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登賢同志的名字永遠光輝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今年是羅登賢同志誕辰110周年。羅登賢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秀黨員，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東北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同時也是黨領導的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的重要創(chuàng)建人。他在10多年的革命斗爭生涯里，在血與火的生死考驗中，堅定勇敢，不屈不撓，頑強奮斗。他28歲就壯烈犧牲，后人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出生在何月何日。但是，正如他在獄中所說：“我是始終要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的，我決定以我的生命獻給革命，甚么也不能動搖我。”羅登賢同志的革命業(yè)績和犧牲精神，永載中國革命史冊。

一、在工人運動中鍛煉成長的黨的早期領導者

羅登賢同志原名羅舉，1905年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一個貧苦人家。早年父母雙亡，生活非常艱辛。11歲就跟著姐夫到香港太古船廠當學徒，學習安裝電燈，學做鉗工。4年學徒期滿后，又當6年鉗工。童年的困苦和做工的艱辛使他飽嘗帝國主義的欺凌和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之苦，磨礪了堅強的意志和勇于斗爭的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羅登賢同志就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0年4月，香港5000多名機械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羅登賢同志與太古船廠工人一起積極參加罷工斗爭，反抗英國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這次斗爭的勝利使他認識到，工人只有組織起來團結斗爭才有力量。之后，他和廠里的工人積極分子共同籌劃成立了太古船廠華人機器工會。

1921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要求黨的組織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1922年初，作為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fā)。羅登賢同志當即在太古船廠召開工人大會，號召工人要將罷工進行到底。在羅登賢等同志的積極組織和領導下，太古船廠工人在罷工斗爭中不但取得了增資15%的勝利，而且壯大了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聲勢。這次罷工后，羅登賢同志與其他工會積極分子聯(lián)合香港金屬業(yè)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屬業(yè)工會，并被推舉為領導人之一。

1924年初，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為加強黨在廣東地區(qū)的領導，這一年10月起，黨中央先后派周恩來、陳延年同志到廣東擔任中共廣東區(qū)委主要領導人。中共廣東區(qū)委派楊殷、陳日祥同志到香港開展工作。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下，羅登賢同志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于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隨之擔任中共香港支部成員。不久，又擔任香港海員工會秘書。

1925年五卅慘案發(fā)生后，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浪潮，在廣州和香港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羅登賢同志參與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他深入香港各船廠發(fā)動工人參加罷工斗爭，帶領香港工人去廣州參加反帝示威游行，組織工人參加糾察隊武裝封鎖香港，抗議帝國主義制造的沙基慘案暴行。1926年北伐戰(zhàn)爭開始后，羅登賢同志組織演講團，到罷工工人中間宣傳北伐的重要意義，動員數百名罷工工人參加北伐運輸隊，支援北伐戰(zhàn)爭勝利進軍。羅登賢同志在省港大罷工中顯示出堅定的革命立場和杰出的領導才干，罷工結束后，他被選為中共香港市委委員、常委，繼續(xù)領導工運工作，成為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背叛革命。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廣州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發(fā)動的三次最著名的武裝起義之一。羅登賢同志作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參與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他冒著極大危險往返于香港和廣州之間，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他和周文雍等同志將工人自救隊、工人利益維持隊等廣州工人武裝改編為統(tǒng)一的工人赤衛(wèi)隊，按行業(yè)編為7個聯(lián)隊。羅登賢同志參加赤衛(wèi)隊總指揮部的領導工作，并兼任第一聯(lián)隊隊長。工人赤衛(wèi)隊成立了秘密兵工廠，趕制了成批手榴彈、炸彈和梭鏢。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的槍聲打響，羅登賢同志帶領第一聯(lián)隊負責攻打公安局和保安隊。在起義后成立的廣州蘇維埃政府中，羅登賢同志在人民外交委員會工作。起義失敗后，他被迫轉移到香港繼續(xù)開展秘密工作。

由于國內嚴重的白色恐怖，1928年3月，共產國際同意在蘇聯(lián)境內召開中共六大。4月底5月初，周恩來等前往莫斯科參加六大。同時，中央決定由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三人組成中央臨時常委會，鄧小平同志為留守中央秘書長，主持國內工作。于是，羅登賢同志來到上海，擔負起黨所委托的重任。針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留守中央致力于開展反日運動，同時反對英美乘機加緊對中國滲透和控制；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加強城市工人運動；整頓和發(fā)展農村工作，組織指導農民暴動；指導福建、山東、江西等地工作，對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進行討論并給以指導；及時傳達貫徹黨的六大召開期間對國內工作的指示等。在這些工作中，羅登賢同志強調，要“注意發(fā)展黨的組織”“對土地、蘇維埃的宣傳要深入群眾”，要注意“暴動中的秘密工作”。在留守中央，羅登賢同志與李維漢、任弼時同志一起，在極度困難的形勢下努力發(fā)動群眾，運用靈活的斗爭策略，使處于低潮的中國革命漸漸獲得復興的生機。

