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我們革命，不就是為了打倒壓在人民頭上的貴族老爺嗎？

龍正才 吳楚嬰

烏石峰高，湘江水長。20世紀，湘江之濱的大山烏石峰下的茅舍中，有一位貧苦農民的兒子，15歲那年，因帶領饑民鬧糶，被人告發，為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離家鄉。幾年后，為生活所迫，不滿18歲的他到長沙靖港參加了湘軍，在湖南陸軍第二師當了兵，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在湘軍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他機智勇猛，得到連長、營長的賞識，被選送到團部的訓練隊學習。在《論立志》的作文中，他寫道：“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何所底乎？”把救國救民作為自己的責任，并為“富國強兵”的愿望奮斗畢生。他，就是彭德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民族獨立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戰功顯赫、享譽中外的人民共和國元帥。

“兩年的擔泥等于住了勞動大學”

彭德懷原名彭得華，生于1898年10月24日。他家和中國千千萬萬個貧苦農民家庭一樣，生活在風雨飄搖之中。他在《自述》中對其凄慘狀況作了如下描述：“家中無以為生，先賣山林樹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門戶，一概賣光。幾間茅草房亦作抵押，留下兩間棲身，晴天可遮太陽，下雨時室內外一樣。鐵鍋漏水，用棉花扎緊，才能燒水。衣著破爛不堪，嚴冬時節人著棉衣鞋襪，我們兄弟還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因父病母死，彭德懷8歲開始肩負起家庭生活的重擔，上山打過柴，下水捉過魚，給富農家放過牛，到煤礦挖過煤。1913年，烏石大旱，田土無收，窮人無米為炊，而地主暗地與奸商勾結，將積谷偷偷運到外地賣高價卻不肯賣給當地農民。15歲的彭德懷帶頭鬧糶，團防局以“聚眾鬧糶，擾亂鄉曲”為罪名要抓他。在堂叔彭五爺的資助與指點下，連夜逃走，去位于洞庭湖南濱西林圍當堤工。

尚未成年的彭德懷既當炊事員，又挑土壘堤，往返于沒膝的泥水中，累酸了筋骨，壓駝了腰背。辛辛苦苦做了兩年半工，僅得三擔半米的工資。因此，他不勝感嘆：“所謂洞庭湖區是湖南米倉，就是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積起來的。”由于殘酷的剝削，堤工們無法生活，幾次停工、罷工，要求增加工錢。但因沒有很好組織與領導而遭失敗。1916年春節前，彭德懷領頭，要求預發工錢過年。堤工局不但不答應，反而將彭定為“不安分子”驅逐出境。

沉重的勞動，使彭德懷心中充滿了對豪富者的仇恨和對貧苦大眾的同情，性格也越來越倔強。他后來回憶這段苦難經歷時說：“兩年的擔泥等于住了勞動大學，從這時起，我才認識到勞動人民的偉大和艱辛，認識了中國社會，同勞動人民結了深厚的感情，產生了挽救他們的思想。”

“懷是想念貧苦人民，德是為貧苦人奮斗，為國家富強而奮斗！”

彭德懷在逃離途中，躲進山洞避雨。見洞內水滴落處的石頭，已形成一個深深的窩，受到很大啟發：“石頭這么硬，還能被水滴穿，如果受苦人都像這水滴一樣，長年累月，堅持不懈地斗下去，這人吃人的舊社會不也會被滴穿、被砸碎嗎？人就是要有這么一股子勁才行。”于是他為自己起號“石穿”。

在走投無路之時，恰逢湘軍招兵，他帶著求生的愿望報了名。在寫上名字以后，又鄭重地寫下了剛為自己起的號：石穿。他決心以滴水穿石的意志尋找窮苦人的活路。他軍政訓練刻苦，作戰勇敢，在團部訓練隊學習時寫的兩篇作文得到好評。在《論立志》中，他寫道：“志不立，吾人無可成之事。國亡家亡，滅種隨之。覆巢之下，豈容完卵？弱肉強吞，莫此為甚。吾人生逢斯時，視若無睹，何以禽獸為伍……”在《愛惜光陰》中寫道：“大禹圣人愛惜寸陰，陶侃賢人尤惜分陰，況吾輩軍人乎！欲為國負重任者也，豈不勉哉……”

