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廣元人民的未了情

何廣華 何明圓

1949年10月，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與司令員賀龍等人一起，率領兵團沿秦嶺北麓分左、中、右3路，晝夜兼程，向敵人的大巴山防線進軍。12月14日，解放軍的兩個團以破竹之勢解放了川北重鎮廣元，古老的廣元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12月16日，胡耀邦等到達廣元，住上河街趙朗如公寓。傍晚，胡耀邦等在大西門外周家院接見了廣元縣臨時治安維持委員會成員。在聽取了匯報后，胡耀邦指示將“廣元臨時治安委員會”改稱“廣元縣支前委員會”，并叮囑支前委副主任馬鳳岐給旺蒼知名人士李克明寫信，要求其轉告國民黨旺蒼縣長向伯矩，要他堅守崗位，迎接解放，等待接管。旺蒼地方當局見大勢所趨，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川北區委員會書記兼川軍區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成為川北黨政軍一把手，從此，他便與廣元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川北區轄南充、遂寧、達縣、劍閣等4個行署專區，而劍閣專區區委、行署則設在廣元，胡耀邦曾在軍分區政治部即廣元將軍橋南約300米的一幢青瓦小樓里辦公。在一次會議上，胡耀邦動情地說：“今后要把咱們的嘉陵江建設得像伏爾加河那么美麗，讓輪船從重慶直接開到廣元來。”

“嗚，嗚！”2014年12 月 27 日上午11時許，伴隨著渾厚的汽笛聲，長 66 米、寬10.09米的首艘“廣元造”千噸級集散兩用輪船“騰勝貳號”，平穩駛離紅巖港口，標志著胡耀邦64年前的預言已經實現。然青山尤在，斯人已去。

“獨秀紅梅隨冬去，落絮細雨泣無聲。人生自古誰無死，忠魂丹心慰后人。”在2015年胡耀邦百年誕辰之前，筆者輾轉廣元、綿陽、成都等地，查閱了大量史料，先后采訪了6位廣元人或他們的后代，聽他們講述了當年與胡耀邦那段鮮為人知而又非同尋常的交往……

與回民領袖肝膽相照

“別來卅載會難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虛度年華今又老，愧無一善報君知。”

“這是我1982年寫給胡耀邦信中的一首詩，不知他收到沒有。”原川北30多個縣的回民領袖、四川省伊斯蘭協會副主席、省政協委員余子云，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1908年2月2日，余子云出生于廣元縣下河街一個回族家庭，伊斯蘭教經名“達吾法”，1930年畢業于廣元中學師范班。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23歲的余子云憑著一腔熱血，在廣元組織學生成立抗日救國義勇軍，自任隊長，并率隊到成都請求出川抗日，后被強令解散。旋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二混成旅五團任少校書記。1935年任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區撫邊知事，翌年任廣元縣財務委員、軍運代辦所所長、糧秣處長、參議員，被公推為回教救國協會廣元支會總干事。1945年，余子云創辦了廣元第一所少數民族學校清真小學并出任校長，學校后更名為廣元縣伊斯蘭完全小學。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思想進步的余子云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員。

1949年下半年，胡耀邦派人與余子云取得聯系，并給他布置了5項任務：保護地方檔案；保護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保護全縣人民生命財產不受損失；保護倉庫；保護銀行。余子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暗中做了部署。

不久，第十八兵團先遣團馬團長秘密潛入廣元，對余子云說：“余先生，明天大部隊就要到，請先生想法為大軍籌集糧草，廣元、昭化、旺蒼等后方的事還請先生多費心。”余子云一口答應下來。

由于縣城無大量存糧可供，余子云連夜派人到元壩、大石等地鳴鑼通知，要各保各甲各出二擔糧食，連夜送往廣元縣衙。余子云一面派人給解放軍送糧，一面輾轉各地繼續籌糧，并源源不斷送到廣元，保證了解放大軍的供給。

解放以后，為了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和民族團結政策，余子云將伊斯蘭完全小學捐給人民政府，更名為廣元民族小學（現嘉陵小學）。

1950年上半年，毛澤東親筆簽發了任命余子云為川北行署委員的任命書，當時的《川北日報》也刊發了這一消息。余子云事后得知，他的這一任職是由胡耀邦親自向毛澤東推薦的。

當時，余子云既高興又有疑慮，因為他在川北行署人地生疏，不知道自己能否與那里的領導相處融洽。

在南充，各級領導尤其是胡耀邦，十分的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的正直無私、襟懷坦蕩，特別是對黨外民主人士的真誠相待，使余子云感到十分溫暖，消除了心中的疑慮。

1950年6月23日，川北各界代表大會召開，許多委員踴躍發言，而余子云因為有思想顧慮，直到大會結束那天仍一言不發。細心的胡耀邦發現這一情況后，在會間休息時來到余子云面前，說：“你是川北幾十個縣的回民代表，不講話不好嘛！談談回民對黨的民族政策有何意見和要求吧？”余子云受到鼓舞和激勵，于是走向講臺，把他到行署幾天來的親身感受及疑慮毫無忌諱地講了出來。

