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與20世紀80年代的教育事業

李曉倩

萬里是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領導農村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行。這位改革開放的“高級工程師”，對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十分關注。他主張教育為四化建設服務，鼓勵推行教育改革，呼吁加強師范教育，為20世紀80年代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重視教育“是一定要后悔的”

文化和教育是“文革”中首先受到沖擊的領域，“兩個估計”對教育戰線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教育思想被嚴重扭曲，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學、文化等領域的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人才隊伍培養和建設出現了長期空白。同時，社會上充斥著輕視和忽視教育的不良氛圍。這種情況無法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求，大力發展教育、培養能為四化建設作貢獻的人才迫在眉睫。“文革”結束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教育戰線率先開展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制度，否定“兩個估計”，開始扭轉了“文革”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方針，教育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以此為起點展開，教育事業乘著改革的春風逐漸恢復發展。

萬里是新時期黨的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也是教育發展的積極倡導者。他深知，要想實現四化建設的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教育。因此,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在不同場合為教育發展搖旗吶喊的萬里。1984年6月，在同全國髙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的部分代表進行座談時，萬里將教育事業提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傳達出重視教育的思想：現在我國搞四化建設，最缺少的是知識和人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依靠教育。所以，我們黨和政府都要重新認識教育對四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意義。人是最大的能源，教育戰線是最大的能源基地，只有有了合格的人才，四化建設才能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任何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輕視教育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列主義的。1985年5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萬里發出了把教育看作“效益最大的一種投資”的呼聲，顯示出他的長遠戰略目光。

有一次，萬里在同安徽省領導同志談話時，比較了安徽和江蘇的發展情況：安徽十三四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年產值100億元；江蘇只有十萬平方公里，年產值500億元。為什么安徽同江蘇的差距這么大？萬里為其“診斷”的“病因”是，安徽教育和培養人才的工作落后，科學技術水平低。寥寥數語，飽含著萬里對農村改革“領頭羊”安徽發展狀況的關心，也準確地為安徽指出了迎頭趕上的方向。

各級黨政機關是國家教育方針的具體實施者和推動者，它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把重視教育與否納入地方黨委工作的考核體系，是萬里為敦促地方黨政機關發展教育事業提出的一個重要方法。1983年7月下旬，教育部召開全國普通教育工作會議。萬里在會上重申了“教育是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最基礎的工作”這一思想。他語重心長地說，對教育問題認識不夠的話，“是一定要后悔的，即使今天不覺得后悔，九十年代一定會后悔”。他請與會代表回去向省委傳達、匯報會議的內容，建議每一個省委和省政府、縣委和縣政府在暑假期間由省委書記、縣委書記主持召開一個普通教育工作會議，研究如何加強普通教育工作。萬里還強調，重視教育與否，是考核一個黨委對現代化的了解程度與領導水平高低的標準之一，一定要像抓能源、交通、財經工作那樣抓教育。

教育的發展方向是為四個現代化培養人才，這是萬里的心聲，也是他對教育事業的期望。1982年8月，萬里、胡喬木會見參加全國中小學勤工儉學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座談時，萬里表達了“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密切結合”的想法，認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堅持下去，并希望各級黨政領導加強對勤工儉學工作的領導和支持，使學校培養出來的人適合四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院創建和發展自然也牽動著萬里的心緒。19851月29日，香港商人包玉剛捐資創辦的寧波大學舉辦奠基典禮，萬里欣然前往參加。在談到寧波大學的辦學方向時，鑒于當時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都很缺乏，而經營管理人才、外貿人才、金融人才、經濟人才和法律人才更為缺乏的狀況，他希望寧波大學多培養一些經濟師、會計師、審計師、律師和銀行家，為四化建設輸送人才。31日，萬里從寧波趕赴煙臺，到煙臺大學看望師生，參觀了教室、餐廳和圖書館，并在1200多名師生的集會上講話，勉勵大家勤奮學習，堅持創新，把煙臺大學辦成一所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次年11月，寧波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萬里又特地趕往出席，并對其發展前景寄予厚望。在典禮前一天，萬里會見了包玉剛及其親屬，英國國會議員和教育部副部長華爾登，以及香港的一些寧波籍著名人士，向他們對寧波對外開放和寧波大學的興辦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必須及早下決心改革教育體制”

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主政安徽時，將肥西縣“包產到戶”和鳳陽縣小崗村“包干到戶”經驗推向全省，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由此拉開，“要吃米，找萬里”成為中國大地上廣泛流傳的時代口號。教育戰線的改革，也得到了這位“改革闖將”的大力支持。

