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實居首要地位”

——大革命時期惲代英等人給國民黨中央的一封信

黃家猛

教育在國民革命中究竟有著怎樣的地位？第一次國共合作不久惲代英等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這個答案就在1925年5月惲代英等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封信中。這封信保存在編號為“漢5304·1號”的原始檔案中，為毛筆書寫原件。該信沒有收入李良明教授主編的《惲代英全集》和《惲代英年譜》（包括增訂本），故鮮為人知。筆者現將其照錄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同志公鑒：

敬啟者，我黨自改組以來，鑒于以往徒用軍事行動及政治活動以謀革命之缺乏基本力量，即著重宣傳，以之為本黨第一重要工作，此實改組精神所寄也。總理遺囑亦云，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革命成功，須喚起民眾。可見宣傳之重要矣，是宣傳至少當與軍事、政治等工作同一重視。今廣東革命政府所在地軍事政治均大有展布，北京倒直后我黨在彼之政治活動亦屬重要，中央所以有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之設，以示特重。至在東南數省，而尤以文化先進著稱之江浙等省，則無論軍事政治，吾黨均尚無施展之地。是則當以宣傳為最要之工作，至宣傳事業固非一端，而教育實居首要地位。蓋革命之先鋒藉以養成，且江浙等省風氣文弱，重視讀書人，教育界及學生在社會上，頗占地位，得一般人之信仰，是吾黨在教育界上尤有占一重要地位，一方向青年宣傳，一方據為勢力地盤之必要。乃此數省之教育，歷年來均為少數學閥紳閥把持，藉以捧場軍閥，討好官僚，以謀私利。于是學風委靡，以能結交官吏，能分其殘瀝，以維持學校門面者為能，群相效尤，不顧廉恥，所謂革命，所謂救國，既絕口不談，一聞打倒軍閥，尤掩耳疾走。士風如此，無怪一般社會，視革命為畏途，而以我黨為搗亂矣。

去年齊盧之戰，暴露此間人民之怯懦，而亦暴露釀成此戰之東南教育界及士氣之卑鄙無恥。有識者亦稍稍悟矣。齊盧戰后，教育界不維精神宣告破產，即經濟亦行將破產，更使人覺悟，逢迎軍閥以致釀成此戰之學閥之罪狀，即身在教育界往常受彼等之欺騙，以為奉承軍閥可以茍安者亦已失望，而有革命之動機。此正我黨解剖齊盧戰爭所給與吾人之苦痛，宣暴學閥之罪惡于教育界，以博其同情，引起覺悟，以取破產學閥而代之，以揭櫫我黨主義之教育，而養成進取的革命的學風之大好時機也。惟設立專其職責之機關，進行難期得力。為此請求仿廣東北京軍事政治委員會之例，特于教育事業特重之東南中心上海地方設—教育委員會，付予規劃大綱、指揮進行之職權，統率教育界同志，一致的在教育界上為有主義有策略之活動，務達改變東南教育趨勢而趨于革命之目的，是為至要。附擬該會設施大綱數條，開列如下：

