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談毛澤東、任弼時、賀龍和張國燾

蕭一平 于吉楠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王震同志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期間，我們都在黨史教研室工作。因為工作需要，我們常到王震校長家里談黨史問題。王震同志談黨史，都是講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既生動翔實，又富有哲理，使我們獲益匪淺。

王震同志談黨史，講到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任弼時、賀龍和張國燾等黨史人物，雖然只是一些片斷情況，但都是當時書本上沒有的東西，大大開闊了我們的眼界。

瑞金開會見毛主席

1983年10月13日，我們到王震校長家談黨史問題。王震同志說：今年是毛主席誕辰90周年，我作為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個老戰(zhàn)士，想起了許多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往事。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1926年，毛主席從武昌回長沙，我們一路護送，一直送到清水塘。那時，我是粵漢鐵路工人，是粵漢鐵路工會岳長段分會執(zhí)行委員、新河車站工人糾察隊隊長，名叫王正林。

毛主席不知道王震就是那個王正林，后來談起這件事，毛主席說：“還有你呀!”

大革命失敗后，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根據(jù)地，向贛南閩西進軍，發(fā)展成為中央蘇區(qū)。王震輾轉返回瀏陽，組建工農革命武裝，戰(zhàn)斗在湘贛蘇區(qū)，擔任湘贛紅軍獨立一師政委。王震同志說：1931年11月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湘贛代表團袁德生是團長，我是代表團的黨支部書記。袁德生是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22年入黨的老黨員，后來在肅反中被錯殺了。我們在瑞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找我詢問湘贛蘇區(qū)紅軍發(fā)展、蘇維埃政權建設、土地革命、工農群眾的生活等情況，我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開完會即將離開瑞金時，又見到毛主席。他叮囑我說：你回去要十分注意糾正肅反工作中存在的擴大化、簡單化的錯誤。我回到湘贛蘇區(qū)后，為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做了一些工作，并不是我怎么正確，這是毛主席讓我傳達貫徹的。

王震同志說：1934年初，我參加湘贛代表團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中革軍委開會要我匯報湘贛軍事形勢，伍修權作翻譯。我剛講了一半，就被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打斷了。李德講了一套“分兵把口”、“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戰(zhàn)對陣地戰(zhàn)”、“短促突擊”的話，他的意見就成了當時中革軍委的指示。毛主席沒有參加這次會，我向他講了會上的情況。毛主席對李德的意見沒有說什么，他對我說：可不可以打埋伏?在什么地方打埋伏?你看怎么樣?你還是要打埋伏。他說：打仗要從實際出發(fā)，你們有好多人、好多槍?堡壘對堡壘，你們擺得起嗎?你的司令部擺在哪個堡壘上?分兵把口，就會被敵人各個擊破。打陣地戰(zhàn)，還是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你們研究一下，我看還是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運動戰(zhàn)。當時，黨中央準備讓我和滕代遠、高自立去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任弼時在湘贛省委聽到消息，來電報要我馬上回去。臨走時，毛主席找我談話說：你到共產(chǎn)國際開會，學習馬列主義好嘛!又說：我看你還是不去好！王震者湘贛人也，還是回井岡山去數(shù)石頭吧！結果，我沒去莫斯科，仍回湘贛蘇區(qū)了。

任弼時在湘贛蘇區(qū)

1984年4月，是任弼時誕辰八十周年。王震同志對我們說：從1933年到1936年，我一直是在任弼時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我第一次見到任弼時，是在1931年的冬天。那時，我參加湘贛代表團前往瑞金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團在總政招待所剛剛住下，任弼時就來看望我們。他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區(qū)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只有27歲。他詳細詢問了湘贛蘇區(qū)的工農群眾和紅軍的斗爭情形，我們如實作了匯報。他表情嚴肅，談起話來卻平易近人，初次見面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同志說：在大會開幕之前，任弼時把各代表團的黨員組織起來學習，辦了一個臨時訓練班，請毛主席、朱德和其他領導同志講課。他親自講授黨的建設課，通俗易懂地解釋列寧的建黨學說和中國黨的建設經(jīng)驗。他說，中國黨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tǒng)，黨一成立，就領導工人運動，走上政治舞臺。他組織大家學習討論蘇區(qū)中央局關于健全黨的組織生活的指示和關于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的指示。當時，幾個蘇區(qū)都發(fā)生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我們湘贛蘇區(qū)到處抓AB團，使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任弼時講課時，根據(jù)當時蘇區(qū)中央局的認識，具體分析了肅反擴大化錯誤的表現(xiàn)和發(fā)生原因，提出了糾正錯誤的具體措施。

