、楊不同意蔣繼續“剿共”，慷慨陳詞，遭到蔣介石嚴厲“訓斥”。27日，蔣介石到王曲軍官訓練團向東北軍、十七路軍校官以上軍官“訓話”，繼續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積極剿共”的陳詞濫調，引起張學良、楊虎城和其他愛國軍官的強烈不滿和憤慨，會場上“嗤鼻跺腳之聲不絕”，幾乎不能維持秩序。葉劍英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及時報告給黨中央。

10月29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返回洛陽，實則召集會議，制定加緊進攻紅軍的軍事部署。張學良借給蔣介石祝50大壽的機會，特用自己的飛機把闖錫山從太原接來，一起前往洛陽，同在那里祝壽的傅作義、徐永昌等伺機勸蔣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蔣介石固執己見，還對張學良大發雷霆，當眾辱罵張學良不盡責“剿匪”，使張學良十分難堪。葉劍英了解到這些情況后，連續電告中央：“蔣張會談結果極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張、閻、傅、徐到達洛陽不得任何機會提出意見，滿腔抗日熱忱，無處說也”。葉劍英在電報中請示中央“擬離西（安）回保（安），詳細報告。”

黨中央收到電報后，經過研究，決定葉劍英繼續留在西安，進一步做張學良、楊虎城的工作，觀察事態的發展，隨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面的動態和情況，酌處各項事宜，并讓他向張學良借一筆軍費。

12月4日，蔣介石果然帶著大批隨從，殺氣騰騰來到西安。他在臨潼華清池的“剿共”臨時行轅里，召見張學良、楊虎城，作最后攤牌，提出兩個方案讓他們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陜甘前線作戰，由中央軍在后面督戰；二、如不愿“剿共”，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陜甘，由中央軍去“剿共”。張、楊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再次向蔣苦諫，再遭訓斥，遂決心實行“兵諫”，走上“逼蔣抗日”的最后一途。

葉劍英見蔣介石到來后的西安形勢日益緊張，即按中央指示，返回保安，臨行前向張學良告別，提出借款的要求。張學良慷慨允諾，再借十萬銀元給紅軍。葉劍英感激地說：“張將軍，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就這樣，葉劍英帶著巨款，悄然離開西安。

葉劍英回到保安后，毛澤東立即召開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的會議，聽取葉劍英對西安情況的匯報。會議進行過程中，機要秘書送來張學良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說，形勢十分危急，請葉先生即來西安，共商大計。會議沒有開完，毛澤東決定讓葉劍英馬上返回西安，并囑咐他把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帶去，通過張學良的關系，送王稼祥到新疆轉赴蘇聯治病。

六

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將至在多次向蔣介石勸諫，最后“哭諫”無效，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為了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抗日救國，在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同時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國民黨軍政大員。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一行乘張學良所派專機抵達西安，當晚即與張學良會晤，談到深夜。按照分工，周恩來側重于政治方面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團體工作；秦邦憲側重于中共黨組織內部工作；葉劍英側重于軍事方面工作。

張學良親自向周恩來提出，要葉劍英出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的參謀長，周恩來為此專電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葉劍英以參謀長身份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一起制定了抵抗親日派“討逆軍”的作戰計劃和軍事部署。同時，他還積極參加外交談判和其他工作。

這期間，南京親英美派在弄清了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國共產黨無意加害蔣介石而希望解決這次事變的態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從23日起，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和張、楊一起參加談判，并首先提出停戰及改組南京政府的六項主張，經過兩天的談判，同宋子文、宋美齡最后達成改組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驅逐親日派、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蔣當面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來去南京直接談判。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周恩來、葉劍英日夜奔忙。葉劍英會見了各方面人士，同他們進行座談，聽取意見。他還采取出席報告會、個別出訪等形式，進行統戰工作，并將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意見向周恩來和中央請示報告。

就在西安事變即將和平解決的最后關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2月25日，張學良沒有同周恩來、葉劍英等商量，就放了蔣介石，并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經洛陽飛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葉劍英后來回憶此事，曾這樣說道：“后來張學良出了個岔子。他說抓是我抓的，放我親自送。張學良親自乘飛機送蔣介石到洛陽。張學良想當個梁山英雄，他不曉得蔣介石的立場頑固得很。張學良剛一出門，孫銘九就向周恩來和我報告：副司令走了，送蔣先生回洛陽。我們說，不行，你馬上坐汽車把他請回來！待他坐汽車到機場，飛機已升空了。結果，蔣介石一到洛陽，就把張學良扣留起來了。到南京后又背信棄義地推翻自己的諾言，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話》，軟禁了張學良。”

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他們通宵達旦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并同楊虎城、王以哲等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協商，確定由楊虎城領銜，于1937年1月5日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通電，強烈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將軍的行徑，掲露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

在此期間，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奔走于東北軍、西北軍和國民黨留守西安人員之間，艱苦工作，維護團結，穩定局勢。

七

事過30多年后，1979年4月12日，葉劍英在西安視察期間，冒著早春風雪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舊址參觀，回首往事，揮毫志感：西安捉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雪立多時。

葉劍英頗有感慨地說：“周恩來總理在的時候說過，內戰轉為抗戰，西安事變事實上是一個關鍵。一抓一放，不抓不行，抓了殺又不行。蔣介石答應條件就放了。抓到后談條件，蔣介石答應聯合抗日。內戰轉為抗戰，西安事變這是主要的，逼迫蔣介石抗日。”

葉劍英很關心張學良的處境，1982年有一次談起往事時說：“張學良為了表示對蔣介石的忠誠，愿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蔣扣起來直到現在。”葉劍英一直珍藏著張學良當年送給他的一張照片。照片上葉劍英當年題字“漢卿送蔣回南京前留影”清晰可見。葉劍英多次托人了解張學良在臺灣的情況，并傳話給張學良說：我們是患難之交，希望張學良將軍有一天能回祖國大陸，重返故鄉，親眼看看祖國的巨大變化。只可惜，他未能在有生之年，親自接待老朋友。這個愿望未能實現，成了葉劍英終生的一大憾事。

（本文作者：《葉劍英傳》編寫組組長）

（來源：《百年潮》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