1984年10月，中央書記處決定將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領導小組。而負責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正是萬里。領導小組下設兩個工作班子，分別由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牽頭。在萬里的領導和胡啟立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逐漸起草完成。1985年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討論《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萬里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作了重要講話，為即將在全國推行的教育體制改革造勢。教育改革要從體制改革入手，“教育體制如不改革，同現代化建設和新科技革命的形勢不適應的現象就會更加嚴重。總之，我們必須及早下決心改革教育體制，否則就會喪失時機，貽誤大事”。這體現了萬里對教育體制改革迫切性的深刻認識。在此基礎上，他闡述了教育體制改革應涉及的幾個主要方面，對教育體制改革做出頂層設計：第一，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第二，大力發展職業和技術教育；第三，推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革招生分配制度。另外，進行教育體制改革，還必須改變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頒布。該《決定》對教育體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全國規模的教育體制改革由此拉開序幕。1985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國家教育委員會召開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廣東、浙江、遼寧八省、市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市）長會議，檢査各地貫徹《決定》的情況。會議期間，萬里到會聽取匯報。在了解各地傳達、學習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以及貫徹《決定》的情況后，他對教育改革的推進情況表示肯定，認為《決定》公布以來，中國的教育戰線已經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好形勢。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他對各省、市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他們進一步貫徹好《決定》，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進行教育改革。

高校改革是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髙等教育領域，長期以來形成的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依然束縛著髙校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在全國高校中，上海交大率先實行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但由于傳統觀念、舊習慣勢力的影響，社會上對此褒貶不一。在影響改革走向的關鍵時刻，萬里幾次會見上海交大有關領導，肯定交大改革的路子。1984年1月，萬里專門聽取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鄧旭初等校領導匯報管理改革情況。針對當時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師資近親繁殖又不流動的做法，萬里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種做法不利于學校的發展，鼓勵交大繼續改革下去，使人才流動起來。他說，我們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會有成功，也有可能失敗，你們交大的改革要繼續堅持下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萬里提出的“多、快、好”的目標為上海交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9月，萬里再次為鄧旭初等鼓勁打氣：黨中央號召改革，凡是搞改革的，都會得到黨和政府的支持。我國高等教育非改革不可，這是確定無疑的。上海交大的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肯定的，要放手大膽地干下去，按自己的設想和計劃改革下去，不必理睬社會上的風言風語。這樣，上海交大的改革獲得了一顆“定心丸”。在萬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鼓勵下，上海交大頂住各方面壓力，走出了一條從管理改革入手、逐步推動教學和科研改革的高校改革路子，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1985年10月，萬里在接見上海交大負責人時肯定了交大管理體制改革的成果。他欣喜地表示:“你們交大最近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在多次統考競賽中取得優異成績，我聽到這消息十分高興。堅持改革總會取得成果。”

上海交大的成功改革證明了高校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萬里呼吁全國各大高校向上海交大等學習，積極進行體制改革。1986年2月，北京工業大學校領導向萬里匯報教育改革情況。針對我國中專比例比較低、教育結構很不合理的狀況，萬里希望北京工業大學幫助培養中專師資，特別注意幫助師范學校提高師資水平。他還為包括北京工業大學在內的高校改革“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方案：大學的科系配置，要符合社會需要，并向國際水平看齊；打開校門辦學，可以主動與科研部門和企業掛鉤，及時吸取科研和生產上的新成果，充實教育內容，千方百計提高教學質量；在招生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可以和企業或郊縣掛鉤，幫助他們定向培養人才，等等。11月30日，12所大學的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在合肥參加了一次生動活潑的討論會，他們是受萬里邀請前來討論民主辦學的。會上，大家暢所欲言，一些高校介紹了自己推行的一系列新舉措，如試行校長負責制，設立校務會議和學術、學位、教師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及其下設的提案、分房、職工福利委員會等，受到了萬里的贊賞。萬里鼓勵他們根據自己的特點大膽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并鄭重強調：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教育體制要改革，領導體制也要改革，要堅持民主辦學，培養四化需要的人才。

師范教育是整個教育的基礎，是提高教育氣量和人才水平的關鍵。1985年9月10日，中國第一個教師節，首都慶祝教師節大會在人民會堂隆重舉行。萬里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講話。他說：“教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決定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體現了萬里對教師工作的充分重視。在此基礎上，他倡導把尊重教師變成一種社會風氣和社會公德。萬里繼而向教師們保證：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物力財力的增強，國家必將拿出更大的力量，逐步采取措施加快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師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同時，他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教師要具有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勇于創造的科學精神，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文化修養，為學生和全社會做表率；要及時更新知識，提高教學能力和教學水平，改革那些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熱愛青少年學生。

