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國家危難之時，我們豈能不聞不問？

文熱心

踏上征途：男兒怎能戀守幾畝地幾間房？

在瀏陽中和鄉蒼坊村西嶺山下，有一座坐北朝南、小青瓦、磚木結構的典型湖南農家小院——胡耀邦故居。

這里房前有一條寬約數米的溪流——敏溪，流水叮咚，潺潺不斷，流入瀏陽河，匯入湘江。

胡耀邦這位湘江之子，在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時，還是文家市里仁學校的學生，他“爬到學校的圍墻上，凝望著毛澤東率領的工農子弟兵”，敢于擔當的精神因子也融進了他的血脈。

在縣城中學讀書時，國民黨縣黨部要員到學校上訓育課，要求學生“要緊的是做學問，要安分守己，畢業后為國家做事業，為個人爭前途”。可胡耀邦不以為然，說：“東北三省雖然易了幟，但是日本人的軍隊駐在那里，長江里的外國軍艦還掛著旗幟橫沖直撞……我們學生當然要讀書，但要關心國家大事。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危難之時，我們豈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國家不太平，書也讀不成……”

隨著家鄉成為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中心地帶，他也當起了兒童總團長。1930年11月，中共湘東特委挑選年輕干部，胡耀邦經考察被選中。15周歲尚未滿的他告別父母兄嫂，出發前往江西。臨行前，他回答一些不太理解的同學說：男兒怎能戀守幾畝地幾間房，要離家出去闖天下。

“征糧官”，小個子隊長的大擔當

1936年初，毛澤東率領紅軍東征時，胡耀邦擔任的是“糧草官”——石樓縣征兵和給養工作隊隊長，負責在當地擴紅籌款征糧。

石樓縣，人口僅萬余，是呂梁山區的貧窮縣之一。加之這里是新區，百姓并不了解共產黨、紅軍，胡耀邦等工作難度可想而知。他帶著工作隊員挨家挨戶宣傳黨的政策，講解紅軍干革命是為了窮人……針對百姓聽不太懂南方話，對一些新鮮名字一時難以理解的情況，采用編順口溜、文藝演出、辦墻報、開會等多種形式，使宣傳內容家喻戶曉。他精干的身影、嘹亮的嗓音吸引了晉北的青年農民，很多人報名參了軍，籌款征糧的成績也很突出。石樓縣很快成為紅軍在黃河東岸的一個活動基地。

石樓縣“變了顏色”，胡耀邦卻由于勞累過度病倒了。盡管如此，胡耀邦還是掙扎著吩咐警衛員李柱：“我有病，你有事去找李富春解決。”李富春由此得知他的病情，打電報從前方喚來軍醫，這才讓他活了過來。

5月中旬，在延川縣大相寺舉行的東征總結會議上，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次東征，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備了財物。因為在此之前李富春曾向毛澤東介紹過21歲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績和工作精神，毛澤東說到此時特意問：“那個胡耀邦來了沒有？站起來給大家看看。”胡耀邦應聲站了起來。毛澤東說，哦，是個小個子隊長呀！毛澤東很有興趣地問了他一些情況，并讓他向大家說兩句。胡耀邦把工作說得既簡要又條理分明，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勇救同志：上演一場“單刀赴會”

1938年4月，任抗大一大隊政委的胡耀邦隨隊移駐瓦窯堡米糧山。瓦窯堡距離延安180里，是子長縣（原安定縣）政府所在地。建立統一戰線之后，陜甘寧邊區各縣國共雙方都互設機構。國民黨方面挑起的“磨擦劇”也在子長縣經常上演。

1939年初，國民黨方面制造事端，欺騙中共子長縣縣長薛南斌到縣城開會，以征兵、職權糾紛為借口，扣留了薛南斌。胡耀邦聞訊后立即緊急集合一大隊學員，作好交涉的準備，同時與王震緊急聯絡，讓三五九旅戒備待命。接著，胡耀邦和宣傳干事牛克倫來到國民黨縣長田杰生的縣政府大院。田杰生聽說八路軍找他，被嚇得半天不敢出來，后來知道來的就是兩個，又沒帶武器，才出來迎接。胡耀邦開明宗義地向他說明來意，直奔主題：“抗大到貴縣以來，對民眾秋毫無犯，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卻說抗大來與民爭利，這明明是挑撥我軍民關系，破壞后方安定。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襲擊抗大人員。”說到此，胡耀邦發問：“這些情況你知道么？”田杰生故作姿態，推說自己不知道。胡耀邦怒問道：“你身為一縣之長，而且自稱那樣能干，怎么連這些事也不知呢？”接著，胡耀邦嚴正地說：“一切主張團結抗日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都會與他合作，凡是破壞團結抗日的人，都是漢奸，都不會有好下場！”田杰生明白“漢奸”一詞的分量，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只得將薛南斌放回。

毛澤東聞知此事，特意把胡耀邦找去，詳細了解事情經過。稱贊胡耀邦說：你還演了一出單刀赴會呀！

推行新政，“耀邦瘦了，陜西肥了”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為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同時保留團中央第一書記原職。11月30日晚，他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到西安上任了。

陜西當時形勢嚴峻。胡耀邦經過調查，決定推行“新政”。1964年12月24日，他完成了全文九千多字的《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報告：〈走馬到職報陜情〉》報告。報告中提出的施政設想要點是：糾正打擊面過寬的干部政策，“把生產搞上去”等。

