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與不朽

——憶外公肖勁光在延安的抗戰歲月

李江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場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取得的偉大勝利，永遠鐫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如今，盡管抗戰的硝煙早已散盡，但那段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歲月，卻時時縈繞在每位中華兒女的心頭，久久不能忘懷。

我的外公——肖勁光大將，作為這場戰爭的親歷者，回憶最多、給我們這些后生晚輩講得最多的，就是黨中央在延安領導各抗日根據地和全國人民抗戰的那段艱辛歲月。在黨中央進駐延安7個月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外公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執掌陜甘寧邊區的防務。每每講到斗爭中的風風雨雨，戰場上的日日夜夜，每每憶起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獻出寶貴生命的戰友、同志，外公都會沉思、哽咽。

“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領導下工作八年之久，這是我一生革命經歷中受主席教誨最經常、最深刻的一個時期。”——1976年4月，外公在給毛澤東主席的一封信中這樣深情款款地寫道。隨信附上的還有，延安時期他親手經辦的140多份毛主席的珍貴文電手稿。

這些珍貴手稿，記載了毛澤東在延安指揮抗日戰爭時，針對不同的斗爭形勢，提出的許多重要的抗戰策略和斗爭原則。這些珍貴手稿，外公在身邊珍藏了三十多年，從延安帶到東北，從東北帶到湖南，又從湖南帶到北京，跟隨他經歷了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也經歷了“文革”十年，如今在中共中央檔案館作為珍貴史料永久留存。

抗戰八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外公，負責陜甘寧邊區的多項重要工作，參與很多重大戰略的決策工作。一些重要會議、重大活動，一些重要戰略思想反復研究、成熟定型的過程，外公在幾十年后的回憶中，對每一個細節都記憶猶新、如數家珍。

見證洛川會議

外公印象最深的，當屬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重要會議——洛川會議。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炮火的催促下，南京政府終于與我黨達成協議，將紅軍改編后開赴山西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作戰。為了研究確立軍隊開赴前線與國民黨軍隊共同抗日的政治、軍事等一系列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7年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澤東把外公叫到他的窯洞里說：“黨中央的這個會議準備去洛川開，你去打個前站，安排個開會的地方。不在洛川縣城，那里不安全，要選個安全的地方。”

接受任務后，外公馬上帶人驅車出發，那幾天正趕上連日大雨，河川里黃水滾滾，山梁上不時有塌方，道路泥濘，很不好走。外公他們乘一輛大卡車，七十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馮家村停了下來。這里距洛川城大約有十幾里路，又靠近大路，來往比較方便。進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窮，沒有幾棟像樣的房子。挑來挑去，只有一個廟宇還稍微好一點，便收拾了一下準備給毛主席住。

村邊有一家姓馮的先生開的私塾，有幾間房子，外公他們和馮先生商定，讓小學生們放幾天假，借了這個房子做會議室。其他領導同志的住處都是租借老百姓的房子，條件都比較差。一扇門板架在水缸上，就是當時外公的床。就是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里，黨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

據外公的回憶，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做了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后，大家討論很熱烈，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比如，毛澤東特別強調團結問題，這個團結，一方面是指國共兩黨的團結，另一方面是要團結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進行抗戰，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黨的政策要做相應改變，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既團結農民各階層起來抗戰，也要團結開明紳士和地主起來抗戰，對資產階級、民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的政策也要做相應的改變。

這一點引發了與會同志的熱烈討論，因為這確實是一個轉變，中心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進攻面前，怎樣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進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戰。

洛川會議上討論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抗日戰爭的軍事指導方針。毛澤東提出，出征以后，主要的作戰方針是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會上，有一部分同志主張以運動戰為主，部隊開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擴大我軍的影響，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他著重從中日雙方戰爭的特點出發，說明游擊戰爭最能發揮我軍的優勢，是最有效的打擊敵人的戰略戰術，也最有利于發動群眾。

外公在回憶中跟我們說，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盡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它同時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上存有差異。在以后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黨內的思想也逐步從理論到與實踐的結合上統一起來。