當時，師范教育中存在著一些學生不愿報考師范、考上師范也不安心、畢業分配以后不愿當教師、有的當了教師又改行等問題。這讓萬里十分擔憂。怎樣才能千方百計加強和改善師范教育，提高教師隊伍的質量呢？1985年10月5日，在參加河南省部分師范院校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座談會時，萬里對“提高師范院校的生源質量是重要舉措”的思想做了闡發，并希望有關部門認真思考和研究一下怎樣增強師范院校的吸引力問題，使全社會都重視師范院校，使優秀的學生都愿意報考師范院校，學而優則“師”。

曲阜師范學校，是萬里的母校。1933年至1935年，他在這里學習、生活了三年。萬里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情結，曾不止一次地說：“我是山東省曲阜師范學校畢業的學生，那是一所水平很高、很有特點的學校。”在闊別母校50年后，萬里借著調研黃河大堤和兗石鐵路的機會，于1985年11月8日再次回到這里。他跟身邊的人說：“我這次來不是看三孔的，是看母校的。”整整大半天時間，他參觀了校史展、圖書館、操場、教室、食堂，親切詢問了學校的辦學情況及師生的生活、學習情況，最后與省、市及部分高校、曲阜師范學校的領導和教師們進行了座談。“教師是工作母機。”這是萬里在座談時提出的重要論斷。他說，我們的國家能否成為一個髙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取決于教育，教育又取決于師范。“沒有合格的教師怎么能夠培養出具有高度文化、髙度科學技術的人才呢？所以說培養合格的師資是當前我們教育工作的一個大問題。”萬里主張，只要條件允許，所有的縣都要辦一所師范學校，寧可少辦一所高中，也要辦師范學校，要選擇最優秀的、道德品質好、知識豐富、教學方法得當的人當教師。座談會一直開到將近下午1點，萬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學校大門，他一遍又一遍地對前來歡送的人們大聲說道：“我還會回來的，回來再看望老師和同學們！”回到北京后，很少題詞的萬里專門為曲阜師范學校題寫并寄去了“培養優秀的文化與道德的播種師”。萬里對母校、對師范教育熱愛之深重，由此可見一斑。

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的時間抓師資隊伍建設，是萬里為師范教育畫出的宏偉藍圖。1985年11月23日，萬里與全國中小學師資工作會議的代表進行座談。他認為，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在整個教育工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關系到中華民族下一個世紀接班人的培養問題，是教育這個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中的重點。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交代：這件事，你們這一代要做好，不要留到下個世紀去。萬里轉而嚴肅地指出，任何輕視師范、輕視師資隊伍建設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提高教師素質比對工廠里設備技術的更新更為重要。他要求，師資隊伍的建設要下決心一直抓下去，不是只抓一年、二年，也不是只抓一個五年計劃，而是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不懈努力，建設一支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德才兼備、合格穩定的教師大軍，為培養人才奠定堅實的師資基礎。

1986年1月1日，萬里撥冗來到北京師范大學，同師生們一起慶祝新年。他看望了教師代表，聽取了他們對發展師范教育事業的意見和建議，并表達了對教師們的厚望：“我們國家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就依靠教師們，要靠他們來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文化素質，沒有堅強、優秀、安心的教師隊伍，我們國家在下個世紀就沒有希望。”萬里又一次提起按計劃發展師范教育的想法，即下決心從“七五”計劃起，經過10—15年時間，使我國的師范教育有一個大的發展，要把各類師范院校的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努力使各級各類教師隊伍的水平提高一大步。

教師的待遇問題，是萬里始終記掛在心間的一件事。為教師們解決后顧之憂，才能保證他們全身心投入教學，提高教學質量。1986年2月1日，萬里冒著嚴寒到北京朝陽區和西城區部分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家中看望，詳細詢問了他們的工作、收入、住房等情況。在聽取朝陽區政府負責同志關于在“七五”期間解決教師住房問題的設想后，萬里很高興。他還看望了西城區曙光幼兒園退休園長、90歲髙齡的董玉振，向她表示感謝：“您培育了許許多多的孩子，這是對國家很大的貢獻。”

作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萬里始終保持著尊師重教的良好風范。他為教育發展搖旗吶喊，為教育改革鋪路奠基，推動了新時期教育事業的繁榮。他闡述的一系列深刻而豐富的教育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輝，對于我們今天的教育發展和改革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員）

（來源：《百年潮》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