（一）制定本黨教育大綱

（二）確定教育運動方針并指揮同志從事教育活動

（三）計畫并管理本黨黨辦學校暨同志辦理之私立學校事宜

（四）編審教材書目

（五）發行定期刊物

除請上海執行部宣傳部轉請中央核奪外，茲因朱季恂同志赴粵之便，再托其轉呈，并要求出席陳述意見為幸。

上海執行部宣傳部附設教育運動委員會委員

惲代英 高爾松 沈觀瀾 向警予

高爾柏 張霽帆 劉重民 王致九

糜文溶 侯紹裘 丁曉先 林 鈞

朱季恂 陳貴三 孫宗堃 董亦湘

黃正廠 凌啟瑞 楊賢江 柳亞子

史吟海 沈雁冰 韓覺民 姜長麟

謹上

關于這封信的時代背景。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閉幕次日，孫中山隨即召開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會議決定建立以廣州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作為國民黨最高行政機構。考慮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偏處廣州，決定除廣州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地外，其余特別區，如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皆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到各地組織執行部，指揮監督各地黨務之進行。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結束后，部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汪精衛、葉楚傖、于右任、張靜江，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邵元沖、沈定一、茅祖權、瞿秋白，以及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人相繼抵達上海，認真執行關于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部，以執行中央黨務的決議，積極組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經過國共兩黨人士的努力，具有國共合作意義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于1924年正式建立，并于同年3月正式對外辦公。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初期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不久即發生分歧。1924年6月，國民黨右派謝持就聯合鄧澤如、張繼等向國民黨中央呈遞了《彈劾共產黨書》。同年8月1日，周頌西、喻育之等人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會后喻育之等到上海執行部，要求致電廣州國民黨中央“分共”，并毆打“跨黨黨員”邵力子。此后，左右斗爭愈演愈烈。孫中山去世之后，雖然執行部內工作在短時間內得以延續，但是矛盾日趨白熱化，執行部內國共兩黨人士逐漸分化，國民黨右派對國共合作的破壞活動愈演愈烈，時常在執行部內對共產黨員實施排擠和打壓，使他們不得不相繼離滬退出執行部工作，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變得徒有其名，失去了起初國共合作的意義。

關于信中所提的“齊盧之戰”，即江浙戰爭。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也成為國共兩黨的分歧之一。1924年9月，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進攻皖系浙江督辦盧永祥，江浙戰爭爆發。孫中山和皖、奉兩系早有聯盟，因此支持盧永祥，并力圖乘機北伐，推翻直系中央政府，統一中國，而中共中央則反對與任何軍閥結盟。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認為江浙戰爭是軍閥爭奪地盤與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的一種表現，人民對任何軍閥戰爭不能存絲毫希望，能寄予希望解救中國的惟有國民革命。10月10日，上海國民黨人召開雙十節國民大會，國民黨右派分子喻育之等主張支持盧永祥，反對齊燮元。上海大學學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跨黨黨員黃仁等則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反對支持任何軍閥。兩派發生沖突，結果，黃仁被毆傷，推墮臺下致死。此事導致上海執行部負責人葉楚傖向國民黨中央申請辭去上海執行部職務。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收到此信后，7月7日正式函復上海執行部，在這份編號為“漢5304·2號”的原始檔案中，國民黨中央同意了惲代英等的建議，并“請上海執行部核辦”，在信的結尾有鄒魯和廖仲愷的聯合署名。

這封信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該信對東南諸省的教育現狀存在的弊端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方案，該方案的實施使國民黨的革命理念深入人心，為兩年后的北伐在這些地區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礎。信中闡述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實質就是要重視宣傳，藉此來喚醒民眾。江浙等地國民黨從事政治軍事活動效果不如廣東北京明顯，其原因在于宣傳工作的缺失。特別強調了教育在宣傳工作中的作用。江浙地區之前的教育，為當地學閥所把持，這些學閥討好官僚、軍閥，反對革命。只有通過教育改革，才有可能宣傳發動有志青年參與革命。該信還通過分析齊盧之戰，強調改變東南教育形勢已經刻不容緩，并提出教育改革實施大綱五條，呈報國民黨中央批準。這份教育改革計劃對20世紀20年代東南數省發展教育、開展革命宣傳至關重要，通過國共兩黨的努力，革命的觀念在這一地區深入人心，為此后北伐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次，該信對研究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期間的國共合作及惲代英等的革命思想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從該信的署名來看，這24人中很多人是中共黨員，其中惲代英時任上海執行部宣傳部秘書，韓覺民為宣傳部干事。這封信函對研究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期間的國共合作，特別是惲代英等在這一時期的革命活動及革命思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彌補了相關研究的不足。

（黃家猛，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CZS030〕研究成果）

來源: 《光明日報 》（ 2016年0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