洛川會議給外公印象最深刻的是建立抗日根據地。對于這個問題，會前毛澤東就多次找外公談過，并且已經確定外公留守陜甘寧根據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陜甘寧根據地，使陜甘寧成為全國抗日的大本營。

會上，有少數同志提出，陜北地瘠民貧，不宜做抗日大本營，擔心主力走后，根據地守不住，主張黨中央隨著主力走。毛澤東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陜甘寧根據地是十年內戰后留下的唯一根據地，是我們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這樣一塊根據地對我們來說十分寶貴，它的存在意義重大。陜甘寧有它的優勢，從地理條件上說，它交通不便，又有黃河阻隔，是敵人進攻的薄弱環節。它距離華北前線不遠，指揮比較便利。從根據地現狀來說，由于大革命的影響，當地群眾有較高的覺悟，我們又有了兩年的工作基礎。主力開赴前線，對敵人是很大的威脅和鉗制。我們再留下一支部隊，黨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

對于毛澤東的分析，外公心悅誠服。在會上，他表達了贊同的意見，認為要完成保衛陜甘寧、保衛黨中央的任務，必須要留下一支部隊。后來，大家統一了思想，決定從整編的各部隊中抽出一部分部隊留守陜甘寧根據地。

以后的實踐證明，洛川會議的這一決定是很英明的。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中央在陜甘寧安然無恙，邊區成為模范的抗日根據地，成為聯系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樞紐，成為培養干部的基地，同時在政權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軍隊建設、反頑斗爭的政策和策略、生產自救等各個方面，向各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組建留守兵團

洛川會議結束后，外公回到延安，按照會議決定著手整頓留守部隊。剛開始時，留守處機關只有十幾個人，部隊除主力紅軍留下一部分外，還有陜北的地方部隊。1937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陜北紅軍按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進行改編，給留守部隊下達了“保衛邊區、肅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問題”，“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戰斗力，加強戰斗準備，培養與積蓄干部”的指示。

為了加強領導和指揮，中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對內改稱留守兵團，并決定由外公擔任留守兵團的司令員。

留守兵團建立后不久的一天，外公去毛主席那里匯報工作，談到留守兵團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提出如何抓好這支隊伍建設時，毛澤東強調指出，要把這支來自各方面的比較散亂的部隊，建成一支具有很強戰斗力、打不爛、拖不垮的正規兵團，關鍵就在于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去做，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團結。他還要求外公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談談部隊的情況，匯報工作。

外公每回憶至此，都深有感慨：“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繁忙，卻那樣地關心留守兵團的建設，這使我感到充滿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團召開了第一次兵團首長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也是留守兵團的正式成立大會，是個確定方向、制定措施的決策性大會。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還風趣地拍著外公的肩膀說：“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團吃飯。”在會上，外公提出了“任務重于生命”作為留守兵團的行動準則，號召留守兵團的全體指戰員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陜甘寧邊區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隨后，留守兵團便投入了緊張的剿匪、河防等戰斗當中。留守兵團創建之初，陜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還很混亂，當時邊區縣境內，共有土匪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槍。在經過反復研究，決定采取機動靈活的猛打窮追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軍事圍剿戰術，歷時一年時間，經過數十次戰斗，各地的土匪基本肅清。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靜。外公來到毛澤東的住處，他照例還在燈下工作。外公向他匯報了留守兵團的工作，當說到邊區境內的土匪已經基本肅清時，毛澤東露出又驚又喜的神態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外公向他詳細匯報了剿匪的經過和戰果，主席聽了十分高興，當即拿起筆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進行通報，表彰了邊區軍民。

陜甘寧邊區的東邊是奔流不息的黃河天塹。除了承擔靖匪任務，留守兵團還擔負著守衛河防、阻止日軍西渡的艱巨任務。防線北自府谷，南到宜川，蜿蜒一千余里。這段黃河當時是陜甘寧邊區通向各抗日根據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鞏固，不但邊區不得安寧，而且勢必割斷中央、軍委與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