1928年7月，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羅登賢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又相繼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全國總工會常委會負責人、中共中央軍事部書記等重要職務。他積極領導江蘇、廣東及全國的工人運動。他提議創(chuàng)辦《香港小日報》《南方紅旗》，以指導廣東省及南方局所屬各地的工作。他注重總結工人運動經驗，撰寫發(fā)表《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反革命統(tǒng)治下之最近職工運動概況》《加緊反對工廠法工會法的斗爭》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尖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散布的“階級合作”“勞資調和”等論調，強調中國工人階級要獲得解放，“惟一的出路，只有大家一致的組織起來，與全世界工人階級站在一條路線上，用自己的力量，推倒帝國主義及走狗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政權！”在羅登賢同志努力下，江蘇、廣東等地工人運動得到恢復和發(fā)展。難能可貴的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羅登賢同志較早地認識到工人斗爭“應采用新的戰(zhàn)術，不一定限定罷工，怠工”，應“與農民一致團結由斗爭到暴動，在斗爭中要有藝術的組織”，要注意與“布置農村斗爭的配合”，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

二、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的重要創(chuàng)建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黨中央派羅登賢同志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到東北指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12月，羅登賢同志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他領導東北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成為黨在東北發(fā)動抗日斗爭的領導者。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9月20日和22日，中共中央接連發(fā)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的宣言和決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抗日救國。在民族危難的緊急關頭，事變發(fā)生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羅登賢同志與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事變的性質，討論確定滿洲省委的斗爭任務和策略。會后發(fā)表《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指出事件的發(fā)生“不是偶然的。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xiàn)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動。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更有力的統(tǒng)治滿洲，侵略蒙古，以致使?jié)M蒙成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宣言》號召東北三省人民“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占據滿洲”“發(fā)動游擊戰(zhàn)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這個公開宣言，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尖銳批評了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號召全東北人民緊急行動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據馮仲云同志回憶，1931年秋，羅登賢同志召集北滿中共高級干部在哈爾濱馮仲云同志家里開會，他說：“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敵人在那兒蹂躪我們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那兒和人民一起抗爭。”“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要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誰就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羅登賢同志鏗鏘有力的話，堅定了東北共產黨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祖國爭取東北解放的決心。

羅登賢同志領導滿洲省委積極整頓各地黨的組織，加強對東北抗日斗爭的領導。當時滿洲的中共黨員只有2100余人，開展黨的工作非常困難。羅登賢同志迅速著手恢復各級黨組織，除組織成立恢復東滿特委、哈爾濱市委、奉天特委外，還直接領導磐石、海龍、安達、湯原、珠河、寧安等中心縣委的工作。羅登賢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一方面在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城市進行反日宣傳，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市民起來罷工、罷課、罷市，一方面在農村組織東北人民開展反日斗爭。在他和省委的領導下，沈陽、撫順、本溪、鞍山等地的工礦區(qū)數萬名工人舉行反日罷工，中東路、呼海路、吉沈路、哈爾濱電業(yè)工人及大中學校學生進行大規(guī)模的反日斗爭，東北各地農民也進行了大規(guī)模反日武裝暴動。東北三省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

羅登賢同志帶領滿洲省委貫徹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加強對抗日義勇軍的指導和協(xié)調工作。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實行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淪陷。中國共產黨關于驅逐日本侵略者出東北、堅決抗日的正確主張，得到了東北各階層人民的支持與擁護。東北三省民眾和一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不顧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命令，組織了救國軍、自衛(wèi)軍、反日總隊等各種武裝進行抗日。羅登賢同志和滿洲省委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的各種抗日義勇軍高度重視，發(fā)出一系列指示，加強對義勇軍工作的指導，提出“應該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加強政治軍事的領導”，從而“建立民眾的反日聯(lián)合”。根據東北義勇軍的不同情況，中共滿洲省委采取不同策略與他們加強聯(lián)系，派遣黨員、團員到義勇軍中去，從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反日會等進步團體選派骨干到義勇軍從事活動，還動員大批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參加義勇軍，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募捐以支持義勇軍的斗爭。以羅登賢同志為首的滿洲省委領導人不斷外出巡視，督促、檢查各級黨組織對義勇軍工作的具體指導情況。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的迅猛發(fā)展，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氣焰，滯緩了日軍的侵略步伐，鼓舞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信心和斗志。

