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習仲勛長葛調研提出的判斷

李慶剛

1961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著名的調查研究之年。面對“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全面緊張，全黨和中央決心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根據中央安排，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率領中央工作組一行12人，到河南省長葛縣開展了為期四個半月長達135天的調查研究工作。在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勛代表工作組向黨中央連續上報了十多份調查報告，系統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護農村勞動力、實行多勞多得分配制度、調整社隊規模、改進干部作風、貫徹群眾路線等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為中央的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對于指導河南乃至全國走出經濟困境，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給中央上報有關調查研究報告的同時，為指導地方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調研過程中習仲勛還作了幾次講話。在講話中，習仲勛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和判斷：“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判斷，在黨的思想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論斷，是1961年5月2日下午習仲勛在中共長葛縣委擴大會議上所作的一個長達7000多字的講話中提出來的。在講話中，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貫徹群眾路線為主線，以轉變干部工作作風為突破口，不留情面地批判了長葛縣辦公社以來不顧群眾利益、亂刮“共產風”的做法，指出這把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丟掉了，把高級合作社時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丟掉了。習仲勛嚴肅要求：把長葛縣所犯的“五風”錯誤編印成冊，保存起來，每年拿出兩次在干部會上打個招呼，引起同志們的注意。各公社也應該照樣辦，都要牢牢記下，不能忘了，忘記了，又會重蹈覆轍。這樣振聾發聵的批評，使地方干部受到了極大觸動和教育。

習仲勛來長葛調研之前，黨中央在1961年3月廣州工作會議上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規定人民公社既是基層政權組織，又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組織。公社實行生產大隊所有制，大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是直接組織社員生產和生活單位。“六十條”還規定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規模，由社員根據具體情況民主決定。但是，作為在“大躍進”時期因創造了“土地深翻法”而聞名全國的長葛來說，受“左”傾思想影響，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追求“一大二公”，致使長葛縣的社隊規模存在著過大的問題。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習仲勛指出：“大隊、小隊規模適當劃小，便于生活，便于生產，好處很多。”

習仲勛很注意總結運用在高級社時期形成的比較成熟的成功經驗。他認為，把大隊分成小隊，必須把一系列的問題，如三包一獎、四固定、分配制度、勞動生產管理等，一個一個地解決好，不能一哄而上。他指出：“分隊的時候，要有充分的準備，凡是公社沒有批準之前，原來的生產大隊對各生產小隊要繼續負責。”習仲勛要求：“分隊的過程，又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組織工作。要把原來高級社時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恢復起來。要立一套章程制度，使工作走上軌道。”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往往是在總結歷史經驗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習仲勛強調指出：“同志們必須明確，公社化是在高級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生產大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并非社為基礎，不能把高級社的經驗忘記了。”

“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判斷和提法，反映了習仲勛實事求是、清醒而睿智的眼光和政治遠見，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眾所周知，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是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的理論根源。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而僅僅過了兩年，到了1958年，就冒然提出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口號。但實踐打破了這種空想。經過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糾“左”，黨中央、毛澤東逐步劃清了公社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確現在所處的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剎住了“共產風”。但是，社會主義社會要不要劃分階段，當時中國社會究竟處在社會主義的哪一個發展階段，對這兩個問題并沒有搞清楚。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很顯然，毛澤東初步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不發達階段。這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得出的一個重要論斷。但也要看到，“不發達”和“比較發達”的說法，屬于形象化的表述，缺乏內在的規定性，對其內涵的理解因人而異。此后，毛澤東并未再進一步展開和細化這一理論觀點。

可以說，1961年5月習仲勛提出的“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對毛澤東所說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論斷的具體展開和發展。這也是筆者目前所接觸到的檔案材料中所記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最早使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提法。在黨的文件中出現這一類似提法，是在20年之后的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及至1987年8月，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據此，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明確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

理論探索的生命力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消減，反而因經受時間的檢驗而愈發凸顯其寶貴的時代價值和實踐價值。習仲勛提出的“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思想理論火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理論因子，愈益彰顯出持久的生命力。

（來源：《學習時報》2015年4月27日）