王震同志說：從瑞金開會回來，我向湘贛省委作了匯報。省委曾指示我去逮捕酃縣縣委書記張平化，我到酃縣經(jīng)過調查，認為張平化不僅不是AB團分子，還是一個堅定的好干部，就沒有逮捕，只是調換了工作。不久，《蘇區(qū)中央局關于肅反工作決議案》發(fā)下來了。省委根據(jù)蘇區(qū)中央局的決定和任弼時的指示，把肅反停下來，采取一些措施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把那些被關押的沒有確鑿證據(jù)的AB團可疑分子都釋放了。后來，省總工會委員長、投機分子劉士杰到中央蘇區(qū)開工會會議，向中央誣告省委肅反不力，犯了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于是，中央便撤銷了湘贛省委書記王首道的職務，讓劉士杰代理省委書記。接著，中1934年7月底，奉中央軍委電令，湘贛紅軍央又派陳洪時為湘贛省委書記。他們改組省委主力準備突圍西征。8月，正式成立紅六軍團領后，掀起新的肅反高潮，把湘贛軍區(qū)總指揮張導機關，任弼時為中央代表兼六軍團軍政委員啟龍關進保衛(wèi)局，把許多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出會主席，蕭克、王震為委員，蕭克為軍團長，來的干部抓起來，錯殺了不少好干部，造成更王震為軍團政委。在任弼時的組織領導下，紅加嚴重的局面。他們認為我也是AB團，具體六軍團艱苦轉戰(zhàn)湘贛桂黔邊，于10月24日在貴情況我不清楚，因為我在部隊中有實權，影響大，還是一塊金字招牌，他們沒敢動我。

王震同志說：1933年5月，任弼時作為中正確評價賀龍的歷史央代表來到湘贛蘇區(qū)，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qū)政治委員。他經(jīng)過調查研究，很快弄清情況，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一些錯誤，將王首道、張啟等一批干部解放出來。他沒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職，而是把他們調回中央蘇區(qū)學習去了。這在當時王明“左”傾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

王震同志說：任弼時主持湘贛蘇區(qū)工作后，組成紅六軍團，轄十六師、十七師和十八師。紅十七師，蕭克任師長，蔡會文任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軍團首長由紅十七師領導兼任。不久，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開始了。1934年1月，中央軍委電令紅十七師北上，會合湘鄂贛的紅十六師，出擊南潯路，只留下紅十八師堅持斗爭，形勢日趨嚴重。這時，我開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瑞金回到湘贛蘇區(qū)，向省委匯報了中央在軍事上的兩種不同意見。省委開會討論，分歧很大。任弼沒有說李德的意見不對，實際上是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他在中央蘇區(qū)經(jīng)歷了二、三次反 “圍剿”戰(zhàn)爭，曉得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央紅軍起隊伍是怎樣打勝仗的。他說服省委和軍區(qū)的其他領導同志，放棄單純防御，而采取集中兵力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的的運動戰(zhàn)方針。他任命我為代理湘贛軍區(qū)司令員和紅十八師政委，全面負責湘贛蘇區(qū)的反“圍剿”戰(zhàn)爭。3月底，紅十七師南歸與紅十八師匯合。4月5日，紅軍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zhàn)，一舉殲滅敵十五師的一個旅，活捉旅長侯鵬飛。這是湘贛蘇區(qū)五次反“圍剿”以來最大的勝利。據(jù)地受到很大損失，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

王明路線又派夏曦來，否定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的領導人，搞肅反擴大化，殺害了許多優(yōu)秀干部。賀龍一直堅持斗爭，他們還企圖加害于賀龍，斗爭很殘酷。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轉移到黔東。有人企圖把這些嚴重錯誤和失敗，加在賀龍頭上，是完全不對的。

王震同志說：我和賀老總是在1934年紅六軍團、紅三軍會師時認識的。會師后，成立總指揮部，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總政委，關向應為副政委。湘鄂川黔省委、革命委員會、中央軍委分會和省軍區(qū)也陸續(xù)成立了。任弼時任省委書記，賀龍任軍委分會主席、革命委員會主席和省軍區(qū)司令員。任弼時很快糾正了夏曦的嚴重錯誤，紅三軍恢復二軍團的番號。

王震同志說：賀龍和任弼時的關系是非常好的。任弼時很重視團結問題，他高度評價了賀龍和紅二軍團在洪湖、湘鄂西、黔東地區(qū)的英勇斗爭、歷史貢獻和群眾中的深厚基礎，號召六軍團的同志向二軍團的同志好好學習。他提出今后兩個軍團的活動，要由二軍團統(tǒng)一，他自己搬到二軍團部，同賀龍住在一起。賀龍對團結問題想得很周到，他說：任弼時是中央代表，他的到來，使我們恢復了和黨中央的聯(lián)系，帶來了中央紅軍的寶貴經(jīng)驗，給我們以無限的興奮和力量。