“余先生的講話，明天就見報。”胡耀邦握著余子云的手說，“余先生，你講得好，我們共產黨人與黨外人士交朋友，就是要推心置腹，開心見腸，無話不談。若是有話隱在心里，彼此猜疑，怎么能共事呢？”聽了胡耀邦這番話，余子云既慚愧，又激動，把胡耀邦的手握得更緊：“胡主任，共產黨把我當真朋友，我就大膽干！”會后，胡耀邦帶領大家高呼口號，當喊到最后一句：“我們要為川北人民做好事做到底，我們要為建設新川北而奮斗”時，余子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川北日報》果然登出了余子云發言的文章。

在清匪反霸、土改的日子里，按照胡耀邦的安排，余子云一直在廣元忙著硝磺廠里的事。一天，他突然接到從南充發來的急電：立即趕回南充。余子云急忙丟下工作連夜趕到南充。

一見著余子云，胡耀邦劈頭就問：“你的土地是如何解決的？”

“我沒有一片土地。”余子云回答。

胡耀邦疑惑不解地說：“那你一家二十多口人的吃飯、生活從哪里來？”

“靠父親行醫，買糧吃飯呀！”余子云據實回答。

“這次反霸，群眾給你提了什么意見？”胡耀邦又問。

“沒有。”

“你是地方上的當權派、川北幾縣的舵把子、袍哥大爺，當過縣長，二十幾歲就在國民黨軍隊任少校秘書，群眾哪能沒意見？”

“這兩個月來，天天都在開群眾大會，訴苦伸冤，沒有聽說有人給我提意見吶！”余子云一頭霧水，不明白胡耀邦到底要說什么。

胡耀邦點燃一支香煙，叮囑道：“好，那我放心了，你回去吧，就在行署，哪里都不要去，地方上的工作暫時放一下，以后再說。”

從胡耀邦辦公室出來后，余子云對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業廳長、川北土改工作委員會主任裴昌會講了見到胡耀邦的情況，納悶地說：“我以為有什么大事，就是問問我家里的土地……”

裴昌會打斷余子云的話，說：“你太糊涂了，這么大的運動，哪個行署委員還敢呆在地方家里呢？如果你出了事，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辦！胡主任要我急電讓你來南充，就是讓你免受群眾沖擊，你還不知道呢！”聽裴昌會這么一說，余子云才恍然大悟，深感胡耀邦的用心良苦，心里十分感動。

原來，當時一些人對過去的軍閥、起義投誠人員不滿，認為這些人昨天還拿槍打共產黨，今天又成了民主人士，當了共產黨的座上客。尤其是在清匪反霸中，各地農民對一些過去有民憤的民主人士意見很大，紛紛要求政府逮捕法辦。巴中、江油、平武、達縣的一批農民代表甚至到行署要人，胡耀邦一面派人到各縣做說服工作，一面通知當地政府對民主人士加以保護。胡耀邦擔心余子云在廣元受到當地農民沖擊，故托裴昌會急電將其召回南充保護起來。不僅如此，不少民主人士包括其家屬都被胡耀邦接到了行署，并做了妥善的安排。

最讓余子云難忘的是1952年的一件事，那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災嚴重，不少農民以紅苕葉充饑度日。在一次例會上，胡耀邦說：“眼下春旱嚴重，共產黨不準餓死一個人，前幾天我已派人到農村查看災情，發放錢糧，救濟工作已在進行。我擔心的是接著夏旱，到那時我愿帶頭到農村抗旱，大家愿不愿意跟我去？”

“愿意！”大家一致表態擁護。

胡耀邦提高了聲音說：“從今天起，我帶頭將小灶伙食改為大灶伙食，同人民共度難關，不知各位先生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大家一致同意。

第二天，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內的高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都開始吃大鍋伙食了。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東、川西行署均被撤銷，合并為四川省，余子云調入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任委員，胡耀邦親自給余子云寫了鑒定：“余子云解放前與十八兵團有聯系，籌集糧食支援部隊，解放后為政府辦廠有功……”

“文化大革命”中，余子云被紅衛兵抄了家，掃地出門，毛澤東親筆簽發的委任書，胡耀邦親筆寫的鑒定以及他和胡耀邦的合影照片，《四川省伊斯蘭教史》手稿均被作為“罪證”抄走，從此沒有了下落。

1982年夏天，余子云赴京參加全國伊斯蘭教協會會議，打算把朱德送給其老師劉壽川的一根拐棍（因余子云與劉壽川曾在川北行署共過事，又一同住成都的一個宅院，相處甚密，故劉壽川轉送給了他）親手轉送給胡耀邦。

到京后，恰逢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召開前夕，余子云覺得胡耀邦日理萬機，不便前去打擾，于是提筆給胡耀邦寫了一封問候信：“胡書記您好，川北匆匆一別，相見亦難，迄今已30余年矣，昔日承蒙您的關心，子云得以在川北行署立足，您對民主人士以誠相待，改變了我的人生，堅定了我跟共產黨走的信念，子云當終生銘記。慚愧的是吾年過七旬尚無建樹，大恩何以為報？本想登門面會，再次聆聽您的教誨，又恐打擾您，故致書短敘且賦詩一首：別來卅載會難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虛度年華今又老，愧無一善報君知。”

信寫好了后，余子云委托大會秘書處轉交給胡耀邦。也就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余子云先后入選《中國回族大辭典》《世界宗教人物辭典》，2002年9月病逝于成都，享年93歲。