1922年報考湖南陸軍講武堂時，他將得華改為德懷。好友郭得云問改“德懷”是什么意思？他解釋：“懷是想念貧苦人民，德是為貧苦人奮斗，為國家富強而奮斗！”郭得云極為稱贊：“把你的號石穿聯系起來看，你是一個有抱負的人！”

由于訓練刻苦，作戰勇敢，他三年內便由二等兵升為班長、排長。但是，救國救民理想的實現卻未如所愿。他看到湘軍也同一切舊軍隊一樣，浸染著封建習氣。特別是看到一批從保定軍官學校來的年輕軍官，初來時滿腔熱血，但隨著自身地位和薪金的提高，追求升官發財，貪圖安逸享樂，吃喝嫖賭，他十分鄙視。他堅決不與他們為伍，而結交了黃公略、李燦等20多個真正具有愛國熱忱的士兵，秘密組織了“救貧會”，相約以救國救民為宗旨，不做壞事，不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討小老婆），不擾民。

1921年，彭德懷被任命為代理連長，率領一個加強排駐防華容縣注滋口。他應農民的要求，派三名救貧會員秘密處決魚肉百姓的大惡霸歐盛欽。但彭德懷不久被人告發，遭逮捕，幸于押往長沙途中，機智逃脫，在湘潭縣易家灣得船工羅六十老倌幫助，夜渡湘江，逃過一劫。而注滋口只停了一天稅收，百姓仍在受苦。彭德懷深刻認識到“殺一兩人無濟于事”，對救貧會員說：“中國如何得富強？過去只知道有滴水穿石那樣的意志去奮斗。現在明白了，沒有政治主張，沒有共同信仰的團體，共同奮斗，那只是一種幻想。”

“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彭德懷受過辛亥革命的影響，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十分欣賞。但是后來，他從實踐中看到辛亥革命沒有解決中國的問題，目睹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掠奪，軍閥的連年紛爭，政治越來越腐敗，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逐漸認識到自己在給軍閥當炮灰，要想富國強兵，依靠這種本身就黑暗腐敗的隊伍是根本沒有希望的。

在他彷徨和苦惱的時候，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開始北伐。彭德懷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他換上灰色軍裝參加了北伐。他看到一路上貼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標語，北伐軍在“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的雄壯歌聲中行進，為之振奮。在攻打武昌的戰斗中，彭德懷代理團長指揮一團作戰，有機會結識一師政治部秘書長、共產黨員段德昌。

段德昌在深入各團生活時，發現彭德懷與湘軍其他軍官完全不同，對他特別注意。彭德懷向段德昌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救國救民的愿望。段德昌針對彭德懷向往“耕者有其田”，告訴他：“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當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應當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由按勞分配發展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共產黨是按照這樣的理想而斗爭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已實行按勞分配，消滅階級剝削。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員就是要為這樣的理想社會奮斗終生。”

彭德懷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很快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了向往。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段德昌送給的《向導》《新青年》《共產主義ABC》《通俗資本論》等進步書刊，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莊重地向段德昌表達入黨的愿望，并要求派人來一營發展共產黨組織，只是由于國共合作，暫不在第八軍中發展黨員，他的愿望才沒有馬上實現。

在中國共產黨處于最困難、最危機的時刻，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慘遭殺戮的情況下，身為國民黨團長的彭德懷卻從大革命的失敗中真正認識了共產黨，他向李燦等救貧會好友表示：“走共產黨的路，決不回頭，這主意早就打定了。”他拋棄高官厚祿，毅然決然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他的申請得到批準。在入黨儀式上，他莊嚴宣誓：愿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犧牲一切，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他還懷著堅定的信念滿懷信心地對支部的黨員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

彭德懷一生傾注著對勞動人民真摯、深厚的感情，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說過：“離開了人民，我們就會一事無成。”在戰爭歲月里，他待士兵親如兄弟。長征時，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干糧分給部下一半。他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見面分一半嘛！”抗日戰爭時期，有人送他幾筒從日軍繳獲來的煉乳，他硬要把它倒進炊事班的開水鍋里，讓戰士們也能喝幾口。他說“有鹽同咸，無鹽同淡”。