重任在肩，怎樣完成好這項任務，成為外公經常思慮的一個重大問題。

對于河防戰斗，根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外公提出了要執行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通過幾次戰斗之后，各部隊取得了一些實際而有效的經驗，其中主要有兩條：一條叫“半渡而擊”，就是說，在敵人未到達我火力地帶以前，要善于隱蔽，頂住敵人大炮、飛機的狂轟濫炸；待敵人進入我火網，就應最大限度地發揚自己的火力，大量殺傷敵人，或擊敵于岸邊上船處，或擊敵于航渡中，或擊敵于登陸之際。這一條是受我軍的武器裝備處于劣勢這一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另一條叫“主動出擊”，就是說，不能采用單純防御的戰術，而要選擇時機，于戰斗前，或于敵人潰逃時，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隊，到河東去襲擊敵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隊。

1939年8、9月間，由于河防緊張，黨中央決定調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陜北，加強河防守備力量。當時，正處于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邊區內外的頑固派正在到處尋釁鬧事，制造摩擦。為了不給頑固派造謠生事以任何口實，在下令調動三五九旅的同時，毛澤東指示外公把這件事向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和駐榆林地區的鄧寶珊報告一下。

外公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將電文起草好后，送給他審閱。毛澤東認為電文表達的意思不夠充分，措辭也不夠策略，隨即將電文全部改寫了一遍。電文力陳為執行閻、鄧多次要求加強防御的電令和日寇猖狂、屢犯河防之事實，說明調王旅是加強河防的需要，同時說明這一軍事行動既是受制于八路軍總部，又對國民黨當局以充分的尊重。

在電文后面，毛澤東還附筆提示外公：“肖：此電待王旅確到河邊并先頭部隊開始渡河時才發，不要發早，也不要發遲了。”主席對發報時間考慮得這樣細致，很有道理。發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傳出去，可能節外生枝；發遲了，先斬后奏，又難免閻、鄧怪罪。正是由于電文無懈可擊，時機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閻、鄧的認可。在處理這件事情上，外公再次感受到毛澤東在處理我黨我軍與國民黨統一戰線關系時的一些策略思想。

就這樣，在三五九旅的助防下，留守兵團自成立后，在晉西北、晉西、晉西南八路軍的配合下，先后對日作戰七十余次，給了敵人以嚴重打擊，加上當時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如火如荼，日軍的力量遭到很大削弱。

以斗爭求團結

在擔負剿匪和河防斗爭任務的同時，留守兵團還要與邊區內外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進行緊張的斗爭。摩擦與反摩擦的斗爭，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斗爭的特殊形式，不僅直接關系到邊區的鞏固和安全，也直接關系著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堅持，關系到全民族抗戰的根本方向。

據外公回憶，陜甘寧邊區的整個反摩擦斗爭，自始至終都是在黨中央，特別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他對斗爭的情況了如指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善于從斗爭實踐中，及時發現和提出問題，及時歸納、總結經驗，并及時提醒大家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

許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爭原則，就在這時產生了。比如，“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在同頑固派作斗爭時，必須堅持自衛的原則，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要堅持勝利的、休戰的原則，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打擊他們的反動政策，使其收斂，又盡量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內。

當時，外公是名正言順的經國民黨任命的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所以，在處理陜甘寧邊區的摩擦事件中，和國民黨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外公，給國民黨軍政要員發電報交涉也大多是用他的名義。那些發給上至蔣介石、程潛、胡宗南，下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處長的電文，以及有關反摩擦斗爭的聲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親筆修改的，其中不少還是主席親自起草的。

外公常對我們講，那段時間，他有機會直接學習毛澤東偉大的戰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爭藝術，受到終生難忘的教益。

在談起那段復雜斗爭時，外公特意提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陜甘寧邊區的摩擦和反摩擦斗爭并沒有止息，他和王若飛同志去秋林鎮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談判的事。