過問川北“李鼎銘”平反

“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胡耀邦對我的好，以至于夢里經常見到他，胡耀邦還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藹可親，尤其是‘我們一起干革命’那句話，永遠回蕩在我的耳旁，激勵伴隨著我這一生，成為我始終不渝的信念。”

2015年1月，當筆者在綿陽找到陳守榮時，這位94歲高齡的老人提起他和胡耀邦的情誼，頓時激動不已：“如果不是胡耀邦關心，我不會成為川北的‘李鼎銘’，也不會當上人民政府的副縣長，如果不是胡耀邦親自過問，我的沉冤昭雪不會來得那么快。”

1921年7月，陳守榮出生在昭化縣寶輪院鄉（現廣元市利州區寶輪鎮）一個大地主家庭 ，1937年到成都濟川中學插讀，結識了四川秘密黨組織負責人康乃爾的弟弟康克明，萌生了進步思想。因為人仗義豪爽，喜歡結交朋友，18歲的他當上了寶輪鄉鄉長、自衛大隊隊長。

當時，陳守榮很想干點事情，于是以鄉長的身份，在寶輪鄉組織了一個宣傳隊，進行抗日宣傳。

臨近解放，中共秘密黨組織在寶輪院活動愈加頻繁，常常在大街上張貼“打倒國民黨”“迎接解放大軍到來”的標語。有天深夜，陳守榮帶了幾個人到中街巡查。發現有個人形跡可疑，便命士兵將那人逮住，并從他身上搜出了一卷紅色標語，陳守榮二話沒說就把他放了。

1949年6月，陳守榮以武裝全縣12個鄉的自衛隊為名，通過在國民黨第三十八軍第五十五師任師長的表姐夫黃家宣的關系，弄到1500條槍、1000多箱子彈，另外還有10挺機槍與1部電臺，秘密藏在寶輪院繭廠和郭家渡糧庫里，準備送給解放軍。

1949年12月14日晚上，廣元解放在即。陳守榮立即以鄉長名義寫了幾張歡迎解放軍的布告，又重金雇了個乞丐四處張貼。內容是：解放軍是窮人的大救星，他們是為救民而來到昭化，全鄉百姓要擁護；不要聽信謠言，自覺維持社會秩序，不得擾亂社會治安；軍民人等不得離鄉逃跑，已經逃跑的要立即返鄉回家；商店、飯店要照常營業，保持社會正常供應等。

陳守榮還及時與進駐的解放軍取得了聯系，并派人到山里動員群眾回家，讓飯店開門賣飯，商店開門營業，使得社會生活很快走上正軌。

當時成千上萬的解放軍部隊路過寶輪院，部隊政委、昭化縣代理縣長張向震很為大軍的糧草發愁。于是，陳守榮把1500多條槍和1000多箱子彈的來歷告訴了張向要，并說明還有9萬多公斤糧食存放在郭家渡糧庫，另外在寶輪院還存放了4.5萬多公斤糧食。

張向震聽了非常高興，他緊緊握住陳守榮的手，說，你這個年輕人很有覺悟、很有見識，昨天你是國民黨的鄉長，而今天則是我們的鄉長了。陳守榮立即向他敬了一個禮，說，謝謝首長的信任。

憑借過去的交情，陳守榮又說服了三堆鄉的土匪郭守岐、白水鄉的土匪曹子太、涼葛鄉的土匪閔紹騫等近千人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繳械投誠。

陳守榮的義舉，不僅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擁護，受到昭化縣委書記胡謙、代理縣長張向震的稱贊，還受到時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褒揚。

“胡主任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能做出這樣的決定實屬不易，就想見見我。1950年3月底的一天，劍閣(廣元)地委書記胡亦仁找到我，要我到南充去見胡耀邦。”陳守榮說。

在南充，陳守榮被安排住在川北區委統戰部樓上。“第二天一早，統戰部副部長劉玉衡通知我到行署去。上午10點左右，我們到了行署的一間辦公室坐下。不一會兒，一個身穿淺灰色中山裝、有點瘦的中年人走了進來，旁邊還跟了個秘書。”陳守榮說。當時他并不認識胡耀邦，還是聽劉玉衡介紹才知道來人正是胡耀邦。

“哪位是陳守榮？”胡耀邦問。

“我就是陳守榮，胡主任!”陳守榮回答道。

胡耀邦微微一笑，握住他的手夸道：“不錯嘛，陳守榮，你的事縣里的領導都給我說了，你把自己的全部家當都交給了人民政府。”接著又問他結婚沒有，家里還有什么人。

陳守榮據實回答：“我家是個大地主，有300多畝土地。我5歲的時候，父親被劣紳勾結的土匪殺害，母親也被迫投河自盡。妻子不久前去世，家里就我一個人。”

胡耀邦稍微沉默后，拍著他的肩膀說：“陳守榮，別難過，現在你孤身一人，正好跟我們一起干革命嘛！”

“胡主任，您說得對，我現在無親無故，共產黨就是我的親人。”面對胡耀邦的鼓勵，陳守榮十分激動。陳守榮說，胡耀邦沒有一點官架子，足足和他談了20分鐘。

陳守榮第二次與胡耀邦見面是在川北區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上，時間是1950年6月23日，全區各市縣共4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昭化縣當時僅有2名代表，即陳守榮和一個姓羅的教師。會議期間，陳守榮聆聽了胡耀邦題為《川北區施政方針》的報告。