在頻繁的轉戰中，每到一村一鎮，總是抓緊時間了解駐地群眾的生活，對最貧困者給以幫助。他常說：“群眾好比是水，我們是魚。如果沒有水，魚會變成死魚，樹會變成死樹。”抗日戰爭時期，他提出并在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就連在最艱苦的時候捋樹葉、挖野菜，也規定部隊不得在村莊附近與民爭采。他親自帶領干部攀巖越嶺到遠處山中去尋，把近處、平坦處的野菜、樹葉留給群眾。

革命勝利了，進城了，人民生活開始改善了，可他仍然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他住的老房“永福堂”破舊漏雨。他既不肯換新房又反對翻修與粉刷。他說：“哪里漏就補哪里，能住就行了。”“房子是住人的，不是圖好看的。”1955年，國家進了一批吉斯牌轎車，想把他那輛舊吉姆車換下。但他說：“世界上好東西多的是，總不能見到什么好就搞過來嘛！配車是工作需要，不是為了圖舒服，有個車坐就行了。”

彭德懷常常告誡干部：“我們革命干部在人民群眾中，時時刻刻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利益……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抬高我們，贊頌我們，害怕我們。”他對一些省、區在風景區內為中央領導蓋專門的招待所深感不安。他同省里負責同志說：“你們也許是真心實意尊重我們，但我也要真心實意告訴你們，我們不是帝王將相，你們這樣搞，是把我們往貴族老爺、帝王將相的位置上推，是在群眾面前孤立我們嘛！人民看到這些長期關閉的房子會怎么想？不罵娘，起碼也會覺得我們這些人太特殊了吧！這樣搞，有什么必要？我們來了，住個普通招待所有什么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們革命，不就是為了打倒壓在人民頭上的貴族老爺嗎？”

“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死不瞑目！”

彭德懷為人剛直爽快，光明磊落，敢于堅持真理，敢于直言，最反對虛偽和明哲保身。他常說：“一個負責干部，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這才叫負責。”

1958年，他去過河北、甘肅、青海、陜西等十多個省、區檢查工作。在各地，他看到一些已經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大棵的樹被砍來燒炭煉鐵，深為人民的生活擔心。他對各地宣揚的畝產稻谷幾萬斤、紅薯幾十萬斤的“高產典型”十分懷疑，想回自己的家鄉看個究竟。晚上在老家召開的座談會上，見社員說話吞吞吐吐，干部報的產量差別很大，感覺大家沒有反映實情，便在會后冒著寒風來到田邊，打著手電蹲下數禾蔸。他對同去的干部說：“你們看，禾蔸這么小，禾苗香棍子粗一根，會有幾千斤一畝嗎？我們那時在家作田，一畝扮（注：湖南方言將收割稱為“扮禾”）上500斤就算好禾咧！”干部們這才承認，畝產數字是喊出來的，都怕說少了被扣上右傾保守的帽子。彭德懷嘆了口氣說：“說大話、講假話，把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丟光了！”“過去紅軍戰報，講繳獲，講俘虜，一是一，二是二，都不虛報。講假話不得了啊！一害自己，二害國家，沒有一點好處。”又說：“我這個人，拿共產黨員十條標準來衡量，還很不夠。但有一條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講真話，實事求是。”

廬山會議遭到錯誤批判后，他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但他不計個人榮辱得失，在謫居的吳家花園開荒種地，仍要看看一畝地到底能產多少斤。他用精心耕作的“實驗田”證明，所謂畝產幾萬、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完全是吹牛。他一面勞動，一面學習，閱讀了大量馬列原著和一些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他表示：“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死不瞑目！”

他注重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進行探索。他說：“干什么光憑好心腸不行，得先學習，先調查。”1961年11月3日至12月23日，他在湘潭進行了50天的農村調查，寫下了5個調查報告。

1965年，他赴任三線副總指揮，帶到成都的書就有20多箱。他說對工業是外行，準備邊干邊學。“文化大革命”中，他身陷囹圄，長期遭受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但他仍矢志不移地學習，探索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律。在接受審查期間，他說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求訂閱多種報紙，提供一些書籍。他說：“我希望你們在審查期間，再給我認真讀書的機會。革命的人生，就是學習和工作、工作和學習的循環往復的過程，還有其他嗎？沒有了！”他寫信給侄女梅魁，請她幫助買一些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他還給四川省三線建設辦公室會計寫信，說眼鏡度數不夠了，不便看書，請多郵一點錢讓他配副眼鏡。為了追求真理的學習，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

（來源：《新湘評論》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