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指揮的歷史性抉擇——南昌起義中的賀龍
總指揮的歷史性抉擇
——南昌起義中的賀龍
張衛波
北伐戰爭后期,由于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中國革命陷入低潮。在這種情況下,工農群眾被大肆屠殺,共產黨員人數急劇下降。然而,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面對逆境,很多理想信念堅定者,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中,賀龍就是典型的代表。
“我要參加共產黨和改造部隊”
早年的革命探索和實踐,對賀龍來說,充滿著曲折和危險,特別是身處軍閥橫行的年代,他深感僅憑一己之力是難以改變現狀的。通過比較、鑒別,他認為“只有找到共產黨,革命才有辦法”。為此,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給予了積極支持,曾經資助中共湘區省委委員夏曦5萬銀元,并邀請共產黨員周逸群開辦政治講習所。1926年8月,他向周逸群明確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說:“我要參加共產黨和改造部隊。”由于當時尚處于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中央曾規定不準在友軍中發展高級軍官入黨,因此,賀龍的第一次入黨申請并沒有得到批準。考慮到賀龍要求入黨的熱情很高,周逸群鼓勵他要等待時機,說:“共產黨不是關門的,只要夠條件,時機一到,一定有人找你。”這進一步堅定了賀龍要求入黨的信念。后來,第一師成立了國民黨黨部,要賀龍參加,他無論如何也不參加,而是堅決要求參加共產黨。他任命周逸群為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同意在部隊建立政治機關,并盡其所能幫助和支持共產黨在部隊內開展活動,發展黨員。
1927年春夏之交,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同時,汪精衛武漢政府蠢蠢欲動,妄圖寧漢合流。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危急時刻,賀龍立場鮮明地支持共產黨,并對其所領導部隊的共產黨員采取了保護措施。他對周逸群說:“時局雖然這樣緊張,我還是堅決擁護共產黨,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決定。所有在我部隊里工作的共產黨員都不要離開,放心大膽地繼續工作。”賀龍的這一態度,對革命處于低潮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支持。7月初,周恩來會見賀龍時,特別欽佩他堅決的革命態度,稱贊這是“疾風知勁草”。的確,嚴峻的形勢面前,賀龍的政治立場和理想信念經受住了考驗。也正因為如此,賀龍及其所領導的第20軍成為共產黨十分信任的革命力量之一。這為南昌起義奠定了良好基礎。
“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
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革命形勢更加嚴峻。面對汪精衛的倒行逆施,賀龍采取了憤然抗爭的態度。為此,他不僅讓一些被解散的工人糾察隊的隊員加入自己的部隊,而且采取各種措施保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甚至派兵在共產黨機關、工會、農會等團體的門口站崗。據統計,當時在武漢有300余名共產黨員得到賀龍部隊的救助和掩護。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面對蔣介石高官厚祿的拉攏和誘惑,賀龍全然不為所動,斷然拒絕。7月17日,他在對連以上軍官發表講話時,表明了他要跟共產黨走的堅決態度。他說,革命到了危急關頭,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有三條:第一條是把隊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條是跟著蔣介石、汪精衛去干反革命,屠殺工農兄弟。第一條路是死路,自殺的路,第二條路是當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殺的路,我們絕不能走。我賀龍不管今后如何危險,就是刀架在頸子上,也絕不走這樣的路。現在只能走第三條路,也就是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道路,堅決走到底!23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將“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告知賀龍時,賀龍表示熱烈贊成,說:“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示。”
7月28日,當周恩來向賀龍告知了南昌起義的行動計劃時,賀龍毫不猶豫地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盡管賀龍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是黨組織還是任命他為起義軍總指揮。30日下午,賀龍召開團以上軍官會議,宣布了起義決定。他說,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革命的旗幟,反對國民黨政府,打倒蔣介石;我們大家在一塊都是很久的,我今天起義了,愿跟我走的我們一塊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我們今后要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賀龍在第20軍享有崇高的威望,據周逸群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其部下“自師長以下莫不視賀龍為神人”。在他的動員和感召之下,廣大官兵群情激奮,斗志昂揚。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領導下,經過周密籌劃和準備,8月1日凌晨,僅僅經過幾個小時激戰,起義軍便占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和建立自己的軍隊。
“就是把我腦殼砍了,我也要跟著共產黨走到底”
南昌起義之后不久,按照預定計劃,起義軍南下廣東。由于賀龍在南昌起義和南下途中的突出表現,以及其本人多次要求入黨,8月底9月初,經中共前委批準同意,賀龍在瑞金的一所學校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初,當他帶少數幾個人回到家鄉桑植發動武裝起義時,他堅信挫折是暫時的,共產黨一定會成功。他說:“這條路是我選定的。我走南闖北,對‘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過比較,對國民黨、北洋軍閥、共產黨作過比較。我覺得共產黨好,我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我賀龍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南征北戰,搞了半輩子,今天總算實現了我的愿望。”他還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洪水猛獸,“我賀龍把他看作是救星,就是把我腦殼砍了,我也要跟著共產黨走到底!不信你們看吧,共產黨一定成功,國民黨一定垮臺!”回顧當初的選擇,賀龍絲毫不后悔,始終認為這種為勞苦大眾解放而奮斗的選擇是正確的,他說:“如果說為了當官的話,我又何止是個軍長呢?蔣介石還叫我當中央委員、江西省主席呢!當官有權有勢,日子也過得好……一個人光為個人著想,那確實感到吃虧了,如果想想災難深重的國家,想想千百萬受剝削、受壓迫的工農群眾,當國民黨那個官又有什么意義呢?”抗戰期間,蔣介石問賀龍:“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你為什么好端端的軍長不當,去參加共產黨的南昌暴動?”賀龍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和委員長的政見不同嘛!”由此可見,在理想信念和政治選擇問題上,賀龍是毫不含糊、光明磊落的。
總之,自從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賀龍便自覺將自己的命運同黨和革命的前途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忠誠不渝。1943年1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專門作了《向賀龍同志學習》的講話,認為賀龍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他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勇士,有指揮戰爭和建設軍隊的豐富經驗”,而且在于“他對革命對黨的一貫忠誠的態度。他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因為斗爭失敗而氣餒”。時至今日,賀龍立場堅定、百折不撓、對黨忠誠的優秀品格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4月10日)
張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