陳守榮回憶道：“那天，與會代表坐的都是硬板凳，唯獨前排擺放著一排藤椅，認為這是為首長準備的。但胡耀邦看代表們到齊后，笑容滿面地走到臺前，鞠了一躬說，請60歲以上的代表到藤椅上就座。他打著手勢，邀請老年代表上前就座。胡耀邦的尊老之舉和平易近人的作風，贏得全場一片掌聲和笑聲。”

“在談到黨對待民主人士的問題時，胡耀邦突然提到我，這讓我萬萬沒想到。”陳守榮說，他至今都記得當時的情景。

“昭化縣代表陳守榮是個民主人士，此人解放前是個大地主，解放廣元時將1500多支步槍、1000多箱子彈、20多萬斤糧食、800塊銀元以及房產土地都交給了解放軍和人民政府。陜甘寧邊區有個大地主叫李鼎銘，他的土地比陳守榮的還多，他誠心誠意地跟著黨走，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為黨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毛主席稱贊他是一個開明紳士。陳守榮跟李鼎銘先生一樣，也為黨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川北區李鼎銘式的人物。”胡耀邦說到激動處，把手一揮。

在陳守榮眼里，胡耀邦才思敏捷、記憶超群。他在發表講話時時而引經據典，鞭辟入里；時而穿插故事，妙趣橫生；時而詠詩誦賦，文采飛揚。聽眾情緒熱烈，會場氣氛活躍。“他講話不用稿子，只在手板心里寫幾個字，講一陣后會看一下手板，又繼續講，而且不重復”。

會后，胡耀邦還與全體參會人員一起照了相。當時的《川北日報》也報道了陳守榮繳納大量槍支彈藥糧食以及英勇抗擊土匪的事跡。只可惜，這些照片和報紙后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從南充回來不久，陳守榮擔任了昭化縣工商科科長。1950年12月，任昭化縣工商聯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又被任命為昭化縣副縣長。

朝鮮戰爭爆發后，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興起。1951年7月25日，赴朝慰問團來到昭化，舉行了上萬人的報告會。陳守榮也在大會上發言，表示堅決擁護抗美援朝，要求參加志愿軍，并把他唯一的積蓄800銀元捐獻出來。他的義舉得到群眾的歡迎，在場的朝鮮代表連連豎起了大拇指。

1955年初，陳守榮被調到綿陽專署交通科任副科長。經人介紹，他與陳先惠結為夫妻。

“文化大革命”中，時任綿陽地區交通局副局長的陳守榮受到牽連，造反派給他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組織了1000多名干部群眾進行批斗。地委書記彭華、副書記張黎群等人陪斗。當時造反派質問彭華：“陳守榮是個特務，你為啥還重用他？”

彭華答道：“重用他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不是我！”

造反派惡狠狠地說：“胡耀邦是黑幫分子，現在已被揪出來了。”

陳守榮不知哪來的勇氣，大聲說：“胡耀邦是個紅小鬼，咋成了黑幫分子？”

彭華也據理力爭：“陳守榮當副縣長是省政府任命的，我只是一個地委書記，怎敢違背省委的決定。再說，陳守榮在解放時立了大功，他投誠時繳1000多支槍幾十萬斤糧食。在土匪包圍區政府時，他勇敢參加戰斗，保衛了區政府。如果當時我是廣元地委書記，也會重用他的……”

造反派理屈詞窮，惱羞成怒，隨后將陳守榮發配到羅江縣白馬關放牛護院。在那里，陳守榮度過了整整10年。

從1974年開始，陳守榮不斷往省里和北京寫申訴材料， “現在也記不得寫了多少申訴信，反正很多”。

1977年8月的一天，剛從北京開會回來的綿陽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李烈對陳守榮說：“老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要不了多久你就要官復原職了。”

李烈說他在北京時，見到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聽了陳守榮的遭遇后，胡耀邦當即說陳守榮是個開明人士，當年為革命事業做了貢獻，黨不能忘記這樣的人。胡耀邦再三叮囑李烈為陳守榮落實政策，一要平反，二要官復原職，三要補發工資。

“我和胡耀邦見面也就兩次，真沒想到他還一直記著我，而且我調到綿陽他也曉得。聽李部長這么一說，我當時很激動，也很感謝他。”

1978年，陳守榮被徹底平反，摘掉了所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復了他交通局副局長的職務，并補發了工資8000多元。陳守榮立即將這筆錢捐給了發生自然災害的廣元災區。

1987年12月，陳守榮從綿陽市交通局副局長（正縣級）任上離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不幸病逝的噩耗傳來，陳守榮悲痛欲絕，連續幾個夜晚難以入眠，胡耀邦對他的鼓勵、對他關心、對他的幫助，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仿佛昨天發生的一樣。他常常深情地對家人說：“沒有胡耀邦，就沒有我陳守榮……”

鼓勵民族資本家大膽干

1950年初的川北，滿目瘡痍，百業調弊，民不聊生。全區有8萬多工業戶，除廣元大華紗廠、南充絲二廠、三廠和閬中絲四廠外，96.8%的是手工業，工業總產值僅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5%，加上手工業也僅占15%左右。