1965年2月5日，春節剛過，胡耀邦來到安康地區，8天時間跑了7個縣。他對“生產之凋敝，經濟之蕭條，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感受”，以“一種救人如救火、救生產如救火”“憂人之憂，急人之急”的公仆情懷，于2月12日親筆起草了《電話通訊》，以急電向省委辦公廳發出。《電話通訊》提出正確貫徹執行《二十三條》的問題，其主要內容是：擺正革命和生產的關系，把生產擺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過碎；在領導生產方面放寬一些，不要想得太窄；在經濟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可是西北局已經在以階級斗爭為綱軌道上的慣性前行，并不允許胡耀邦施行“新政”。1965年3月11日至17日，胡耀邦受到嚴苛的圍攻。刺激和壓力使他身心俱疲。17日，他病倒了。經過兩次會診，結果是因大腦神經緊張和疲勞，聽力和視力嚴重衰退，肺部出現氣腫，屬于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有生命危險。就這樣，胡耀邦一邊住院治病、書寫檢討，一邊繼續工作、接受批判。到了5月，陜西省委根據西北局指示，準備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名為總結省委工作，實際是全面清算胡耀邦一月工作會議以來的言行。

6月中旬，葉劍英元帥偕同張愛萍、張宗遜將軍等來西安考察軍事工作。在西北局、陜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接風宴上，張愛萍說：“我們一進潼關，就看到陜西的麥子長勢喜人，看來又是一個大豐收。耀邦瘦了，陜西肥了，耀邦對陜西是有功的啊！”可客人委婉的勸說，并沒有警醒那些整人的領導。飯后，葉劍英把胡耀邦單獨留下聊天。胡耀邦扼要地敘述二百天的工作和現在的處境，說“我已經作了六次檢討，還說我認識不上去，通不過”。葉劍英讓他“在西安說不清楚，回北京去說。”胡耀邦說：“我走不脫呀？！”葉劍英說：“我帶你走。”6月20日，葉劍英親自安排，將本來到機場送行的胡耀邦拽上軍用專機，神色凝重地說：“耀邦走吧！這個地方不好搞啊！”

盡管胡耀邦在這年底被免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但西北局、陜西省對他的批判并沒有停止。而事實勝于雄辯，這一年，陜西省經濟出現空前轉機，糧棉產量超過胡的預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起草《提綱》，“是拚了一點老命的”

1975年7月，經歷了9年“文革”折磨的胡耀邦，被葉劍英舉薦參加復出的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被指定負責中國科學院黨組工作并兼任副院長。

胡耀邦有一個信念，這就是國家不能再亂下去了，特別是科技工作必須跟上世界潮流。他首先著力糾正各種荒謬觀點。于是，許多“胡氏語錄”至今印在人們腦袋里：

——科研人員搞科研就是結合實際，為什么一定要到工農生產中去？科學院就是科學院，不是生產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

——什么叫“開門辦所”？七機部開門辦？原子能所加速器開門辦？還要保密呢，連參觀都不讓。

——設所長就是修正主義？設室主任就是修正主義？我看這是形而上學。有人說這是“復舊”，復舊就復舊，不要在乎！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犯罪……搞業務的臺風要刮起來。

……

支持搞科研的鮮明觀點，敢于否定各種謬論的氣概和這些極富個性的“胡氏語錄”，使科研人員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從事科學研究為國效力了。造反派頭頭的氣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斂。胡耀邦很快獲得科技人員的信任。

整頓工作有了頭緒后，胡耀邦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匯報提綱》上來。8月1日，胡耀邦在部署提綱的起草工作時，對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講了想法，并限定李昌、王光偉、胡克實帶領的起草小組一個星期內交稿。草稿寫出來后，從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為《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討論稿）》。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用胡耀邦自己的話說是：“這一個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這個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話，是拼了一點老命的。”這一稿作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的名義上報，由鄧小平轉呈毛澤東。可是，毛澤東既沒有批示也沒有退回這份稿件。

原因是形勢急轉直下，鄧小平再次陷入被動。在這種大背景下，胡耀邦、《匯報提綱》、中科院的整頓工作遭受厄運也就必然了。在隨之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匯報提綱》被列為“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大批特批，胡耀邦也被停職反省。有造反派指責他，說他在《匯報提綱》里提出的“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觀點，搞“唯生產力論”。胡耀邦回答說：“我不懂什么‘唯生產力論’，我只知道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沒有瓦特發明蒸汽機，能有英國的工業革命嗎？”批判會只得草草收場。

主持平反，“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委派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出任這個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舉薦的。后來經過反復商議，華國鋒、鄧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

12月15日，胡耀邦來到中組部上任。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期間，率先向“兩個凡是”發起挑戰，深得民心。所以，中組部的同志對胡耀邦來主政是熱烈歡迎和備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馬上任時，等待他的不只是歡迎的鞭炮，還有檔案室里堆積了好幾間屋子的冤假錯案材料。自然，平反冤假錯案也就成了他上任后首要任務。

他決定復查“六十一人”案。考慮到案情重大，他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聽后也吃驚，便問道：“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回答說：“實事求是，該翻就翻。”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材料上批示說：“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宣布為“六十一人案”平反。

在處理彭德懷、陶鑄的案子時，遇到了原專案辦公室不移交材料的難題，審干局的同志只得前來訴苦。胡耀邦對他們說：“急也沒有用，不等了，我們自己干”——即另起爐灶搞材料，并用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聯語勉勵大家，并說：“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國復查案件涉及近500萬人，屬于“文革”中立案審查的案件約290萬人，歷史遺留案件188萬件；平反糾正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復查改正錯劃右派54.7萬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2.5萬人；為47萬多名中共黨員恢復黨籍；再加上數以千萬計的受牽連的干部、群眾及親屬，解決了殃及一億人的問題。任仲夷說：“平反冤獄……公認除了耀邦，任何人辦不到。”

（來源：《新湘評論》2015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