那是1940年春天，離開延安時，毛澤東交給外公一封致閻錫山的親筆信，并對外公他們說：“你倆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殺人略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你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么現在又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請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外公他們到達秋林鎮時，閻錫山本人不露面，派了一伙人進行糾纏、圍攻。有的自稱是新聞記者，用挑釁的口吻，提出一連串問題故意刁難。對于一些不懷好意的發問，外公他們根據事實，嚴詞予以駁斥；對于那些不便說明的問題，則使用外交辭令“無可奉告”。

外公他們堅持要與閻錫山面談，面交毛主席的親筆信。這時，閻錫山才不得不出來見面。這位在山西稱王稱霸幾十年的軍閥，此時已經是老氣橫秋、步履艱難，他在閱讀主席的親筆信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

毛澤東在信中寫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話，閻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成“我必自衛”。在原則問題上，外公他們當然沒有讓步。經過談判，閻接受了我黨主張，達成了不再進攻八路軍防地和陜甘寧邊區的君子協定，同意雙方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的細節問題。這些協議，減少了摩擦，對于當時的團結抗日，對于邊區的鞏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首創“雙擁”共建

外公的一生，做過軍事工作，也做過政治工作，也有過軍政工作一肩挑的時候。外公經常跟我們說，從個人的愛好上說，他更酷愛軍事工作，總希望自己帶的部隊，充滿生龍活虎的朝氣，有生氣、有戰斗力。

在延安，外公非常重視他所領導的留守兵團的建設，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當時思想教育最經常的一項內容是增強團結的教育，在這一點上，毛主席也十分重視，他和外公談過很多次話，談得最多的就是團結問題，特別是軍政、軍民團結問題。

1942年前后一個時期，留守兵團與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中央西北局關系不夠協調，主要原因是在相對安定的條件下，軍隊長期駐在一個地方，軍政軍民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小的矛盾、糾紛。針對這些問題，外公責成留守兵團政治部編寫了《擁護政府愛護人民講話材料》，對部隊進行擁政愛民宣傳教育。

與此同時，外公親自主持研究起草了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關于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具體開列了留守兵團各級軍政機關必須執行的12個方面的內容。

其中，第二條規定：“軍隊必須尊重各級政府機關，對于政府負責人，應以本部隊首長同樣看待，不得輕視與污辱。軍隊無權逮捕政府人員與人民”；

第五條規定：“軍隊與人民須建立密切關系，愛護人民尊重群眾的人權、財權、地權，不得侵犯人民一針一線的利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隊必須了解與尊重民情風俗，舉行與人民送節禮、祝壽、拜年與婚喪等應酬，以建立與人民的良好感情”；

第十二條則明確提出：“擬定今后二月為邊區部隊擁政愛民運動月，以掀起部隊擁政愛民的熱潮，推動今后擁政愛民工作的開展”。

同時，留守兵團還制定公布了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個《擁政愛民公約》。

在這些文件精神的指導下，1943年春節，陜甘寧邊區的“擁政愛民”活動、“擁軍”活動開展得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外公組織留守兵團機關部隊的領導，分頭到部隊駐地群眾中走訪，檢查群眾紀律，送醫送藥，幫助群眾解決困難。邊區政府各級行政部門也全面檢查各村鎮優待抗屬、烈屬和退伍傷殘病老革命軍人的情況。

整個春節，到軍委和留守兵團機關、部隊慰問演出的群眾、文藝團體絡繹不絕，邊區內部隊駐地軍民聯歡活動此起彼伏，演出場地上人山人海，鑼鼓鞭炮、歡歌笑語，響成一片。

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陜甘寧邊區的這些做法，號召各根據地軍民普遍開展這一活動，“雙擁”運動從延安迅速發展到各個抗日根據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熱潮。自此，“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成為黨和軍隊的優良傳統，一直傳承至今，在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

回望抗戰、反思既往，確實有太多太多的回憶在腦海中盤旋。外公雖然已故去多年，但他給我們講述的這些斗爭、這些歷史，已經深深扎根于我們晚生后輩的腦中心中。今天，當偉大的祖國正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時，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到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重要意義。

在新的征途上，我們更需要繼承先烈遺志，發揚抗戰精神，凝聚起實現國家富強、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以不負先輩英靈的不朽功勛。

（作者為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副書記）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0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