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在川北區首次召開的各縣市工商界代表會議上，時任川北區委書記、行政公署主任和川北軍區政委的胡耀邦作了《消除顧慮，增強信心，為恢復與發展川北工商業而奮斗》的報告，報告明確提出，黨的政策是保護、扶持工商業。胡耀邦還與工商界人士座談，要大家消除思想顧慮，搞好經營，努力恢復生產。

大華紗廠于1939 年10 月從西安遷來廣元，是四川最早最大的近代工業企業，其創始人石鳳翔是蔣介石的親家。胡耀邦在廣元期間，曾親自指揮過廣元煤礦、嘉陵火柴廠等34家國營和集體企業、龍潭造紙廠等16家私營企業的建設，對廣元大華紗廠的發展更是寄予了極大期望……

然而，由于解放前夕資方從廣元大華紗廠抽走大量機棉和成品，當時的大華紗廠處于資金無著、原料匱乏、生產停頓、人心混亂的境地。

1950年4月，30多歲的蘇先劼出任廣元大華紗廠經理。

蘇先劼是一位開明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出生于名聲顯赫的紡織世家，是武漢“裕大華”紡織集團的創始人蘇汰馀的小兒子。他畢業于西北工學院紡織系，后赴美國專攻紡織學和電工機械學，回國后曾在重慶裕華紗廠當稽核和工程師，擔任過廣元大華紗廠訓練主任。

盡快讓大華紗廠恢復生產，成了蘇先劼上任后最迫切的問題。

關鍵時候，黨組織給了他支持鼓勵。廠黨委書記武光政不僅與他促膝談心，交換思想，勾通認識，而且還邀請他參加黨委會議，研究企業生產經營等重大問題。劍閣行政公署專員和地委副書記姜英巖也經常來廠視察，聽取生產匯報，并表示地委一定大力支持大華紗廠的工作。

更讓蘇先劼感動的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在百忙之中親自接見了他，胡耀邦對他說：“大華紗廠是個私營企業，我們允許其發展。因為，現在這種企業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須發展。這種發展，對于人民有益，國家有益，經濟建設有益。”

胡耀邦還向他宣傳解釋黨在現階段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希望他能發揮聰明才智，把大華紗廠搞好，為川北私營資本主義企業帶個頭，在對資改造中，爭取做自覺接受共產黨改造的好典型。

后來，胡耀邦又多次接見蘇先劼，詳細詢問大華紗廠的生產及職工的思想狀況。在聽了蘇先劼匯報工廠面臨的困難以及準備采取的措施后，胡耀邦說：“工農是我們的基礎，沒有基礎不行。但沒有朋友也沒有力量，基礎就不穩固。”最后，胡耀邦勉勵他：“你的這些想法很好嘛，搞企業你是內行，就這么辦，大膽工作，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到川北行署來找我！”

蘇先劼深感共產黨信任他，各級政府支持他，逐漸穩定了思想情緒，樹立了信心，決心同全廠職工一道戰勝困難，搞好生產。

1952年，蘇先劼向武漢裕大華總公司要回30萬元，用這筆錢將12768枚舊紗錠全部更換為新紗錠，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武漢裕大華總公司考慮到蘇氏一家的影響，還幫助解決了1臺1000瓦發電機、3臺梳棉機、2臺筒子機、1臺英國進口的受熱面3100平方英寸的鍋爐、1臺英國進口的12尺龍門刨床，為恢復企業生產奠定了基礎。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蘇先劼號召全廠職工積極生產，支援國家建設，并帶頭捐獻資金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全廠共捐款1.25億元（舊幣），其中黃金6.76兩、銀元73.5元，擁軍優屬款711.56萬元，支援農民抗旱救災款518.9萬元，受到廣元縣人民政府的表彰。蘇先劼先后當選為廣元縣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四川省人民代表。

1953年，蘇先劼設計制造了我國首臺“纖維雜質分離機”，解決了抄車花、斬刀花、頭破籽花、棉節雜質多的問題，提高了棉紗的質量，全年一等一級品率達到了46.42%，每件紗用棉平均比1951年下降5.38公斤。

1956年，大華紗廠開展了川棉紡優級紗的技術攻關活動，經過上百次試驗獲得成功，當時，工廠生產的“雁塔牌”優質紗風靡海內外，獲得中紡部“進步快廠”的稱號，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從1950年7月至1956年12月，大華紗廠為國家代紡了中低支棉紗6萬余件，為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應有貢獻。

1957年，蘇先劼被調往重慶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蘇先劼因有美國留學背景，又是資本家，被打成“反動技術權威”屢遭批斗。改革開放以后，在胡耀邦的直接關心下，黨和政府為蘇先劼落實了政策，使他能夠重新出來工作。

1993年，蘇先劼病逝于重慶。

親筆傳書命刀下留人

1951年，時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親筆書寫了一張便簽，指示蒼溪縣龍王鄉、石門鄉政府刀下留人，釋放開明人士陶澤祥及陶鑫傳。然而由于蒼溪縣個別領導迫于“群眾”壓力，誤聽讒言，仍將陶澤祥及陶鑫傳兩人冤殺。30年后，陶澤祥及陶鑫傳兩人終被平反。

胡耀邦為什么要親筆傳書刀下解救陶澤祥及陶鑫傳呢？

陶澤祥（1915-1951年），字育民，蒼溪縣城陶家巷人。在蒼溪中學讀初中期間，陶澤祥受時任紅軍婦女獨立團副營長的胞姐陶淑良的影響，暗中與共產黨人往來。他與侄兒陶鑫傳因此被列為激進分子。