羅登賢同志致力于建立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東北各地自發(fā)的抗日義勇軍成分復雜、組織混亂，甚至出現(xiàn)相互火并和自行分化解體的情況。羅登賢同志和滿洲省委認識到，要取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必須迅速創(chuàng)建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滿洲省委先后派出大批黨員分赴各地組織武裝抗日斗爭。羅登賢同志高度重視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親自向派往各地的黨員交代工作任務和方法，鼓勵他們?yōu)闁|北民族解放斗爭作出貢獻。被派出的共產黨員到各地后緊緊依靠當地黨組織，深入群眾，在南滿、東滿、北滿和吉東等地區(qū)創(chuàng)建了多支抗日游擊隊。這些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伍不斷發(fā)展壯大，后來發(fā)展成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組成部分。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誕生之后，就以嶄新的風貌活躍在抗日戰(zhàn)場上，成為東北抗日武裝的中堅力量。

羅登賢同志從九一八事變之前來東北工作，到1932年12月離開東北，作為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的重要創(chuàng)建人，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黨的正確方針，堅持抗日游擊戰(zhàn)爭，努力組建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領導抗日的忠勇實踐者。

三、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羅登賢同志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國。他在年紀很小時就同情勞動人民，具有強烈的擔當意識和反抗精神。在香港太古船廠做工時，一個新徒工遭到工頭毒打，年僅十幾歲的羅登賢同志挺身而出，對工頭說：“你不要打他，活兒做壞了是我的過失，我告訴錯了，該打該罰由我承擔！”結果，他也挨了工頭的打罵，但保護了新徒工免遭開除。羅登賢同志的這一舉動，使工友們深受感動。

羅登賢同志熱愛學習，堅持學習。他很小就去工廠當學徒，做工辛苦勞累，但他抓緊一切可能的條件學習知識，吸收知識。在太古船廠工作之余，他喜歡閱讀書報和練習寫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如饑似渴地學習。當時黨處于秘密工作狀態(tài)中，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缺少工作經費，他住在姐姐家一間又低又矮的小閣樓里，晚上點著小油燈閱讀書報和黨的文件，每每學習到深夜。在實際革命斗爭中，他抓緊一切時間學習，不斷提高文化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

羅登賢同志嚴格要求自己，對共產黨員提出明確的要求和標準。他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因為工作繁忙，省委秘書處曾有個別同志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問題。羅登賢同志嚴肅地指出：注意勞逸結合是對的，但在革命還未取得勝利的時候，萬萬不能在共產黨機關內提倡八小時工作制，八小時工作制是我們領導工人階級向資本家作斗爭的戰(zhàn)斗口號，亦是斗爭的目標和要求。共產黨員向黨提出這種要求是一種最可恥的行為。在他的耐心教育下，提要求的同志認識到共產黨員要獻身革命，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哪還有什么八小時工作制問題，從而提高了同志們的覺悟和工作積極性。

在革命斗爭過程中，羅登賢同志幾次被捕，都表現(xiàn)出堅貞不屈、英勇斗爭的革命氣節(jié)。在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中，資本家與香港當局勾結，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逮捕，并判處6個月徒刑。他理直氣壯地控訴資本家和包工頭剝削工人的罪行，申訴工人的悲慘生活，斥責香港當局對他的誹謗。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后，他轉移到香港，在嚴重白色恐怖下他再次被捕，在監(jiān)獄中受盡嚴刑拷打，始終沒有暴露黨的機密。在他離開東北后，來到上海。1933年3月，擔任全國總工會上海執(zhí)行局黨團書記的羅登賢同志參加全國海員工人會議時被叛徒出賣，又一次入獄。他在獄中與敵人進行了堅決斗爭。在他被捕后，宋慶齡同志多方奔走，積極營救。她評價羅登賢等同志是“中國的反帝戰(zhàn)士”，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

1933年8月29日，敵人決定秘密殺害羅登賢同志。在南京雨花臺就義之前，他大義凜然地說：“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羅登賢同志犧牲后，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中國論壇》上公開發(fā)表了題為《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羅登賢的名字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文章，高度贊揚其革命功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了紀念他，把江西省信康縣改名為登賢縣；1935年，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發(fā)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中，稱贊羅登賢等“民族英雄為救國而捐軀”。

羅登賢同志從一個舊社會的工廠童工一步步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并為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英勇犧牲。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也是羅登賢同志誕辰110周年。羅登賢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獻給了中國人民壯麗的解放事業(yè)。羅登賢同志領導工人運動、領導東北抗戰(zhàn)、獻身中國革命的業(yè)績將永遠被后人銘記。今天我們紀念羅登賢同志，就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堅定不移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chuàng)的偉大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來源：《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