王震同志說：我與賀老總初次見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位杰出的與群眾密切聯(lián)系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是一位統(tǒng)帥與戰(zhàn)士同甘苦的表率；是一位有卓越指揮才能的軍事家。他黨性強，大公無私，表里如一，對革命堅信不移，對困難從無畏懼，充滿革命樂觀主義。在1934年底，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堅決執(zhí)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指揮我們占領湘西五座縣城，調動和鉗制了敵人11個師又兩個旅，出色地完成了策應中央紅軍突圍的歷史使命。

長征路遇張國燾

1935年1月，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fā)開始長征。1936年4月，勝利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康中甸地區(qū)。王震同志說：那時，因為同黨中央失掉電訊聯(lián)系，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的活動，我們都不知情，張國燾是以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朱、張的名義，電令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的。5月，我們分兩路北上。任弼時、賀龍隨二軍團走左路，六軍團走右路。

6月3日，六軍團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紅四方面軍的三十二軍會師。張國燾派羅炳輝、劉型來做工作，“工作團”送來《干部必讀》的小冊子，大講反對“毛、洛、周、博”的“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有人要發(fā)下去，我說不能發(fā)，當場就燒掉了。我立即發(fā)電報，向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報告，他們都說：“不要發(fā)，燒得好!”

6月22日紅六軍團到甘孜后，見到了朱德、劉伯承和張國燾。張國燾使用種種手段，想把六軍團拉過去，為己所用。他對六軍團政委王震，又是請吃飯，又是送東西。王震同志回憶說：張國燾一見面問了問六軍團長征的情況，接著就說，我很知道你呀!鐵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他見我上衣口袋別著自來水筆，忙問是什么筆?給他看看。我說，是從一個國民黨軍官那里繳獲來的。他說，是有名的派克筆呀!換給我用用吧!說著，拿出一把嶄新的外國造手槍給我。臨走時，他讓戰(zhàn)士牽來4匹馬送給我。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擾我和六軍團聽他指揮。我們六軍團是井岡山的游擊隊發(fā)展起來的，一開始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戰(zhàn)斗的，怎么能聽你指揮去反中央呢!我回來后向朱老總作了匯報。朱老總說，給你的東西都收下，我們的行動還是聽中央的。

張國燾派人做軍團長蕭克的工作，封官許愿。蕭克同志回憶說：“當六軍團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zhàn)友對我說：張國燾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jù)地的損失和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地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后中央的領導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fā)生的經(jīng)過后，就改變了態(tài)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

王震同志說：在甘孜，朱老總找我和蕭克談話。他說，井岡山朱毛的爭論，你（指蕭克）是站在我這一邊的，毛對，朱不對，如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新舊之別，這個爭論是很有意義的。王震同志說：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陳毅到朱德家去，又談起這件事。朱老總說，井岡山的爭論很有意義，一個新的，一個舊的，新的勝了舊的。陳老總還說，古田會議前我去上海向中央?yún)R報，毛主席建議中央，不要開除陳獨秀的黨籍。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后，毛主席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王震同志說；在延安毛主席強調講黨史還是要講陳獨秀的歷史功績，要講李大釗的歷史功績。

6月30日，紅二軍團在絨壩岔同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會師，7月2日到達甘孜。張國燾派陳昌浩來作報告。王震同志說：任弼時告訴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注意，讓四方面軍來的干部，只準講團結，號召抗日，不準講反對毛周張博和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四方面軍發(fā)的文件，一律不準往下發(fā)。陳昌浩聽后，就不講那些問題了。朱德和劉伯承及時地把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的真相，告訴任弼時和賀龍等同志。他們共同商議，如何想辦法同張國燾作斗爭，爭取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

在甘孜，黨中央電令紅二、六軍團組成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關向應為副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王震同志說：

任弼時召開會議，報告國際國內形勢，講國際上要搞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國內要搞抗曰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這有利的形勢下，我們要北上抗日。任弼時對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會合紅一方面軍，起了領導推動作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tǒng)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9月，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至甘南岷州地區(qū)，張國燾又提出西渡黃河，向青海、甘西發(fā)展的錯誤主張。王震回憶說：西北局在哈達鋪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任弼時、朱德、賀龍、關向應、傅鐘、陳昌浩和我，徐向前在前方指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上，多數(shù)人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決定繼續(xù)北上。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后在甘肅會寧、寧夏將臺堡會師，勝利完成長征。

（來源：《百年潮》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