1933年7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帶著給紅四方面軍的批示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同交通員楊德安（化名王志齊）一道，秘密從上海抵達成都，與四川省委取得了聯系，欲經閬中、蒼溪出川北，前往川陜革命根據地首府巴中，隨往的還有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

廖承志一行通過在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部任監印書記官的中共秘密黨員卿鑫，搞到了防區特別通行證前往閬中城，在蒼溪秘密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巴中。

中共南充中心縣委安排何薌負責秘密迎接與護送工作。

何薌即派人將正在讀高中的陶澤祥召回蒼溪，把自己有3位“朋友”要秘密經過蒼溪，需要特別護送的事給陶澤祥講了，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由于何薌祖父輩皆為陶家的賬房先生，代陶家管理龍王、三川一帶的大片田莊與商鋪；陶澤祥與何薌自小稱兄道弟，后來還打過兒女親家。而時任蒼溪縣三地區民團團總的羅敬三，其祖孫三代均為陶家的手下。廖承志等人要過白色統治下的云峰、王渡、五里三地區，只有陶澤祥才能疏通關節。

1933年7月的一天上午，廖承志一行3人，在何薌、陶澤祥及夫人劉碧芳、蒼溪王渡團總羅敬三等人的幫助下，以“撞親”為掩護，來到了蒼溪縣界，在板廟子與紅四方面軍聯絡員接上了頭。臨別時，廖承志在陶澤祥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題贈陶澤祥同學：喜看人間風云會，懶聽琵琶空灑淚。將有白雪迎東風，寒梅逢春人陶醉”的贈言。

1939年從成都大學畢業后，陶澤祥回到家鄉蒼溪，先后擔任縣政府秘書兼統計室主任、戶籍室副主任等職。1948年底，陶澤祥被任命為大竹縣縣長，但他未赴任。

在縣政府工作期間，陶澤祥利用職務之便，為中共蒼溪縣委及基層政權組織、隊伍的建設收傳情報、購買槍支彈藥和醫藥用品，常年接濟和多次掩護、搭救何薌等中共秘密黨員，安排一些秘密黨員在國民黨蒼溪縣黨部、縣政府及其所轄鄉鎮黨政機關、學校工作，以便其開展秘密活動。

蒼溪解放后，陶澤祥主動向人民政府交出了全部家產，被蒼溪縣臨時解放委員會、中共蒼溪縣委列為開明人士。

1949年11月，受國民黨中統特務 “夜鷹”的外聯，蔣介石特別委任蒼溪縣長向竹修為“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向竹修組建了一支5000余人的“九龍山反共救國軍”， 到處燒殺掠搶，一些鄉政府機關被砸，幾名公職人員慘遭殺害。

12月13日，向竹修攜帶家眷和親信掛印潛逃。臨行前，他把“九龍山反共救國軍”總司令之職委托給了侯文林。而侯文林的妻子陶雪傳，正是陶澤祥的侄女，也是陶澤祥的養女。

1950年2月28日，胡耀邦和川北軍區司令員韋杰親赴蒼溪秘會了陶澤祥，“育民先生，我與韋杰司令員專程造訪，是關于九龍山一帶匪徒的事。‘九龍山反共救國軍’一日不除，人民就不得安寧。”胡耀邦開門見山。

“耀邦先生，韋杰將軍，你們要育民怎么做？請吩咐即是，只要育民能做的，一定盡力而為。”

其實，在這之前，陶澤祥已經帶信把女婿侯文林叫到家中，給他分析國內外的形勢，向他講析民族利益，但是并沒有說服侯文林。

萬般無奈之下，陶澤祥只好說：“你把雪傳母子倆給我送回來，你要帶軍打仗怎么行？”

侯文林一笑：“謝謝泰山大人的關愛，兒子回去就用八抬大轎把雪傳母子送回來。”

侯文林走后便難覓蹤跡，陶澤祥就連雪傳母子是不是平安也不得而知。

這次胡耀邦等來拜訪，陶澤祥便把此事也告訴了他們。

“我看，侯文林已經沒拿育民先生當泰山大人了。”韋杰嘆息道。

“你們父女倆的感情如何？”半晌，胡耀邦問道。

陶澤祥肯定地說：“感情很深厚，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現在想起女兒雪傳的處境來，我的心里就像刀在剜。我想女兒雪傳也是如此。”

“那就對了。”胡耀邦說。

胡耀邦決定演一出戲。這幕戲的主角自然是陶澤祥，配角則是陶澤祥家人。

次日一早，陶澤祥安排人悄悄給女兒陶雪傳送去了一封書信。

不日，陶雪傳突然口吐鮮血，倒在床上。看著妻子遭此大劫，侯文林痛心疾首。

很快，從蒼溪縣城傳來陶澤祥的口信：“九龍山那個匪窩，我不想看到，要給女兒雪傳治病，必須把她送到龍王場的家里住下才可。”侯文林愛妻心切，乖乖照辦了。

有蒼溪縣城的名醫薛仁德坐診，有陶夫人的精心照料，加之侯文林不時下山回家看望，不幾日，陶雪傳的病逐漸地好了起來。

隨著陶雪傳的康復，侯文林像換了一個人，對共產黨不再像過去那樣仇視，還有了率領“九龍山反共救國軍”歸順的想法，并提出了“能不能請胡耀邦親自來一趟龍王場面談”的要求。原來，陶雪傳的病是假的。醫生薛仁德則是由胡耀邦派來的副秘書長彭長登化裝扮演的。而那些薛醫生的徒弟及隨從，全是韋杰從部隊里抽派的精兵強將。與此同時，陶澤祥暗中做龍王場團丁的策反工作。由于團丁們大多是陶澤祥祖上的佃農或家里的長短工，因此陶澤祥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3月的一個趕場日，龍王場熱鬧非凡。擁擠的人群中，兩個收山貨的人各騎著一匹瘦馬走進了陶家巷。這兩個收山貨的人正是胡耀邦和韋杰。

原來，為了打消侯文林的顧慮，彭長登飛馬給胡耀邦傳了一封雞毛信，報告了侯文林的想法。為了表達對收編“九龍山反共救國軍”的誠心，胡耀邦與韋杰親自來到了龍王場……

后來，沿著胡耀邦指引的光明路，通過侯文林的努力，“九龍山反共救國軍”逐步被分批瓦解了。

然而，由于陶澤祥以前做過國民黨政府的官，也難免得罪過一些人，加之當時蒼溪縣領導主要是南下干部，他們對陶澤祥幫助共產黨、護送廖承志等情況不了解，偏聽偏信了那些添油加醋的讒言。

1951年寒冬的一個夜晚，陶澤祥突然被當地武裝人員逮捕，押至百余里外的龍王鄉政府后院，遭到殘酷拷打，并強迫他交代解放前出賣蒼溪秘密黨組織等莫須有的罪行。接著，他的侄子陶鑫傳也被石門場一伙人逮捕。

當時，胡耀邦的秘書彭長登到蒼溪縣檢查采伐采運木材情況，得知陶澤祥及陶鑫傳突然被捕，立即趕到龍王場與石門場了解情況，并要求當地政府向群眾做好解釋工作。但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受人煽動，仍然要求立即處決陶澤祥及陶鑫傳。

感到無力阻止這場慘劇，彭長登立即寫了書信，托人連夜送給在川北行政公署的胡耀邦，想請胡耀邦刀下救人。

胡耀邦得知情況后，當即手書了一張便簽：“彭長登：陶金山、陶育民屬開明人士，對革命有功，不予鎮壓，考慮給當地群眾做好解釋工作。特此函告。胡耀邦，1951年11月17日。”并立即請來人帶信連夜趕回蒼溪。

盡管有胡耀邦的親筆信，彭長登也及時把胡耀邦的指示傳達給了當地政府。然而，當彭長登離開現場后，陶鑫傳及陶澤祥還是先后慘遭殺害。其子女也被迫離開蒼溪，生活艱難。

因“左”的思潮遲遲不散，陶澤祥的沉冤長期難以昭雪 。

“政策難道不能盡快地落實到陶澤祥頭上嗎？陶澤祥的子女要求回到蒼溪縣城，靠自食其力生活過分嗎？”1980年，時任蒼溪縣政協副主席的李蘊璞忍不住拍案而起。

李蘊璞為原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之父，是蒼溪縣乃至川北地區最早加入秘密黨組織的老黨員，1950年曾任蒼溪縣副縣長。這位老革命拄著拐杖，找到當年的見證人何薌等人簽字，特別提到了胡耀邦曾救過陶澤祥和陶鑫傳。

1981年，陶澤祥一家被平反昭雪。1982年底，陶澤祥的長子陶正傳一家終于回到了蒼溪縣城。如果陶澤祥及陶鑫傳九泉有知，當可瞑目了。

與“紅小鬼”的莫逆之交

曲飛與胡耀邦相識于1952年，幾十年情誼不輟。

曲飛原名羅坤、羅正坤，1921年3月出生于廣元市蒼溪縣雙石鄉一個窮苦人家庭。1933 年參加革命，1934 年參加紅軍，與董必武夫人何蓮芝、謝覺哉夫人王定國3人，被譽為紅四方面軍中的“美女三姐妹”。

抗日戰爭時期，曲飛先后做過護士、婦女委員長，搞過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經組織介紹與老紅軍徐其海結為夫妻。

1952年10月，曲飛在中央財經委員會行政司工作。一個周日上午，何蓮芝、王定國找上門，約她前往胡耀邦家做客。那年胡耀邦37歲，任團中央書記。

“3位女士來啦！快請坐，快請坐！每次都是來兩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難怪清早喜鵲喳喳叫。”胡耀邦早已候在了客廳，“早知紅四方面軍有3個好姐妹，今日得見果不其然”。

交談中，胡耀邦感慨地說：“紅四方面軍走過的彎路，不但給革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也讓你們這些女同志吃不少苦。我隨中央紅軍到陜北后，天天都惦念還在雪山草地折騰的紅四方面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難不倒紅軍，卻讓一個錯誤路線整苦了一個方面軍。幾萬紅軍將士的生命，白白犧牲在錯誤路線的陰影下，張國燾真是罪過啊！”

熱情好客的胡耀邦，給曲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來，曲飛歷任中南局商業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醫藥公司等單位經理，1960年又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信貸處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10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曲飛從附近一所中學高音喇叭廣播中得知，當晚在中直機關大院批斗胡耀邦等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她不禁大吃一驚，憑著十幾年對胡耀邦的了解，曲飛打死也不相信他是“走資派”。

曲飛擠進批斗場。只見批斗會開始了，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胡耀邦等10多名“走資派”陸續被紅衛兵押了進來。近兩個月被關押、被批斗的生活，使胡耀邦的身體明顯消瘦了。就在這時，曲飛看見胡耀邦向她這邊轉頭，似乎是在暗示她離開。

“把‘走資派’胡耀邦押上來！”隨著一聲吼叫，曲飛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兒。這時，又有人喊：“讓胡耀邦從狗洞子鉆過來！”所謂“狗洞”即用兩條板凳架一起騰出的空當。聽到這侮辱人格的話，曲飛怒火中燒，剛要發作，卻見胡耀邦瞅她一眼后把頭轉了過去，分明在告訴她要冷靜。

可曲飛顧不上那么多了，她鼓起勇氣高喊：“紅衛兵小將們，我知道胡耀邦是長征路上的紅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揚。今天，紅衛兵小將又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咋能有一個鉆狗洞子呢？讓胡耀邦鉆了狗洞，毛主席知道了不高興，咱們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議，凡是被毛主席表揚過的不論是紅小鬼還是紅衛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戰士。作為戰友，胡耀邦有錯就幫他改正錯誤，暫時沒錯就進行下一個！”

曲飛的大嗓門立刻發揮了作用，會場先是片刻的肅靜，接著發出一片掌聲和叫好聲。這時，幾個惱怒的紅衛兵質問曲飛：“你是什么人？憑什么敢破壞批斗會？你再鬧，連你也掛牌子站上來一塊批！”只聽有人高聲答：“她是紅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揚過，她叫曲飛，在毛主席那里都掛了號。”

這番話鎮住了那些紅衛兵，只見他們商量了一下便收起板凳，讓胡耀邦站到已批斗完的隊伍當中去了。

胡耀邦被罷官后，曲飛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問。之后，總會有好心人勸曲飛別惹麻煩，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對曲飛提出警告，但曲飛堅信自己沒有錯，仍然毫無顧忌地去看望胡耀邦。

一次，曲飛再次來到胡耀邦家探望，胡耀邦快步迎了出來，他的夫人李昭端來熱茶說：“請用茶。” 胡耀邦接口說：“不對，應該說請用香茶，曲飛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飛來的報春鳥呀！”

當曲飛轉達何蓮芝和王定國兩位大姐的問候時，胡耀邦緊鎖眉頭：“她們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擊比我重，比我還艱難。”

胡耀邦話鋒一轉：“曲飛你膽子不小呀，那天的批斗會你也敢來，原以為你聽聽就得了，你還敢說，而且那么大聲說。我深深感謝你的勇敢，感謝由于你的勇敢帶來的‘從輕發落’，也讓在場有正義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動，正義自在人心么！可你知不知道，幫你解脫的那些人中，像你一樣對革命赤膽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們不但在暗中保護我，同時也幫了你。不然的話，那些發了瘋的人怎么輕易放過你？”

曲飛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那是5年間唯一的一次，別人問她為啥去的少了，曲飛說，我的性格就這樣，你行的時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時候，我不干擾你；你遭難時，我不離開你！

那次，曲飛由人民銀行總行信貸處調任湖北省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上門向胡耀邦辭行。胡耀邦打趣說：“官大了，工作性質變了，紅小鬼本性也該丟啦！”曲飛趕緊接過話茬：“紅小鬼本性變不了，黨性原則也變不了，嗓門可能會小一點，這次來就是聽總書記囑咐的。再說，廳級干部和您比，算個啥子官喲，真想要官，你又小氣得很，要也不會給。”

站在一旁的李昭聽了這話笑彎了腰：“曲妹妹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歡笑之后，胡耀邦對曲飛上任后應注意些什么問題，認真地交代了一番，因為曲飛畢竟在銀行干了15年，對辦事處工作很陌生。

帶著感激的心情，曲飛告別了胡耀邦夫婦。未曾想，這一別竟是與胡耀邦的永別。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無效，于4月15日晨7時53分逝世，享年73歲。

得知噩耗，曲飛整日以淚洗面，由于她自己也剛因病做了手術，不能前往胡耀邦家吊唁，便決定派二女兒徐莎莉和女婿鄭知行前往北京志哀，并揮筆寫了挽詞：“川北任職主任時，群眾即頌包青天。偉烈豐功，費盡移心力；公正無私，一言萬民齊。其人雖已去，千載有深情，催我淚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歸天地，民心亦可期。”

1999年4月1日，在胡耀邦逝世10周年清明節前四天，曲飛不顧身體虛弱，不顧孩子們的規勸，毅然踏上去北京的列車。

清明節那天上午，在女兒女婿陪同下，曲飛緩緩地邁進胡耀邦家的大門，李昭迎上來握住她的雙手。看著李昭消瘦的面容，曲飛禁不住熱淚奔涌。兩人相視無語，此刻任何語言都顯蒼白，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換得半世的牽掛。

隨即，曲飛寫下一首詩獻給了胡耀邦：“當年紅小鬼，后日矗豐碑，一身正氣歌，兩袖清風吹，嗚咽君離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驕子，黨心民心歸。”

（來源：《黨史縱覽》201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